古希腊史——希腊化时期的历史

希腊化时期是指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前323年）和罗马的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31—公元14年）统治之间的三百年，通常被认为是希腊历史上乏味的和内部混乱的一个时期。身处两个“中心”阶段——雅典的古典时期和罗马的西塞罗或奥古斯都时期——之间，希腊化时期似乎只能是希腊城邦衰落之后的悲哀故事，先是被迫臣服于亚历山大及其继任者，然后又成为罗马人的附庸。

事实上，希腊化时期（的各个王国）既具有内部的一致性又能引发人们的话题兴趣。它的主要特征是，由亚历山大及其继任者建立的希腊君主国，控制了从希腊到阿富汗的广大区域。这些君主国对希腊世界的影响是本章的主题。我首先简要概述亚历山大的统治和四个主要希腊化君主国的历史。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新的王国巩固了希腊世界的扩张：国王们建立了新的城市，确保了希腊文化对当地文化的优势地位。政治权力与文化优势之间的显著联系与欧洲文化向殖民地的推广有着极为有趣的相似之处。君主国之间彼此竞争的需要刺激了管理和军事上的重要发展，进而巩固了王权。国王们统治着很多希腊城市，但是他们对这些城市产生了何种影响？附属于强权之下又意味着什么？归根结底，在这些城市内部，人们的生活由于君主制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

希腊化王国

亚历山大大帝是浪漫主义的原型之一，从古代到玛丽·瑞瑙特 ^[1] ，亚历山大传说的强劲生命力表明了这一点。亚历山大效仿荷马笔下的阿喀琉斯，以其军事天才和勇敢无畏赢得了巨大声誉。他身上被赋予了许多离奇的故事。例如，他的御用历史学家卡里西尼斯（Callisthenes）曾讲述了大海是如何从亚历山大的路上后退的，又是如何在他面前臣服的。尽管很多类似的故事让人将信将疑，但是早在亚历山大活着的时候，这些故事就开始流传了，这也能反映出他取得的成就匪夷所思。

他的父亲腓力（Philip）遇刺后，亚历山大继承了马其顿的王位，也继承了刚刚控制住希腊大陆事务的整个王国。他精力充沛地发动了对波斯的军事征服，以报复大约150年前薛西斯（Xerxes）对希腊的侵略，这是希腊的鼓吹者一直以来呼吁的事情，实际上早在腓力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实施了。不到一年，亚历山大就控制了土耳其西部的希腊各城邦，兵锋直逼格尔迪乌姆（Gordium）。格尔迪乌姆当地有故事提到过一个神谕：谁能打开把轭架绑在格尔迪乌姆古代国王战车上的绳结，谁就是亚洲的主人，亚历山大砍断了这个绳结。这个浪漫的故事可能是真实的。仅仅一两个月后，亚历山大在伊苏斯（Issus，公元前333年）击败了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大流士逃走了，但是亚历山大却得以转向南方，控制了腓尼基和埃及。从那里，他长途跋涉，向西穿过沙漠来到了宙斯·阿蒙神（Zeus Ammon）的圣所。这次长征没有任何战略目的，亚历山大只是向神灵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既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内容，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圣所，他被称呼为“阿蒙神之子”，这是对他神圣身份诸多暗示中的一次。在如此鼓励之下，他继续向北和向东进军，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在高加米拉（Gaugamela，公元前331年），他再次击败了大流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曾经威胁希腊人两百多年的波斯帝国，业已成为亚历山大的囊中之物。

亚历山大不只征服了波斯帝国，他继续把战争打进了波斯东部地区，镇压起义，建立新城。在遥远的东北部，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抵抗非常猛烈，但是亚历山大仍然打下了最后一个要塞，俘获了美丽非凡的女人罗克珊（Roxane）。他爱上了她并娶她为妻。他还着手做了其他事情。他穿越阿富汗（Afghanistan）进入了旁遮普（Punjab），在那里，击败了印度国王。只有发生在他自己军队里的骚乱才阻止了他继续向东前进的脚步，于是他取道巴鲁齐斯坦（Baluchistan），率兵返回西方。这是一次灾难性的行军，让人想起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撤退。两年之后，即公元前323年，他在巴比伦去世，年仅32岁。

亚历山大留下的不仅有征服的土地，还有君主制。君主制是马其顿国家的传统，直到腓力统治之前，始终处在希腊世界的边缘地位，而亚历山大成功地将其变成了中心，为其后的一系列希腊化国王提供了一个典范。王冠，即亚历山大佩戴的朴素的束发带，成为君主制的标准象征。“国王”的称号，可能是亚历山大对希腊人演讲时开始使用的，被所有希腊化统治者所使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此时对这一头衔的含义，总体上也有了被接受的条件。亚历山大的故事毫无疑问让人们对后来的国王怀有某种期待，即国王在接待来客时，应该有令人瞩目的相貌、尊贵的举止，或者说，要有傲慢的装腔作势和无礼的盛气凌人。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王权模式得到了确立。

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渴求的不仅是他的理想还有他的土地。他死后的二十年里，他的亲属和部将为了成为唯一的继承人，彼此之间进行了残酷的战争。但是这些企图都失败了，到大约公元前275年，地中海东部地区出现了3个王国，他们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罗马人的到来。首先，是埃及。亚历山大临死前将埃及托付给托勒密（Ptolemy），后来托勒密成功地建立了王朝进行统治，一直持续到其最著名的后代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被奥古斯都击败（公元前31年）。托勒密王朝也在很多时候控制着埃及以外的土地：利比亚、叙利亚南部、塞浦路斯、土耳其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爱琴海上的岛屿。

