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传统经济社会秩序的解体

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

奥斯曼帝国地处亚非欧大陆的核心区域，长期控制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通道。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具有尚武的传统，热衷于圣战事业，鄙视商业。欧洲基督教商人以及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成为沟通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交往的重要纽带。1536年，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签署通商条约，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赐予法国商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享有自由贸易权和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此后，欧洲基督教诸国竞相效尤，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一系列享有同样特权的通商条约。

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无疑是建立在农本社会基础之上的东方传统文明。自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推行新政开始，奥斯曼帝国逐渐形成西化的色彩和重商主义的倾向，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诸国之间的贸易交往明显扩大。

坦泽马特时代，正值欧洲经济的繁荣阶段。1838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商务协约，规定奥斯曼帝国政府从英国进口货物按5%征收关税，出口则按12%征收关税。此后，其他西方国家亦从奥斯曼帝国政府获得类似的贸易优惠。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诸国之间的贸易额，1783年约合440万英镑，1845年约合1220万英镑，1876年约合5400万英镑。安纳托利亚港口城市伊兹密尔与法国港口城市马赛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1750年为990万法郎，1850年增至6700万法郎，1881年达到3.2亿法郎。另据估计，1840年奥斯曼帝国的出口产品约占国内生产总量的4%—5%，1870年奥斯曼帝国的出口产品约占国内生产总量的7%—8%，其中出口农产品约占农产品生产总量的12%—16%。1800—1900年，安纳托利亚、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对外贸易额增长10倍，年贸易额从不足1000万英镑增至超过1亿英镑。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贸易赤字呈明显上升的趋势。

19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传统贸易，主要是中东地区手工业制品的输出以及包括伊朗、印度在内的东方物产的贩运，来自奥斯曼帝国以及伊朗、印度的纺织品、金属器皿、纸张、玻璃、蔗糖、丝绸、香料畅销于欧洲市场。进入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的贸易模式经历逆向的变化，中东地区的农作物出口和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工业品在奥斯曼帝国市场的倾销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工业品和所谓的殖民地产品即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咖啡、甘蔗，主要经过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亚历山大，以及叙利亚沿海城市伊斯肯德伦、拉塔基亚、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阿克，或经过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进入奥斯曼帝国境内。

1800年以前，来自马赛的法国商人控制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海路贸易的一半以上，尤其是在利凡特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领域独占鳌头。法国商人主要经营法国毛纺织品出口中东的贸易；与英国的高档毛纺织品相比，法国的毛纺织品价格低廉，在利凡特地区具有广阔的市场。随着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以后，法国的贸易优势逐渐丧失，英国商人开始控制欧洲基督教世界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海路贸易，进而导致英国工业品在中东市场的倾销，棉纺织品成为英国商业扩张的主要工具。以利凡特地区为例，1816年即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英国在利凡特的出口额约为30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19万英镑；1818年，英国在利凡特的出口额增至80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55万英镑。1828—1831年，英国向奥斯曼帝国出口的棉纺织品增长10倍；1835—1855年，英国向奥斯曼帝国出口的棉纺织品再次增长10倍。1850年，英国出口安纳托利亚的商品总额为252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占198万英镑；英国出口叙利亚的商品总额为30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占27万英镑。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最重要的英国工业品集散地，安纳托利亚则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最重要的英国工业品市场。19世纪中叶，英国出口奥斯曼帝国的商品中，约75%销往安纳托利亚的市场。与此同时，英国工业品经过利凡特港口城市贝鲁特，进入叙利亚腹地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直至销往伊拉克市场。

穆斯林商人通常经营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地方贸易和区域贸易，国际贸易处于基督教商人和犹太人的控制之下。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交往的扩大，导致奥斯曼帝国境内欧洲移民人数的增长。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利凡特地区的沿海城市，俨然是欧洲人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新的家园。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欧洲移民一方面与欧洲银行保持密切的信贷联系，另一方面与土著商贩建立密切的商业联系，成为中东伊斯兰世界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交往的纽带和桥梁。与此同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私人投资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私人投资的领域主要是铁路、公路、港口和银行以及其他与出口联系的公共部门的投资。

