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史——德皇与赫茨尔：最后的十字军与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德皇穿着白色制服，戴着金线缝制的标准长度的呢斗篷面纱，面纱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他头戴尖顶帽盔，上面还镶着一只闪亮的金鹰。在一队高大威猛的普鲁士轻骑兵和苏丹枪骑兵的护送下，德皇一行人鱼贯进入耶路撒冷。普鲁士士兵戴着铁制头盔，挥舞着十字军式样的旗帜，苏丹的士兵则穿着红色背心、蓝色裤子，戴着绿色头巾，手执长矛。皇后穿着绘有图案的丝质长裙，系着腰带，戴着草帽，与她的两个随身侍女坐在马车里，紧随其后。

赫茨尔在一个住满德国官员的酒店里观看了德国皇帝的这场“表演”。德皇明白，耶路撒冷是一个宣传其帝国新面貌的理想舞台，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为他的表演所感染：继承亡夫权位的俄国皇后认为他的表现“令人反胃，极其可笑，让人厌恶”。威廉二世是首位为国事访问而任命了一位官方摄影师的国家元首。十字军制服和摄影师装备验证了奥伊伦堡亲王所称的，德皇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品性：一种是骑士般的，追忆中世纪美好生活的品性，另一种则是现代的”。

据《纽约时报》报道，“人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城市里的男人戴着白色头巾，喜气洋洋地身着条形上衣，土耳其军官的妻子们穿着华美的丝质米拉耶（milayes），生活富裕的农民穿着飘逸的火红色土耳其长衫”，骑着良驹的贝都因人“穿着又大又笨重的红靴子，皮质腰带勒着束腰的宽松外衣，外衣上缀有大量小型武器”，还戴着阿拉伯头巾。他们的酋长们则携带矛刃周围布满鸵鸟羽毛的长矛。

在犹太人的凯旋门前，一个留着长须、九十多岁、穿着土耳其长衫、包着蓝色长头巾的塞法尔迪大拉比和他的阿什肯纳兹同伴向威廉二世呈递了一部《托拉》，威廉二世还受到市长亚辛·哈立迪的欢迎。市长当日身披紫色披风，戴着金线环绕的头巾。威廉二世在大卫塔下马后，便和皇后步行进入耶路撒冷。为防备无政府主义者的刺杀（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不久前遭到了暗杀），围观的群众都被清空了。牧首们引导戴着珠宝的皇帝、皇后进入圣墓，威廉二世踏着耶稣曾经的足迹，心跳加快，愈发激动。

当赫茨尔等着德皇的传唤，并对这座城市进行考察时，皇帝把一座罗马式塔楼献给了救世主教堂，该建筑是他亲自设计的，倾注了“特别的关心和爱”。在参观圣殿山时，德皇这个热情的考古学家向穆夫提提出对此地进行挖掘的要求，但是穆夫提礼貌地拒绝了。

11月2日，赫茨尔最终得到皇帝的召见。这五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如此紧张，以至于其中一人建议带上镇静剂。他们身着燕尾服，戴着白领带及大礼帽，穿戴得体地来到大马士革门北边威廉皇帝的营帐。这是一个由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安排的拥有二百三十个帐篷的豪华村庄，由一百二十架马车、一千三百头马匹运送行李，还有一百个马车夫、六百个司机、十二个厨师、六十个侍者，所有这些都由土耳其军团守卫保护。随行的艺术大师约翰·梅森·库克说，这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耶路撒冷最大的盛会。我们将这个地区的马匹、马车和食物几乎一扫而光”。英国画报《笨拙》（Punch）嘲笑威廉二世是“库克的十字军”。

赫茨尔见到德国皇帝时，皇帝“穿着灰色的殖民地制服，戴着有面纱的头盔、褐色的手套，十分奇怪的是，他还拿着一条骑马用的短马鞭”。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走近皇帝，“止步，鞠躬。威廉二世则友好地伸出手”，然后教导他。他说：“这片土地需要水和树荫。这里为所有人准备了空间。你们的运动背后的思想很健康。”赫茨尔解释说安装供水设备虽然可行，但常昂贵，德皇于是回应说：“好吧，你们有很多的钱，比我们所有人的钱都多。”赫茨尔提议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耶路撒冷，但是德皇终止了会见，“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皇帝和赫茨尔都不喜欢耶路撒冷。威廉二世曾写道：耶路撒冷是“一个凄凉、贫瘠、堆满石头的地方……被由大片非常现代的犹太聚居地组成的郊区给毁掉了。有六万犹太人住在那里，油腔滑调，污秽不堪，善于逢迎，卑躬屈膝，他们什么也不干，每天只想从其邻人那里榨取每一分钱——他们就是大批现世的夏洛克”。^[1]不过，他给其表亲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信说，他对天主教徒的“圣物崇拜”更加鄙视：“当离开圣城的时候，我在穆斯林面前感到非常丢脸。”而赫茨尔也完全同意这样的话：“哦，耶路撒冷，将来记起你时，我将不会产生任何高兴的情绪。两千年来由残忍、偏执、肮脏而形成的腐朽沉淀物，就在那散发着烟臭味的小巷里。”至于西墙，赫茨尔认为，那里遍布着“可怕、悲惨和混乱的贫民窟”。

