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礼萨汗时代伊朗的现代化实践



内忧外患的动荡局势

1905—1911年宪政运动结束以后，伊朗出现政局动荡的严重局面，国内诸多政治势力激烈角逐，所谓的立宪政府处于英国和俄国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英国军队和俄国军队分别进入伊朗南部和北部诸多地区，俄国军队甚至威胁占领德黑兰。错综交织的内忧外患，使伊朗陷入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成为同盟国与协约国角逐的猎物，伊朗西北部地区更是俄国军队与奥斯曼帝国军队厮杀的战场。1915年，英国与俄国签订秘密协议；根据该协议，英国控制原由英俄两国在伊朗划定的包括产油区在内的中立地带，俄国则在伊朗北部的原有势力范围之内行使充分的控制权并且在战后控制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海峡。该协议的签订，意味着英国与俄国对于伊朗领土的彻底瓜分。不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伊朗经济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农田荒芜，水利失修，人口锐减，物资奇缺，农业生产直至1925年仍未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伊朗召开第三届议会。第三届议会的议员中，40%来自在外地主，31%来自欧莱玛，29%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第三届议会拒绝批准加入协约国阵营，持亲同盟国的立场，选举民主党和温和党领导人成立民族抵抗委员会。

1917年俄国沙皇政权的灭亡，导致伊朗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强迫伊朗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随之成为操纵伊朗政局的主要外部势力。伊朗政坛的左翼派别民主党死灰复燃，主张实行土地改革，捍卫伊斯兰教的尊严，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要求英国军队撤离伊朗。1920年，民主党在阿塞拜疆和吉兰组建自治政府，成为伊朗北部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

在德黑兰，立宪政府于1919年与英国签订条约；根据该条约，英国政府向伊朗提供200万英镑的贷款，帮助伊朗建设铁路，修订关税，从战败国索取赔款，并由英国向伊朗提供军事物资，由英国人出任伊朗的行政顾问。英伊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伊朗将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和殖民地，因此遭到德黑兰民众的激烈反对。苏俄政府认为，该条约将导致英国在伊朗和整个中东地区霸权的延续，亦予以谴责，并出兵里海港口城市恩泽里。

1920年6月，伊朗共产党在恩泽里成立，该党成员来自高加索、中亚、吉兰和阿塞拜疆，代表产业工人及工商业者的利益。伊朗共产党在建立伊始包含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一种倾向认为伊朗业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即将进入工农革命的阶段，主张重新分配土地，组建工会，武装推翻资产阶级及其教界代言人，反对君主专制、封建主义和英国殖民统治；另一种倾向认为伊朗所面临的是民族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伊朗仍然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伊朗共产党的任务在于领导所有的不满阶层，特别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前者阐述的激进主张一度占据上风，成为伊朗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教界、地主、商人和其他所谓的剥削者则被视作革命的对象。不久后，伊朗共产党修改政治纲领，温和倾向成为伊朗共产党政治纲领的主导内容。

1920年底，伊朗共产党在里海沿岸相继成立吉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拉什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伊朗共产党曾经在德黑兰、大不里士、马什哈德、伊斯法罕、恩泽里、克尔曼沙赫和南部诸多城市设立支部，组建工会。然而，伊朗共产党的支持者主要是操阿扎里语的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在波斯语地区影响甚微，在广大的乡村尤其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巴列维王朝的建立

礼萨汗1878年出生于里海南岸的马赞德兰省，少年从军，在哥萨克旅服役。1921年2月，礼萨汗率哥萨克旅3000人发动政变，自加兹温入主德黑兰，推举赛义德·齐亚丁出任首相，自任国防大臣，控制内阁，宣布将致力于消除内战，改造社会，结束外族占领，实现伊朗民族的复兴。

