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从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

安纳托利亚无疑是具有久远文明传统和深厚历史积淀的古老土地，然而土耳其共和国却是诞生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之上的崭新国家。历经“一战”结束后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踏过崎岖颠簸的艰难旅程，历史的车轮从伊斯坦布尔向安卡拉一路驶来，奥斯曼帝国的身影渐行渐远，安纳托利亚大地重新迎来了现代化的活力和生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疆域处于同盟国军队的占领之下，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俨然成为同盟国占领军的傀儡。与此同时，在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各地，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穆斯林自发武装组织，以“保卫权益”作为共同口号，统称安纳托利亚和鲁美利亚保卫权益协会。阻止宿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利用同盟国军队占领之机统治安纳托利亚，是安纳托利亚和鲁美利亚保卫权益协会的政治目标。

1918—1923年是土耳其历史上的英雄时代，也是土耳其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时代。土耳其人的家园面临被肢解的危急局面，土耳其人与西方列强之间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深刻的民族矛盾导致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安纳托利亚高原成为土耳其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的政治舞台。

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年出身于马其顿省首府撒罗尼卡的一个下级官僚家庭，1905年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军官学校，授上尉军衔，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时期开始涉足政治领域，1911年参加奥斯曼帝国抵御意大利军队入侵利比亚的战争，1912年出任奥斯曼帝国驻保加利亚使馆武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任师长和军团司令，晋升将军并获得帕夏的称号，先后在色雷斯、高加索南部和叙利亚战场服役，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凯末尔于1919年3月受苏丹政府指派前往安纳托利亚黑海沿岸整肃军队，随后投身于土耳其人的民族独立战争，成为土耳其人的民族英雄。

1919年5月，凯末尔在黑海南岸城市萨姆松召开东部各省保卫主权大会，拒绝接受丧权辱国的《摩德洛斯和约》，谴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出卖国家利益和沦为协约国的傀儡，进而与西方列强支持的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分庭抗礼。同年7月，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城市厄尔祖鲁姆发出倡议，呼吁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9月，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城市锡瓦斯召开安纳托利亚与鲁梅利亚主权保卫大会，宣布在安卡拉筹建新的民族政府，作为土耳其的唯一合法政府，取代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苏丹政府。

1919年12月，奥斯曼帝国举行新一届的议会选举。1920年1月，奥斯曼帝国议会通过国民公约，明确支持凯末尔在厄尔祖鲁姆发出的倡议。同年4月，协约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苏丹宣布解散帝国议会，帝国议会的议员纷纷从伊斯坦布尔逃往安卡拉，加入凯末尔主持召开的大国民议会。此后，安纳托利亚内陆城市安卡拉取代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成为领导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的大本营和政治中心。

从《色佛尔条约》到《洛桑条约》

1920年4月，协约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一方，邀请奥斯曼帝国苏丹政府的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同年8月，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苏丹政府的代表在巴黎附近的色佛尔签署条约，是为《色佛尔条约》。《色佛尔条约》规定，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大部领土主要由意大利和希腊瓜分，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地区由协约国共管，奥斯曼帝国放弃对于西亚和北非阿拉伯地区、亚美尼亚、塞浦路斯以及爱琴海诸岛屿的主权，废除征兵制，兵员总数不得超过45000人且不得拥有海空军，财政和关税接受协约国财政委员会的监督，财政岁入须优先支付战争赔款。

《色佛尔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土耳其人濒临亡国，凯末尔领导的安卡拉政府拒绝承认《色佛尔条约》，进而拒绝承认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的合法地位。《色佛尔条约》签署之日即1920年8月10日，后来被土耳其共和国定为国耻日。

1919年5月，希腊军队乘坐英法军舰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爱琴海沿岸的港口城市伊兹密尔登陆。1920年6月，希腊军队从伊兹密尔出发，向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挺进，试图占领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建立环爱琴海的希腊东正教帝国。与此同时，希腊军队在色雷斯发起攻势，占领埃迪尔内。1921年7月，希腊军队占领屈塔希亚，攻入安卡拉以西50公里的萨卡利亚河流域。