其次，是亚历山大征服的东方地区。公元前312年，塞琉古（Seleucus）占领巴比伦，标志着塞琉古王朝的建立。塞琉古王国在全盛时期的疆域远大于任何一个希腊化王国，它以叙利亚为中心，从土耳其西部绵延至阿富汗。但是它在东方和西方不断地丧失领地。在东方，有两个问题：多山的巴克特利亚省（Bactria，阿富汗）变成了独立的希腊王国（公元前256年）；新出现的非希腊人的王国帕提亚（Parthia，大约公元前238年）有效地阻断了塞琉古与东方的交通。

在西方，塞琉古王朝也丧失了领地。一个新的希腊王国阿塔利德（Attalids）建都帕加马，从塞琉古的领地里割走了土耳其西部。最早的两个阿塔利德国王（公元前283—前241年）还只是部分地独立于塞琉古王国，但是在阿塔鲁斯一世（Attalus Ⅰ）打败加拉太人（Galatians，约公元前238年）之后，已经具备了夺取国王名号的能力。公元前2世纪，在罗马的帮助下，阿塔利德王国的权力又有所增强，最终，在其末代国王在位时，将国家馈赠给了罗马（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世纪，塞琉古王国仅剩叙利亚北部地区（主要是由于内部纷争），最后也落到了罗马手中（公元前64年）。

最后，是马其顿。亚历山大本人出身于此的古老王朝灭亡了，对其土地的争夺战尤为激烈，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因为马其顿是亚历山大的国家。但直到公元前276年，安提格努斯·格拉塔斯（Antigonus Gonatas）才得以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权力。他的后代，安提柯王朝（Antigonid dynasty）的国王们延续了他的统治，直到公元前168年被罗马征服。

希腊化的范围

随着希腊文化传播到数千里之外，覆盖了整个中东地区，在亚历山大征服的地区里，发生了剧烈的文化变化。

过去，人们常常透过有玫瑰色彩的眼镜，把这个过程看作是文明送给蒙昧的野蛮人的礼物；毕竟，不列颠人也曾在他们的帝国内做过同样的事情。毫无疑问，希腊人自己也是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件事的。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后殖民时代，却进一步地意识到，文化与政治紧密相连：我们能看到希腊文化影响了其他古代文化，而且，希腊化这一过程也是王权的部分产物。

在希腊化进程中，新的希腊城市的建立至关重要（关于城市的设计，参见第453页）。据说，亚历山大自己建立了70多座城市（实际的数量应在一半左右），塞琉古王朝在从土耳其西部到伊朗的区域内建立了60个新的居住地。有些“新”城实际上只是老的居民点加上了一个新的朝代的名字和一个希腊政体。另外一些新城建在了从前城市化程度不高的地区。例如，塞琉古王朝的第二个国王就在波斯湾旁建立了一座新城，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安条克（Antioch），之后采取措施增加其人口，“邀请”土耳其西部的老城，曼伊安德河（Maeander）附近的马格奈西亚（Magnesia）向外派出殖民者。甚至在已经存在非常适合的居民点的地方，也建立起了新城。在埃及，建立了两个希腊城市，其中一个是亚历山大里亚，代替了古老的法老城市孟斐斯（Memphis），成为托勒密王朝的首都。巴比伦古城也被塞琉古王朝的新首都所取代，新都城是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Seleucia），距离巴比伦约50公里。这两个城市为希腊人相对于非希腊人的优势地位做了最为清晰的说明。

新建立的居民点在规模和地位上相去甚远。首先，塞琉古王朝在王国的不同地区建立了军事殖民地，从土耳其西部（似乎）到库尔德斯坦（Kurdestan）。这些定居地可能比较小，只有数百人，也很少有自治的机构，几乎完全依赖于国王。他们的目的是作为一种应对不满的防卫措施，所以居民有义务在国王的军队里服役（参见第377页）。其次，也有一些独立的新城，人口约数千人，最大的可以达到亚历山大里亚的规模，这是伟大的文化中心，在公元前1世纪，该城被认为是（地中海）世界的最大城市。

这些城市的文化具有强烈的希腊色彩。最明显的标志是，一种新的希腊语——白话或共通语（koinē）得到了发展，这种语言超越了古希腊的各种方言（多利亚语、伊奥尼亚语等）之间的差异。总体来说，在语言和资料文字中，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语言来自希腊世界里的哪个地区。而且，城市的政治机构严格效仿了传统的希腊实践。例如，波斯王国的四大中心之一苏撒，在公元前4世纪末，被重建为乌拉欧斯（Eulaeus）河畔的塞琉西亚城。300多年之后，这个已经属于帕提亚帝国的城市，仍然保留着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城市相似的政体。议事会提议和审查公共职位的候选人，然后由全体公民进行选举。城市里也有财务官和执政官集体，其中两名执政官的名字用来纪年。塞琉西亚说明了希腊体制的“输出”以及希腊体制能在异国他乡保持下来的韧性。

