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回鹘的摩尼教与粟特人



从《哈喇巴喇哈逊碑》（九姓回鹘可汗碑）来看

以上，我们从唐朝和回鹘的关系这一角度观察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全过程，这些情况在回鹘方面，诸如《哈喇巴喇哈逊碑》 ^[24] 等史料中也可以窥其端倪。所谓《哈喇巴喇哈逊碑》，乃是保留在位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畔的回鹘都城窝鲁朵八里（其遗址叫哈喇巴喇哈逊），在回鹘帝国第八代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时代建立的巨大的纪功碑。该纪功碑也可以说是回鹘的正式历史文献，碑上刻有回鹘语、粟特语、汉文三种文字。

回鹘语是回鹘自己的语言，而汉文不仅是唐帝国，也是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共同书面语言，粟特语则是包括整个北部中国在内的丝绸之路东部的国际语言，这一点正好证明了回鹘帝国中粟特人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这座纪功碑不仅仅是回鹘，也应该是整个丝绸之路东部摩尼教的纪念碑。可能是出于人为的破坏，铭刻着回鹘语的碑面文字几乎已经被毁坏殆尽，所幸粟特语的碑面和汉文碑面比较完整地留存了下来。

哈喇巴喇哈逊遗址

　位于鄂尔浑河西岸。上图是遭到破坏的《哈喇巴喇哈逊碑》最上面的部分，下图是被城墙围起来的宫城遗址，城墙高7—8米。《哈喇巴喇哈逊碑》发现于城外。两张照片均由笔者摄

在这里，我想分别从粟特语碑面和汉文碑面文字中，引述一下前半部分的内容——从牟羽可汗即位到安史之乱时期远征中国本土，以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摩尼教传入等部分。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资助下，由我担任负责人的研究小组曾在蒙古高原实地调查，有关《哈喇巴喇哈逊碑》的解读研究主要基于上述调查所取得的成果。粟特语碑面的内容是根据吉田丰的最新研究，汉文碑面的内容则是基于我正在进行的复原研究。“［ ］”内的文字表示对小的残缺部分的推测复原，无法推测复原的地方则用空白表示。比较大的残缺部分用“……”（汉文缺字用“□”）来表示。“（ ）”内的文字则是为了便于理解而增补的内容。

◆粟特语碑面第8—12行

【第8行】（第三代牟羽）可汗之所以即位，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奇特的男子，在所有的方面他都很特别。他成为最高统治者时，四周充满了惊愕和畏惧。因为（他的）天运和幸运［ ］与智慧、才能和［男子气概］……

【第9行】于是言语（求援文书）来了。（其写着）下面的内容：“请从苦难中解救我们！请援助我们！”作为神的王（=可汗）听到了这个言语时，遂亲自与强大的军队一起推进到了天子的居所（指中国）。其军队……

【第10行】他们再次进行了战斗。因为所有的外教信者（异教徒）们都如此［ ］了神圣的马尔·摩尼的宗教，所以［ ］被驱逐了。作为神的王与强大的军队一起在乌德鞬山（蒙古高原的中央）这一地区，他们打击了、取得了［ ］。……在数字上四［个摩尼教僧侣？］……

【第11行】我们效力于［ ］。于是保持着颠倒的法（邪教）。侍奉着恶魔。现在，作为神的王（可汗）的……（以）这个手，接受（了）（取代？）燃烧所有的火的宗教、神圣的马尔·摩尼的宗教。从那以后，作为神的王接受了［ ］和宗教。……你们不能接受。……

【第12行】当时，作为神的王同意（/满足）了。（而且）发布了诏书。（说）：“你们接受吧！因而（？）（我们）侍奉于恶魔、跟随并信仰着。应该轻蔑的手……我们在叫作古拉塔克的土地上把偶像全部烧却（烧掉了）。”作为伟大的神的［王和］王子们（？）……神圣的马尔·摩尼的宗教……往下边（？）作为神的马尔·纳乌·卢旺慕阇［ ］了的时候……

◆汉文碑面第6—8行 ^[25]

