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史——美国领事沃德·克雷森：美国的神圣异邦人

1844年10月4日，沃德·克雷森（Warder Cresson）以美国驻叙利亚和耶路撒冷总领事的身份抵达耶路撒冷。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份工作，是因为他确信基督再临的时间是1847年。克雷森将他那些欧洲同事们皆有的傲慢发挥到新的高度：他在耶路撒冷策马奔驰，掀起一片尘土，周围簇拥着“一小群美国军队”，该军队就像沃尔特·司各特小说中的“骑士和游侠队伍”——“一队武装起来的、浑身上下闪闪发光的骑兵被一个阿拉伯人带领着，后面跟着两个土耳其士兵，士兵的银色狼牙棒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在与帕夏的会晤中，克雷森解释说他来耶路撒冷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天启，以及犹太人的回归。作为费城的庄园主及富裕的贵格会教徒的儿子，克雷森在二十多年里不断地从一个启示性的教派转到另一个，在写完他的第一个宣言《耶路撒冷，全世界快乐的中心》并抛弃妻子和六个孩子后，说服国务卿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任命他为领事：“我抛弃了世上所有与我贴近、被我珍视的东西来追求真理。”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很快便从他的外交官那里得知，他的第一任耶路撒冷领事是一个“宗教狂人和疯子”，但是，这时克雷森已经在耶路撒冷了。他在其关于天启的观点上并不孤独，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美国人。

美国宪法是世俗宪法，非常谨慎，并没有提起基督，也主张政教分离，但是在国玺中，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描述了以色列的子孙是怎样在云和火的指引下前往应许之地的。克雷森本人就是被云和火吸引着前往耶路撒冷的美国人的典型代表。实际上，政教分离解放了美国人的信仰，使许多新教派与千禧年预言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兴起。

早期美国人继承了英国清教徒学习希伯来语言和文化的热情，曾享受一段大觉醒的宗教愉悦。到19世纪上半叶，边疆地区的福音力量又推动了第二次觉醒。1776年，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美国人经常去教堂；1815年，经常去教堂的美国人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了1914年，这个比例上升为二分之一。他们充满热情的新教主义从特性上来说是美国式的：刚强、活跃、虚张声势。其核心就是，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行善事和感受诚挚的喜悦来拯救自己，并加速基督的再临。在上帝的祝福下，美国本身就是一个伪装成国家样子的传道团，就和沙夫茨伯里和英国福音派教徒眼中的大英帝国一样。

在偏僻的矿业小镇的木制小教堂里，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的农场里，在闪闪发光的新工业城市里，传教士们在美洲这个新的应许之地逐字逐句地援引着《圣经·旧约》。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圣经考古学奠基人的福音派学者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博士这样写道：“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懂《圣经》。”首批美国传教士相信，本土美国人就是以色列失落部落的后代，而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在耶路撒冷行善事，帮助犹太人回归圣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写道：“我真的希望犹太人能够重新在犹地亚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1819年，两个年轻的波士顿传教士准备将此理念付诸行动，列维·帕森斯（Levi Parsons）在波士顿布道时说：“每只眼睛都盯着耶路撒冷，实际上，它是世界的中心。”而当普利尼·菲斯克（Pliny Fisk）宣布他“在精神上与耶路撒冷同在”时，他的会众禁不住哭泣。这两个人都来到了耶路撒冷，又都早逝于此，但这并没有妨碍其他人前进的步伐，因为他们就像美国传教士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那样坚持认为：“耶路撒冷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共同财富。”汤姆森的妻子在1834年的耶路撒冷暴动期间去世。