“1905—1909年的革命以自由主义的宪法取代了恺伽王朝的专制主义，而1921年的政变则为废除议会政治和建立巴列维王朝的独裁统治开辟了道路。”礼萨汗控制的内阁一方面与苏俄政府签订友好条约，要求苏俄政府取消伊朗所欠沙皇俄国的债务，归还沙皇俄国侵占的伊朗领土，另一方面废除1919年英伊条约，要求英军撤出伊朗，保留英国在伊朗原有的部分权利。

“1921年构成伊朗现代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伊朗开始步入主权国家的行列。”此后4年间，礼萨汗致力于强化德黑兰的中央政权。他首先将宪兵从隶属内务部改为隶属国防部，起用哥萨克旅军官取代瑞典军官和英国军官统辖宪兵，进而平息大不里士和马什哈德的宪兵哗变，降服阿塞拜疆的丛林游击队，处死库切克汗。1921年，包括哥萨克旅、宪兵和南部来复枪队在内的伊朗武装力量仅有2.2万人。1922年，礼萨汗将哥萨克旅、宪兵和南部来复枪队合并，组建新军，辖5个师，兵员约4万人，分别驻扎在德黑兰、大不里士、哈马丹、伊斯法罕和马什哈德。礼萨汗依靠新军的支持，于1922年平息阿塞拜疆西部的反叛势力库尔德人、阿塞拜疆北部的反叛势力沙赫萨文部落和法尔斯的反叛势力库西吉鲁耶部落，1923年平息克尔曼的反叛势力桑加比部落，1924年平息东南边陲的反叛势力俾路支人和西南边陲的反叛势力鲁里人，1925年平息马赞德兰的土库曼人和呼罗珊北部的库尔德人。与此同时，礼萨汗逐渐巩固其在德黑兰的地位，1923年10月出任首相，1925年初从议会获得大元帅的头衔。

政体的选择是宪政运动后伊朗国内各派势力激烈争论的焦点问题。围绕政体的选择，伊朗政坛形成改革党、复兴党、社会党、共产党以及教界保守势力之间的尖锐对立。改革党作为宪政运动期间温和党的延续，代表欧莱玛上层、大商人和土地贵族的利益，在第四届议会占据多数席位。复兴党系礼萨汗支持的政治派别，成员大都具有西方教育的背景，持改革的立场，在第五届议会占据多数席位。复兴党具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政治倾向，主张依靠政治精英即“革命的独裁者”实现政治改革和教俗分离，强化军队和完善国家机构，发展民族工业，推进游牧群体的定居化，普及现代教育，在全国范围推广波斯语。复兴党创办的报纸倡导发展世俗教育，改善妇女地位，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主张从教界的束缚下解放民众。“在一个99%的民众处于反动毛拉选举控制下的国家，我们希望出现墨索里尼式的人物来打破传统权威的影响，以便创造一个现代的前景、现代的民族和现代的国家。”“我们的首要愿望是伊朗的国家统一。”社会党继承宪政运动期间民主党的政治立场，颇具激进倾向，强调依靠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改造社会，崇尚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原则，倡导共和制和普选制，主张强化国家机构和实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消灭失业现象。伊朗共产党与社会党的政治立场相似，伊朗共产党的许多成员同时亦是社会党的成员。1921年礼萨汗发动政变后，伊朗共产党在北部里海地区的势力严重削弱，其活动范围遂转向德黑兰和伊朗腹地。至1925年，伊朗共产党在德黑兰、大不里士、马什哈德、伊斯法罕、恩泽里和克尔曼沙赫等地设立诸多分支机构，发行报刊，成立工会以及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教界保守势力目睹凯末尔在土耳其推行的世俗化举措，极力主张实行君主制，声称共和制是背离伊斯兰教的政治制度，共和制的建立意味着伊斯兰教的终结。

1925年10月，伊朗第五届议会投票表决，废黜恺伽王朝的末代君主艾哈麦德。同年12月，议会以115票赞成、4票反对、3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拥立礼萨汗即位，建立巴列维王朝。

特定历史条件下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深刻的民族危机，制约着伊朗国内诸多社会群体和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民族主义成为伊朗民众的共同愿望，巴列维王朝的兴起则是伊朗国家主权的体现和民族尊严的象征。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形式与伊朗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两者的结合。

