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巴列维王朝的覆灭



社会矛盾的加剧

20世纪伊朗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在于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抗争。经济秩序的深刻变革与新旧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则是民主挑战专制的物质基础。1905—1911年的宪政运动，揭开了民主与专制抗争的序幕，首开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先河。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宪政运动未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议会的召开和宪法的颁布并没有带来民主政治的崭新时代。

自1925年巴列维王朝建立开始，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空前强化，宪政制度成为君主专制的御用工具。礼萨汗当政期间，特定的历史条件即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深刻的民族危机制约着伊朗国内诸多社会群体和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伊朗各界民众的共同愿望，国王凌驾于社会之上，俨然成为国家主权的体现和民族尊严的象征。

1941年礼萨汗退位后，君主权力一度衰微，伊朗政坛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议会成为角逐国家权力的主要舞台。1951—1953年，首相摩萨台及其支持者利用石油国有化运动，挑战王权，掀起新的民主化浪潮。始建于1949年的民族阵线，作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世俗政治组织，构成此次民主化浪潮的中坚力量。摩萨台及其领导的民族阵线试图恢复1906年宪法，实行立宪制，扩大议会权力，进而达到限制王权的目的。然而，在外地主和教界传统势力支持君主政治，反对挑战王权的民主倾向。1953年，巴列维国王发动政变，恢复君主独裁，民主浪潮在昙花一现之后宣告流产。

“1953年的政变落下了伊朗政治的铁幕……此前13年间，诸多政治力量的怒吼震撼着伊朗。此后的24年中，除1960—1963年外，伊朗政坛颇显平静。”巴列维国王声称，政坛的平静归功于其卓越的治理。实际上，政坛的平静只是政治风暴的前奏。巴列维国王君主独裁的铁幕只能掩盖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却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在君主独裁的铁幕掩盖下，伊朗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不断加剧。

巴列维王朝与在外地主的政治联盟，是20世纪伊朗君主制度的社会基础。什叶派教界传统的宗教思想，则是维护巴列维王朝君主制度的重要舆论工具。白色革命期间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是经济秩序的剧烈变动与新旧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发展的独裁模式”与巴列维国王实行的诸多改革举措无疑构成推动伊朗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杠杆，乡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瓦解、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标志着伊朗现代化的长足进步。礼萨汗当政期间，着力改造传统工业和发展现代工业，却不肯触及乡村农业的传统秩序和触动在外地主的既得利益。相比之下，白色革命的核心内容是改变乡村地权的分布状态和否定分成制的租佃关系，在外地主由于土地改革而丧失原有的势力和影响，巴列维王朝与在外地主的政治联盟亦因白色革命而趋于崩溃。

伊朗乡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无疑由于白色革命的诸多举措而经历深刻的变化，封建地产、家庭经济和资本主义农场的此消彼长标志着伊朗乡村传统经济社会模式的崩坏与现代经济社会模式的长足发展。然而，自耕农作为白色革命后伊朗乡村的主要社会阶层，无缘分享政治权力。20世纪70年代，巴列维政府致力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诸多政策损害农民的利益，进而导致乡村社会广泛的不满情绪。

传统的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是现代化长足进步的牺牲品，尽管其人数呈缓慢增长的趋势，然而经济活动处于相对萧条的状态，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已非往日可比。1953年摩萨台政府垮台后，行会丧失了原有的权利和独立地位。1957年的行会法规定，行会的建立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行会联合会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1971年，政府解散行会联合会，代之以新伊朗党控制的行会委员会，负责监督行会活动。白色革命期间，巴列维政府兴办国营贸易公司和现代商场，导致巴扎商人在流通领域的地位每况愈下。与此同时，巴列维政府通过实行各种优惠政策，积极扶植和发展现代工业，许多传统的手工业产品由于缺乏竞争力而渐遭淘汰，手工工匠深受其害。

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塑造着诸多的新兴社会群体。白色革命期间，在外地主相继投资现代工业，兴办工厂，使用雇佣劳动，进而加入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随着世俗教育的发展和现代官僚机构的膨胀，包括知识分子和政府雇员在内的所谓知识界亦开始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导致现代产业工人的明显增长。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现象，则是棚户区的急剧扩展。尽管如此，诸多新兴的社会群体无缘分享国家权力，长期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的民族阵线和代表下层民众政治利益的人民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左翼激进组织人民圣战者和人民敢死队屡遭镇压。工人缺乏结社和集会的合法权利，自发组织的民间工会遭到取缔。

世俗政治反对派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伊朗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大都表现为世俗的形式，人民党和民族阵线构成此间伊朗政坛最重要的世俗政治反对派。