【第6行】啰没密施颉德密施毗伽可汗嗣位（第二代磨延啜）。英智□□，□□经营。子□君登里啰汨没密施颉咄登密施合俱录□□［毗伽可汗嗣位］（第三代牟羽可汗）。□□□□，奇特异常，宇内诸邦钦伏。自□□□□□帝（唐玄宗）蒙尘，史思明［之子朝义］□□□□□□□□□□□

【第7行】使，币重言甘，乞师并力，欲灭唐社。可汗忿彼孤恩，窃弄神器。亲统骁雄，与王师犄角，合势齐驱，克复京洛。皇帝（唐代宗）□□□□□□□□□为兄弟之邦，永为□□□□。可汗（牟羽可汗）乃顿军东都，因观风□□□□□□□□□□□□□□［法］

【第8行】师将睿息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与过去、现在、未来对应的前际、中际、后际。即摩尼教的基本教义）。况法师妙达明门，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正教（摩尼教）于回鹘。（以下略）

看了上面引用的两种文字的碑文以后，我们便可以知道，粟特语碑文和汉文碑文完全不对应。尤其是关于由谁派遣使者携带文书向回鹘求援一事，在粟特语碑文中说的是唐朝皇帝，而汉文碑文中则是史朝义。尽管由于汉文碑文的破损，碑文上只能认出“史思明”的名字，但根据汉籍史料了解到的事件过程来看，在史思明之后的破损处补上史朝义的名字应该没有问题。进而，我们若再基于汉籍史料中已经弄清楚的史实，还可以知道介入安史之乱的回鹘可汗是第二代的磨延啜（葛勒可汗）和第三代的牟羽可汗。

前者是在756年受到肃宗的邀请之后，立即出动了军队赶到肃宗的“行在”灵州（灵武），保证了附近的鄂尔多斯的安定。不仅如此，磨延啜还在次年即757年，向唐朝派遣了相当于回鹘皇太子的长子叶护统率援军，在夺回长安、洛阳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此，牟羽可汗在762年秋天虽然受到史朝义的诱惑，为侵略唐朝而亲自率领大军南下，但是最终还是接受了继承肃宗大位的代宗之劝说倒向唐朝，作为盟友与唐军一起行动，挺进洛阳，促使了安史之乱的终结。

另外一方面，虽然汉籍文献史料中完全没有提及，但根据《哈喇巴喇哈逊碑》的汉文碑文第7—8行的记载来看，牟羽可汗在洛阳一带滞留期间结识了摩尼教僧侣，并在763年将他们带回了回鹘，由此开启了回鹘摩尼教的历史。

从新发现的回鹘文书残片来看

通过上面介绍的情况，反映出在《哈喇巴喇哈逊碑》这种偶尔残存下来的极为少见的回鹘方面的史料中，却意外地保存着一些在信息量极大的汉籍史料中也没有记载的史实。同样的状况还见于其他事例。最近我在吐鲁番文书中就发现了一些回鹘自己所写的，关于安史之乱以及摩尼教的回鹘语零星史料，即为现藏于柏林国立图书馆的编号Mainz345号残片。兹译述如下：

Mainz345 正面

（前缺）

（1）……中国［的天子？是京兆？］

（2）从城市往外［逃出？西方的？远？］

（3）去了土地（蒙尘）。于是中国［的天］

（4）从儿子的地方也多次［来救援之军？］

（5）一边请求着，他的求援文书送到我处……

（6）来求援了。“现在［敌人攻来？可是］我处”

（7）“汝等，知道吧。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国家。”（天子的话）……

（8）……时，我……

（9）……军……

（10）……留下了……

（后缺）

Mainz345 背面

（前缺）

（1）……乌德鞬山［的超凡力量］……

（2）……的期间（另一方面），又

（3）在［吉辰］吉日，对（国家和宗教）双方

（4）从［具有完全的支配权的？］神圣的牟羽王处，有上座（？）

（5）……以［将］军为首三十人的大

（6）附属于［司令官？］的士兵们神圣的马尔·纳乌·

（7）［卢旺慕］阇之处，来了使者。

（8）……神圣的慕阇那时候……

（9）……了。另外……

（后缺）

如果将上面的内容概括一下，正面是记述回鹘介入安史之乱之事，背面则记载了把摩尼教引入回鹘的牟羽可汗与摩尼教教团的关联。倘若进行一些大胆的推测的话，似乎反映了下述内容：