世俗色彩的威权统治

礼萨汗当政期间，实行威权主义的统治政策，致力于国家机器的强化，而军事力量的扩充无疑是礼萨汗时期实行威权统治和强化国家机器的首要条件。1928—1937年，政府财政支出从4亿里亚尔增至10亿里亚尔。1926—1941年，国家岁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军事开支，军费总额增长5倍，兵员总数由5个师4万人增至18个师13万人。1926年颁布的新兵役法扩大了士兵的征募范围，城市、乡村和游牧部落为巴列维王朝提供了充足的兵源。与此同时，礼萨汗不断完善官僚机构，在德黑兰设立内务部、外交部、司法部、财政部、教育部、商务部、邮电部、农业部、交通部和工业部。礼萨汗即位之初，政府雇员仅数千人；1941年礼萨汗退位时，政府雇员增至9万人。礼萨汗还将全国划分为11个省和49个县，省县两级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免，德黑兰成为国家真正的权力枢纽。“自近代以来，国家权力第一次超越首都的范围，出现在外省的城市和乡村。”

巴列维王朝沿袭1905—1911年宪政运动期间形成的政治模式，实行议会君主制，选举产生的议会依旧存在。然而，礼萨汗当政期间，国家权力的天平明显失衡，德黑兰的宫廷重新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所在，国王则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君主。议员的人选由国王提名后交地方选区表决，议会选举的整个过程处于内务部的监督之下，议会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而徒具形式，成为威权政治的点缀和国王的御用工具。当时的英国官员曾有如下的评论：“波斯的议会不能被看作是严肃的……国王需要的议案，在议会上通过。国王反对的议案，则由议会收回。至于国王犹豫不决的议案，则在议会上争执。”尽管1906年颁布的宪法明确规定内阁对议会负责，然而首相和内阁成员的人选必须首先由国王确定，然后交议会表决通过；首相和内阁成员的去留，取决于国王的态度，而不是取决于议会的是否信任。礼萨汗即位称王之时，曾经得到诸多议会政党的支持。然而，礼萨汗即位后，首先取缔改革党，解散社会党，以新伊朗党取代复兴党，继而以进步党取代新伊朗党，直至取缔进步党，镇压共产党。

游牧群体的长期存在和部落政治的广泛影响，构成挑战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潜在隐患。礼萨汗自1921年入主德黑兰开始，致力于讨伐和平息诸多地区的部落反叛势力。巴列维王朝建立后，解除部落武装、废除部落首领的贵族头衔、征募部落青年从军入伍、没收部落领地和限制部落迁徙，成为礼萨汗政权之部落政策的基本内容。1933年，礼萨汗实行强制性的定居化政策，强迫游牧部落成员入住所谓的“示范村庄”，旨在摧毁部落政治的经济社会基础。与此同时，礼萨汗任命军队将领统辖部落，部落酋长成为隶属于军队将领的行政官吏。1934年颁布的选举法，废除了所有的部落选区，部落势力被进一步削弱。至于礼萨汗组建空军和购买德国制造的新式飞机，其主要目的便是用于降服和控制部落势力。礼萨汗政权之部落政策的实质在于强化国家权力对于游牧群体的控制，而上述举措既是礼萨汗威权政治的组成部分，亦体现巴列维王朝排斥部落政治和否定传统秩序的进步倾向。巴列维王朝建立初期，部落人口约占伊朗总人口的25%；至1932年，部落人口在伊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8%。礼萨汗政权排斥部落的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礼萨汗长期奉行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政治改革、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构成巴列维王朝排斥教界传统势力的重要举措。恺伽王朝时期，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处于二元状态，教权与俗权分庭抗礼。宪政运动期间，教俗精英分享议会席位，1906年颁布的宪法及其补充条款亦明确规定教俗群体分享国家权力的政治原则。礼萨汗即位之初，议会成为什叶派欧莱玛分享国家权力和制约王权的政治舞台，而削减教界议员则是礼萨汗推行世俗化改革的重要举措。1926年，教界议员约占议员总数的40%；1936年，教界议员所剩无几；至1940年，教界议员已无一人。