人民党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伊朗的产物，系伊朗左翼的激进政治派别。礼萨汗当政期间，人民党被视作非法政治组织，屡遭打击。1941年礼萨汗退位后，人民党又卷土重来，其成员甚至出任内阁部长。人民党尽管在1949年由于涉嫌暗杀国王而遭到政府的取缔，50年代初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成为摩萨台政府的重要政治盟友。1953年政变后，人民党遭受重创，仅在阿塞拜疆和库尔德人地区举步维艰。巴列维国王称人民党是莫斯科的第五纵队和苏联的特洛伊木马，指责人民党勾结苏联、出卖国家利益、反对私有制和亵渎伊斯兰教信仰，进而取缔人民党，迫害人民党成员。

1956年起，人民党与苏联支持的阿塞拜疆民主党合并，自称伊朗工人阶级的政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无神论信仰，反对财产私有制，支持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张在伊朗建立民族民主共和国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1964年，人民党出现分裂，库尔德知识分子宣布脱离人民党，组建库尔德民主党，主张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实行伊朗的民主和库尔德人的自治。1965年，人民党再度分裂，其资深成员卡塞姆和弗鲁坦退出人民党，组建马克思列宁主义风暴，反对人民党的亲苏倾向，主张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人民党尽管长期得到苏联政府以及境外诸多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支持，然而其思想纲领与伊朗的历史传统及伊斯兰教信仰相去甚远，缺乏必要的社会号召力，难以形成广泛的政治影响。

民族阵线始建于1949年，50年代初支持石油国有化运动和摩萨台政府，系相对温和的世俗政治派别。50年代初，民族阵线无疑是动员民众政治参与和反对君主独裁的重要角色。民族阵线于1953年政变后遭受重创，1954年改称民族抵抗运动。民族抵抗运动缺乏具有权威性影响的领袖人物，亦无统一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组织结构，“从未成为严格意义的政党”，只是若干政治群体的松散联合。

60年代初，民族抵抗运动内部由于政治观点的分歧，形成伊朗党、民族党、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协会四个派别，是为第二民族阵线。伊朗党和民族党的政治活动主要是批评巴列维政府的具体政策，要求解除对于摩萨台的软禁和扩大新闻自由以及向私人出售国有企业，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协会则主张发动反对国王的思想战争。伊朗党、民族党和社会主义协会将整个教界视作反动势力，解放运动则强调与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教界势力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伊朗党极力倡导实现第二民族阵线内部的高度统一，民族党、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协会则主张继续维持第二民族阵线的松散状态。

1965年，第二民族阵线正式分裂。其中，伊朗党沿用民族阵线的名称，主张在伊朗建立世俗的民主共和国，民族党、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协会组成第三民族阵线，认为欧莱玛是自1891年反对烟草专卖运动以莱伊朗反对殖民侵略和独裁专制的斗争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主张联合教界进步势力，建立反对巴列维国王的广泛政治同盟。

宗教政治反对派

1959年，首相伊格巴尔在国民议会提出土地改革法案，导致教界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变化。阿亚图拉布鲁杰尔迪声称，土地改革法案背离伊斯兰教和沙里亚的原则，议会应当阻止土地改革法的通过。由于布鲁杰尔迪的反对，土地改革法案被迫搁置。60年代初，巴列维国王羽翼丰满，欲求垄断权力，遂发动白色革命。在外地主和教界传统势力的既得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其与巴列维王朝的政治联盟随之瓦解。

1963年初，巴列维国王避开议会，采取全民公决的形式强行通过白色革命的六点纲领，同时宣布授予妇女在地方议会的选举权，引起教界的强烈不满。同年3月，什叶派欧莱玛在宗教圣城库姆抗议巴列维国王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妇女选举权政策，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20余人遇害，另有多人被捕。此间，阿亚图拉霍梅尼开始向巴列维国王发难，进而登上伊朗的政治舞台，成为宪法的捍卫者和反对巴列维国王的风云人物。霍梅尼指责巴列维国王为实施白色革命而举行的全民公决既违背1906年宪法的原则，亦与伊斯兰教不符，呼吁民众抵制全民公决，捍卫宪法的尊严。巴列维国王随后向教界发起攻击，官方媒体将全民公决的反对者，称作得到企图把伊朗拉回黑暗时代的封建主支持的黑色反动派，指责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反对土地改革和抵制白色革命的进步思想。