正面1—3行说的是756年玄宗皇帝（以及其后的肃宗皇帝）逃离长安“蒙尘”；第3—7行讲唐朝皇帝向回鹘致书求援；第8—10行则谈到了回鹘军出兵唐朝，但这部分文字缺损很严重。接着背面的第1—2行记述了牟羽可汗从突厥圣山乌德鞬山获得了超凡的力量（威灵、守护神）而成为权威，其正统可汗的合法性也得到保证；从第3行以下，则谈到了牟羽可汗接受（或者是打算接受）摩尼教，并与摩尼教教团最高级别的高僧慕阇马尔·纳乌·卢旺进行交涉的情况。

这里提到的慕阇，不用说，就是指在《哈喇巴喇哈逊碑》的粟特语碑面文字中见到同一个人物，和《牟羽可汗摩尼教改宗始末记》所见到的慕阇恐怕也是同一人物。“慕阇”乃是涵盖回鹘在内的整个摩尼教东方教区唯一的最高领袖。一般认为，当时他的驻锡地（大司教座）第一是高昌，第二是焉耆。

很容易看出，文书正面第5行的“他的求援文书”相当于《哈喇巴喇哈逊碑》的粟特语第9行“于是言语（求援文书）来了。（写着）下面的内容：‘请从苦难中解救我们！请援助我们！’作为神的王听到了这个言语时，遂亲自与强大的军队一起推进到了天子的居所”中所提到的中国天子的“言语”。

文书正面第2—3行的记事与《哈喇巴喇哈逊碑》的汉文碑面第6行所见到的“蒙尘”对应。虽然玄宗皇帝的“蒙尘”作为史实来说乃是磨延啜时代发生的，而且磨延啜自己的纪功碑《希内乌苏碑》也正确地记载了此事。然而此文书和《哈喇巴喇哈逊碑》中却都将此事归于牟羽可汗时代。此外，在《哈喇巴喇哈逊碑》的粟特语碑面中记载说，求援文书只来了一次，而且是牟羽可汗时代之事，而在这件文书中却说“多次”来求援。毋庸赘言，这里说“多次”，是因为将肃宗向磨延啜求援、代宗向牟羽可汗求援合在一起来叙述了。肃宗向磨延啜求援很可能有过多次，但代宗向牟羽可汗的求援，从时间上来看恐怕只有一次机会，而且是在牟羽可汗已经从蒙古高原南下以后，即牟羽可汗只可能是在唐朝本土境内接受了代宗的求援。因此，这个断简里提到的“多次”接受求援的可汗显然不是只有牟羽可汗一个人。

牟羽可汗出兵南下，本来就是应乱军领袖史朝义的邀请，而不是应唐朝方面的邀请。所以，这件文书的正面所记载之事，在理论上只能是磨延啜的事迹。

磨延啜的功绩为何遭到抹杀？

客观地来看，磨延啜和牟羽可汗两个人都对唐朝有过大恩，要判断谁的功劳更大的确比较困难。然而倘若考虑到牟羽可汗的可敦只是唐朝臣子仆固怀恩的女儿，而磨延啜的可敦宁国公主则是肃宗皇帝的亲生女儿这一点的话，甚至可以认为，就回鹘来说理当对磨延啜评价更高。

但是，在《哈喇巴喇哈逊碑》中谈到介入安史之乱的有功之人时，却清一色地都是在赞扬表彰牟羽可汗，完全抹杀了磨延啜的功绩。根据我和吉田丰的复原方案来看，在《哈喇巴喇哈逊碑》汉文碑面中，谈及磨延啜的内容包括十九个字的即位记事以及接下来叙述其事迹的八字记载，总共只有二十七个字，而关于牟羽可汗的事迹却花费了四百多字的篇幅。两者的待遇可谓天壤之别。

