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史——作家：梅尔维尔、福楼拜和萨克雷

赫尔曼·梅尔维尔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因三部小说赢得了名望，这些小说都以其在太平洋上惊心动魄的捕鲸冒险经历为蓝本。不过，1851年出版的《白鲸》只卖出了三千册。梅尔维尔与果戈理并无不同，在忧郁与苦恼中抱着恢复健康的目的于1856年来到耶路撒冷，他同时想来探求上帝的本质。“我的目标是让我的脑海浸透耶路撒冷的大气，让我成为其奇特印象的受体。”他受到耶路撒冷“残破”的刺激，因其“未经激发的荒凉的裸露”而陶醉。就像我们先前所看到的那样，他为一些“疯狂”的美国人“狂热的能量和精神”以及“犹太狂躁征”着迷，而这些催生了他的叙事诗《克拉瑞尔》（Clarel）。该诗有一万八千行，是美国最长的诗作，是梅尔维尔返回美国后在海关工作时写的。

梅尔维尔并非唯一一位因文学上的不如意而来东方寻求修复和慰藉的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与很有钱的朋友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 du Camp）一起，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为了撰写贸易和农业方面的报告而开始一场文化和性爱之旅，以期从第一部小说遭受冷遇的沮丧中恢复过来。福楼拜将耶路撒冷看作一个“被围墙保卫的藏尸所，古老的宗教在太阳底下慢慢腐朽”。至于那里的教堂，他说：“可能狗会比我对它更感兴趣。亚美尼亚人诅咒希腊人，希腊人厌恶拉丁人，拉丁人憎恶科普特人。”梅尔维尔也认为耶路撒冷的教堂是“损毁严重的腐朽的岩洞，有死人的气味”。不过，他认为战争皆起因于他所称的“挤满了人的新闻编辑室和耶路撒冷的神学冲突”。^[1]

修士们的争斗只是耶路撒冷暴力剧院舞台上的一个场景。新的来访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是盎格鲁—美国福音派人士和俄国犹太人以及东正教农民，另一方是旧世界的奥斯曼人、阿拉伯大家族、塞法尔迪犹太人、贝都因人，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农夫——导致了一系列的谋杀。在詹姆斯·芬恩福音派女性信徒中，有一位名叫玛蒂尔达·克里希的女士被发现时头部已经被打碎了。一个犹太人被刺伤后落入井中。还有一位名叫大卫·赫舍尔的富裕拉比被人下毒，成为轰动一时的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他自己的孙子们）却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恩是耶路撒冷最有权势的官员，因为那时奥斯曼人在很多地方都要仰仗英国，因此，芬恩觉得合适的时候，就会出面干涉。他把自己当成圣城的福尔摩斯，着手调查每个案件。但是，尽管芬恩有侦探的才能（以及六个非洲巫师的协助），却连一个杀人犯都没找到。

对于仍旧需要保护的犹太人来说，芬恩是勇敢的战士，是使人改宗的催化剂。总之，犹太人的处境越来越糟。萨克雷写道：大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散发着恶臭的犹太区，该区神圣庄严地处于污秽之中”，每逢周五晚上，犹太人“为他们的城市所失去的荣耀而发出的哭声和哀痛的声音”便萦绕整个耶路撒冷。1854年4月，卡尔·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道：“在耶路撒冷，没有什么人的悲惨和痛苦可以和犹太人的相比……他们居住在最肮脏的街区，是穆斯林长期压迫和欺负的对象，受到希腊人的凌辱，遭到拉丁人的迫害。”芬恩写道：“一个犹太人因走过可以直达圣墓大教堂的城门而被一群朝圣的暴徒揍了一顿。”因为犹太人经过这里依旧是非法的。另一个犹太人被奥斯曼士兵捅伤了，还有一场犹太葬礼受到阿拉伯人的攻击。芬恩在每件事情上向奥斯曼总督施压，迫使他干涉，直到大英帝国的正义得到伸张。

帕夏对控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越发感兴趣，这些人的暴乱和部族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改革的反应。暴乱和战争发生时耶路撒冷城墙周围通常会出现驼群的疾驰、矛枪的嗖嗖声和子弹的呼啸声。这些扣人心弦的场景在欧洲人看来，就像一场以野性西方为舞台布景的圣经戏剧表演，他们聚集到城墙上观看这些小规模的战斗。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战斗与离奇的运动赛事有相似之处，当然，还会有一些间或发生的灾祸为这些“赛事”增添情趣。

[1]作家跟风似的撰写东方游记，在1800到1875年间，大约有五千种和耶路撒冷有关的英文书籍出版。这些著作中有些内容非常相似，要么是福音派传教士那让人无法呼吸的对圣经故事的重复（有时会因考古学上的发现而有所强调），要么是旅游者对奥斯曼帝国的无能、犹太人的哭泣、阿拉伯人的无知以及东正教的粗俗的嘲讽。亚历山大·金莱克（后来曾报道克里米亚战争）诙谐风趣的《日升之处》可能是这些书中最好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