1963年6月3日，在德黑兰、库姆、伊斯法罕、马什哈德、设拉子和大不里士，巴扎商人和工匠、教界和政府雇员、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涌上街头，举行示威，抗议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同日，霍梅尼在什叶派宗教圣城库姆向巴列维国王公开宣战。霍梅尼并未明确反对巴列维国王实行的土地改革和妇女政策，而是抨击巴列维政府独裁专制、操纵选举、侵犯宪法、禁止新闻自由、取缔反对派政党和侵犯民众权利，谴责巴列维国王投靠美国、出卖伊朗的民族利益以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和出卖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谴责巴列维国王如同杀害伊玛目侯赛因的倭马亚哈里发叶齐德，号召什叶派穆斯林推翻巴列维王朝。霍梅尼声称：“我们决不允许父辈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宪法受到侵犯。”霍梅尼甚至发出警告：“如果国王仍然任意妄为，那么当他某一天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时，人民将会感到无限的喜悦。”次日，霍梅尼遭到逮捕，罪名是反对土地改革和白色革命。

1964年，霍梅尼获释并返回库姆，政治威望倍增，成为深受民众拥戴的宗教领袖和民族英雄。1965年，霍梅尼被巴列维国王驱逐至土耳其，而后流亡伊拉克，1978年移居法国。此后数年，霍梅尼致力于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政治活动，俨然成为披着宗教外衣的民主斗士，其在伊朗民众中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1970年，霍梅尼的追随者甚至将霍梅尼称作“波斯的伊玛目”，而此前尚无人获得如此的称谓。

欧莱玛的裂变

巴列维王朝长期奉行世俗化的政策，旨在强化世俗君主对于什叶派欧莱玛的控制。礼萨汗当政期间，致力于克服宗教势力的离心倾向。巴列维国王发动的白色革命，则是礼萨汗当政期间世俗化举措的逻辑延伸。土地改革直接触及约占全国耕地面积30%的宗教地产瓦克夫，而所谓的“知识大军”和“公正之家”明显削弱了什叶派欧莱玛在教育和司法领域的传统影响。60年代初，伊朗全国共有穆智台希德约100人，欧莱玛约1万人，清真寺约2万处，宗教学校约100所，宗教学校学生约1万人。1965年至1975年，伊朗全国的清真寺由2万处减少到9000处，教界控制的宗教学校数量锐减。与此同时，巴列维政府在马什哈德创建伊斯兰大学，在德黑兰大学设立经学院，强化控制宗教教育，极力使伊斯兰教成为巴列维王朝的御用工具，实现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国有化”和“巴列维化”。

1960—1963年，教界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发生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教界内部趋于分裂，形成不同的政治倾向。布鲁杰尔迪和贝赫贝哈尼代表教界内部的保守势力，维护传统教界的既得利益，主张远离政治舞台，潜心传布安拉的启示，其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在于极力抵制土地改革，可谓现代化进程中的逆向因素。沙里亚特玛达里和塔里甘尼代表教界内部的温和反对派，无意反对土地改革，甚至声称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并不符合伊斯兰教的原则，其政治目标在于反对国王解散议会和独断专行，强调宪政和恢复议会的地位。霍梅尼以及蒙塔泽里、贝赫什提、穆塔赫里、拉夫桑贾尼和哈梅内伊代表教界内部的激进反对派，谴责巴列维国王对内独裁专制以及对外勾结美国和以色列而出卖国家利益，攻击矛头指向巴列维王朝的政治制度和统治地位，俨然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民主斗士。

1953—1958年，贝赫贝哈尼是巴列维国王的重要支持者，布鲁杰尔迪亦与巴列维国王处于合作的状态。1961年布鲁杰尔迪死后，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不复存在，马什哈德的米拉尼、大不里士的沙里亚特玛达里、纳杰夫的哈基姆和库姆的霍梅尼分庭抗礼，什叶派教界随之分裂为诸多派别。白色革命的相关举措和巴列维王朝世俗统治的强化，导致教界的广泛不满，进而使教界与巴列维王朝分道扬镳。君主政治的膨胀和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的传播，助长着教界内部的革命倾向，进而形成国王的伊斯兰教与民众的伊斯兰教两者之间的激烈对抗。

贫富分化与政治暗流

1960—1975年，伊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77美元增至346美元，增长幅度接近100%。然而财富的增长本身并不能带来现代的社会；相反，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合理分配的社会愿望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伊朗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石油收入的增长并没有消除贫困，而只是带来了贫困的现代化。”伴随着财富的急剧增长，财富的分配表现为明显的不平衡倾向：富者愈富而中下层民众获益甚少，德黑兰愈富而外省获益甚少。“国家的财富变成了私人汽车而不是公共巴士，变成了奢侈品而不是公共医疗，变成了军警的俸禄而不是教师的薪水。”

