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凯末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从奥斯曼帝国的意识形态到凯末尔时代的民族主义

坦泽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奥斯曼主义。奥斯曼主义强调苏丹的统治地位与奥斯曼帝国境内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的政治一致性，即奥斯曼帝国的所有臣民不论宗教和语言的差异而皆须忠实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和共同捍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奥斯曼主义形成于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环境，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对于奥斯曼帝国境内诸多民族的绝对统治构成奥斯曼主义的政治基础。

19世纪后期，随着巴尔干地区及北非领土的不断丧失，奥斯曼帝国的亚洲色彩和伊斯兰教色彩逐渐加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采用哈里发的称谓，由保守的欧莱玛和苏菲派教团舍赫所倡导的伊斯兰政治理论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日渐扩大，奥斯曼主义逐渐让位于泛伊斯兰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强调包括突厥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库尔德人、阿富汗人和印度穆斯林在内的伊斯兰教诸民族的共同利益，试图重建乌玛和强调伊斯兰教的广泛实践，抵御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威胁。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根源于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对于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和瓜分，体现穆斯林反抗西方侵略的思想情感，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表现为反抗基督徒和异教统治的历史形式。著名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贾马伦丁·阿富汗尼可谓泛伊斯兰主义的杰出思想家，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则是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诸多伊斯兰教国家相继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促使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穆斯林将争取独立和振兴伊斯兰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是为泛伊斯兰主义兴起的政治基础。

20世纪初，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泛伊斯兰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继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之后的大土耳其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核心思想是主张突厥人的广泛政治联合以及土耳其人的特权地位。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期间，曾经将大土耳其主义奉为官方意识形态，强制推行土耳其化的政策，否认奥斯曼帝国境内非土耳其人各民族的自治权，实现高压的民族政策。

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形成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框架之内，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对于奥斯曼帝国境内诸多民族的统治构成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包括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内的非穆斯林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和阿拉伯人相继走上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随之相继销声匿迹。

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衰落之后，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色彩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逐渐萌生，操土耳其语和信仰伊斯兰教成为所谓土耳其民族的特定标志，安纳托利亚则被视作土耳其民族的祖国和家园。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风雨飘摇和战火纷飞的民族危亡之际，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塑造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西方列强的凌辱和希腊军队的入侵，激发了土耳其人的民族情感。另一方面，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传统疆域的丧失和人口构成的改变，提供了奥斯曼主义演变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客观物质基础。1927年，土耳其血统的穆斯林构成土耳其共和国总人口的97.3%，是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土耳其共和国的民族基础。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实践，可谓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逻辑延伸。

在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民族被视为具有共同的语言、政治疆域、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共同体，明显区别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米勒特即宗教共同体。凯末尔宣传的民族主义，强调世俗的民族忠诚取代传统意义上与乌玛及哈里发制度相联系的宗教忠诚，进而包含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思想，其实质在于放弃传统的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强调土耳其民族主义，强调土耳其共和国的单一民族性，强调土耳其民族与土耳其共和国的一致性，旨在强化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的社会凝聚力与政治向心力。

“民族主义的构想和实行，首先着眼于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紧密相关的政治目的。”凯末尔于1921年声明，自己是“在为土耳其人民进行奋斗，不是为超出民族边疆以外的不论根据宗教或种族来规定的任何更加模糊、更加广泛的实体进行战斗”。凯末尔宣称：“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做出一项坚定的、积极的、具体的政策，而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保全生命和独立……在规定的民族疆界之内。”

土耳其语言学会成立于1926年，强调土耳其语是人类最悠久的语言和诸多其他语言的历史源头，着力推广土耳其语，消除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传统影响。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宗教语言，阿拉伯字母以及阿拉伯化的波斯字母在奥斯曼帝国时代曾经是土耳其文的书写形式。1928年11月，土耳其政府宣布采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作为土耳其文的书写形式。1929年，土耳其政府禁止所有出版物使用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新的拉丁字母成为强制推行的法定字母。土耳其字母的拉丁化，标志着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文化传统的决裂，构成至关重要的西化举措。土耳其字母拉丁化的强制实施，则是凯末尔时代威权政治的体现和标志。

