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史——皇帝与考古学家：无知的异国人

1859年4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成为第一个访问耶路撒冷的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他在日记中简洁地写道：“我终于成功地进入耶路撒冷……这里到处都是人和尘土。”当步行来到圣墓大教堂时，他“饱含眼泪、情感充沛”，而离开这座城市时，他“禁不住哭泣”。俄国沙皇和这位大公曾经计划对耶路撒冷发起文化攻势，俄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宣称：“我们必须在东方展示我们的存在，但不是通过政治，而是通过教会……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的使命必须在那里。”康斯坦丁大公建立了一个巴勒斯坦学会，还建立了一家俄国轮船公司，目的是运载来自敖德萨的俄国朝圣者。他还视察了占地约7.3万平方米的俄国人的地皮，在这块地皮上，罗曼诺夫家族修建了一个莫斯科风格的小镇。^[1]很快，来到耶路撒冷的俄国朝圣者越来越多，罗曼诺夫家族只好额外搭建帐篷来供他们住宿。

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做法简直一模一样。1862年4月1日，阿尔伯特·爱德华，这个胖胖的、二十岁的威尔士王子（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在一百位土耳其骑兵的护卫下骑马进入耶路撒冷。

王子暂住在耶路撒冷城外一个大营里，他非常兴奋，想在胳膊上弄一个十字军的刺青。他这次访问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英国国内，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威尔士王子的访问不仅加快了英国政府对詹姆斯·芬恩的罢免——芬恩被指责在其二十多年的管理中刚愎自用，飞扬跋扈，对财政问题的处理很不得当——而且强化了一种认知，即耶路撒冷不知为何成了英国的一部分。王子在威斯敏斯特主教阿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引导下参观了耶路撒冷的各个遗址。斯坦利极具影响力的关于圣经故事、考古猜想的书曾使一代英国读者确信：耶路撒冷“是从我们孩童时代开始，就比英国更值得我们珍视的一块土地。”从19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突然间不仅成为一门研究过去的科学，而且成为一种掌控未来的方式。考古学立马就有了政治色彩，不仅成为盲目的文化崇拜、社会风尚以及皇室业余爱好，而且成为建造帝国的手段之一，并且促成了军事间谍行为的扩张。考古学成了耶路撒冷的世俗宗教，而且在帝国主义基督教徒（如斯坦利主教）的手中，成了服务上帝的科学——如果考古学上的发现能够确认《圣经》及耶稣受难和死亡的真实性，那么基督徒就可以宣称自己对耶路撒冷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俄国人和英国人并非孤军奋战。许多大国的领事、笃信宗教的部长都把自己想象成考古学家，不过只有美国基督徒真正创立了现代考古学。^[2]法国人和德国人并没有落后太多，他们都带着坚定的民族精神在追寻考古学上的精彩发现，而他们的皇帝和首相也都热心地在背后支持他们的“挖掘事业”。就像在20世纪的太空竞赛中要拥有英雄的宇航员一样，在考古学领域拥有著名的专家很快成为当时国家实力的体现，考古学家们被虚夸为“历史的征服者”和“科学的寻宝者”，一位德国考古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和平的十字军东征”。

威尔士王子的访问激励了查尔斯·威尔逊上尉，这个身着红色大衣的英国官员和考古学家开始了对耶路撒冷的考察。威尔逊在靠近西墙的链街地下的隧道里发现了希律王时期修建的穿过提罗皮恩谷到达圣殿的大桥的拱门。这个发现意义重大，该拱门现在以“威尔逊拱门”之名为人熟知，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1865年5月，一群显贵在维多利亚女王和蒙蒂菲奥里的支持下，联合成立了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这些人当中既有外交秘书罗素伯爵，也有阿盖尔公爵，沙夫茨伯里不久便成了该基金会的主席。该基金会的章程这样写道：自爱德华一世起，英国王位第一继承人对巴勒斯坦的访问就“将整个叙利亚的大门敞开，供基督徒探访”。在第一次会议上，约克大主教威廉·汤姆森宣称：《圣经》给了“我试着生活的法则”以及“我所拥有的最好的知识，”“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属于你和我，它曾经被赐予以色列的先祖。这块土地将会传来我们获得拯救的消息，我们像真正的爱国者一样看待这块土地，就像看待我们亲爱而古老的英国。”

1867年2月，二十七岁的皇家工程师查尔斯·沃伦中尉开始了该基金会所组织的耶路撒冷考察行动。然而，耶路撒冷人对所有在圣殿山周围进行的挖掘活动都持敌意。沃伦租用了圣殿山附近的小块地皮，穿透岩石，开凿了二十七口竖井。沃伦在耶路撒冷挖掘出第一批真正具有考古学意义的文物：一个有“属于国王”印记的希西家国王时代的陶器、圣殿山下面的四十三个地下储水池、位于俄斐勒山上被他认为是大卫王进入耶路撒冷市通道的“沃伦的竖井”、沿着西墙的隧道里面的“沃伦的大门”（该门是希律王时代圣殿的主要入口之一），以及随后发现的老山洞会堂。这个充满冒险精神的考古学家是彰显新科学魅力的代表。在一次地下考古中，沃伦找到了古老的希律圣殿的蓄水池，还乘坐由几块木门板搭建的木筏漂流其中。那些穿着时髦的维多利亚时代服装的女士们坐进篮子里，被下放到他的竖井里。女士们看到眼前的圣经景象，不禁狂喜，乃至昏厥，往往须周围的人帮她们解开紧身胸衣才能苏醒过来。