坦泽马特时代的新政举措，特别是组建新军和扩充官僚机构，耗资巨大，奥斯曼帝国财政入不敷出。由于与西方贸易的不断扩大，奥地利、法国和俄国的货币充斥于奥斯曼帝国的市场，成为帝国境内重要的交换媒介，货币贬值作为缓解财政危机的传统方式逐渐淘汰。亚美尼亚商人开办的银行尽管向苏丹政府提供借贷，然而数额有限，且需支付高额利息。1851年，大维齐尔穆斯塔法·雷什德帕夏与英法政府签署借贷5500万法郎的债务协议，遭到苏丹的否决。1854年，奥斯曼帝国迫于克里米亚战争的需要，与英国签署债务协议，首开向西方列强举债的先河。此后20年间，奥斯曼帝国政府13次签署债务协议，至1875年债务总额达到2.4亿英镑。1876年阿卜杜勒·哈米德即位时，奥斯曼帝国财政岁入的80%用于偿还外债，政府财政处于崩溃的边缘。1881年，奥斯曼帝国苏丹允准成立奥斯曼债务管理局，由来自英、法、德、意和奥匈等国的外国债务人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领导该机构，雇员超过5000人，负责管理以税收作为基础的帝国岁入，偿还公共债务。奥斯曼债务管理局充当奥斯曼帝国政府与西方债权国及投资者的中介机构，旨在维护西方债权国和投资者的利益。奥斯曼债务管理局的建立，严重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

市场化进程的启动

西方世界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冲击，不仅表现为战争的威胁，而且表现为贸易的扩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无疑是农本社会和传统文明的物质根基。进入19世纪，西方世界的贸易扩张导致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的经济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货币关系的扩大、地租形态的转换、农作物结构的调整、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手工业的衰落、现代工业的兴起、蒸汽船和铁路的引入，奥斯曼帝国传统文明的冰山开始出现融化的迹象。

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尽管经济活动依旧建立在个体农业的基础之上，然而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无疑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交往的扩大，为中东地区的农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和工业品倾销的直接结果，是奥斯曼帝国农产品出口的急剧增长。赋税和地租的货币化，亦是加速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农作物播种的区域性分工日益明显。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特别是安纳托利亚西部、叙利亚和黎巴嫩山区，面向流通领域和国际市场的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不断扩大，棉花、生丝、甘蔗、烟草、鸦片产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随之逐渐提高。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的内陆地区普遍播种粮食作物，依旧维持自给自足的传统经营模式，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低下，由此形成与沿海地区农业经营模式的明显差异。

奥斯曼帝国境内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作物出口的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非通过改善农业技术、改进经营方式和增加农业投资，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依旧采取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主要依靠耕地的扩大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延续传统的小生产模式。尽管如此，交换关系的扩大刺激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规模的垦殖运动和耕地面积的增长则是农作物市场化程度提高的逻辑结果。另一方面，国家土地所有制以及村社和部族的土地共同占有权日渐式微。尤其是1858年奥斯曼帝国土地法颁布以后，私人土地所有制呈上升趋势，私人地产明显扩大，越来越多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导致乡村社会的剧烈分化。无地农民日渐增多，沦为雇佣劳动力。

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和西方工业品倾销的另一结果，是奥斯曼帝国传统手工业的衰落趋势。“奥斯曼工业的总衰退，在时间上可以一直回溯到19世纪初期，当时的土耳其也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正经受着不断扩张的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势如潮涌的大量廉价工业品不断流入土耳其市场。进口货中最重要的是纺织品，老式的土耳其棉业和丝业织造者因而受到了打击。其他进口货物包括铁器、刀、时钟、纸张和食糖，而对于这些东西，土耳其的地方工业照样无法与西方竞争。”至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逐渐沦为西方工业国的农产品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传统手工业处于崩溃的边缘。城市的行会组织尽管长期延续，然而其传统的经济社会职能逐渐丧失。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排斥着行会经济的垄断地位，政府机构的完善否定着行会原有的社会影响。随着乡村家庭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和城市行会手工业的衰落，工业生产与行会组织的共生状态逐渐消失。

