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史——作家：大卫·多尔，周游中的美国奴隶

在福音派教徒为改宗犹太人而设立的塔尔比赫农场里，芬恩一家人经常发现自己身处各方的火力攻击之中。子弹飞蹿的同时，芬恩夫人常常为在战士中发现女人的身影而吃惊。她竭尽全力地在阿拉伯谢赫之间做调解，然而贝都因部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希伯伦和阿布高什的谢赫们还组织了五百个私人武装士兵，全力发动抗击奥斯曼人的战争。其中一个谢赫被捕，他戴着镣铐进入耶路撒冷后，竟然还试图逃跑，想飞奔着再次战斗，俨然一位阿拉伯罗宾汉。最后，年迈的耶路撒冷总督哈菲兹（Hafiz）帕夏不得不组织一支五百五十人外加两架铜制野战炮的队伍远征，以镇压希伯伦地区的军阀。

尽管有这样的情景剧出现，但是在夏天的傍晚，所有部族的耶路撒冷人，穆斯林、阿拉伯基督徒，与塞法尔迪犹太人，都聚集到大马士革门附近的路旁野餐。美国探险家威廉·林奇（William Lynch）中尉观察到这样一个“壮观的场景：几百个犹太人在那里享受新鲜空气，他们坐在城墙外面巨大的橄榄树下，妇女们都披着白色的披肩，男人们都戴着宽边的黑色礼帽”，詹姆斯·芬恩和其他领事则带着他们的妻子在那里散步，奥斯曼士兵和持银色警棍的警察走在前面，为他们开道。“太阳落山后，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地涌向城内，因为城门每天晚上都会关闭。”

芬恩叹息道：“哦，耶路撒冷的悲哀。”他不得不承认，这座城市“对一个长期受到其他地方欢乐习性熏染的人来说，像修道院一样无聊。法国来访者在将耶路撒冷和巴黎做比较时，除了突然大喊一声，只能无奈地耸耸肩”。这当然不是有男性生殖器崇拜倾向的福楼拜所期待的大声喊叫，他曾这样表述他在经过雅法门时的沮丧：“当跨过门槛时，我放了一个响屁。”即便当时他“对我肛门的伏尔泰主义感到懊恼”。喜欢性爱和吃喝的福楼拜，在贝鲁特与五个女孩狂欢，来庆祝他逃离了耶路撒冷：“我与三个女人做爱，四次达到性高潮——三次是在午饭之前，一次是在甜点之后。年轻的杜·坎普只有一次，因为他的生殖器仍因未治愈的下疳而疼痛——拜一个瓦拉几亚妓女所赐。”

特立独行的美国参观者大卫·多尔是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年轻黑奴，自称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大卫·多尔与福楼拜想法一致。他与主人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旅行，到达时，他那颗“谦恭的心”充满对耶路撒冷的敬畏，但是很快他便改变了想法：“当我听说这些无知人们的荒唐行径后，我更愿意好好地嘲笑一番这些神圣的死尸和景点，而不是向其致敬。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七天后，我离开了，从未想过再回来。”^[1]

不过，尽管这些作家都有些不敬行为，但他们还是禁不住对耶路撒冷心存敬畏。福楼拜认为它“极其宏伟”，萨克雷感觉到“那里不仅是一个可以参观的景点，而且还发生过一些暴力行动、一些杀戮，一些参观者被杀害，一些偶像被人们用血腥的礼仪崇拜着”。梅尔维尔甚至赞赏这个地方“似瘟疫肆虐般地壮观”。梅尔维尔站在金门前，注视着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公墓，看着这座“被死亡军队包围的城市”，问自己：“难道耶路撒冷的荒凉是神灵的过度溺爱造成的吗？”

随着俄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节节败退，尼古拉一世也在巨大的压力下身患重病，于1855年2月18日与世长辞。9月，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的俄国海军基地落入英法联军手中，俄国在这次战争中丢尽脸面。在一次各方都损失惨重（七十五万人战死）的军事作战失败后，新上任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呼吁和平，并放弃占有耶路撒冷的帝国野心。不过，俄国至少赢得并恢复了东正教对圣墓大教堂的绝对统治权，这一地位延续至今。