在回鹘历史上，如果磨延啜真是没有值得表彰的功绩的话，自然另当别论。然而我们通过前文的叙述，已经了解到了其在与唐朝的外交关系方面取得的成果。除此之外，在漠北地区，磨延啜不仅在对外方面先后取得了对西北方叶尼塞河上游的结骨及黠戛斯、西方阿尔泰地区的葛逻禄的赫赫战功，极大地扩充了回鹘的版图；而且磨延啜在对内方面，在蒙古草原的重要据点先后建立了《希内乌苏碑》《塔里亚特碑》《铁兹碑》三大碑，并推动了在鄂尔浑河畔建造都城窝鲁朵八里，进而还为了粟特人和汉人，沿西北的色楞格河支流处建造了巴依巴里克城（富贵城）。简言之，在回鹘历史上，磨延啜乃是一位绝不比其子牟羽可汗逊色的伟大人物。既然如此，那么为何两者在《哈喇巴喇哈逊碑》中的记载分量会有那么大的差距呢？在我看来，主要当有下述原因。

创建回鹘帝国的药罗葛氏这一王族的血统到第六代就中断了，阿跌氏的骨咄禄将军（即宰相颉于迦斯）通过不流血的革命——受到国人拥戴——这种形式即位，成为第七代怀信可汗。也就是说，从795年开始，王统由药罗葛氏转移到了阿跌氏。《哈喇巴喇哈逊碑》是继承怀信可汗的第八代保义可汗所作，是为了弘扬先祖和自己功绩的纪功碑，所以从一开始，保义可汗就对药罗葛氏的前六代可汗的事迹十分冷淡。

前面提到，第四代可汗顿莫贺达干依靠发动政变，杀害了牟羽可汗以及可汗身边的大量粟特人而即位。在成为第四代可汗以后，他对摩尼教实行了迫害政策。而且这种对摩尼教的迫害在第五代至第六代可汗时期也一直持续。直至阿跌氏的怀信可汗时代，摩尼教才终于再次恢复，并进一步真正成为回鹘的国教。在这种情况下，《哈喇巴喇哈逊碑》实际上单就为了最大限度地颂扬现任可汗的功绩，也需要将该碑建成一座不仅是追溯建国以前历史的历史性的纪念碑，同时也要叙述摩尼教的历史，以期待日后不断发展壮大。正出于这一原因，对于在回鹘的摩尼教发展史上贡献最大的牟羽可汗，尽管与保义可汗的血统相异，《哈喇巴喇哈逊碑》还是例外地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记述。

通过《希内乌苏碑》中关于建设富贵城的相关记载可以知道，磨延啜与粟特人的关系虽然也很深，但是由于他与粟特人传来的摩尼教没有关系，所以在《哈喇巴喇哈逊碑》中没有受到称赞。这种做法反映了第七代怀信可汗以降，历史上唯一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国家——阿跌朝回鹘帝国以及直接继承其衣钵的西回鹘汗国（9世纪后半期至13世纪初）初期——对于此事的正式态度。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把征讨安史之乱以及引进摩尼教的功劳全都归结为牟羽可汗的方针，也应该说是受国家以及王朝全面保护的回鹘摩尼教团的立场。因而，其后在叙述回鹘时代以后的摩尼教历史时，回鹘正式文献的记载全部统一了口径。

实际上大凡正式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不管古今中外，一般都要力图掩饰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回鹘的《哈喇巴喇哈逊碑》也不例外。尽管牟羽可汗的南征实际是响应史朝义的邀请，目的是为了与史朝义一起创建新的“征服王朝”而出兵，但是该碑文中却记载说，牟羽可汗从一开始就将史朝义的邀请看作对唐朝忘恩负义的行为，给人以牟羽可汗自始至终完全站在唐朝一边的印象。另一方面，在中国方面的史料中，与此类似的省略或者基于中华中心主义而曲笔写史的现象也不胜枚举。

在此略举一例，根据《哈喇巴喇哈逊碑》粟特语碑面以及Mainz345的记载，我们知道唐朝向回鹘求援乃是紧急关头的无奈之举，然而汉籍史料中的说法却截然不同。《旧唐书·肃宗本纪》至德元年（756年）八月条中，在记载肃宗九月派遣敦煌王和仆固怀恩等前去回鹘求援前，先说回鹘及吐蕃首先来到唐朝“请和亲，愿助国讨贼”。《新唐书·回鹘传》尽管没有写具体的月日，却也说是先有回鹘来请愿，然后唐朝才派遣了敦煌王和仆固怀恩。这种记载可笑之极，请求和亲的只能是唐朝方面，而绝对不会是回鹘或者吐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