土耳其历史学会成立于1931年，强调土耳其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宣称祖居中亚的突厥人曾经在亚欧大陆核心地带的安纳托利亚、爱琴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宣称匈奴首领阿提拉和蒙古首领成吉思汗皆为传播突厥文化的使者，宣称苏美尔人及赫梯人与突厥人之间具有内在的文化传承关系，旨在弘扬土耳其民族的辉煌历史，淡化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历史渊源，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凝聚力。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习俗相似，原本大都有名无姓，常以父名或出生地作为姓氏的替代。1934年，土耳其政府推行新的姓氏制度，议会将阿塔图尔克（意为土耳其之父）作为凯末尔家族的专用姓氏，凯末尔的正式称谓遂由穆斯塔法·凯末尔改作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贵族头衔帕夏、贝伊和埃芬迪被土耳其政府明令废止。

共和主义与民众主义

共和主义作为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基础，缘起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环境。坦泽马特时代，共和主义的政治理念在奥斯曼帝国初露端倪。19世纪后期，青年奥斯曼党的代表人物纳米克·凯末尔声称，共和制起源于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政治实践，共和制的建立是实现民众主权的前提条件，美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则是共和制的典范。然而，青年奥斯曼党无意否定苏丹制，其所倡导的所谓共和制实为民众主权基础上的宪政君主制。1876年宪法的颁布和议会的召开，开辟了奥斯曼帝国宪政运动的先河。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宪政制度的广泛实践。

凯末尔的共和主义思想，在继承坦泽马特时代特别是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期间之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强调否定奥斯曼帝国传统的苏丹制度和米勒特制度，实行共和政体。1921年颁布的《基本组织法》规定，土耳其的国家主权属于土耳其人民。凯末尔宣称：“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权力机构”，“大国民议会是土耳其的最高权力机构……大国民议会政府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唯一代表”，“大国民议会不属于哈里发，而是属于土耳其人民”。

自1923年起，共和主义构成土耳其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原则，反对传统的君主政治、宣传民众主权的政治思想与强调共和制度则是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人民的声音便是安拉的声音。”

民众主义的历史内涵，在于实现民众主权的政治原则，倡导民众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强调国家与民众之间双向承担的责任和义务。1919年，凯末尔在安卡拉发表演讲，初步阐释了民众主义的基本思想：“在我们的组织内……全体国民拥有最高的权威……每个人都必须关注自己的命运。这种自下而上的结构，从地基到屋顶，将是坚不可摧的……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我们的国民组织……已经拥有了它所依赖的关键性资源，得到了全体国民的支持。从此，自下而上的政治结构也将开始形成。”

1920年8月，凯末尔表示：“权力应当直接交付给人民，并保持在人民手中”，“如果我们一定要给我们的政府下一个社会学上的定义的话，我们就把它叫作‘人民政府’……我们是不幸的民族，正在努力拯救自己的生命和独立……我们是遵循这样一种原则的人，即它将使我们能够为了保全这项权利和确保我们的独立，为了反对企图粉碎我们国家的帝国主义和企图吞并我们国家的资本主义而进行全民性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政府赖以维持的基础”。1921年，《基本组织法》明确规定议会是“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是立法和行政两项权力的保持者”。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民众主义表现为共和主义的逻辑结果，主权在民构成民众主义的核心内容，大国民议会以及共和人民党则是民众主义的政治载体。1924年宪法规定：土耳其所有的人民，无论其宗教和种族如何，就其身份而言，均属土耳其人；所有土耳其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团体、等级、家族和个人的特权均在被取消和禁止之列。然而，在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社会处于国家的操纵和控制之下，民众生活缺乏必要的政治空间，民众主义具有明显的虚构性。凯末尔强调民众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淡化土耳其社会的阶级差异、宗教差异和民族差异，禁止以阶级、宗教和民族作为基础的政治活动，尤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1931年，凯末尔宣称：“我们的基本准则是，土耳其共和国的人民并非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而是由不同职业阶层组成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凯末尔强调土耳其民众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诉求，共和人民党作为唯一合法的政党，代表诸多职业群体的共同利益。

世俗主义

奥斯曼帝国实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欧莱玛构成奥斯曼帝国传统秩序的重要社会基础，官方伊斯兰教理论则是捍卫奥斯曼帝国的精神支柱。16世纪中叶苏莱曼大帝死后，苏丹权力日趋衰微，欧莱玛逐渐成为制约苏丹独裁统治的政治隐患。自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推行新政举措开始，威权政治日渐强化，所谓的世俗化成为排斥欧莱玛和巩固苏丹统治地位的重要举措。