地图6　亚历山大的远征

支撑城市希腊文化的一个关键机构是体育馆（gymnasion，参见第268页）。体育馆不仅仅是休闲的场地，还是锻炼身体和提高精神文化的教育机构。体育馆是位于城市中心的建筑物，例如，亚历山大里亚的体育馆被认为是全城最美的建筑。更为重要的是，城内所有的正式成员都有权利进入体育馆。入场资格有着严格的规定。在希腊大陆，我们听说体育馆排斥奴隶、释奴以及他们的儿子，以及那些从事粗俗买卖的人。很可能，在新城里，这样的规定有效地排斥了那些被认为不是希腊人的人。但是，那些成功证明自己具备入场资格的当地人不得不在体育馆裸体训练——而这一习惯又是令非希腊人深恶痛绝的。一丝不挂标志着他们与自己土著背景的疏离，同时也标志着与希腊世界的融合。

希腊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不应该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他们对土著文化的排斥。例如，乌拉欧斯河畔塞琉西亚城内的居民清一色都是希腊人。甚至建城300年之后，也没有这样的例子：一个有希腊名字的人，其父亲却没有希腊名字。也就是说，土著人口并没有被希腊化，依然被城市的机构排斥在外。与此相似，在埃及，也存在希腊人和土著居民之间的明确分野。埃及人继续按照传统的模式建造神庙，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生动而多样的文学（希腊化时代，用通俗埃及语写的纸草与用希腊语写的一样多）。希腊人制作的雕刻也没有表现出与埃及的艺术有联系，而且，他们坚决阅读古典时期的文学。在法律领域也是如此，希腊人和埃及人的法院是分开的，实施不同的法典，而亚历山大里亚部分地效仿了雅典的法律。

文化的持续共存并不是自由的多元文化的标志。即使国王有时候也会对土著文化表达尊敬，对自己的统治能在土著背景下得到尊崇而开心（例如，托勒密在埃及的神庙里被描绘成法老的形象），希腊文化仍然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唯一进入权力新体系的途径是接受希腊文化。一个重要的策略是宣称自己的祖先与希腊有联系。所以，在公元前200年左右，一个来自西顿（Sidon）——腓尼基的一个古城——的重要人物，参加并赢得了一场“泛希腊”的比赛，而这种在希腊大陆的比赛仅对希腊人开放；他的参赛资格就是由这样一个“事实”证明的，即波奥提亚的忒拜城是由西顿第一任统治者的儿子建立的。如果方便，希腊人自己也会利用这种策略把外人融合进希腊世界。土耳其西北部的兰普撒库斯（Lampsacus）城请求罗马人帮助他们抗击塞琉古国王安提柯三世（Antiochus Ⅲ），理由就是他们是亲戚。兰普撒库斯位于特洛伊附近，而特洛伊是罗马人的祖先埃涅阿斯（Aeneas）的故乡。兰普撒库斯还无法预见罗马人的卷入会对希腊世界的历史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非希腊人的社团对外来方式的接受有时也会引发冲突；犹太教和希腊文化在公元前2世纪的相互影响就是有文献记载的例子。犹太教一个分支的领袖在塞琉古国王安提柯四世的支持下，成功当选为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并很快建立了体育馆（公元前174—前171年）。令其他犹太人感到憎恨的是，祭司们对神圣的义务不再有兴趣，而是抓住最早的机会，匆匆赶去参加运动场上的非法训练。有些人甚至放弃了割礼。尽管接下来的事情比较模糊（因为我们几乎完全依赖于犹太教的“正统”资料，特别是《马加比》的前两卷），但是对被希腊化的派别及其幕后支持者的敌意加强了。当安提柯掠夺了圣殿的宝藏，命令犹太人放弃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改信异教的崇拜时，这种敌意发展到了危机的顶点。随后爆发了公开起义，重新恢复了对犹太古圣殿的崇拜，但是犹太人和塞琉古王朝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41年，以犹太人赢得独立而告终。

这一事件说明了希腊文化与国王权力之间的关系。希腊人相信他们的文化优于“蛮族”，对他们来说，这种观念证明了他们的政治统治是合理的。然而，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审视希腊文化的政治作用。新城的人口，至少最初，大部分是从旧的希腊世界里召集来的，所以这些城市的文化必然是希腊的。波斯湾海边一个新城里的希腊居民通过文化和私利与他们的国王凝成一体，在异乡，他们需要来自国王的支持。而依靠这些城市，国王们无需庞大的官僚机构就能控制他们的领地。安提柯四世会很自然地帮助耶路撒冷被希腊化的派别，特别是当这个派别企图把耶路撒冷变成一个希腊城市，并以国王的名字为之命名的时候。对希腊文化的积极抵制只在三个地区比较激烈：埃及、波斯和犹地亚（Judaea）；这三个地区的君主制传统都很牢固，他们的反抗也都是以宗教形式来表达的。在安提柯四世统治时期编纂的《但以理书》，预见了其统治的前景：

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大君米迦勒（Michael），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12.1）

朝臣和士兵

国王是帝国管理的核心人物。个人和群体向他提出诉求，所有主要的决定都源自国王本人。但是国王不是孤家寡人。塞琉古国王有专门管理王室财政的官员，还有一个总助理“管理各种事务”。在《马加比》第二卷里，安提柯四世的继承人决定取消其父迫使犹太人希腊化的强硬政策，并在给“他的兄弟吕西阿斯（Lysias）”的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吕西阿斯实际上并不是国王的兄弟，而是他的助理，享有各种称号：“兄弟”、“表兄弟”、“管理各种事务”。