1963—1976年，约占乡村人口60%的贫困农户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36%下降为27%，约占乡村人口40%的富裕农户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64%上升为73%，其中约占乡村人口20%的富裕大户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42%上升为52%，所谓的基尼系数从0.34上升为0.47。进入70年代，伊朗城乡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971年，伊朗个人消费支出共计7000亿里亚尔，其中城市个人消费支出4700亿里亚尔，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67%，乡村个人消费支出2300亿里亚尔，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33%；1978年，伊朗个人消费支出共计1.7亿里亚尔，其中城市个人消费支出1.4亿里亚尔，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81%，乡村个人消费支出3000亿里亚尔，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19%。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棚户区的扩张。70年代中期，德黑兰约有50处棚户区，房屋拥挤，道路狭窄，居住环境恶劣。大不里士、克尔曼沙赫、哈马丹、阿拔斯港、阿瓦士、布什尔、设拉子和马什哈德亦有相当数量的棚户区，其中大不里士的棚户区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的7.6%，阿瓦士的棚户区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的4%。

棚户区的扩张，标志着城市下层民众生活水准的急剧下降。1959年，占城市人口20%的富人的消费支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52%，占城市人口40%的中等阶层的消费支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28%，占城市人口40%的下层人口的消费支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20%，基尼系数为0.47；1975年，占城市人口20%的富人的消费支出上升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58%，占城市人口40%的中等阶层的消费支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28%，占城市人口40%的下层人口的消费支出下降为占城市消费总量的14%，基尼系数上升为0.54。伊斯兰革命前夕，占总人口0.005%的富人支配4%的国民收入，占总人口17%的下层贫困人口仅仅获得不足1%的国民收入；占总人口1%的富人占有52%的财富，占总人口91%的穷人仅仅占有18%的财富。另据资料统计，70年代中期，德黑兰人口不足伊朗总人口的20%，却有82%的注册公司、50%的工业产值、66%的大学生、50%的医生、42%的医院床位。在德黑兰，平均每10人拥有一辆汽车；相比之下，在其他地区，平均每90人拥有一辆汽车。

伊朗的物价在60年代尚且维持稳定的状态，进入70年代开始出现通货膨胀。1970—1974年，物价指数从100上升为126，1975年上升为160，1976年上升为190。1970—1975年，德黑兰的房租上涨300%。自1975年开始，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幅度，1976年为17%，1977年增至25%。非石油产业的年增长率，1976年为14%，1977年下降为9%。由于政府大幅削减投资项目和压缩投资规模，失业率从1974年的1%急剧上升为1977年的9%。1974年，巴列维政府尚有2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1978年，政府财政赤字高达73亿美元。

“通货膨胀自1973年逐渐加剧，到1976年夏季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而国王却用军人的眼光看待经济问题，向奸商宣战。”1975年，巴列维国王宣布实行两项新的经济政策，即私人和公共所有权的延伸和反暴利运动，作为白色革命的增补内容。

所谓的私人和公共所有权的延伸，即规定私人企业49%的股份和国有企业99%的股份向民众出售，政府向购买者提供低息贷款。巴列维国王声称，在未来三年中，将有450万伊朗人成为国家主要产业的股份所有者。此外，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强迫许多私人企业主满足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此项政策被认为是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不公正干预，引起私人企业主的强烈不满。

所谓的反暴利运动，其主要攻击目标是被称作商业封建主的巴扎商人。巴列维国王声称，封建领主在1963年已经被消灭，目前应当与商业封建主进行斗争，直至最后的胜利。1975年，巴列维政府强迫巴扎商人主动降低物价，进而对数百种基本生活消费品实行严格的价格控制，同时进口小麦、糖和肉用以平抑物价，成立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复兴党组织1万名学生进驻巴扎，与所谓的奸商进行斗争。萨瓦克匆忙组建的行会法庭对25万人实行罚款，将2.3万人赶出家乡，另有8000人被投入监狱，18万人遭到指控。到1976年初，几乎所有的巴扎商人都受到反暴利运动的牵连。

反暴利运动的实施，明显加剧了巴扎商人与国王之间的矛盾。由于受到政府和复兴党的威胁，巴扎商人无力单独对抗巴列维政府，遂转向教界寻求保护。1977年初，巴列维政府削减向教界发放的年金，导致欧莱玛的不满。许多欧莱玛上层人物颁布宗教法令，指责复兴党违背宪法和伊斯兰教的原则，霍梅尼则抨击复兴党意在毁灭整个伊朗和伊斯兰教。与此同时，被捕入狱的欧莱玛人数前所未有。

1975年，国际人权组织指责伊朗是世界上人权状况最差的国家之一，要求巴列维国王改善国内的人权环境。美国总统卡特亦于1976年开始批评巴列维国王的独裁专制，要求巴列维国王改善伊朗的人权状况和恢复民主政治。巴列维国王迫于国际形势的压力，开始在国内尝试实行自由化政策，许诺在伊朗创造自由的政治气氛，同时释放357名政治犯，邀请国际红十字会参观20所监狱，允许外国律师出席军事法庭的审判，复兴党则宣布欢迎社会各界发表不同的政见。自由化的改革举措，无疑使反对派势力获得了必要的政治环境。然而，巴列维国王“只是打算给反对派提供有限的喘息空间，却不打算与任何人分享权力”。