恺伽王朝时期，伊朗的司法体系处于二元状态，国王控制的世俗法庭与什叶派欧莱玛操纵的宗教法庭长期并存。1906年颁布的宪法及其补充条款强调教界独立的司法地位，赋予什叶派欧莱玛在司法领域的广泛权力。礼萨汗即位后，改革伊朗传统的司法体系，设立司法部作为最高司法机构，完善包括终审法院和地方法院在内的世俗审判体系，强化国家法律的权威地位和司法审判的世俗原则。20年代后期，礼萨汗引进法国的民法和意大利的刑法，颁布新的商业法和婚姻法，修订沙里亚中若干不合时宜的法律条文，缩小宗教法庭的审判权限，进而削弱什叶派欧莱玛在司法领域的传统影响。

学校教育长期处于什叶派欧莱玛的控制之下，教育改革则是巴列维王朝推行世俗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礼萨汗当政期间，兴办世俗学校，发展世俗教育，极力排斥什叶派欧莱玛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1934年，巴列维王朝在德黑兰设立教育部，作为掌管全国教育的最高机构。1925—1941年，教育经费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从2%增至5%，年度教育经费投入增长12倍。1925年，全国共有各类小学650所，在学儿童5.6万人；1941年，各类小学增至2300所，在学儿童近30万人。1925年，全国共有各类中学74所，在校学生1.5万人；1941年，各类中学增至350所，在校学生近3万人。相比之下，此间宗教学校培养的神职学员由近6000人降至不足800人。1925年，伊朗全国仅有世俗高等学校6所，即医学院、农学院、法学院、文学院、政治学院和师范教育学院，学生不足600人。1934年，礼萨汗在原有世俗高等学校的基础上创办德黑兰大学；30年代末，德黑兰大学增设牙医学院、药学院、兽医学院、美术学院和科学技术学院。到1941年，德黑兰大学共有注册学生3300人。礼萨汗时期，伊朗政府每年资助100名青年留学欧洲；至1940年，500人学成回国，另有450人亦完成学业。各类世俗学校的毕业生进入社会，成为颇具势力的新兴社会群体，其政治影响随之扩大。与此同时，什叶派欧莱玛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

礼萨汗当政期间，民族主义成为伊朗官方的意识形态，其核心内容在于强调伊朗民族构成和语言文化的单一性，宣扬所谓“王中之王”的统治曾经创造了伊朗辉煌的古代文明，伊斯兰教则是舶来的信仰。与恺伽王朝时期相比，礼萨汗时期宣扬的民族主义以强调伊朗的历史传统取代强调伊斯兰的历史传统，进而以强调国王的权力和尊严取代强调安拉的权力和尊严，具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国王俨然成为伊朗民族的象征和国家的化身。

礼萨汗当政期间，波斯语得到迅速的推广，非波斯语如阿扎里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和库尔德语的使用范围明显缩小，巴哈教派被政府取缔，议会中的犹太教议员萨缪尔·哈伊姆和琐罗亚斯德教议员沙赫鲁赫·阿尔巴卜凯伊·胡斯鲁则被处死。1925年，礼萨汗宣布恢复实行古代伊朗的传统历法，取代伊斯兰历法，作为巴列维王朝的官方历法。1928年，议会通过法案，取消传统的民族服装，规定除教界外所有成年男子必须身着西式服装和头戴“巴列维帽”。礼萨汗于1934年访问土耳其以后，效法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规定各类学校向妇女开放，妇女在电影院、咖啡馆和旅店等公共场所享受应有的保护，禁止妇女披戴面纱和身着传统长袍。与此同时，欧洲礼帽取代巴列维帽，成为伊朗人的时尚头饰。礼萨汗还效仿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成立“公众指导协会”，利用报纸、杂志、传单、图书和广播，向伊朗民众灌输民族沙文主义思想。礼萨汗将伊朗许多地区重新更名，如：阿拉伯斯坦改称胡齐斯坦，恩泽里改称巴列维，鲁里斯坦改称克尔曼沙赫，库尔德斯坦改称西阿塞拜疆，乌尔米耶改称雷扎耶，阿斯达拉巴德改称古尔甘，阿里阿巴德改称沙黑，苏勒塔尼耶改称阿拉克，穆哈梅拉改称霍拉姆沙赫尔。1934年，礼萨汗更将国名由波斯改为伊朗。