马哈茂德二世当政期间，开始创办现代工业，主要生产军需品。阿卜杜勒·马吉德即位后，从欧洲引进技术和设备，现代工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奥斯曼帝国的早期现代工业，大都分布在巴尔干半岛、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西部以及利凡特地区，萨洛尼卡、伊兹密尔、贝鲁特和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现代工业的中心所在，产品主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布尔萨是奥斯曼帝国的丝织业中心，1845年开始出现瑞士人经营的丝织企业，采用蒸汽动力，至1876年，采用蒸汽动力的丝织企业超过14家。伊兹密尔有地毯编织厂多家，雇佣工人千余人，另有面粉厂、榨油厂、玻璃工厂、造纸厂、棉纺厂、织布厂，大都由西方商人投资兴办。1853年，黎巴嫩有丝织企业9家，产品销往法国。1861年颁布的矿产法，结束政府对于矿产开采的垄断，允许私人投资开采。此后，西方商人投资采矿业，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矿产资源随之流向欧洲基督教世界。

人口的增长与新旧秩序的更替以及现代化的进程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1800年以前，奥斯曼帝国的人口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1800—1914年，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人口年增长率约为1%，其中19世纪后期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19世纪前期。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800—1914年，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口从650万增至1470万；伊拉克的人口1860年仅120万，1914年达到320万。另据资料统计，1800—1900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人口从30万增至240万，巴勒斯坦的人口从30万增至60万。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以及瘟疫和灾荒的减少，是导致人口增长的基本原因。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分布出现明显的变化，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呈持续上升的趋势。1800—1914年，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的人口从40万人增至110万人，伊兹密尔从10万人增至30万人，安卡拉从20万人增至40万人，贝鲁特从0.6万人增至15万人，耶路撒冷从1万人增至8万人，巴格达从5万—10万人增至15万人，巴士拉从4000人增至2万人。另据统计，1850—1900年，阿勒颇从7.7万人增至9万人，海法从1000人增至5000人，雅法从2万人增至4万人，大马士革从5万人增至8万人。此外，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游牧人口与定居人口亦经历着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农田的扩大与牧场的减少成为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现象。在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伊拉克，游牧部落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

直至1800年，奥斯曼帝国依然沿袭传统的交通运输模式，内陆运输普遍依靠商旅驼队，古老的帆船航行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周边海域。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和中东市场化进程的启动，奥斯曼帝国在交通运输领域经历革命性的剧烈变革。现代交通运输体系的初步建立，明显加速着人流和物流的运动，进而构成推动奥斯曼帝国经济生活市场化进程和瓦解传统社会之封闭状态的重要杠杆。

奥斯曼帝国境内最早出现的现代交通工具是西方制造的蒸汽船。19世纪20年代初，蒸汽船首先出现于多瑙河流域。1828年，第一艘蒸汽船抵达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与西地中海之间的定期航线随之开通。30年代，蒸汽船进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水域。19世纪后期，蒸汽船的平均排水量达到1000吨，相当于传统帆船排水量的10—20倍。1895年，奥斯曼帝国共有各种船只5万余艘，其中蒸汽船约3000艘。1905年，奥斯曼帝国的各种船只总数增至6.9万艘，其中蒸汽船达到4800余艘。19世纪60年代，在抵达伊斯坦布尔港的各类船只中，传统帆船是蒸汽船的4倍；1900年，在抵达伊斯坦布尔港的各类船只中，传统帆船仅占5%。

随着蒸汽船的广泛使用，港口建设出现长足的进步，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贝鲁特、伊斯肯德伦、亚丁、巴士拉成为奥斯曼帝国现代航运的重要枢纽。1830—1913年，进入贝鲁特港的船只吨位从4万吨增至170万吨，进入伊兹密尔港的船只吨位从1.5万吨增至220万吨，进入巴士拉港的船只吨位从1万吨增至40万吨；伊斯坦布尔作为东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港口，1913年进港船只吨位达到400万吨。