在朝廷之外，国王通过官僚体系来进行管理。塞琉古王国划分成很多行省（在塞琉古一世时有72个），每个行省设立一名总督；例如，安提柯四世去世时，吕西阿斯是叙利亚南部和腓尼基的总督。通过总督，国王能够实施全面的和具体的计划。安提柯三世在全国范围内开启了对自己及其祖先的崇拜；之后，他还写信给每个行省的总督，通知他们在每个行省任命王后的高级女祭司，并指导他们进行必要的安排。（在土耳其西部和伊朗，恰好有三份安提柯的信件副本保留下来。至于各城市组织的各不相同的王室崇拜，请参见第386页。）总督于是给他们的助手发出指示，令他们完成王室的规定。

在埃及，帝国管理更加庞大和复杂；与塞琉古王朝相比，托勒密王朝在埃及只有三个城市能提供基本的管理框架。所以他们也采用了法老时代的国家机构：埃及被划分成大约40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又被分为“区”和“村”；每个等级的每个单位都有一个具体官员负责。托勒密王朝在这个法老体系之上又增加了一个新军事机构，使埃及各地布满士兵和一个更加复杂的税收体系。

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的管理机构多数使用希腊人而非当地人。塞琉古的统治阶层完全排斥臣服者达两代人之久；甚至此后，其纳入的非希腊人也从来没有超过2.5%。有一个特例显示出非希腊人怎样才能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获得认可。《马加比》第一卷里讲述了塞琉古王位的两个竞争对手［德米特里乌斯一世（Demetrius Ⅰ）和亚历山大·巴拉斯（Alexander Balas）］如何为赢得犹太人的领袖约拿但（Jonathan）的支持而竞争的事。亚历山大送给约拿但一整套一般只赠予希腊人的头衔——“国王的朋友”、“兄弟”、“最重要的朋友”，最后还有一枚金胸针，这是“按照习俗应该送给国王表兄弟的礼物”。约拿但于是成为最高级别的朝廷显贵，也因此一度支持了亚历山大·巴拉斯。埃及的情况与此相类似，管理的形式和语言都是希腊的，埃及人只有学会了希腊语后，才能被雇佣。所以，王室管理的体系加强了希腊文化的优势地位和国王的权力。但是朝臣和管理者需要士兵的支持。

从两个方面来看，希腊化世界的基础是战争。首先，希腊化国王的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他的军事声誉（与之相对的是，城邦的权威以传统为基础）。人们期待着国王像亚历山大和荷马的英雄们那样经历战争的洗礼，甚至参加危险的格斗。有时，国王出现在战场上，能够激发其军队的斗志，令敌人胆战心惊。胜利可以为国王称号的获取给出最正当的理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次成功的对东方的军事远征甚至使塞琉古·安提柯三世也被称为“伟大的国王”。

其次，战争的范围扩大了。当冲突仅仅是两个邻近城市之间关于领地的纷争时，战争的含义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在希腊化世界里，人们要为所有的东西去争斗。尽管大面积的土地时有争端，但在整个希腊化时期，各王国的中心地区仍很安全。希腊大陆、爱琴海诸岛、土耳其西部和叙利亚南部地区，是各个国王你争我夺的目标。与古典时期相比，战利品的规模越来越大，战争的残酷性也不断升级。毁灭全城或者把全体居民卖作奴隶，成为国王们更加常用的手段；罗马人对待希腊则更加残酷。实际上，战争的规模也扩大了。在卡罗尼亚（Chaeronea），马其顿的腓力与希腊的决定性战役中，各方的军队人数在3万人，而希腊化国王们能组织6万到8万人的军队彼此对抗。这是可能最晚到18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规模。

战争的重要性促使国王们在军队组织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回溯到公元前4世纪，战争的那些特征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意义（参见第162页对早期发展的讨论）。重装步兵长久以来一直是希腊的基本作战力量；腓力对马其顿军队的重组创造了改进的重装步兵方阵，这种方阵不同于以往的方阵，它以长矛（在亚历山大时期长约5.5米，一个世纪之后长约6.5米）代替了短的刺杀矛。这种类型的军队与重要的骑兵武装一起构成了希腊化军队的核心力量。

为确保军队能够获得适当的兵力，国王也做了新的部署。普通的城市似乎为帝国军队提供的兵力很少，所以需要特殊的部署。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塞琉古王朝建立了众多的军事殖民地，在那里，土地所有者有义务在军中服役；他们的儿子也可选择组成警卫队，这是正规军的另一部分。托勒密王朝的政策稍有不同，他们所赠予的分散的土地在原则上是可以收回的。与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雅典的情况相反，在雅典，孤儿们的成长可以得到国家财政上的支持，直到他们成年；但是在埃及，一个官员可能会这样写信给另一个官员：“下面列出的骑兵已经战死；所以为了国王，把他们的土地收回来。”这是职业士兵的世界，而不是公民兵的世界。

国王还征用雇佣兵来补充基本作战力量。雇佣兵在这一时期并不是新生事物（参见第162页），但是他们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了。亚历山大仅有1万雇佣兵，但在希腊化的军队里，他们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时被组织在方阵里，更多的时候被用作轻装部队。一般来说，雇佣兵的声誉不好（下至莎士比亚笔下那些浮夸的士兵），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公正的。作为职业士兵，他们关注薪水，有时他们会离开战败的国王，投奔到另一个国王旗下。但是，雇佣兵不会为了金钱背叛他们的国王。阿塔利德国王的雇佣兵在与其历经磨难之后，甚至起誓效忠于他及其后代。古典时期的将军所拥有的那种来自于公民的绝对忠诚，国王们已不再拥有，但同样，对国王的不忠诚也比较少见。