与此同时，礼萨汗宣布废除恺伽王朝与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立伊朗国家银行，从大英帝国银行收回货币发行权和印钞权，接管印欧电报公司和比利时人掌管的海关，禁止外国人在伊朗开办学校、出任公职、拥有土地和未经允许在伊朗旅行，将外国资本局限于石油开采和里海渔业两个领域。1933年，礼萨汗与英伊石油公司签署协议，英伊石油公司放弃4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同时承诺培训伊朗管理人员，将伊朗政府的利润分成从16%增加到20%，伊朗政府则将英伊石油公司的开采期限延长32年即从1961年延长至1993年。

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举措

1905—1911年宪政运动的宗旨是限制王权和振兴国家，包含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倾向。相比之下，礼萨汗当政期间的统治政策，一方面极力强化君主独裁，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构成宪政制度的逆向运动，另一方面致力于强化政府职能，整合社会，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建立主权国家，明显区别于恺伽王朝。

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无疑是礼萨汗所追求的首要目标，而礼萨汗时期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模式塑造了相对平静的社会氛围。乡村民众和城市下层偶有反叛，旋即遭到镇压，稳定程度明显超过恺伽王朝时期。新军的组建和官僚化程度的提高，成为礼萨汗政权有效控制伊朗社会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之上，礼萨汗采取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旨在从物质层面推动伊朗的现代化进程。

礼萨汗当政期间，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经济命脉，不断扩大财源，国家岁入呈上升的趋势。1925—1941年，巴列维王朝从石油开采的利润分成中所得到的岁入由100万英镑增至400万英镑，从海关税收中所得到的岁入由9100万里亚尔增至4亿里亚尔。巴列维王朝自1925年开始征收所得税，至1941年共计征收税款3亿里亚尔。巴列维王朝对于糖、茶、烟草和燃料实行专卖制，岁入超过10亿里亚尔。此外，土地税亦构成巴列维王朝的重要岁入来源。自1937年开始，政府实行赤字财政，增加货币流通量。1925年，伊朗政府的财政收支大体相抵，至1941年，政府财政赤字高达7亿里亚尔。礼萨汗的新政因此被称作“建筑在通货膨胀基础上的大厦”。

礼萨汗当政期间的工业化举措，主要是提高关税、政府垄断经营、国家投资现代工业和由国家银行向私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国家在工业和贸易领域的投资在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从1928年的1%增至1941年的24%。相比之下，军费开支尽管绝对数字增长4倍，其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却从40%下降为14%。

伊朗的铁路建设落后于奥斯曼帝国和埃及。1913年，伊朗兴建自西北部边境城市焦勒法至阿塞拜疆首府大不里士的铁路，是为伊朗的第一条铁路。自1925年开始，礼萨汗着手建造穿越伊朗的铁路。1929年，自里海港口城市班达尔沙至马赞德兰中部城市萨里和自波斯湾港口城市班达尔·沙赫普尔至胡齐斯坦北部城市德兹富尔两条铁路完工。1931年，自班达尔沙经德黑兰向南至班达尔·沙赫普尔的第一列火车正式开通，成为连接里海与波斯湾的交通纽带。1941年，自德黑兰经绥姆纳至马什哈德的东线铁路和自德黑兰经赞赞至大不里士的西线铁路投入运营。1939年，伊朗铁路达到1700公里；1948年，铁路长度增至3180公里。