19世纪奥斯曼帝国在交通运输领域最重要的变化是铁路的开通。如果说蒸汽船的出现标志着航运领域的革命，进而影响着奥斯曼帝国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那么铁路的开通标志着陆路运输的革命，进一步密切着广袤的内陆世界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

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铁路始建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1866年，自伊兹密尔通往安纳托利亚内陆的铁路动工兴建。伊斯坦布尔至维也纳的铁路始建于1868年，1888年完工。阿卜杜勒·马吉德当政期间，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铁路通车里程达到450公里，分布于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1874年，比利时人巴龙·德·希尔什主持建成著名的东方铁路，自伊斯坦布尔经埃迪尔内至索菲亚，全长560公里；1888年，东方铁路经贝尔格莱德延伸至奥地利边境。自伊斯坦布尔通往东方的铁路，1873年到达伊兹米特，1892年到达安卡拉，1896年到达科尼亚，1914年与巴格达铁路相连，直至到达波斯湾港口城市巴士拉，是为闻名遐迩的中东铁路。1892年，法国商人和英国商人分别投资兴建耶路撒冷至雅法的铁路和大马士革至阿克的铁路，是为叙利亚最早的铁路。1908年，自大马士革至麦地那的希贾兹铁路建成通车，全长1320公里。

铁路是西方投资的重要领域，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铁路主要由英国、法国和德国承建。19世纪末20世纪初，铁路投资占法国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投资总额的62%，占德国在奥斯曼帝国投资总额的86%。1911年，奥斯曼帝国共有铁路4000公里，从事铁路运输者1.3万人，运送旅客1600万人，运送货物260万吨。其中，巴尔干半岛1000公里的铁路运送800万旅客，安纳托利亚1500公里的铁路运送旅客700万人。相比之下，在地广人稀的阿拉伯诸省，1500公里的铁路仅运送旅客90万人。

智力的觉醒

奥斯曼帝国前期，文化生活表现为明显的二元色彩，安纳托利亚的城市和定居地区的社会精英崇尚波斯文化，而广大乡村和边境地区的游牧群体中盛行突厥文化。神秘主义的苏菲教团遍布各地，成为民间文化的社会载体和精神家园。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的西化进程始于18世纪，首先表现为法国文化对于奥斯曼社会的广泛影响。

苏丹艾哈迈德三世（1703—1730年在位）当政期间，热衷法国文化，追求法国的生活方式，奢华之风蔓延。大维齐尔伊卜拉欣在伊斯坦布尔的黄金角海岸建造新的宫殿，名为萨巴达特宫，由水池、喷泉、雕塑、花园和亭阁组成，建筑风格模仿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宫。萨巴达特宫建成后，伊斯坦布尔的贵族竞相效仿。此间，法国花卉郁金香引进伊斯坦布尔，成为苏丹宫廷和贵族宅邸之中不可或缺的点缀之物，所谓的郁金香时代由此得名。

郁金香时代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伊卜拉欣·米特费里卢翻译的西方著作。伊卜拉欣·米特费里卢是匈牙利人，出身特兰西瓦尼亚的新教家庭，后以奴隶的身份皈依伊斯兰教，进而在奥斯曼帝国步入仕途，追随大维齐尔达马特·伊卜拉欣帕夏。伊卜拉欣·米特费里卢兼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文化背景，通晓西方语言，从政期间致力于向奥斯曼帝国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和统治艺术。伊卜拉欣·米特费里卢于1731年出版《民族秩序中的科学方法》，继而将笛卡尔和伽利略的科学著作翻译成土耳其文。

进入19世纪，法国革命期间形成的政治思想逐渐传入奥斯曼帝国，开始挑战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奥斯曼帝国智力觉醒的序幕由此徐徐拉开。