不过，赫茨尔梦想着“如果耶路撒冷从来都是我们的，我将清除掉任何不洁的东西，摧毁充满污秽的事物”，并把耶路撒冷老城维护成像卢尔德或麦加那样的圣地：“我想在圣地周围建造一个空气舒适、下水道设施良好的崭新城市。”赫茨尔随后决定耶路撒冷应该被共享：“我们要扩张耶路撒冷的领土，这样它就不会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它那些神圣之地是所有信仰者的共同财产。”

当德皇离开耶路撒冷，来到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时（在那里，他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并捐资修建了一座新的萨拉丁陵墓），赫茨尔从三个身穿土耳其长衫、身材魁梧的犹太搬运工身上看到了未来，他说：“如果我们能往这里带来三十万像他们这样的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地都将是我们的。”

那时的耶路撒冷确实已经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中心。在四万五千三百个居民中，有两万八千人是犹太人，这种人口上的增长引起了阿拉伯领导人的担忧。1899年，年迈的优素福·哈立迪对其朋友、法国首席拉比扎多克·卡恩（Zadok Kahn）说：“谁能对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的权利提出异议呢？……上帝知道，从历史上来说，巴勒斯坦实际上是你们的领土，”但“残酷的事实”是，“巴勒斯坦现在是奥斯曼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为严肃的问题是，居住在这里的，不只有以色列人。”哈立迪的这封信率先提及了“巴勒斯坦民族”这一概念（哈立迪是耶路撒冷人、阿拉伯人、奥斯曼人，最后才是这个世界的公民），也否定了犹太人声称的占有锡安的必要性，他预见犹太人的回归尽管是古来有之的、合法的，但必将与阿拉伯人古老的传统、合法的存在发生冲突。

1903年4月，在沙皇内政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列韦（Viacheslav von Plehve）的支持下，在基希讷乌（Kishinev）对犹太人进行的集体迫害，在俄国全境掀起一轮反犹主义杀戮和恐怖的疯狂行为。^[2]惶惶不安当中，赫茨尔赶到圣彼得堡，与普列韦这个极端反犹主义者磋商。在与德国皇帝和苏丹的商谈毫无进展后，赫茨尔便开始在圣地之外寻找一个临时的领地。

赫茨尔需要一个新的支持者，他提出犹太人的家园要么建在塞浦路斯，要么就建在英国掌控下的埃及西奈半岛的阿里什附近，这两个地方都离耶路撒冷比较近。1903年，第一代罗斯柴尔德勋爵内森终于开始接受犹太复国主义，他将赫茨尔介绍给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张伯伦直接排除了塞浦路斯的可能性，但同意考虑阿里什。赫茨尔雇了一个律师为犹太人定居地起草了一份特许权申请书。这个律师就是四十岁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大卫·劳合·乔治，他随后的决定将会比自萨拉丁以来任何人的决定更能改变耶路撒冷的命运。令赫茨尔非常失望的是，这个特许申请被驳回了。张伯伦和英国首相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又提出用另一块土地——乌干达或者肯尼亚的一部分——做犹太人的领地，赫茨尔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暂时接受。

尽管赫茨尔未能成功争取到皇帝和苏丹的支持，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却成功激励了备受迫害的俄国犹太人，尤其是普朗斯克一个富裕律师家庭的孩子——戴维·格鲁恩（David Grün）。这个当时只有十一岁的男孩认为，赫茨尔就是弥赛亚，能带领犹太人回到以色列。

[1]德国皇帝日耳曼式的巨人症改变了现代耶路撒冷的天际线。他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要塞耸立在橄榄山上，这是一座中世纪式的德国堡垒，带有一个极其丑陋的塔楼，塔楼非常高，从约旦河那里都可以看到。他那建在锡安山上的天主教圣母安眠堂，外表模仿的是沃尔姆斯大教堂，内部模仿的是亚琛的查理曼的小礼拜堂，该教堂有着“众多的塔楼，更适合莱茵河谷地区的景观”。

[2]大概在这个时候，沙皇的顶级秘密警察、身在巴黎的奥克瑞纳长官彼得·拉奇科夫斯基命人杜撰了一本名为《锡安贤达议事录》的小册子，他宣称这是1897年赫茨尔在巴塞尔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秘密记录。实际上该书是由1844年法国出现的一部反对皇帝拿破仑三世的讽刺性作品以及1868年德国人赫尔曼·古德切所写的反犹主义小说改编而成的（大部分都是直接剽窃过来的）。《锡安贤达议事录》所写的是犹太人深入到各个政府部门、教会以及新闻媒体中，并挑起战争和革命的荒谬的、恶魔般的计划，目的是创建一个犹太独裁者所统治的世界帝国。该书于1903年出版，旨在在俄国激起反犹主义浪潮，因为当时俄国沙皇的统治受到犹太革命者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