1925年，伊朗全国的公路不足2000公里，而且大都年久失修。到1941年，伊朗拥有状况良好的公路约1.4万公里。1928年，伊朗仅有汽车600辆；1942年，伊朗的汽车数量达到2.5万辆。1920—1933年，国内货运费用降低到原来的三分之一，货运时间降低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礼萨汗改善交通的初衷，无疑是便于调动军队和强化对于地方的控制。铁路的贯通和公路里程的增长，标志着礼萨汗独裁专制的君主权力在伊朗各地的广泛延伸。尽管如此，铁路和公路的大规模建造毕竟打破了诸多地区长期以来的闭塞状态，从而为伊朗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工业化的进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济社会的发展

自19世纪起，伴随着西方的冲击，伊朗传统的经济秩序日趋衰落，地权的商品化和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初露端倪。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以后，现代化进程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的诸多领域。“在礼萨汗的独裁统治下，西方的现代化借助东方专制主义的形式被引入伊朗”。

礼萨汗当政期间，伊朗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现代工业的兴起和工业化进程的启动。1925年，伊朗的现代工业企业不足20家，其中超过50人的企业只有5家，包括德黑兰的1家兵工厂和5家制糖厂、霍伊的钟表厂和大不里士的2家纺织厂。1941年，伊朗的现代工业企业达到346家，其中超过500人的企业为28家。1937年，现代工业企业在伊朗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1941年，现代工业企业在伊朗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增至18%。1925—1941年，工业投资总额为2.6亿美元，其中政府投资约占三分之一，私人投资约占三分之二，投资区域主要是德黑兰、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和里海沿岸地区，投资的主要领域是纺织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包括34家纺织厂、8家制糖厂、1家大型卷烟厂以及为数众多的茶厂、饮料厂、粮食加工厂和肉类加工厂。此外，政府和私人还投资兴建水泥厂、钟表厂、肥皂厂、造纸厂、玻璃厂和化学品厂，甚至计划建造钢铁厂。

20世纪20—30年代，政府以实物的形式征纳土地税，而作为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则免征土地税，进口农业机械亦免征关税，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里海沿岸的变化尤为明显。此外，政府聘请外国专家主持改良农作物和牲畜品种，开办农业学校，成立农业银行，由政府提供贷款，鼓励农民改良土壤和开垦荒地。1925—1939年，伊朗的小麦产量增长67%，大麦产量增长36%，水稻产量增长44%，棉花产量增长90%，烟草产量增长114%。棉花和烟草是出口国际市场的主要农产品，至于粮食作物则大都用于满足国内需要。尽管如此，相比于迅速增长的现代工业和石油开采，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1900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超过80%，至30年代后期，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下降为50%。

礼萨汗当政期间，伊朗经历游牧群体的定居化过程：游牧部落的酋长逐渐加入地主的行列，普通部落民则放弃游牧而转入农耕状态。在农耕区域，国家土地所有制逐渐衰落，国有土地明显减少，私人地产呈上升趋势。根据1928年颁布的民法和1929年颁布的财产登记法，私人实际占有村社土地如果超过30年，即被视作占有者的私产。自1934年起，政府向私人出售国有土地，洛雷斯坦、克尔曼、阿塞拜疆和锡斯坦的国有土地随之流入民间。至礼萨汗在位末期，国有土地仅占伊朗全部耕地的10%。地权的非国有化运动导致土地兼并的不断加剧，乡村的贫富分化现象日趋严重。1941年，37家最大的地主拥有2000个村庄。另据40年代的抽样统计，占农户总数5%的地主拥有全部耕地的83%，拥有土地不足1公顷的乡村家庭占农户总数的25%，无地农户占乡村农户总数的60%。