白色革命摧毁了旧的政治基础，却未能代之以新的政治基础，巴列维国王由此陷于空前孤立的尴尬状态。随着威权政治的膨胀，巴列维国王一方面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另一方面则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和众矢之的。传统社会势力的不满和新兴社会群体的反抗融为一体，结束独裁专制的共同目标导致伊朗民众的广泛联合，政治革命的客观形势日渐成熟。

从世俗知识界的政治风波到跨越教俗界限的民众政治运动

70年代中叶，巴列维王朝拥有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组织严密的官僚机器和数量可观的石油美元，表面上稳若磐石。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巴列维王朝的统治是稳定的和持久的。另一些观察家尽管深知巴列维王朝的统治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日趋紧张的政治气氛弥漫伊朗，但是他们仍然断定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在未来十年不可能发生。然而，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改变了巴列维王朝的命运，而经济的萧条和自由化的政治环境构成导致革命的直接因素。“石油价格的上涨为巴列维政府提供了使伊朗成为地区性经济和军事强国的绝佳时机，而巴列维政府却把这个绝佳时机引向了革命。”

1977—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最初表现为世俗知识界发起的自由化运动，具有明显的温和倾向。

早在1976年即巴列维王朝建立50周年之际，流亡政治家巴尼萨德尔在巴黎发表题为“背叛的五十年”的文章，列举巴列维王朝50年间的诸多罪状，包括1921年和1953年两次发动政变、践踏宪法、投靠西方世界、出卖国家主权、损害民族利益、镇压民众运动、杀害反对派人士、清洗爱国将领、推行一党制和个人崇拜。

1977年5月，53名律师发表致巴列维国王的公开信，抗议政府侵犯司法独立和干预司法审判。同年6月，40名作家致信首相胡韦达，要求恢复1964年遭到取缔的作家协会，取消新闻审查，实行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与此同时，前民族阵线领导人卡里姆·桑贾比、沙赫普尔·巴赫蒂亚尔和达里乌什·福鲁哈尔致信巴列维国王，批评君主独裁，要求尊重人权和释放政治犯，声称“恢复国家统一和民众权利的唯一方式是放弃专制、尊重宪法、遵守联合国人权宣言、废除一党制、允许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建立得到公众信任和履行宪法的政府”。7月，64名律师聚集德黑兰，起草宣言，要求尊重宪法和实行司法独立，包括作家协会、律师协会、大学教师全国委员会和保卫自由与人权委员会在内的诸多民间政治组织随之在知识界相继建立，业已遭到政府取缔的世俗反对派民族阵线和解放运动亦卷土重来。1977年秋，德黑兰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校园的政治自由。此间，反对派势力主要来自世俗知识界，教界尚未直接介入，民众运动仅仅表现为政治宣传和组建社团。反对派并无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政治组织，只是强调恢复1906年宪法和立宪君主制以及限制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权力，斗争方式亦颇具温和倾向。民众运动的范围局限于首都德黑兰，并未波及其他地区。

1978年1月7日，复兴党操纵的官方报纸发表文章，诋毁什叶派欧莱玛是“中世纪的黑色反动派”，指责教界勾结国外势力破坏白色革命，诬陷霍梅尼具有外国血统和充当外国间谍。该文章的发表引起伊朗各地的轩然大波，教界由此开始放弃旁观的立场，加入反对巴列维国王的队伍。教界的介入得到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的积极响应，而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民众运动亦逐渐由德黑兰蔓延到诸多城市。该文章发表的次日，在宗教圣城库姆，数千名经学院的学生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玷污教界，高喊口号“我们不要叶齐德的政府”“我们要我们的宪法”“我们要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归来”，进而与警察发生冲突，5名学生遭到杀害。1月10日，霍梅尼发表声明，称赞库姆经学院学生的做法是英雄的举动，谴责国王勾结美国、败坏伊斯兰教、损害伊朗农业和将伊朗变成外国货的垃圾场。另一著名的教界领袖沙里亚特玛达里抱怨政府诽谤欧莱玛，声称如果政府将要求恢复宪法视作黑色反动派的标志，那么自己宁愿成为黑色的反动派。教界势力的介入以及巴扎商人和工匠的响应，标志着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民众运动开始由世俗的形式转化为宗教的形式，遍布各地的清真寺成为反对巴列维国王的重要据点。