尽管仍然依赖于重装步兵，但这些军队的战斗技巧变得更加成熟了。最奢华的新鲜事物是大象。公元前302年，作为停战的回报，印度国王赠予塞琉古一世500头大象。他把其中的400头用来打仗，在次年的一次决定性胜利中，它们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大象中有很多继续为塞琉古服务，尽管在叙利亚，人们也试图饲养大象，但更需要新的补给；一个巨大的楔形文字泥版记载说，有20头大象被从巴比伦送到叙利亚，而这些大象最初是由阿富汗总督送到巴比伦的。托勒密王朝也有战象；起初，他们使用的是印度战象，但是后来塞琉古王国切断了他们从印度的供应，托勒密王朝不得不使用个头较小的非洲象（“森林”象），并竭尽全力去捕猎大象。不幸的是，大象过于笨重——士兵们学会了避开它们的攻击，并刺穿它们的侧腹，或者使它们无法行动——因而没能改变战争的模式。

一个类似的现象是，主要王国之间在建造更大更复杂的战舰上也存在竞争。下至亚历山大的时代，标准的希腊战舰是三列桨战舰，关于这种船的设计仍然存在很多争议（有人认为它有三列桨，也有人认为是三个人摇一个桨）。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标准战舰是五列桨大木船，五个人摇一个桨。也有讲究排场的舰船，在公元前3世纪时，其奢华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我们听到了“七列桨”、“十一列桨”、“十三列桨”、“十六列桨”、“二十列桨”、“三十列桨”，甚至“四十列桨”。有一点我们还不清楚，就是这些战舰是如何工作的，从罗马人认为没有必要使用如此炫耀的大船这一事实中，我们能够知道它们的用处有限。但是，古代的海上军备竞赛，连同为维持大象的供应所带来的麻烦，都是国王依赖于军功的生动证明。

攻城技术的变化具有更重要的军事意义。在古典时期，好的城墙是坚不可摧的；斯巴达人从来构不成对连接雅典和大海之间的长城的威胁。然而，可能始于腓力的对弩炮的使用，彻底打破了这种平衡，使被围者失去了优势，对围城者更加有利。亚历山大使用弩炮和攻城云梯，能够夺下每一个他要攻击的城市。作为应对，人们把城墙修建得更加坚固，但是进一步的改进是在弩炮上。在托勒密二世的赞助下，军队发明了一种调校方法，能使炮准确地打在目标范围里。有些城市进行了成功的抵抗，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城市在面对某个国王的攻击时，能够泰然自若。这一重要的事实也强化了国王们对城市的控制。

国王和城市

国王的权力与城市的传统之间能否和谐一致是希腊化时代反复出现的问题。国王对几乎所有的城市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城市又想保有政治独立的理想。面对这种矛盾，国王如何运用他们的权力，而城市又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呢？

这个问题实际很容易，因为国王们没有把自己主观的政策强加在各城市之上。同早期的罗马皇帝一样，他们基本上是被动的力量，主要关注于统治权。总的来说，他们没有对臣服的城市进行直接的指导。但是另有一些方法来确保国王意志的实施。例如，亚历山大想让一些被流放的人重新回到他们的城市，但他不需要直接向这些城市发布命令。他会让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宣读一封信，告知那些聚集在一起的流放者，他保证他们能够返乡。各城市随即会出台有效的法律。米提利尼（Mytilene）的一项法令可能就是在这一通告之后制定的，其中一部分有幸保留下来：法令为流放者的归来做了细致的安排，但是只提到“国王亚历山大决定的协议”，并且要庆祝国王的生日。

虽然对城市没有粗暴的干预，但是国王们仍然从内部和外部破坏了城市的自由。在外部，他们限制城市对外政策的范围，却不给其清晰的指导。所以，波斯湾旁的安条克（Antioch）同意参加曼伊安德河畔马格奈西亚城的新比赛（一项非政治的行动），却要小心地避开对马格奈西亚诉求的特别外交身份（“神圣不可侵犯的”）进行回应。尽管安条克感激马格奈西亚曾经提供的殖民地，却知道这是一件由塞琉古国王去决定的事情。

在内部，国王向城市征收大量的金钱，损害了市民的自由。原则上，所有臣服于某个国王的城市都有义务向国王缴纳贡金，尽管我们知道的情况不甚清晰，也无法确定帝国财政的总数。但是，强加在每个城市的贡金可能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例如，米利都（Miletus）曾经为了完成每年25塔兰特的贡金而被迫向其他城市借钱。贡金的规模可以从米利都的困境中看出来，也可以从其与公元前5世纪的比较中看出来，那时，米利都向雅典支付的贡金总数最多为10塔兰特。遇到战争时，国王们还会有特殊的税收，同时也会控制某些地方税收。

有些城市能够取得豁免权，脱离王权的控制。政治上，国王能够允许一个城市“自由和自治”，也就是说，城市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内部和外部政策。“自由和自治”是一项特权，尽管可能随时会被国王收回，却不能因此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宣扬的口号中保留了一种有力的政治理想，受到了各城市的严肃对待。实际上，有一个城市（克罗丰，Colophon）在公元前4世纪末获得自由后，决定建立自己的城堡，这是在国王规定的框架内最生动的独立标志了。