分成制作为伊朗乡村传统的租佃形式在礼萨汗当政期间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形成农民对于地主的依附关系。一般情况下，地主占有农产品收成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交纳分成制地租的农民扣除各项费用之后则所剩无几。以礼萨汗当政期间德黑兰附近的一个村庄为例，由4个农民组成的劳动队收获100担小麦，其中47.5担作为地租交给地主，7.5—10担支付给乡村工匠和教职人员，17—18.5担支付给耕牛的提供者，最后每个农民只剩4.5担。

礼萨汗当政期间，私人大地产成为伊朗最重要的地产形式。在外地主作为礼萨汗政权的支持者，获得统治乡村和农民的广泛权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在外地主的领地俨然是国中之国。许多大地产主甚至不允许政府官吏进入自己的领地。”1935年颁布的法令给予在外地主任命村社首领的权力和村社首领管理村社的权力，标志着礼萨汗政权承认在外地主统治乡村和农民的特权地位。与此同时，礼萨汗极力保护地主的利益，将土地税的缴纳人由土地的所有者改为土地的耕作者，规定村社首领即卡德胡达斯不再由村民选举而由地主任命。地主在第一届议会仅占据8%的席位，第四届议会中占据12%的席位，至礼萨汗退位前夕的第十二届议会中占据26%的席位。地主作为礼萨汗时期巴列维王朝的重要社会基础，在乡村拥有广泛的权力，支配着农民的命运。所谓的“一千个家族”体现了礼萨汗当政期间地主阶级在伊朗社会的广泛影响。1941年礼萨汗退位时，巴列维家族拥有2670个自然村落，“成为伊朗2500年的历史上最大的地主”。

1900—1926年，伊朗人口的年增长率只有0.08%，人口数量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1926—1940年，伊朗人口的年增长率达到1.5%，人口数量呈稳定上升的趋势。1914年，伊朗人口约1000万；1940年，伊朗人口为1460万，增长幅度接近50%。与此同时，伊朗人口的构成亦发生变化，定居化和城市化的程度逐渐提高。1901年，城市人口约为200万，占总人口的21%，乡村农业人口约为530万，占总人口的54%，部落游牧人口约为250万，占总人口的25%。1940年，城市人口增至320万，占总人口的22%，乡村农业人口增至1000万，占总人口的71%，而部落游牧人口下降为100万，仅占总人口的7%。农业劳动力在全部社会劳动力中所占比例，1906年为90%，1926年下降为85%，1946年更下降为75%。1935—1940年，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为2.3%，乡村人口的年增长率则仅为1.3%。

礼萨汗当政期间，伴随着官僚政治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明显增多。1900—1939年，德黑兰的人口从20万增至55万，伊斯法罕的人口从10万增至25万，大不里士的人口从10万增至20万。1940年，伊朗已有6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其中德黑兰54万人，伊斯法罕25万人，大不里士为20万—30万人，马什哈德20万人，设拉子20万人，新兴石油城市阿巴丹10万人。与此同时，城市内部的人口结构逐渐形成新旧社会阶层并存的多元状态。在外地主、手工业者、巴扎商人和教职人员无疑是城市传统社会阶层的基本成分，资产阶级和现代产业工人则构成城市新兴的社会阶层。在外地主固然是巴列维王朝的重要社会基础，手工业者和巴扎商人的利益却由于礼萨汗推行的改革举措而受到损害，不满情绪逐渐滋生。与巴扎商人和传统手工业者联系密切的教界利益，亦因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而受到损害；他们被排挤出长期占据的传统阵地即司法和教育领域，进而丧失了相应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影响，巴扎几乎成为教界在城市中仅存的势力范围。新兴资产阶级可谓礼萨汗当政期间现代化改革举措的受益者，这与现代经济成分密切相关：地主、官僚和商人投资兴办现代企业，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世俗知识界与传统教界曾在宪政运动期间结成同盟，礼萨汗当政期间逐渐分道扬镳。