2月18日是库姆惨案的40天祭日，各地的巴扎和大学纷纷关闭以示哀悼死者，和平示威发生在德黑兰、库姆、伊斯法罕、马什哈德、阿瓦士、设拉子、拉什特和大不里士等12座城市。在大不里士，反对巴列维国王的和平示威演变为民众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示威的民众一度占领警察局和复兴党党部，直至2天后被政府军镇压。3月29日是大不里士惨案的40天祭日，各地的巴扎和大学再度关闭，55座城市举行哀悼死者的活动。在德黑兰、叶兹德和伊斯法罕等地，愤怒的示威者进攻警察局和复兴党党部及其他政府机构，叶兹德的民众甚至高喊“处死国王”的口号。5月10日又是一个40天祭日，德黑兰爆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巴列维国王被迫取消出访欧洲的计划，派出2000名军警封锁巴扎和大学校园，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的民众。在前后三次的40天祭日示威中，官方宣布死亡22人，受伤约200人，而据反对派的说法，死亡人数为250人，受伤人数超过600人。

白色革命期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产业工人队伍明显扩大。1966—1976年十年间，伊朗的产业工人从137万增至192万，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与此同时，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急剧攀升。21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1974—1975年增长30%，1975—1976年增长48%。熟练工人的工资增长幅度尤为明显。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日工资，1971年时为220里亚尔，1977年增至850里亚尔。由于生活境况的不断改善，产业工人最初大都安于现状，并不热衷于反对国王的政治活动。进入1978年以后，经济危机波及工业领域，产业工人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1978年6月，德黑兰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政府取消年度分红。7月初，阿巴丹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供医疗保险、恢复年度分红和增加20%的工资。7月底，贝赫沙赫尔的1750名纺织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实行工会的自由选举。8月，大不里士的2000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恢复年度分红、提高工资和改善居住条件。8月19日，阿巴丹工人区的一处电影院发生火灾，死者超过400人，而萨瓦克被认为是纵火的元凶。此后，产业工人的反抗活动由罢工演变为示威，政治要求取代经济要求而成为工人运动的首要目标，“烧死国王”和“推翻巴列维家族”成为产业工人的政治口号。随着产业工人接连举行的罢工和示威，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伊朗民众与巴列维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明显的变化。“工人、巴扎商人、学生和欧莱玛建立起广泛的联盟”，政治角逐的天平开始向反对派方面倾斜。

1978年8月，巴列维国王迫于民众运动的压力，解除首相阿姆泽加尔的职务，起用温和派人士沙里夫·艾玛米出任首相，采取安抚政策，许诺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度和民主制度，释放在押的政治犯，笼络沙里亚特玛达里、桑贾比、巴扎尔甘和福鲁哈尔等反对派领袖。然而，形势并未出现转机。

1978年9月7日，德黑兰50万人举行示威，高呼激进的政治口号“处死巴列维家族成员”“赶走美国人”“侯赛因是我们的向导，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独立、自由、伊斯兰”“我们要伊斯兰共和国”，巴列维国王则宣布在德黑兰、卡拉季、库姆、马什哈德、大不里士、伊斯法罕、设拉子、阿巴丹、阿瓦士、加兹温、朱赫拉姆和卡兹伦12座城市实行军事管制。9月8日，德黑兰民众与巴列维王朝的军警发生冲突，死伤者不计其数，时称“黑色星期五”。此后，伊朗国内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

世俗的知识界无疑是挑战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其政治纲领相对温和，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排斥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主张恢复宪政，进而与国王分享国家权力，却无意推翻君主制度。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巴扎尔甘曾向美国驻伊朗大使表示：“如果国王愿意实施宪法的所有条款，那么我们便会接受君主制和参与选举。”巴扎尔甘后来说道：“我们原本企盼甘霖的降临，结果到来的却是洪水。”相比之下，霍梅尼尽管只是什叶派的多位阿亚图拉之一，在教界内部并无十分显赫的地位，却由于其长期反对巴列维王朝而毫不妥协的坚定立场和民主斗士的政治形象而在伊朗民众之中久享盛誉。“霍梅尼赢得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众多的民众把他视作期待已久的拯救者。在小资产阶级看来，他不仅是独裁的宿敌，而且是私有财产、传统价值观念和身陷困境的巴扎商人的保护者。在知识界看来，他尽管具有宗教身世，却颇似富于战斗精神的民族主义者，将会完成摩萨台的未竟事业，使国家从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得到解放。在城市的工人看来，他将实现社会公正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把权力从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在乡村民众看来，他将带来土地、水源、电力、道路、学校和医疗机构，即白色革命未能带来的物质内容。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他象征着宪政革命的精神，在他身上寄托着此前的革命仅仅燃起却未能实现的希望。”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民主与专制的激烈冲突，特别是“阿巴丹纵火案”和“黑色星期五”之后，世俗知识界恢复1906年宪法的妥协倾向逐渐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实现共和取代回归宪政，成为民众运动的崭新政治目标。现代伊斯兰主义由于超越以往各种政治要求的狭隘界限，强调平等和民主的原则，代表诸多不同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适应政治斗争的客观需要，提供了凝聚反对巴列维王朝的社会力量进而实现广泛政治联合的崭新理论工具。流亡巴黎的霍梅尼宣布，国王已经听到了革命者的呼声——他必须退位并接受伊斯兰的审判；民众与国王之间绝无妥协的余地，加入巴列维政府意味着背叛伊斯兰教；民众运动不会停止，直至将“卑鄙的君主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代之以崭新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激进组织是被剥夺了权力的社会阶层，渴望参与政治进程和重建崭新社会与国家的宣言”，“战斗的伊斯兰”体现民众的愤怒，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