1921年9月，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军队挫败希腊军队的攻势，初步扭转了战场的局势，交战双方形成僵持状态。随后，凯末尔被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加齐的称号，晋升元帅。1922年8月，土耳其军队在凯末尔的指挥下发动反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希腊军队手中夺回屈塔希亚、布尔萨和伊兹密尔，收复安纳托利亚西部和色雷斯东部，迫使协约国接受停战协议，同意废除《色佛尔条约》，继而于11月在瑞士的洛桑与安卡拉政府重新举行和谈。

1923年7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与西方列强及希腊签署《洛桑条约》，取代《色佛尔条约》，明确划定土耳其与希腊、法国委任统治地叙利亚、英国委任统治地伊拉克之间的边界线，取消西方列强在土耳其的财政监督、战争赔款和治外法权。

《洛桑条约》签署后，协约国军队撤出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海峡地区。如果说《色佛尔条约》是协约国强加给奥斯曼帝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话，那么《洛桑和约》则体现了谈判双方之间的平等地位。《洛桑和约》的签署，标志土耳其作为主权国家的诞生。

从大国民议会到1924年宪法

1920年4月，凯末尔在安卡拉主持召开大国民议会。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创建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框架之外，由此形成安卡拉大国民议会与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议会分庭抗礼的政治格局。一方面，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不同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议会，兼有立法和行政的广泛权力；另一方面，大国民议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包括来自伊斯坦布尔的106名奥斯曼帝国议会议员和安纳托利亚内陆腹地选举产生的232名议员。会议期间，凯末尔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根据凯末尔的提议，大国民议会选举11名议员组成内阁政府。

1921年1月，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国取代奥斯曼帝国，成为新的国名。同年9月，大国民议会通过基本法23款，作为土耳其国的临时宪法。然而，1921年临时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国家元首的正式称谓，以求避免共和派与君主派之间的政治分歧。

1922年11月，大国民议会宣布，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勾结西方列强，出卖国家利益，犯有叛国罪。穆罕默德六世畏罪潜逃，流亡马耳他，阿卜杜勒·马吉德二世继任苏丹（1922—1923年在位）。1923年10月，大国民议会颁布法律，废除苏丹制，允许奥斯曼王室以哈里发的名义保留有限的宗教权力。随后，大国民议会举行选举；凯末尔获得议会287名议员中158名议员的支持，当选土耳其国总统，伊斯梅特·伊诺努出任内阁总理，定都安卡拉。

1924年3月，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度，驱逐末代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吉德二世和苏丹家族成员出境。同年4月，大国民议会颁布新宪法即1924年宪法，废除奥斯曼帝国于宪政时代颁布的1876年宪法和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期间颁布的1909年宪法，正式宣布土耳其国实行共和制的政体形式，大国民议会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兼有立法和行政的双重职能，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为土耳其语，土耳其共和国的首都为安卡拉，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国教。

1924年宪法规定，议会实行一院制，议员选举产生，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4年，总统任命内阁总理，统率三军，议会通过的法律须经总统批准方可生效，总统有权在10天内要求议会重新审定已经通过的法律；内阁对议会负责，政府无权解散议会；每2万人选举议员一名，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具有选举权，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具有被选举权；议员不得兼任政府职务和军队职务；司法独立；所有公民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宗教信仰自由，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

1928年，大国民议会修改宪法，删除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共和国国教的内容。1930年，土耳其妇女获得地方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4年，土耳其妇女获得大国民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1935年举行的大国民议会选举中，18名女性当选大国民议会的议员。