工业化的进步导致现代产业工人的兴起。1925年，伊朗现代产业工人不足千人；30年代末，包括石油工人、渔业工人和铁路工人在内的现代产业工人达到17万人的规模。礼萨汗在位末期，现代产业工人尽管只占劳动力总数的4%，其分布范围却相对集中；75%的大型现代企业位于德黑兰、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吉兰和马赞德兰。德黑兰的62个现代工厂有工人6.4万人，伊斯法罕的9家纺织工厂有工人1.1万人，阿巴丹的炼油厂有1.6万工人，胡齐斯坦的油田亦有4800工人。低工资、长工时和近乎奴隶的劳动条件，导致工人不满情绪的逐渐增长。1929年，阿巴丹炼油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居住条件和组织工会。礼萨汗政府出兵镇压，逮捕数百名工人。1931年，伊斯法罕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尽管罢工的组织者遭到逮捕，工人提出的部分要求得到满足。同年，马赞德兰的铁路工人亦举行罢工。英国驻大不里士的领事曾对此间的罢工活动有以下的评述：“我们正处于新旧更替的过渡阶段……旧的秩序业已崩溃，新的制度尚未形成。礼萨汗政府打碎了旧的结构，却未能代之以相应的体制。”

礼萨汗时代的威权政治与现代化模式

礼萨汗推行的现代化举措，包含西化和民族化的双重内容。礼萨汗当政期间，伊朗社会的诸多方面，从民众服饰到建筑风格，从司法机构到教育体系，从民族国家的世俗意识形态到现代的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皆表现出明显的西化倾向。民族独立和威权政治无疑是礼萨汗致力于追求的首要目标；所谓的西化抑或学习西方的诸多举措，旨在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进而服务于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政治目的。

礼萨汗极力宣扬，所谓“王中之王”的统治曾经创造了伊朗辉煌的古代文明，伊斯兰教则是舶来的信仰。与恺伽时代相比，礼萨汗当政期间的民族主义，以强调伊朗的历史传统取代强调伊斯兰的历史传统，进而以强调国王的权力和尊严取代强调安拉的权力和尊严，因此更具世俗的色彩。

礼萨汗与同时期的土耳其总统凯末尔颇具相似之处。首先，礼萨汗和凯末尔均试图将传统社会整合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其次，礼萨汗和凯末尔均采取西化的模式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力图提高政府效率，消除部落纷争，排斥教界影响。第三，礼萨汗和凯末尔均希望摆脱外族控制，建立主权国家。第四，礼萨汗和凯末尔均出身军界，依靠军队的支持，主张通过威权政治实现社会的改造。第五，礼萨汗和凯末尔推行的现代化改革主要局限于城市的范围，尚未延伸到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的乡村社会。礼萨汗和凯末尔的不同之处在于，凯末尔借助于政党的形式不断扩大其统治国家的社会基础，礼萨汗则采取君主专制的形式排斥各界民众的政治参与，因而缺乏统治国家的广泛社会基础，具有明显的脆弱性。

综观世界历史，国家机构的完善和政府职能的强化是现代化早期阶段的普遍现象，威权政治的膨胀在诸多地区构成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过渡的中间环节。宪政运动作为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起点，包含限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相比之下，礼萨汗当政期间的伊朗历史表现为威权政治日趋膨胀和经济社会剧烈变革的双重倾向，而威权政治的膨胀与经济社会领域的变革并非孤立存在的历史现象，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礼萨汗一方面通过世俗化的诸多举措，着力扩充国家机构和完善政府职能，进而强化君主专制，在政治层面构成宪政制度的逆向运动；另一方面借助威权政治的外在形式，致力于改造伊朗传统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从而形成巴列维王朝与恺伽王朝的明显区别。礼萨汗改造伊朗传统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的主观目的，在于强化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巴列维王朝君主独裁的世俗政治，无疑中断了宪政运动所开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议会形同虚设，宪法如若一纸空文。然而，宪政运动时期所描绘的发展经济和改造社会的宏伟蓝图，正是通过礼萨汗当政期间君主独裁的政治形式得以付诸实践，礼萨汗的威权政治构成推动伊朗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有力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