1978年10月底和11月初，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巴扎尔甘和民族阵线的领导人桑贾比相继从德黑兰前往巴黎，会晤霍梅尼。随后，巴扎尔甘代表解放运动宣布，目前的民众运动表明人民拥护阿亚图拉霍梅尼和要求用伊斯兰政府取代君主制。桑贾比代表民族阵线宣布，目前的君主制是独裁和腐败的制度，不能履行法律和沙里亚，不能抵抗外国的压力，需要建立以伊斯兰、民主和国家主权作为基础的民族政府。桑贾比、巴扎尔甘和霍梅尼一致认为，现存的君主制度与伊斯兰教的原则不符，是政治独裁、社会腐败和民族屈辱的根源所在。三人共同宣布，结束伊朗的君主制度，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借以保卫伊朗的独立和民主”。此次会晤标志着“霍梅尼成为伊朗革命运动之无可争议的政治领袖”，反对巴列维王朝的各个阶层实现空前广泛的政治联合。

1978年12月，巴列维国王指定前民族阵线成员巴赫提亚尔出任首相。巴赫提亚尔宣布国王将去欧洲休假，许诺解除军事管制和实行自由选举，取消与美国签署的70亿美元的武器交易计划，停止向以色列和南非出口石油，释放政治犯，解散萨瓦克，冻结巴列维基金会资产，称赞霍梅尼是“伊朗的甘地”并欢迎霍梅尼回国。反对派领导人对巴赫提亚尔政府态度各异。沙里亚特玛达里和许多温和的教界人士宣布支持新首相，以免国家陷于混乱。桑贾比和弗鲁哈尔坚持国王必须退位。霍梅尼则声称任何由国王任命的政府均属非法，顺从巴赫提亚尔便是顺从撒旦。罢工和示威并未由于巴赫提亚尔的许诺而停止，越来越多的民众要求国王退位、巴赫提亚尔辞职、霍梅尼回国和废除君主制。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逃往埃及。2月1日，霍梅尼自巴黎返回德黑兰。

伊斯兰革命的性质

通常认为，教俗合一是传统政治模式的典型特征，而现代化与世俗化呈同步状态。巴列维王朝的支持者认为，伊斯兰革命发生的根源在于巴列维国王推行的现代化举措超越了观念保守和思想落后的伊朗民众所能承受的范围，巴列维王朝的统治是伊朗走向现代文明的象征，而巴列维王朝的覆灭标志着伊朗现代化进程的中断，伊斯兰革命的政治实践则构成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逆向运动。亦有学者认为，伊斯兰革命的社会基础在于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包括所谓的传统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自由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和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伊朗伊斯兰革命尽管具有宗教政治的浓厚色彩，却非教界传统势力与世俗政治的对抗抑或什叶派欧拉玛与巴列维国王世俗政权的较量，而是宗教形式下诸多社会群体反抗独裁专制的深刻政治革命。白色革命期间，新兴阶层与传统势力之间无疑存在着种种矛盾。然而，巴列维王朝的独裁专制与民众分享国家权力的政治倾向两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作为伊斯兰革命前夕伊朗社会的主要矛盾，制约着其他层面的次要矛盾，导致反对巴列维王朝的诸多社会群体在争取民主的政治基础之上形成空前广泛的联合，巴列维国王则是社会矛盾的焦点、民众的公敌和反对派政治势力的众矢之的。经济社会的长足进步与政治体制的严重滞后两者之间的矛盾作为巴列维时代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是导致伊斯兰革命的根本原因。

现代伊斯兰主义作为1977—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并非伊朗的特有现象，而是存在于伊斯兰世界的诸多地区，埃及和南亚则是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主要发源地。现代伊斯兰主义自70年代在伊朗的广泛传播，并非霍梅尼个人能力所致，而是根源于伊朗社会的客观需要，标志着崭新的政治文化借助于宗教形式初露端倪。