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强调统治者的权力与臣民的义务；统治者应当遵循公正的原则，所谓的仁政构成理想的政治模式；臣民理应履行相应的义务，至于臣民拥有的权力则无足轻重抑或无从谈起。阿拉伯语中曾有如下的格言：“如果哈里发为人公正，那是他的赏赐而你应该表示感谢。如果哈里发为人不公正，那是他的罪过而你应该保持耐心。”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念，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的自由在传统社会是相对于奴隶的法律概念，在现代社会则是与公民权密切相关的政治概念。1789年爆发的法国革命，赋予“自由”一词以崭新的政治内涵，主权在民成为自由的前提和保障，自由主义成为反对人身依附之封建思想的理论工具，宪政和代议制政府成为民众向往的政治典范，而民族主义则成为巴尔干地区诸多基督教民族反抗苏丹统治和争取自由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助长了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继巴尔干地区基督教诸民族之后，阿拉伯世界亦以民族主义作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和争取自由的革命意识形态。

奥斯曼帝国最早的印刷业，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巴叶济德二世当政期间来自西班牙的犹太移民在伊斯坦布尔和萨洛尼卡建立的印刷所。“印刷术似乎是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之后，由西班牙的犹太难民带到中东地区。”1551年访问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人德尼克雷曾经在《土耳其游记》中写道：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不惜使基督教蒙受巨大损失而教给土耳其人许多有关军事的创造发明、战术和组织方法，包括制造大炮、步枪、火药、子弹以及其他武器等。同样，他们还给这个地区带去了过去所从来没有见过的印刷术，并用精美的字体印制出不同语言的书籍，如希腊、拉丁、意大利、西班牙等文字，甚至还有希伯来文字”。

1567年，来自维也纳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伊斯坦布尔创办亚美尼亚教派印刷所。1627年，伊斯坦布尔出现了希腊人创办的印刷所。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印刷术的传播与火器的传播经历了不同的道路：火器的引进旨在用于圣战的实践，印刷术的引进则与异教思想的出现密切相关。因此，当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请求巴叶济德二世准许在土耳其建立印刷所时，巴叶济德二世告诫犹太人只能印刷希伯来文字和欧洲文字而不得印刷土耳其文字和阿拉伯文字。1727年，伊斯坦布尔出现第一家穆斯林经营的土耳其文印刷所，印刷设备从西欧进口，雇用犹太人和基督徒印刷工匠，主要印刷历史、地理和语言书籍。这家印刷所曾经于1742年一度倒闭，1784年重新开业。

1796年，伊斯坦布尔开始发行法文报纸。1824年，伊兹米特开始发行法文报纸。1831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创办第一份土耳其文周报，发布政府法令和官方消息。19世纪后期，苏丹政府对于印刷业的限制逐渐放松。1883年，伊斯坦布尔有印刷所54家；1908年，伊斯坦布尔的印刷所增至99家。19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印刷所出版图书约3000种，其中宗教类图书390种，诗歌类图书360种，语言类图书260种，历史类图书180种，小说类图书180种，政府公报140种，科学类图书80种，数学类图书80种，经济和财政类图书20种。1840—1860年，英国记者威廉·丘吉尔创办中东的第一份民间报纸，打破官方的新闻垄断。

奥斯曼帝国最早的报纸，是发行于1840年的《新闻报》，近似于官方的政府公报。1862年，奥斯曼帝国出现第一种民间发行的报纸，具有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色彩，包含对于政府的温和批评，至60年代末趋于激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报纸和出版业成为传播自由主义和立宪思想的载体和工具。阿卜杜勒·哈米德当政期间，报纸种类增加，发行范围扩大。然而，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以及批评政府的内容受到明显的限制，传统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宣传以及科学和文化的内容占据报纸的主要版面。

此外，19世纪30年代以前，欧莱玛控制的宗教学校构成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教育载体。兼设传统宗教课程与现代世俗课程的官办穆斯林学校始建于1839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现代教育的初露端倪。185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法令，允许非穆斯林进入官办学校接受教育。阿卜杜勒·哈米德当政期间，致力于发展现代教育，创办新式学校多达1万所。始建于1859年的文官学院，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成为奥斯曼帝国知识界的中心所在和滋生新思想的温床。伊斯坦布尔大学亦称达尔·法农·奥斯曼，创办于1900年，是奥斯曼帝国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所本土化的现代高等学府。另据1908年的官方统计，奥斯曼帝国共有师范学院31所，分布在首都和诸多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