平息库尔德人的叛乱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初期，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两者之间经历激烈的冲突。库尔德人信奉伊斯兰教，经济活动以游牧为主，长期保留传统的部落组织。“一战”期间，库尔德人构成支持苏丹的重要军事力量。共同面对亚美尼亚人和沙皇俄国的威胁，曾经是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结盟的政治基础。“一战”结束后亚美尼亚人的迁徙和俄国沙皇政权的崩溃，意味着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面临的共同威胁不复存在，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之间的矛盾随之加剧，由此形成库尔德人日渐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1918年，库尔德人复兴协会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其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分支组织分别属于逊尼派和阿拉维派。独立战争期间，库尔德人支持凯末尔领导的民族抵抗运动。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库尔德人占全国人口的20%。然而，凯末尔和土耳其政府并未兑现独立战争期间的承诺、尊重库尔德人的民族属性和赋予库尔德人以民族自治的地位，却将库尔德人称作“山地土耳其人”和“讲库尔德语的土耳其人”。1924年宪法规定，凡土耳其公民，不分种族和宗教，皆为土耳其人，使用土耳其语。随后，土耳其政府依据1924年宪法，关闭库尔德人学校，禁止使用库尔德语，甚至强行迁移库尔德人离开祖居的家园，强制同化库尔德人。

凯末尔推行的以土耳其人为基础的土耳其化统治政策，无疑损害了库尔德人的民族利益。自1924年起，库尔德人与土耳其政府的关系日趋恶化。1925年2月，库尔德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迪亚巴克尔地区发动叛乱，反对安卡拉政府的土耳其化政策，要求恢复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教法，试图脱离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遭到伊斯梅特内阁的残酷镇压。大国民议会授予伊斯梅特内阁为期两年的独裁权力，授权伊斯梅特内阁在安卡拉设立特别法庭，负责审理叛乱分子，超过2万的库尔德人被安卡拉政府强制迁离家园，移入安纳托利亚西部。

凯末尔时代的政党政治与威权体制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政治形势，在一定程度上仿佛是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历史进程的重演，经过短暂的动荡混乱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逐渐形成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威权的国家体制。与奥斯曼帝国颁布的1876年宪法和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期间颁布的1876年宪法修正案相比，1924年颁布的《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强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合一，总统取代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威权政治在共和政体的形式下进一步强化，一党制的政党制度成为凯末尔时代威权政治的逻辑延伸。

早在1922年12月，当希腊军队被赶出安纳托利亚西部和色雷斯东部、洛桑和谈开始举行之后，凯末尔向土耳其民众宣布，经历三年半的英勇奋斗，消灭了企图奴役土耳其民族的外国势力，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平已经指日可待，然而，“仅仅在军事上打败我们的敌人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样强大起来，才能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为了实现这样的伟大目标，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党，这个党的名称叫作人民党”。

1923年11月，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和鲁美利亚保卫权益协会的基础上正式创建人民党。凯末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民党的宗旨是保证整个国家的繁荣与和整个民族的幸福，而不仅仅是代表某个特定的阶级或者阶层。在凯末尔看来，整个土耳其民族是处于西方压迫之下的被压迫者。1924年，人民党改称共和人民党，凯末尔出任共和人民党主席。

共和人民党初创之时，包括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以及宗教与世俗的诸多社会成分抑或社会阶层，具有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实践民族主义的政治工具，可谓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象征。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决定了共和人民党之民族主义的鲜明政治倾向。共和人民党的基本纲领包括：全部政权集中于国家，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保卫国家安全，改革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发展国民经济，健全政府体制，鼓励私人投资经济建设。1924年颁布的土耳其共和国宪法集中体现了共和人民党的政治纲领，凯末尔主义成为共和人民党的意识形态，建立共和政体的世俗民族国家则是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