粗鲁的欧洲游览者嘲笑犹太人在西墙边的“最庄严的集会”，认为那就像一场“闹剧”，这使犹太人感到气愤。沃伦同情犹太人，认为这个“地区必须交由他们治理”，这样最终“犹太公国很可能会在列强担保下成为独立王国”。^[3]法国人在考古学方面表现得过分自信，他们的首席考古学家费利西安·德·索西（Félicien de Saulcy）是一个做事粗糙的人，他宣称城墙北边的王陵属于大卫王；而实际上，那是一千年前阿迪亚波纳女王的陵墓。

1860年，穆斯林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屠杀了很多基督徒，起因是他们被苏丹颁布的支持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法律激怒了。然而，这次行动招致了西方人更多的回应：拿破仑三世派出军队去解救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教徒，并再次宣称耶路撒冷是经查理曼大帝、十字军东征，以及16世纪的弗兰西斯国王存续下来的。1869年，在法国资金的支持下，埃及在一场由法国皇后尤金妮、普鲁士王子腓特烈（后来的德皇威廉二世的父亲）以及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出席的庆典上开通了苏伊士运河。为了不被英国人和俄国人超过，普鲁士的腓特烈乘船到达雅法，然后乘车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他让普鲁士在对教堂的争夺和考古竞争中大出风头：他购买了十字军时代拉丁人的圣马利亚教堂遗址，该教堂离圣墓大教堂很近。腓特烈对自信满满的考古学家蒂图斯·托布勒（Titus Tobler）的活动表示支持，托布勒曾宣布：“耶路撒冷必须是我们的。”腓特烈返回雅法时，与奥地利皇帝、耶路撒冷王国名义上的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不期而遇，约瑟夫不久前才在萨多瓦战役中被普鲁士人打败。两人冷冷地打了一下招呼。

弗朗茨·约瑟夫在一千名奥斯曼卫兵的护送下飞奔来到耶路撒冷。这些卫兵包括拿着长矛的贝都因人、带着步枪的德鲁兹人、赶骆驼的驮夫，此外，约瑟夫还带着一张巨大的银床——是苏丹赠送的礼物。皇帝记载，“我们下了车，”当大卫塔上的礼炮鸣响时，“我跪在路边亲吻土地。”“每件事物看起来都像从儿时听闻的故事和《圣经》中跑出来的”——他被这种情感征服了。但是，奥地利人和其他欧洲人一样，在购买建筑以推动新的基督教城市的建立。皇帝视察了浩大的土木工事——在苦路上建立一座奥地利救济院。

奥斯曼大维齐尔福阿德帕夏写道：“我将来绝对不容许为了疯狂的基督教徒的利益，而调整任何道路设施……因为他们会把耶路撒冷变成基督徒的疯人院。”但奥斯曼人还是特别为弗朗茨·约瑟夫在雅法修建了一条新路。建造“基督徒疯人院”的势头是挡不住的。

[1]俄国人在这块地皮上修建的建筑包括领事馆，医院，多圆顶的、带有四个钟楼的圣三一教堂，修道院院长的住所，前来耶路撒冷参观的贵族们的公寓，以及能容纳三千名朝圣者的小旅馆，等等。这些建筑看起来就像是巨大而优雅的现代堡垒。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它们曾被用作军事要塞。

[2]爱德华·罗宾逊是传教士，也是纽约圣经文学专业的教授，他热切希望验证《圣经》中关于地理地形的记述。他利用从约瑟夫斯等人那里学到的知识，得出惊人的发现。1852年，罗宾逊在地表发现了被他猜想为穿过峡谷进入圣殿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拱门的顶部，从那以后，该拱门便被称为“罗宾逊拱门”。另一个美国人詹姆斯·巴克利博士，既是试图让犹太人改宗的传教士，又是工程师，他建议土耳其人好好保护马穆鲁克王朝的建筑。巴克利发现了希律王时代一个大门顶端的门楣，今天这个大门被称为“巴克利门”。这两个美国人也许一开始只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后来却无心插柳地成为考古学家，证明了穆斯林的谢里夫圣地是希律时代的圣殿。

[3]耶路撒冷的挖掘行动结束后，沃伦因在伦敦警察厅长一职上的无能再一次声名远扬，因为他没能抓住“开膛手杰克”，在后来的布尔战争中作为指挥官也表现平平。沃伦的继任者查尔斯·康德和赫伯特·基奇纳（后者随后征服了苏丹）对巴勒斯坦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勘察，艾伦比将军后来就是用了他们绘制的地图才在1917 年征服了巴勒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