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史——戴维·格鲁恩成为戴维·本—古里安

戴维·格鲁恩的父亲是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先驱——“圣山热爱者”——的领导人，也是狂热的希伯来语学者，所以戴维从小就学习希伯来语。不过，就和其他的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格鲁恩在得知赫茨尔接受了乌干达计划时，非常震惊。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赫茨尔试图兜售他所谓的“乌干达主义”，然而他取得的唯一成功便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分裂。他的竞争对手，英国剧作家、用“熔炉”一词描述美国犹太移民同化的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另起炉灶，创建了“犹太领地主义组织”，寻求建立一个不切实际的不在巴勒斯坦的锡安；奥地利富豪莫里斯·德·赫尔希男爵支持在阿根廷建立犹太垦殖地；纽约金融家雅各布·希夫则在推动“加尔维斯顿计划”，即在得克萨斯州为俄国犹太人建立一个“孤星锡安”；还有更多的人支持将犹太家园建在阿里什，因为这个地方离巴勒斯坦很近，而犹太复国主义如果没有锡安山便什么也不是。然而，这些计划没有一个发展良好，^[1]而赫茨尔本人也因长年奔走而筋疲力尽，不久便英年早逝，享年四十四岁。他成功地发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其作为解除犹太人苦难，尤其是俄国犹太人苦难的方法之一。

年轻的戴维·格鲁恩认为“我们总结出打败乌干达计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以色列地定居”，但他还是对赫茨尔的死深表哀痛。1905年，沙皇尼古拉二世遭遇一场几乎让他失去王位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许多参与者都是犹太人——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是最有名的一个——不过，他们实际上都是放弃“种族”和“宗教”观念的国际主义者。然而，尼古拉二世认为杜撰出来的反犹小册子《锡安贤达议事录》中的计划正在变成现实。他写道：“这个册子是多么有预见性啊……1905年真的是被犹太贤达控制的一年。”在被迫接受宪法的同时，他借助诨名为“黑色百人团”的民族主义复仇者，煽动起反犹主义大屠杀，试图恢复他那遭受重创的专制统治。

发生在俄国的大屠杀迫使戴维·格鲁恩登上从敖德萨发往圣地的朝圣船，他当时已经是社会主义政党锡安工人党的一名成员。这个来自普朗斯克的男孩是第二次阿里亚的典型代表，但这批移民多是世俗人士，其中许多人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将耶路撒冷视为中世纪迷信思想的一个巢穴。1909年，这些移民在古老的雅法港附近的沙丘上建立了特拉维夫；1911年，他们又在北部创建了一个新的集体农庄，即第一个基布兹（kibbutz）。

到达巴勒斯坦后的头几个月，格鲁恩并没有去参观耶路撒冷。他一直在加利利的田地里工作，直到20世纪初，二十四岁的他才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为一份犹太复国主义报纸撰写文章。他体型瘦小，皮包骨头，长着卷发，经常穿着俄国式的工作罩衫以强调其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他采用了“本—古里安”（Ben-Gurion）的笔名，该名字源自西门·巴尔·科赫巴手下一个中尉的名字。旧罩衫和新名字显示了这个正在冉冉上升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两面性。

就像那个时代他的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同伴一样，本—古里安认为一个社会主义犹太国家应该没有暴力，不会奴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或者将他们逐走，相反，这个国家应该和他们共存。他确信犹太人和阿拉伯工人阶级会携手合作。毕竟，奥斯曼帝国的西顿和大马士革省及耶路撒冷区，正如巴勒斯坦当时被人所知的那样，都是穷困至极的闭塞地区，稀稀拉拉地住着约六十万阿拉伯人，那里有大量的空间可以发展。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阿拉伯人可以和犹太移民共享经济利益。然而，这两个民族几乎没有可以相融之处，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怀有的大多数阿拉伯人对自己的定居没有什么利益诉求的希望也落了空。

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租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地窖居住，不过他将大把时间花在老城的阿拉伯咖啡馆，在那里听留声机播放的最新阿拉伯歌曲。与此同时，一个耶路撒冷当地人，一个喜爱美丽和欢乐的阿拉伯基督徒男孩，也在同一个咖啡馆听着同样的歌曲，并学着在他的鲁特琴上弹奏它们。

[1]在选址问题上至少存在着三十四种方案，如阿拉斯加、安哥拉、利比亚、伊拉克、南美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诞生的“阿拉斯加计划”在迈克尔·夏邦的惊悚小说《犹太警察工会》中受到嘲讽。从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希特勒和斯大林等政治家都在寻求其他计划：1941年攻击苏联以前，希特勒计划将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死亡殖民地。20世纪30到40年代，丘吉尔建议在利比亚建立一个犹太家园，1945年，他的殖民大臣莫因勋爵则建议将东普鲁士给犹太人。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斯大林确实为犹太人指定了一个家园，40 年代时他的选址是克里米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