1918—1923年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民族矛盾尖锐，教界与世俗民众同仇敌忾，捍卫苏丹和伊斯兰教成为争取民众抵抗列强的政治口号，安卡拉政权得到逊尼派、阿拉维派和众多苏菲教团的广泛支持。1920年4月召开的第一届大国民议会中，73名议员来自宗教界，包括苏菲教团长老10人，占议员总数的20%。第一届大国民议会召开前夕，伊斯坦布尔的大穆夫提在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授意下宣布凯末尔是异教徒，而凯末尔则授意安卡拉的穆夫提发布宗教法令予以反驳，宣布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府背叛国家。同年4月，凯末尔呼吁全国民众“为哈里发和苏丹政权、为信仰和帝国、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而祷告”。5月，安卡拉的152名穆夫提联名发布宗教法令，谴责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屈从西方列强，呼吁穆斯林支持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1921年9月，议会授予凯末尔以加齐（圣战者）的称号。1922年11月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出逃后，安卡拉的穆夫提再次发布宗教法令，授权大国民议会选举新的哈里发作为穆斯林的宗教领袖。

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民族矛盾逐渐缓解，世俗化进程再次启动。以民众主权取代安拉主权和废止教俗合一的国家制度，成为凯末尔时代世俗化改革的政治形式。“凯末尔主义者的宗教政策的基础是政教分离主义，而不是非宗教论；其目的不是要消灭伊斯兰教，而是要使伊斯兰教与政府分离——停止宗教及其阐释人在政治、社会及文化事业中具有的权力，使宗教的权力局限于信仰及礼拜方面。”

哈里发制度是传统伊斯兰教神权政治的象征和教俗合一国家体制的外在形式，欧莱玛阶层则是哈里发制度的诠释者和传统神权政治的捍卫者。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强调国家与宗教机构的分离，旨在削弱教界对于国家的政治影响。废除哈里发制度和进一步排斥欧莱玛阶层，构成凯末尔时代世俗化的首要内容。

1923年，土耳其议会宣布：哈里发的职位属于奥斯曼王室，哈里发只能依靠土耳其国家而存在，应由议会遴选“奥斯曼王室中最属品学兼优的人”出任。1924年3月，凯末尔在议会宣布：必须“把伊斯兰信仰从数世纪以来惯于充任政治工具的地位中拯救出来，使其得到纯洁与提高”。随后，议会连续通过三项法令，废除哈里发制度，将奥斯曼王室成员驱逐出境；罢免大穆夫提，撤销教法与宗教基金部，关闭宗教法庭，宗教法官即卡迪纳入世俗司法体系，成立隶属于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局，负责任免教职人员、管理教产和解释教法；取缔欧莱玛控制的宗教学校麦克台卜和麦德莱赛，取消宗教课程，所有学校纳入政府的管辖范围，实行单一的世俗教育，旨在强化政府对于宗教活动，宗教场所和教职人员的管理。

1933年，土耳其政府规定，清真寺的宣礼一律使用土耳其语，不得使用穆斯林传统的宣礼语言阿拉伯语。1938年，议会通过政党法，禁止组建宗教政党。

苏菲教团作为伊斯兰教的民间形式，具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和严密的等级体系，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具有广泛的宗教影响和社会影响。奥斯曼帝国末期，包括麦乌拉维教团、拜克塔什教团和纳格什班迪教团在内的诸多苏菲教团同情青年土耳其党，反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独立战争期间，苏菲教团构成支持凯末尔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社会力量。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苏菲教团表现出抵制凯末尔主义威权化和世俗化的政治倾向，支持库尔德人发动叛乱。库尔德人分别属于不同的部落，缺乏统一的政治组织，长期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而苏菲派卡迪里耶教团和纳格什班迪教团超越血缘群体的狭隘界限，在诸多库尔德人部落中具有广泛的宗教凝聚力和社会影响。“1925年的叛乱曾经被说成是库尔德民族运动或分离运动。但是考虑到运动的领导人是托钵僧以及所公开宣布的目标，看来政府认为这是由于反对世俗化改革而引起的一次宗教反作用的说法，似乎是不无理由的。”1925年库尔德人叛乱平息之后，土耳其政府颁布第677号法令，取缔苏菲教团，关闭苏菲道堂，禁止使用舍赫和德尔维什等苏菲派称谓和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