也有财政义务方面的豁免。同公元前5世纪雅典帝国的情况一样，贡金是王权强加给各城市的最令人憎恨的负担，但有些城市很幸运地得到了豁免。当米利都进入托勒密王朝的影响范围内后，被免去了“某些国王曾强加的严苛而沉重的负税和费用”。有些豁免是被国王作为原则问题实施的，通常豁免是为了缓解某一困境。所以，当塞琉古的国王安提柯三世从阿塔利德王国的手中夺取伊奥尼亚的提俄斯（Teos）后（用提俄斯法令的话来说），“他看到我们在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上都已经筋疲力尽，因为我们经受了常年的战争和过重的捐税……因此，他令我们的城市和领地神圣不可侵犯，让我们免于贡赋，把我们从要向国王阿塔鲁斯（一世）贡献的其他捐税下解放出来”。

有一些间接控制城市的方法，颇为复杂精细，但能够维持和平和公共秩序。首先，在调整两个城市的关系时，国王们采取传统的做法，指定第三个城市为仲裁人。例如，安提格努斯（Antigonus）想保证两个城市（提俄斯和勒贝达斯）之间的和平关系，他希望把这两个城市合并在一起，于是就指定了第三个城市（米利都）来解决两个城市之间有争议的诉讼。

其次，国王或者他们的官员使用间接方法来保证城市内部的和谐。由于内部政治冲突，各城市的司法机构被破坏了；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在希腊化时代的早期，却出现了新的诉讼程序，即请求其他城市提供一组公正的审判员。这样的请求，特别是在早期，经常源自于国王或者他的代理人；例如，一个托勒密的官员“希望［萨摩斯（Samos）］城和谐一致，写信请求闵达斯（Myndus）的人民派出一组审判员前往解决悬而未决的合同”。这种实践的发展可能归功于国王对城市能否驯服的担心。设置仲裁和聘请外来的审判员，都是国王保证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和谐的便利措施，同时也避免了直接干预所招致的不满和愤怒。

平民生活的改变

尽管有间接的调节，王权的控制仍然对臣服城市的内部政治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支持了一种看似矛盾而实际上却可能正确的说法，即在希腊化时期，当民主制被所有人作为一种理想的城邦体制来接受的时候，实际上，对政治的真正普遍参与已经衰落了，富人的优势地位得到了提升。

民主制得到了自亚历山大以来的国王们的支持。亚历山大在被他从波斯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中，亲自建立民主制，取代了原有的僭主制和寡头制；据推测，这种严重干预内部事务的举措受到了普遍欢迎。总的来说，他的继任者们继续了这一政策。所以，希腊化国王们建立的新城似乎都是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所有的城市都有执政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老城也继续维护符合民意的民主制，反对寡头制或僭主制。新被合并进科斯城（Cos）的公民做出如下的宣誓：

我将遵守已建立的民主制度……遵守科斯古老的法律……我也将接受与国王托勒密的友谊和联盟，接受人民与同盟国签订的条约；我永远不会以任何借口建立寡头制或僭主制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脱离民主制的政体，如果其他任何人建立了这样的政体，我将不服从，而且尽可能地阻止他……（Austin，第133号）

这样的措施有益于确保真正的寡头制被限制在希腊世界的边缘。僭主制有时候也会出现，但真正的威胁是富人对权力的非正式垄断。国王虽然摆出了民主人士的姿势，却应该为富人权力的增长负间接的责任。

在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的雅典民主政体内，人民的权力和富人权力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富人通过承担宗教节日的费用和维持舰队为城邦服务，作为回报他们获得极高的声望。但是人民不允许个人获得过多的荣誉；他们拒绝了伯里克利及其儿子们要求承担一些建筑费用的请求，而是支持使用提洛同盟的贡金。但是，到公元前4世纪末，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权力平衡变得对富人有利。城市为了生存要依赖于富人。

富有的人在协调城市和国王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赢得了超越城市之上的权力。雅典富人，喜剧诗人菲力彼得斯（Philippides），在20年的时间里（公元前301—前283/2年），给他的城市带去了巨大恩惠。因为在国王吕西马库斯（Lysimachus）的宫廷里，他能从国王那里获得各种礼物：小麦、金钱和其他供应；他埋葬了那些死在战场上的雅典人，使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囚犯获得释放。在过去，执行外交任务的人是正式任命的城市大使，而不是非正式的“国王的朋友”；现在，城市不必依靠自己的公民就可以获得国王的支持。但面对新的形势，各城市也会感到危险，一项向菲力彼得斯公开表达敬意的法令表达了这种危险：“他从来没有说过或做过任何反对民主制的事情。”可能事实正好相反。

在城市里，富人也开始用更加露骨的方式动用财富为自己赢得巨大的荣誉。尽管在很多地方，古典体系的变化是缓慢的，正如城市对依赖关系的逐步适应，但在雅典，一个僭主在马其顿的支持下，完成了一项具体的改革。改革后的新体系让富人在城里具有了更大的优势，菲力彼得斯对这一体系有较详细的说明：

当他被任命为［管理城市比赛的］官员时（公元前284/283年），他自愿遵照人民的意愿，从自己的资金里，贡献出祖先留下的祭品，以人民的名义为神献祭，在所有的比赛中，把［礼物］赠给所有的雅典人，他第一个为德墨忒尔和科尔（珀尔塞福涅）设立了比赛，以纪念人民的自由，也为了城市的利益，增加了其他的比赛和献祭，所有这些让他花费了其个人资源中的大量金钱，根据相关的法律，他提交了他的账目。（Austin，第43号）