如果说官方的什叶派伊斯兰教是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工具和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那么民众的什叶派伊斯兰教，特别是阿里·沙里亚蒂和霍梅尼阐述和倡导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和反抗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的革命手段。巴列维时代伊朗教俗关系演变的实质，在于什叶派伊斯兰教从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转化为“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抑或从政治宗教化转变为宗教政治化。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无疑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发生转化的物质根源。巴列维时代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教俗关系的传统模式，什叶派伊斯兰教由官方的学说转变为民众的信仰，由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转变为民众反抗的政治武器，进而由捍卫传统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倡导现代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

霍梅尼的政治思想表面上包含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内容，看似截然对立抑或水火不容，实则不然。霍梅尼主义借助于回归宗教的传统形式，阐述独立、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现代政治理论，强调以安拉的尊严取代国王的尊严和以伊玛目之神圣的宗教权力取代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权力，旨在否定传统的政治模式和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代表反对君主专制的诸多传统社会势力与新兴阶层共同的利益和愿望，是伊斯兰革命期间凝聚民众的主导思想和反抗巴列维王朝君主专制的革命理论。正是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和高压政策，促使诸多社会群体走向霍梅尼的阵营。霍梅尼作为什叶派现代宗教政治的灵魂人物，俨然是伊斯兰革命的象征和民主的化身，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霍梅尼赢得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堪称克里斯玛式的革命领袖”，而霍梅尼之克里斯玛式的领袖地位，根源于白色革命期间伊朗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尖锐的政治对抗。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塑造了霍梅尼作为克里斯玛式领袖的历史形象。

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并非“反现代化基调的和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反抗巴列维王朝独裁专制和实现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理论工具和革命手段。阿亚图拉霍梅尼与巴列维国王之间的对抗，并非宗教与世俗的冲突，而是民主与专制的对抗。民主主义与现代宗教政治模式的结合，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核心内容。

1977—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与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以及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尽管不乏相似之处，却有根本的差别。1953年的世俗民主化运动以及1963年政治风波期间，教俗反对派貌合神离，社会环境尚未塑造出克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普通民众的介入程度相当有限。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和新旧社会力量的对比，决定着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以及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之目标的非同一性、纲领的温和性与基础的脆弱性。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和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表明，相对孤立的社会阶层抑或政治群体皆不足以抗衡巴列维王朝控制的国家机器。与1953年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主化运动和1963年教界掀起的政治风波相比，1977—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突出特点在于教俗各阶层广泛的政治联合，是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区别于1963年政治风波直至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的条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加剧，导致反对派政治势力的广泛联合。教俗各阶层的广泛政治联合，改变了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巴列维王朝寿终正寝的历史结局。

弗兰认为，霍梅尼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教界下层、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其他诸多社会群体则被霍梅尼主义所吸引，伊斯兰革命的性质在于传统势力抵制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逆向运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霍梅尼在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斗争中，与诸多政治群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盟，从而获得了从巴扎和教界到世俗知识界和城市贫民以及解放运动和民族阵线的有力支持。巴扎、行会和清真寺无疑提供了伊斯兰革命期间反对国王的重要阵地，然而正是新兴的世俗社会势力点燃了革命的火花并且给以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致命的打击，最终敲响了巴列维王朝覆灭的丧钟。

有学者认为，伊斯兰革命的受益者只是霍梅尼领导的宗教激进派势力，什叶派欧莱玛则是伊斯兰革命的唯一赢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政治斗争服务于经济目的。历史的进步，包括现代化进程中的改良与革命，均以追求财富作为根本动力。巴列维王朝借助于独裁专制的政治形式，混淆国家与王室的界限，进而极尽所能地控制和占有民众创造的物质财富。至于反对巴列维王朝和参与革命的诸多社会群体，旨在通过伊斯兰的宗教形式，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而改变财富的分配原则。

伊斯兰革命的发生，不应简单归结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狂热，而是根源于巴列维时代世俗领域的社会矛盾，其实质在于世俗的社会反抗与宗教的外在形式两者的结合。纵观20世纪的伊朗历史，宪政革命首开伊朗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革命的先河，伊斯兰革命则是宪政革命的逻辑延伸；特定的历史环境，尤其是新兴社会力量的脆弱，决定了宪政革命的失败结果，而巴列维王朝在经济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举措，为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民主主义与现代宗教政治模式的结合，无疑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核心内容。巴列维王朝的覆灭标志着伊朗政治现代化的崭新起点；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伊朗传统政治模式的寿终正寝，进而为现代政治模式的诞生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开辟了道路。霍梅尼作为克里斯玛的领袖地位和所谓阿亚图拉的统治，构成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过渡的中间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