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公民大会与雅典的民主制

关键词：城邦／权力／制度

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9世纪

雅典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摇篮。古代雅典人通过不断改革，在平民与贵族的反复斗争中，建立了一套高度完善的民主制度，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对后世影响深远。公民大会即为雅典民主制的典型机构。以全民直选、权力制衡、主权在民为特点的民主制度，极大地推动了雅典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

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

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9世纪，公民大会作为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出现，当时称为人民大会，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可以参加。公民们在大会上自由发言，或展开激烈的辩论，共同商议城邦大事，决议一旦形成就不能更改。每次参加会议的人会超过6000人。

会议日程由参议院制定，然后公示4天，并要提前5天发布通知。大会有一个部门叫作“执行司”，由城邦的执政官们组成，首席执政官担任司长，同时主持公民大会。主持人手下有一名传令官和一位秘书。传令官需要声音洪亮，随时传达主持人的命令；秘书则负责宣读文件。由于雅典人信奉神灵，所以每次开会前，先要举行宗教献祭仪式。主持人带着祭祀品绕场一周，秘书宣读文件，传令官环视全场，大声问道：“何人有良策献给城邦并希望表达出来？”会议就算正式开始了。

从理论上讲，每位与会人员都有发言的机会和权利。只要自己有话要说，走上讲台，把象征发言权的花环戴在头上，就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了。不过，在普尼克斯山丘这个露天场地上，又没有任何扩音设备，要让在场的6000人听清自己的话绝非易事。要知道，听众们不会静悄悄地倾听演讲者发言，而是随时进行评论，甚至发出嘘声，或者拍手跺脚，干扰发言。有些听众甚至从头到尾不听一句话，一直忙着聊天，制造噪声。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自己的剧作《阿卡亚人》里这样描写一位参加公民大会的人的心理活动：“我呢，总是第一个到场，我到了会场坐下来；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我唉声叹气、打哈欠、伸懒腰、放屁，我不知道做什么好，就在地上乱画，拔身上的毛，算自己的账目。我朝我耕地的方向眺望，心中深深眷恋着和平。”这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个敷衍了事的与会者形象。在开会时，只要有人宣称是神的指示，不管是真是假，会议都会马上结束。

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中，如果希望自己的发言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就必须拉拢一批人组成自己的团队。在团队中，擅长谋略的人出谋划策，口才和形象好的人负责演讲，还有人负责坐在前排充当鼓掌喝彩的“啦啦队”。这与现代民主国家的选举已经很相似了。

公民大会每年要召开40次，每次不过几个小时，有时很难对城邦政治产生实质上的影响，有时却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由于公民大会采取大范围内的集体决策，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国家大事，就难以避免盲目性。公民毕竟不是专家，对很多方面的情况都不了解，即便讨论再充分，也容易草草做出表决。而且，公民大会在表决时只注重多数人的观点，而忽略了少数人的意见，更不懂得保护少数人的发言权，而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期，公民大会讨论是否要入侵西西里。大多数公民都不知道西西里的具体情况，但还是支持入侵，结果给雅典城邦带来了灾难性的失败。

城邦文明

雅典民主制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实行直接民主，公民大会就是极好的典范。城邦的一切机构，如500人会议、贵族会议、执政官等，都隶属于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由与会公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议，不可轻易改动。

雅典之所以能实行直接民主，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雅典城邦小国寡民，经济上自给自足。虽然工商业有所发展，但仍以农业为主。这使得雅典公民生活比较悠闲，有大量空闲时间参加城邦的政治大事。第二，雅典公民具有一心为公的传统美德，这是直接民主得以发展的道德基础。这种朴素的道德观让公民为了城邦的利益可以放弃个人的私利甚至生命，并通过取消公民权来惩罚无视城邦利益的人。执政官伯里克利甚至认为，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无须多少政治才能，只要具备一切从城邦利益出发的高尚道德情操就够了。

与此同时，雅典的法律鼓励公民参加政治活动。梭伦曾经制定过一项特别法令，规定在发生内争之时，公民必须选择加入一方，否则将失去公民权利。伯里克利则为担任公职的人发放公职津贴，在经济上提供支持。

这种直接民主制虽然加强了城邦的凝聚力，却也有极大的局限性。它只适合于人口不多的城邦，如果人口增加，城邦就只能通过限制公民权来维持这种政治制度。对于雅典来说，只有成年男子享有参政的权利，妇女和奴隶无权干政。对于儿童来说，只有父母双方均为雅典公民，才能享有公民权。只有父亲或母亲一方为雅典公民的，孩子就不被雅典所认可。这决定了雅典城邦的保守和闭塞，也使它无法成为帝国的缔结者。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雅典的民主制又被称为城邦文明。同时，这种文明形式只适合于城邦，而无法移植到其他国家。

权力的相互制约

雅典除了公民大会之外，还设置了其他机构，分工明确。500人议事会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准备议案、管理财政、监督国家行政部门的日常事务，是雅典的最高行政机关。不过，500人议事会只是一个办事机构，并没有决策权。公民大会做出的决议，由500人议事会负责实施。官员的任职资格由陪审法庭负责审查，卸任时还要做述职报告。陪审法庭又叫作公民法庭，是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雅典共设立了十个陪审法庭，由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通过抽签来担任陪审员，任期为一年，不能连任。陪审法庭主要负责审理一般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并审查行政官员的任职资格。陪审法庭的判决就是最终判决，任何人无权更改。

除了将军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同时担任两个职务，也不能连续两次担任同一职务。而且，雅典采取轮流参政的办法，每年有1/6的雅典公民可能担任某种官职，而1/3的公民一生中有机会被选入500人议事会。这样的制度设计，没有给人留下专权的空间。

不过，雅典虽初步形成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架构，但分工并不够明确。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处于立法机关监督之下，要对立法机关负责。但立法机关的有些决议还需要司法机关批准，才能付诸实施。500人议事会本来是行政机构，却又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陪审法庭主要职能在于司法，却也有一定的立法权。执政官在行使行政权力的同时，也要行使部分审判权。雅典民主政治就呈现出了权力交叉的特点，显得权责不清。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三个机构互相制约、互相分权，避免了有人操纵政权之虞。

与此同时，雅典民主制还设有严格的监察制度。除了官员任职前要接受资格审查之外，任职期间也要接受信任投票的考验，如果受到反对，就必须到陪审法庭受审，只有法庭认为他没有过错才能官复原职。官员离任时，会有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财产进行审查，如果有不正当的财产来源，就会被法庭判处非法所得的10倍罚金。

民主政治的影响

客观地说，民主政治推动了雅典城邦文明的前进。在这样宽松的氛围下，雅典的学术文化空前繁荣，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法学等学科都有极大的发展进步。一批从事精神活动的有识之士相继涌现，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哲学三杰，著有不朽名著《历史》的希罗多德，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等人，都为雅典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伯里克利执政期间，由国库出资，为公民发放观剧津贴，鼓励公民去剧场观看戏剧表演。戏剧事业因此而繁荣起来。希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规模宏大的圆形剧场的遗址，可以容纳大量观众。

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也为雅典经济的发展清除了障碍。雅典的手工业、航海业和种植业都有所发展，这又刺激了对外贸易的扩大。橄榄油和葡萄酒成为对外贸易中最受欢迎的商品。同时，阿提卡的银矿、黏土等矿藏为手工业者提供了绝好的原料，银器和陶器也成为上层社会的必需品。民主政治让公民日趋获得自由、独立的身份，助推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形成。

雅典的民主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民主制度，都或多或少保留着雅典民主制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