凯末尔时代世俗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国家体制的世俗化和官方意识形态的非宗教化，强调土耳其不存在官方的宗教抑或国家的宗教，强调宗教信仰的个人化和非政治化，强调公共生活的非宗教化和国家对于宗教机构的绝对控制。

1925年，土耳其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凡无正式宗教职务之人不得穿着宗教服饰和佩戴宗教徽记，政府公职人员必须身着西服。在此基础上，土耳其政府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提倡以西方礼帽取代奥斯曼帝国时期盛行和象征穆斯林身份的菲兹帽即无边圆形塔状礼拜帽，限制伊斯兰教服饰，以土耳其语取代阿拉伯语作为清真寺宣礼的语言。菲兹帽自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时代引入，百年来流行于穆斯林社会。凯末尔声称，菲兹帽是土耳其人无知愚昧和抵制社会进步的标志，而西方礼帽则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以西方礼帽取代菲兹帽，时人称之为“帽子的革命”。然而，在穆斯林民众看来，西方礼帽并非现代文明的象征，却是基督教的象征，因此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由于抵制政府的法令，7500人被捕，660人被处死。

1926年，大国民议会宣布采用欧洲公元历法，取代传统伊斯兰历法，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历法，伊斯兰历法仅限于宗教活动的氛围，与此同时，引进瑞士民法、意大利刑法和德国商法，禁止一夫多妻制，取消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婚姻限制，赋予婚姻以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废除贝伊和帕夏等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贵族称谓，采用公尺制，规定星期日作为每周的休息日。

1926年颁布的刑法规定：滥用宗教、宗教情绪或在宗教上被认为神圣之物，借以在人民中间进行不拘任何形式的煽动，直至发生危害国家安全之行动者，或为此目的而集会结社者，必须追究刑事责任；不得组织以宗教或宗教情绪为基础的政治社团，不得在规定的宗教场所之外举行宗教活动。

1927年11月，共和人民党大会宣布，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实现宗教与世俗的分离。1928年4月，大国民议会修改宪法第2款，删除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国家宗教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确定世俗民主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基本属性，标志着凯末尔时代世俗化改革在政治层面达到顶峰。

凯末尔时代倡导的世俗主义“并非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其实质在于创立作为世俗国家机构组成部分的官方伊斯兰教”。“清真寺处于宗教事务局的控制之下，教职人员成为政府即世俗官僚机构的雇员。”政府操纵的宗教机构亦曾编写教科书，告诫穆斯林“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遵守国家的法律，服从政府官员的管理，掌握现代科学技术”。

凯末尔时代的世俗主义实践，导致土耳其世俗教育的长足进步。1923—1940年，乡村学校的数量增长一倍，从5062所增至11040所；教师总数从12458人增至28298人，增长133%；学生总数从352668人增至1050159人，增长300%。1927年，识字率为10.6%；1940年，识字率达到22.4%。1933年，奥斯曼大学改称伊斯坦布尔大学。1936年，土耳其政府创办安卡拉大学。1923—1940年，高等学校从9所增至20所，教师从328人增至1013人，学生从2914人增至12147人。欧莱玛在1920年第一届大国民议会占据20%的席位，1923年第二届为7席，1927年第三届为4席，1931年和1935年的第四届和第五届为3席，1939年第六届为2席，1943年第七届为1席。

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作为凯末尔主义的经济原则，于1929年首次提出，1931年列入共和人民党纲领。共和人民党在1931年的宣言中对于国家主义曾做如下的阐释：“尽管考虑到私人事业和私人活动仍是我们的基本主张，我们的主要政策之一是促使国家积极关心于涉及民族的一般性和重大利益的问题，特别是有关经济的问题，以便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导向繁荣。”

所谓的国家主义即强调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主导作用，是凯末尔时代一党制威权主义的政治原则在经济领域的逻辑延伸。国家主义的广泛实践，提供了一党制威权主义政治原则的物质保障。“关于‘国家接管一切’的理论，在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里，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并且对于统治者或被统治者来说，又都是十分合乎他们继承的传统和习惯的。在集权的、官僚式的和家长式的凯末尔主义政权看来，由国家来指导和管理经济生活的这些想法，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拥有的权力、特权和职能的自然而明显的延伸。”国家主义的主要举措包括：制订和执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保护关税，国家投资，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加强外汇管理。国家主义的宗旨，是服务于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需要。