城市设计了一整套荣誉旨在补偿富人为城市的贡献。所以，雅典人投票决定赠予菲力彼得斯金冠，并在剧场里设立他的青铜雕像，他和他的子孙享用免费的公餐，在城市主办的所有比赛中享有荣誉座位。荣誉，而不是法律，此时构成了定义富人和城市关系的框架，不可避免的，荣誉也把权力留给了富人。

富人和穷人关系的转变与真正民主制的衰落有关，也就是说，真正的民主制是大众控制政治生活。公民大会依然集会并且出台法令，但是执政官和议事会控制公民大会的权力远远大于激进民主政治时期。执政官自己成为富人的保护者，主要是因为日益期待着从富人那里得到可观的私人资助。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为寡头们如何控制国家提出了建议，预示了希腊化时期的实际情况：“那些就任官职的人，人们理性地期待他们提供宏大的祭祀，竖起几座公共建筑，这样，普通人享受着宴饮，看到自己的城市装饰着贡奉和建筑，可能就愿意忍受［寡头］政体的继续存在了。”（《政治学》6.1321a ）

官职担任实际上只限于富人，此外，曾作为雅典民主制支撑的民众法庭，也落到了富人手中。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的托勒密埃及，执政官镇压了发生在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骚乱，然后“一致同意，议事会和法庭的成员应该从那些事先挑出的人中选举产生”。预先选择有助于结束骚乱，即民众的参与。由于在那些特别敏感的案件上，使用来自其他城市的审判员——这些人都是富有的人，地方法庭也因此受到了规避。那时，罗马为担任官职在法律上制定了严格的财产资格，巩固了富人的实际权力。但是公民大会仍然对所有公民开放，所以，政体仍然是“民主制”。这个时代的政治套话让人想起了一个奇异的现代注脚。今天，我们也都是“民主人士”：西方民主、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主的柬埔寨，等等。

然而，民众权力的衰落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一直都有革命活动的危险。公元前3世纪，克里特一个地区的公民被迫宣誓忠诚于城市，誓言的内容包括下面这些能暴露真相的句子：“我不会发起对土地、房屋、居所的重新分配，也不会取消债务。”对两种革命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和取消债务——的恐惧，并不经常浮出希腊化历史的表面，但是它有助于解释。例如，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之交的纳克索斯的普拉克希特斯（Praxicles of Naxos）个人与阿莫尔戈斯群岛（Amorgos）上的阿塞西尼城（Arcesine）之间的一份借款合同中的特殊条款：如果该城不偿还钱，普拉克希特斯有权以任何方式从阿塞西尼人和居住在阿塞西尼的人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中索取这些钱。这一条款是对普拉克希特斯的唯一保护，使他能够避免城市对债务的合法取消。

罗马的到来，加重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出现了民众的暴乱，这自然是罗马人描绘得最少的那部分。在公元前2世纪末，一个罗马总督判处一批人死刑，这些人焚烧和毁坏了市政大厦、公共档案，起草了与罗马人给予阿凯亚人（Achaeans）的（寡头）政体相反的法律：“我认为，那些做了这些事情的人，显然给全体希腊人带来了最坏的局势和最差的秩序——因为这些事情不仅导致了政治上的相互不满和债务取消，还与归还给所有希腊人的自由、与我们的政策存在着极大的分歧。”罗马人的自由不包括重建真正的民主制的自由。

正如这些“骚乱”显示的那样，在希腊化时代，希腊城市远不是死气沉沉的。没有迹象表明，人们总体上开始感到在新的世界里迷失了，或者要向精神的平静隐退（参见下文，第426页）。城市，而不是希腊化的王国，继续能为它们的居民提供基本的归属感，仍然具有很多活力；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我将通过考察城市对王权的两种反应类型来结束本章。

首先，城市联盟是希腊化时代希腊大陆的一个特征。与古典时代被某个城邦（雅典或斯巴达）控制的同盟相反，这些新的联盟是很多小城市组织在一起以对抗王权威胁的一种尝试。以伯罗奔尼撒北部为中心的阿凯亚同盟（Achaean League）就是最好的例子。到公元前3世纪早期，这个古代的同盟已经混乱不堪了，一些城市被马其顿人强行驻扎了卫戍部队，另一些城市则在僭主的统治之下。在公元前3世纪80年代和70年代，大约有7个小城市走到一起组成了新的阿凯亚同盟，赶走了僭主和驻军。在伟大的政治家阿拉图斯（Aratus）的领导下，同盟继续追求一个目标，“把马其顿人从伯罗奔尼撒赶出去，推翻僭主，保证每个城市的共有的、承自祖先的自由”。同盟的机构——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选举产生的执政官——在理论上构成了民主政体，同盟成员之间的平等神圣不可侵犯。同盟的管辖权仅限于外交政策；同国王们一样，它发布命令确认曼伊安德河畔马格奈西亚所申请的特别外交身份。同盟对各城市内部的运作没有任何干预。直到为了摆脱斯巴达的攻击，也可能是为了镇压在伯罗奔尼撒爆发的民众革命（公元前227—前224年），阿拉图斯向马其顿国王求助为止，同盟一直成功地抵制了王权，保持了各城市的独立。