1924年宪法并未明确实行党禁，亦未否认多党制的合法性。1924年，共和人民党内部出现严重的政治分歧，凯末尔及伊斯梅特代表的左翼激进势力与侯赛因·劳夫领导的右翼温和派形成明显的对立状态。1924年11月，侯赛因·劳夫领导的32名右翼温和派议员宣布脱离共和人民党，组建进步共和党，获得政府批准。进步共和党倡导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模式，主张司法独立、权力制衡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原则，反对凯末尔实行的威权政治以及国家主义和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强调鼓励私人投资和吸引国外投资，具有自由主义的浓厚色彩。1925年3月，大国民议会颁布维护秩序法，给予政府以平息国内叛乱和打击政治反对派的广泛权力。1925—1927年两年间，超过500人被根据维护秩序法建立的特别法庭判处死刑。1925年6月，进步共和党由于涉嫌参与库尔德人的叛乱，遭到政府取缔，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生活进入一党制时代。此后20年间，土耳其共和国的合法政治反对派不复存在，共产主义和库尔德民族主义构成土耳其共和国境内主要的非法政治势力。

1927年，凯末尔获得大国民议会319名议员中288名议员的支持，第二次当选总统。1930年8月，凯末尔委托共和人民党的温和派成员费特希·奥克亚尔组建新的政党，取名自由共和党，作为民主政治的点缀和制约总理伊斯梅特的政治工具。费特希·奥克亚尔1903年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军事学院，1907年加入统一与进步协会，1913年当选奥斯曼帝国议员，1918年创立奥斯曼人民党，1921年出任安卡拉政府的内务部长，1923年8月和1924年11月两度出任内阁总理，1925年起出任土耳其驻法国大使。自由共和党的纲领包括：奉行共和主义、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政府的经济垄断，主张降低税收和稳定货币政策，增加农业信贷，鼓励民间投资和吸引国外投资，实行直接选举，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保障妇女权益。费特希·奥克亚尔尽管长期追随凯末尔，却与伊斯梅特积怨甚深。自由共和党作为议会内部的反对党，继承1924年侯赛因·劳夫创建的进步共和党的衣钵，激烈抨击伊斯梅特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而成为反对共和人民党一党独裁的政治平台。在自由共和党宣布成立后的12天内，1.3万人申请加入该党。1930年9月，费特希·奥克亚尔访问伊兹密尔，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自由共和党于1930年8月创建初期，仅占据大国民议会的15个席位。在同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尽管受到官方的干预阻挠，自由共和党仍然获得大国民议会502个席位的30个席位，其潜在的社会动员能量和政治空间由此可见一斑。1930年11月，自由共和党迫于共和人民党的压力而在成立99天之后宣告解散。是为凯末尔时代一党制威权政治的插曲。此后十余年，反对派政党在土耳其的政治舞台销声匿迹，共和人民党成为唯一的合法政党。独立人士曾经于1931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30个席位，1935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16个席位，可谓共和人民党一党独裁政治的点缀。

1931年，凯末尔获得大国民议会317名议员中289名议员的支持，第三次当选总统。同年，共和人民党召开第三次大会，通过党纲和党章，确定共和人民党与土耳其国家机构的重合关系，共和人民党主席兼任共和国总统，副主席兼任内阁总理。1935年，共和人民党召开第四次大会，决定实行共和人民党与政府机构的一体化，共和人民党总书记兼任政府的内政部长，共和人民党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兼任省长。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浑然一体，凯末尔等同于共和人民党而共和人民党等同于土耳其共和国，成为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治制度的明显特征。所谓的“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构成凯末尔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

30年代中期，共和人民党成员为124万，约占土耳其总人口的7.7%，共和人民党的地方组织分布在全国62个省中的50个省。1931年，凯末尔建立所谓的“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作为从属于共和人民党的民间组织。“人民园地”包括479个分支机构，“人民之家”包括4322个分支机构。“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的宗旨是，宣传共和人民党的基本纲领和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诸多层面控制民众，进而构建联结城市与乡村的纽带。

1935年，凯末尔获得大国民议会399名议员中389名议员的支持，第四次当选总统。同年，共和人民党召开第四次大会，明确规定将凯末尔主义作为共和人民党的纲领和“基本的和不可改变的原则”。1937年，凯末尔主义被写入宪法，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遂被称作“土耳其人的宗教”。1938年11月凯末尔去世后，共和人民党宣布凯末尔为该党“永远的领袖”，伊斯梅特则以共和人民党“终身主席”的身份出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