国家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旨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强调政府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国家主义并非私人经济的国有化，强调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长期并存和相得益彰。国家主义的实质在于国家资本主义，扶持基础薄弱的民族工业和加速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则是凯末尔时代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

1935年，凯末尔对于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做出如下说明：“我们正在实行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是由土耳其本身的需要促成的，是一种特有的制度。它意味着，在承认私人企业是主要基础的同时，也认识到许多活动没有开展起来，国家必须被赋予对经济的控制，以应付一个很大的国家和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切需求……国家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开展某些尚未由私人企业开展的经济活动，结果它成功地这样做了……我们选择遵循的道路是一种区别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体制。”

1937年，凯末尔政府发布第3125号法令，对国家主义做出如下的解释：在经济和制造业领域，私人投资感到困难时，以国家经营的形式及更大的力量来从事，即在允许私人经营的同时，凡关系到公共生活及国家的和更高的利益所及的行业，由国家经营。

凯末尔主义的时代特征

1935年，共和人民党召开第四次大会，明确规定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即民族主义、共和主义、世俗主义、民众主义、国家主义和革命主义作为共和人民党的纲领和“基本的和不可改变的原则”。1937年，凯末尔主义的六项纲领被纳入宪法，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遂被称作“土耳其人的宗教”，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现代化阶段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纲领。

凯末尔主义作为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主流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根源于凯末尔时代的特定历史环境。民族主义无疑是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异常尖锐的民族矛盾赋予凯末尔主义之民族主义的鲜明色彩。共和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和革命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逻辑延伸，则是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摆脱奥斯曼帝国遗留的传统阴影进而实现土耳其民族复兴和推动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

研究者常将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为共和主义，认为凯末尔政权充分肯定共和制。实际情况不然。凯末尔主义形成于“一战”结束后西方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和土耳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环境，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深刻的民族危机构成凯末尔时代的突出现象。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创建独立的主权国家是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首要目标。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符合土耳其民族的根本利益，凯末尔俨然成为土耳其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象征。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在于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凯末尔时代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既是奥斯曼帝国后期政治变革的历史结果，亦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过程中民族主义高涨的逻辑延伸。“民族主义成了新土耳其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共和主义、民粹主义、现世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和改良主义在1931年被正式宣布为增补原则，并吸收进1937年的宪法。它们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威权政治的强化是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共和人民党的权力垄断集中体现着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威权主义政治倾向。如果说青年土耳其党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派颇多相似之处，那么凯末尔主义则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波拿巴主义。“就阿塔图尔克在共和国里的地位来说，他似乎可以同拿破仑和克伦威尔相并列。”“凯末尔在国民议会中的重新当选，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事实上，他享有终身任命，拥有像任何一位苏丹所拥有的大权，并且能够随意任免国务总理以及各部的部长。”换言之，伴随着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凯末尔主义的思想内涵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从民族主义到威权主义的发展，构成凯末尔主义演进的历史轨迹。

现代化无疑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凯末尔时代诸多改革举措的宗旨在于推动土耳其共和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威权政治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土耳其现代化改革的客观需要和推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杠杆。凯末尔作为土耳其国父的个人魅力和绝对权威，构成威权政治得以实践的重要条件。凯末尔作为共和人民党的领袖和克里斯玛式的统治者，具有不可替代的绝对权力。凯末尔主义之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则是凯末尔时代威权政治的产物和表现。

苏丹制度的废除和哈里发制度的终结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世俗化举措，无疑包含着宗教政治衰落和世俗政治强化抑或从神权向俗权转变的历史内容。然而，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进程并未表现为同步的趋向。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政策，不仅损害传统教界的既得利益，而且导致官方思想与民间信仰的严重对立，进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切断了连接国家与民众的重要纽带。所谓的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旨在服务于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政治需要，而革命主义则集中体现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剧烈政治变革。政府、共和人民党与凯末尔的三位一体，构成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模式。

凯末尔时代一党制的政治实践与共和主义之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大相径庭，所谓的共和主义和民众主义尚徒具虚名，只是凯末尔美化个人的政治口号抑或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并非“凯末尔主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