克雷森避开了这股来势汹汹的预言浪潮，他做过基督教震颤派教徒、米勒派教徒、摩门派教徒以及基督门徒会教徒，后来费城的一个拉比让他相信“救赎与犹太人有关”，犹太人的回归将会带来基督的再临。^[1]首批到达耶路撒冷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哈丽雅特·利弗莫尔（HarrietLivermore）的女士，她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来自新英格兰的国会议员。在1837年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之前，她曾在印第安人苏族和夏安族部落中进行过多年的布道活动。她告诉这些部族，他们是以色列人失落的部落的后代，应当和她一起返回锡安。利弗莫尔到达耶路撒冷后，在锡安山上租了房屋，让她自己的宗教派别——异邦朝圣者（Pilgrim Strangers）——为世界末日做准备。她期待的世界末日是在1847年。然而，这一年，所谓的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她最后沦落到在耶路撒冷街头乞讨度日。与此同时，摩门教后日圣徒支派的新天启预言家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派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橄榄山上建了一个祭坛，准备“重建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以色列”。

在克雷森成为美国领事之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福音派教徒访问了耶路撒冷，为世界末日做准备。美国政府最终将克雷森免职，不过他又连续数年为犹太人颁发保护签证以示反抗，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迈克尔·博阿兹·伊斯雷尔，还皈依了犹太教。而对于他抛弃多年的妻子来说，这种启示太过遥远。克雷森的妻子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宣布克雷森精神失常，并举出他挥动手枪、在街道上高谈阔论、在管理财务方面极不称职、痴迷于折中主义、计划重建犹太圣殿、性生活行为异常等一系列证据。克雷森不得不从耶路撒冷乘船返回费城，接受精神失常审判。这是一个著名的案例，因为克雷森夫人挑战了美国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正是杰斐逊式自由的精髓。

在审判过程中，克雷森被发现精神不正常，但是他提出了上诉，并且得到了复审的机会。克雷森夫人“要么否认她的救世主，要么否认她丈夫”，而克雷森则“要么否认上帝——唯一的上帝——要么否认他的妻子”。克雷森夫人输掉了第二轮审判，证实了美国的信仰自由，克雷森则返回耶路撒冷。他在城市附近开辟出一个犹太模范农场，学习《托拉》，在与美国妻子离婚后娶了一位犹太妻子，他还坚持不懈地写成了《大卫的钥匙》一书。克雷森被当地犹太人尊称为“神圣的美国异乡人”，死后被葬在橄榄山上的犹太公墓里。

耶路撒冷现在到处都是追寻天启的美国人，以至于《美国精神病学期刊》将这种歇斯底里与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相比。赫尔曼·梅尔维尔访问耶路撒冷时，对美国基督徒千禧年论的“传染病”既着迷又排斥，他称这是“荒谬的犹太躁狂症”，该症状“一半使人悲伤，一半引人发笑”。美国驻贝鲁特领事曾问他的秘书：“当有任何疯狂或沮丧的美国公民来到这个国家时，我该怎么做呢？”领事还说：“最近有一些持奇怪观点的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认为我们的救世主将在今年降临。”然而，梅尔维尔深知这种宏伟的撼动世界的希望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他说：“没有哪里比巴勒斯坦，尤其是耶路撒冷，能更快驱散人们心中美好的期望。对一些人来说，这种失望是锥心刺骨的。”

耶路撒冷对于美国和英国福音派人士有关基督再临的憧憬至关重要，然而，这种迫切的期望在俄国人对耶路撒冷近乎痴迷的热情面前相形见绌。19世纪40年代后期，俄国沙皇有着狂热的侵略野心，意图将耶路撒冷变为英国人威廉·萨克雷所称的“世界过去和未来历史的中心”，并在欧洲引发了一场战争。

[1]威廉·米勒是当时新兴的美国预言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米勒曾是马萨诸塞的军队长官，他推算耶稣将在1843年再次降临耶路撒冷。约有十万美国人成为米勒的追随者。米勒将《但以理书》第8章第14节中“圣殿将会在两千零三百天后被净化”的断言转化成年份，声称预言中的一日实际上就是一年。因此，从公元前457年开始（米勒认为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一世是在这一天下令重修圣殿的）往后推，末世来临的日子就是1843年。但1843年什么事也没发生，于是米勒又说耶稣再临应当是在1844 年。米勒派的后继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会，在全世界仍有大约一千四百万信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