1856年4月14日，耶路撒冷人在希律城堡发射大炮，庆祝和平。但是十二天之后，詹姆斯·芬恩在参加圣火传递时发现“希腊朝圣者正用事先藏在柱子后面，然后从教堂楼座扔下来的棍棒、石头”攻击亚美尼亚人。他注意到“可怕的冲突随之发生，投射物被向上扔到楼座上，大量被破坏的灯具、玻璃及油倾覆到人们头上”。帕夏匆忙从其在楼座里的位子走下来时“头部遭到击打”，不得不在带刺刀的士兵到来之前被抬出去。几分钟后，东正教牧首手持圣火，在人们狂喜的尖叫声、擂胸的声音和火苗的闪光中出现了。

巴勒斯坦驻军为了庆祝苏丹的胜利，在阅兵场举行了一场游行。滑稽的是，亚历山大二世不久之后便买下这个阅兵场（这里曾是亚述人和罗马人的兵营），并将其改建成“俄国大院”。此后，俄国人便可以在耶路撒冷进行文化统治了。

这次胜利对奥斯曼人来说喜忧参半，因为伊斯兰国家居然脆弱到需要基督教士兵拯救，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并牵制西方人，阿卜杜勒—马吉德苏丹被迫改革以加强集权统治：他颁布了对境内少数民族不分宗教信仰给予绝对平等权的敕令，并赋予西方人此前难以想象的自由。他还将圣安妮教堂（建于十字军时代，后来成为萨拉丁的伊斯兰学校）赠送给拿破仑三世。1855年3月，后来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访问圣殿山的欧洲人——圣殿山上那些来自达尔富尔的挥舞着棍棒的苏丹卫兵都被关在他们的驻地里，以防他们攻击异教徒。6月，哈布斯堡帝国继承人、命运不济的未来的墨西哥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带着他旗舰上的官员们来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兴起的建筑热潮中，欧洲人开始建造笨拙的帝国式的基督教建筑。奥斯曼政治家非常不安，穆斯林可能会发起激烈的反击，不过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因在耶路撒冷投入太多而无法置身事外。

克里米亚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购买了巴拉克拉瓦铁路公司的火车和铁轨，准备专门为克里米亚的英国军队修造一条由雅法通往耶路撒冷的铁路。在英法联军赢得克里米亚战争胜利后，在一个富有名望和权力的英国财阀的全力支持下，蒙蒂菲奥里回到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未来的开拓者。

[1]多尔年轻的主人、种植园主科尼利厄斯·费洛斯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始于巴黎终于耶路撒冷的环球旅行。费洛斯与他聪明伶俐、有文化修养的年轻奴隶达成（接上页）一个协议：如果多尔能在这次旅行中服侍他，在返回之后，他将还多尔以自由。在这次充满兴奋体验的旅行中，多尔记录了从巴黎美丽优雅的女士到“耶路撒冷珍贵的高塔及烧焦的城墙”等每一件事物。但是，回家之后，他的主人却拒绝履行诺言，多尔因此逃到北方，并在1858年出版了《夸德隆环球旅行记》一书。随后不久爆发的美国内战最终给了多尔自由。这次战争的胜利者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并非真正笃信宗教，却渴望参观耶路撒冷，这也许是因为他年轻时生活在“美国的耶路撒冷”之一——伊利诺伊州新塞勒姆市。他熟知《圣经》，而且很可能听说了其国务卿威廉·苏厄德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参观了耶路撒冷一事。1865年4月14日，林肯在与妻子去往福特剧院的路上提议：“到耶路撒冷进行一次别样的朝圣。”在剧院里，在被刺杀前不久，林肯还小声嘀咕：“我是多么想参观耶路撒冷啊。”后来，玛丽·托德·林肯断定他“已经身在天国的耶路撒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