其次，城市的国王崇拜。这是希腊化（和罗马）城市令人瞩目的一个特征，他们建立了对统治者的崇拜。有些人把这些崇拜简单地看成是政治荣誉，是传统城邦崇拜衰落的一个标志。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在希腊化时代，对神的崇拜并没有衰落（曼伊安德河畔的马格奈西亚之所以申请特别外交身份，就是因为该城的阿尔忒弥斯崇拜），王权崇拜是一种尝试，通过把国王合并进城市的主要符号系统内，进而把国王和城市联结在一起。

在提俄斯，对安提柯三世的崇拜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参见第380页），安提柯三世从阿塔利德国王的手中夺取提俄斯后，给了这个城市很多特权（约公元前204年）。作为回报，该城建立了一种崇拜，把安提柯及其妻子同该城的主神狄奥尼索斯连在了一起。国王和王后的雕像被置放在狄奥尼索斯神庙里的狄奥尼索斯神像旁边。在议事会大厅里，也有国王的雕像，每年收获的第一批水果被供奉在他的雕像前，各季节的产出都会供奉于此。同狄奥尼索斯一样，国王与谷物的丰产有关；特别是，提俄斯人解释说，他对城市的慷慨已经使农业受益良多。对安提柯的崇拜使公民以一种能理解和可接受的形式为自己描绘了王权。但是安提柯不久之后就被罗马人击败了。可能在安提柯崇拜建立十年或二十年之后，邻近的开俄斯岛（Chios）上建立了对罗玛神的崇拜（a cult of Roma），罗玛神是对罗马权力的拟人化表达。人们举办节日，内容包括游行、献祭、比赛和可能表现母狼哺育罗慕洛斯（Romulus）和列姆斯（Remus）场景的供奉典礼。带着这样的崇拜，希腊城市走进了历史的新时代。

进一步阅读

关于这一时期的最好概述是F. W. 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 （London, 1981），该书的书目很好。也可参见W. W. Tarn and G. T. Griffith, Hellenistic Civilisation 3 （London, 1952）; P. Grimal et al., Hellenism and the Rise of Rome （London, 1968）; C.B. Welles, 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Toronto, 1970）.更详细的内容请看经典著作M. I.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 3 vols.（Oxford, 1941）, M.Cary, 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 to 146B.C.2 （London, 1963），以及新版的《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 Ⅶ. 1（Cambridge, 1984）.一些重要资料，包括我在本章讨论的绝大部分资料，已有译文，参见M. M. Aust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Cambridge, 1981），在R. S. Bagnall and P. Derow, Greek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Hellenistic Period （California, 1981）一书中亦有补充。关于历史学家的介绍，参见第8章。

亚历山大有很多传记作者。R. Lane Fox,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on, 1973）非常生动，J. R. Hamilton,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on, 1973）更为公正；R. Lane Fox, The Search for Alexander （London, 1980）收录了很多精美的图片。每个王国的政治史在Walbank的书中都列有书目。G.J.D. Aalders, Political Thought in Hellenistic Times （Amsterdam, 1975）包括王权理论，也有一些针对这一选题的文献翻译在J.F.Gardner, Leadership and the Cult of the Personality （London and Toronto, 1974）一书中。

关于希腊人在印度的情况，参见R. Thapar, A History of India , Ⅰ（Harmondsworth, 1966）；Ⅴ. Dehejia, Early Buddhist Rock Temples （London, 1972）； J.W. Sedlar, India and the Greek World: A Study in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e （Totowa, 1980）.关于阿富汗的问题，参见F.R. Allchin and N. Hammond（eds.）, The Archaeology of Afghanist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Timurid Period （London,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1978），该书也介绍了Ai Khanoum，另外还有J.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Berkeley, 1967）.关于帕提亚的问题，参见M.A.R. Colledge, Parthian Art （London, 1977）, and G. Herrmann, The Iranian Revival （Oxford, 1977），这两本书都有精美插图。关于希腊化的局限性，参见S.K. Eddy, The King is Dead: Studies in the Near Eastern Resistance to Hellenism 334-331 B.C. （Lincoln, Nebraska, 1961）, M. Hengel, Judaism and Hellenism （London and Philadelphia, 1974）and A. D. Momigliano, Alien Wisdom （Cambridge, 1975）。

W.W. Tarn, Hellenistic Military and Naval Developments （Cambridge, 1930）, G. T. Griffith, Mercenarie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Cambridge, 1935），以及B. Bar-Kochva, The Seleucid Army （Cambridge, 1976），概述了军事历史的不同侧面。

A.H.M.Jones, 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 （Oxford, 1940），是本章和下一章内容的基础。也参见V. Ehrenberg, The Greek State 2 （London, 1969）, P.M. Fraser, Ptolemaic Alexandria （Oxford, 1972）。

A.R. Hands, Charities and Social Aid in Greece and Rome （London, 1968），和P. Veyne, Bread and Circuses （Harmondsworth, 1990）讨论了市民的捐助，前者的书中还包括翻译过来的档案资料。G.E.M. de Ste Croix,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London, 1981），记载了民主制的衰落。S.R.F. Price, Rituals and Power: The Roman Imperial Cult in Asia Minor （Cambridge, 1984），叙述了希腊化的统治者崇拜。宗教历史可参见A. D. Nock, Conversion （Oxford, 1933），或者H. I. Bell, Cults and Creeds in Graeco-Roman Egypt （Liverpool, 1953）；F. C. Grant, Hellenistic Religions, the Age of Syncretism （New York, 1953）是资料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