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史——谢尔盖大公和大公夫人埃拉

俄国农民（其中许多是妇女）经常从他们所在的村子一路向南走到敖德萨，踏上去锡安的旅程。他们穿着“塞得厚厚的大衣以及有毛皮衬里的短上衣，戴着羊皮帽子”，妇女额外再“穿上四五层衬裙，头上戴着灰色的围巾”。斯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是英国记者，他曾经留着蓬松浓密的胡须，穿着俄国农民的罩衫，完美地伪装成俄国人，同他们一起前往锡安。他说这些俄国农民为自己备好寿衣，“抵达耶路撒冷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做的重要事务都将完成。因为就某方面来说，去过耶路撒冷的农民全神贯注于死，正如新教徒全神贯注于生”。

他们乘着“黑暗又肮脏的受补贴的船只航行……在一次风暴中，当桅杆坏了之后，货舱里的农民到处翻滚，就像尸体一样，或者一个抓着另一个，像疯子一样，这场景比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矿井都要糟，而臭味则比任何火焰都令人难以忍受”。在耶路撒冷，这些人受到“一个人高马大的黑山导游的迎接，此人身穿俄国巴勒斯坦协会的华丽制服——深红色和奶油色相间的斗篷、骑马时穿的短裤——引导他们走过耶路撒冷的街道”。他们周围到处都是“阿拉伯乞丐，几乎裸着身子，丑陋得难以言说，还哀号着向他们索要铜币”，导游将他们带到俄国大院。在这里，他们住在“一天三个便士”、面积不小却拥挤的宿舍里，在餐厅里喝芥麦粥、白菜汤、大杯的克瓦斯根啤。俄国人如此之多，“还有阿拉伯男孩在旁边跑过，大声用俄语喊叫‘莫斯科人，很好’”。

“船上有个神秘的乘客”，这一传言伴随着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并大声喊叫着“哦，上帝，你有无上的荣光”时，他们可能会说“耶路撒冷有个神秘的朝圣者”，而且会宣称自己在金门或希律墙见到了耶稣。格雷厄姆说：“他们一整晚都在圣墓大教堂度过，在那里取圣火，用帽子将其熄灭，他们去世时会把这些帽子带进棺材。”不过，他们还是越来越为“耶路撒冷，这个为富裕的观光者准备的尘世乐土”而震惊，尤其是为“众多奇怪的、脏兮兮的，又长满蛀虫的、颓败的”教堂而震惊。“那里是死亡的摇篮”。他们会通过这样的沉思来安慰自己：“当我们不再凝视耶路撒冷而是让使徒来观察我们时，我们就真的找到了耶稣。”然而，他们的“神圣俄国”却正在发生改变：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实施的解放农奴的举措引燃了改革的期望，然而他无法满足这份要求——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分子时刻试图在他的帝国里暗杀他。在一次袭击事件中，亚历山大二世甚至掏出手枪，射击可能的杀手。不过，1881年，他最终在圣彼得堡被暗杀，双腿被激进分子炸得血肉横飞。

很快就有谣言散布说，犹太人与沙皇的死有密切关联（恐怖分子圈子内有个犹太妇女，不过刺客中并没有犹太人），谣言导致俄国人对犹太人的血腥攻击，这些袭击是政府鼓动的，有时还是由政府组织的。这种劫掠行为使得西方产生了一个新词语：“pogrom”，该词源于俄语“gromit”，意为“屠杀”。新即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满脸胡须，个子高大，但心胸狭窄，思想保守，他将犹太人视为“社会的毒瘤”，并把忠实的俄国东正教徒对犹太人的迫害归咎到犹太人身上。他在1882年颁布的《五月法令》实际上把反犹主义变成了一项国策，^[1]该政策在秘密警察的控制下得到了强制执行。

受到去耶路撒冷朝圣的狂热崇拜的鼓舞，亚历山大三世相信独裁统治和东正教会拯救“神圣俄国”。因此，他任命他的弟弟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为“帝国东正教巴勒斯坦协会”主席，以“强化东正教在圣地的地位”。

1888年9月28日，谢尔盖和他二十四岁的妻子、维多利亚女王漂亮的孙女埃拉，在橄榄山上用白色的石灰石和七个闪闪发光的金色洋葱头圆顶为他们的马利亚·抹大拉教堂祝圣。两人都被耶路撒冷深深感动了，埃拉向维多利亚女王报告说：“当我踏进圣墓时，您想象不到它使我产生了一种多么复杂的感觉，我感到强烈的欢愉，而思绪不断地转向您。”埃拉是出生于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的信奉基督新教的公主，但是她充满热情地接受并改信了东正教，当“看到所有这些在柔弱的婴儿时期就被教导要热爱的神圣地方时”，她是“多么高兴啊”。谢尔盖大公和沙皇都仔细地考察过教堂的设计，埃拉则被委任负责教堂的绘画。埃拉告诉维多利亚女王：“看到上帝为了我们而受苦的地方，就像是一场梦……而在这里祈祷是如此舒适。”埃拉确实需要抚慰。

三十一岁的谢尔盖大公如军人般严格执行纪律，在家里比较专横，一直被秘密地过着同性恋生活的流言困扰，而同性恋生活与他对独裁统治和东正教的坚信是格格不入的。一个表亲这样描述他：“他固执、傲慢、难以相处，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他到处炫耀自己的个性。”谢尔盖大公与埃拉的婚姻将他置于欧洲王权的中心：埃拉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将要嫁给未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

在离开耶路撒冷之前，谢尔盖大公把他对帝国、上帝和考古学的兴趣全部都融入他的新教堂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该教堂刚好就在圣墓大教堂旁边。在买下这块地段极好的土地后，谢尔盖大公和他的建筑工人在这里发现了可以追溯到哈德良圣殿和君士坦丁教堂时代的墙垣，后来在建造教堂时，他就把这些考古发现都融入进来。在俄国大院里，他将“谢尔盖之屋”——这个酒店的主体是带有角塔的奢华的新哥特式塔楼——指定为俄国贵族的休息之地。^[2]谢尔盖大公和埃拉的婚姻生活可能是个悲剧，然而，抛开这些建筑和这些建筑所吸引的成千上万个俄国朝圣者不说，谢尔盖大公还有一个卓著的贡献，那就是，作为俄国官方反犹主义的拥护者之一，他将犹太人推进了锡安这个避难所。

[1]“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一词于1879年由德国记者威廉·马尔在其《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一书中创造出来，当时是为了描述社会上新出现的、不同于旧有宗教仇视的，对犹太人的种族仇视。

[2]“谢尔盖之屋”严格来说是属于谢尔盖的，2005年普京总统访问以色列时对其非常欣赏，据说他当时非常感动，还流泪了。以色列在2008 年将这个酒店还给了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