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突厥第二帝国的建立



复兴前夜的叛乱

自从630年被唐朝灭亡以后，东突厥的遗民不仅居住在唐帝国内部，并且作为唐朝的臣民，还参与了诸如远征高句丽以及远征西域等许多军事行动。对这些突厥遗民（降户）来说，最大的一个划时代的行动发生在679年（调露元年）。

首先，漠南定襄都督府的首领阿史德温傅和阿史德奉职拥戴前东突厥王族的阿史那泥孰匐，为复兴突厥发动叛乱。所谓定襄都督府，乃是将过着游牧生活的突厥降户以聚落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一个自治组织，一直是隶属于唐朝的都护府，从649年起隶属于燕然都护府，663年改为隶属云中都护府，664年又改属单于都护府。这次以阿史德氏为中心的叛乱得到了由突厥降户组成的二十四州的呼应，战况一度扩大至漠南一带，参战人数达数十万。同时，奚、契丹也被煽动起事，一时间对唐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唐朝旋即任命从远征西域前线凯旋的名将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并投入了唐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三十万兵力，终于在次年镇压了这场叛乱。

另一方面，在679年，位于鄂尔多斯灵州至夏州南境，也就是在造反的突厥降户南边，有另外一个突厥降户族群（“降突厥”）。唐朝将这个族群安置于鲁州、丽州、含州、寒州、依州、契州的所谓“六胡州”，并用唐人担任各州的刺史。这个“六胡州”主要由“降突厥”构成，然而根据与古突厥语书写的突厥碑文相比较来看，很明显，“六州胡”在语义上只能解释为粟特人族群，而且汉文的出土史料也可以旁证这一点。例如，在敦煌出土的景云二年（711年）的《张君义告身》这一公文书中，集中出现了诸如鲁州的康某某、含州的安神庆、依州的曹饭陀、契州的康丑胡的记载。

这些六胡州的人物全都拥有可称之为粟特人代名词的粟特姓氏，这绝非偶然现象。进入六胡州的很多人，应该都是来自东突厥最后时期（颉利可汗时代）推动突厥政权的粟特人或者粟特裔突厥人（诸如突厥人与粟特人的混血，或是突厥化的粟特人等）的子孙。这些人在630年随着突厥的降众内徙，先是由史善应、康苏密统率，其后又跟从阿史那思摩迁徙至内蒙古，后来又再次回到鄂尔多斯。羁縻州原则上是由本族人担任长官，然而这里却任命唐人为刺史。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唐朝在定襄都督府以阿史德氏为中心发动的突厥降户大叛乱中，已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出于对曾在突厥统治下的粟特人或粟特裔突厥集团进行控制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于是从这一年开始，造反的突厥降户和六州胡两者的命运开始出现巨大的不同。

也就是说，前者在680年至681年间，也就是第一次叛乱失败以后不久，侥幸活下来的阿史德温傅将颉利可汗的近亲阿史那伏念迎至夏州，再次发动了叛乱。尽管这次叛乱也以失败告终，却强化了突厥降户谋求独立的决心及意志。终于，到682年，阿史那氏一门的骨咄禄（“具有天之威灵”之意）得到阿史德元珍的援助，第三次向唐朝举起了叛旗，最后成功地复兴了突厥帝国（突厥第二帝国的建立），并且在次年（683）攻陷了单于都护府。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独立运动的舞台不仅是内蒙古和鄂尔多斯，也包括被认为是唐帝国本土的山西省、河北省北部。

对此，位于鄂尔多斯南部至陕西省北部一带的六州胡的状况是：一部分似乎与复兴后的突厥合流以后北迁，而大部分仍然留在了中国本土。不过，六州胡在唐朝受到的待遇似乎不太好。到玄宗时期的721年和722年，先后出现了被称为“康待宾之乱”和“康愿子之乱”的连续叛乱。首谋康待宾自称叶护，康愿子自称可汗，手下云集了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等粟特姓名的武将，具有相当的战斗力。这次粟特裔突厥集团的叛乱却没有迹象表明是得到突厥帮助的。两次叛乱都归于失败，粟特裔突厥集团终于还是未能独立。但是，这些叛乱却成为安史之乱的先驱，而且后来还成为与安史之乱合流的一大势力，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些叛乱在唐史中的重要性。

游牧民族最早的“历史史料”

刚建国时，突厥第二帝国的根据地是在漠南的阴山山脉，最初主要是在南边与唐朝、在东边与契丹进行作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突厥第二帝国逐渐将目标转移到了位于漠北，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的铁勒诸部，开始转而派军征伐铁勒，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最终将自己的根据地转移到漠北的鄂尔浑河至乌德鞬山。这是686年末至687年前半年之事，当时的形势对突厥北迁十分有利。在此之前，漠北发生的大旱灾已经导致整个九姓铁勒处在危机之中，不仅685年唐朝的安北都护府从漠北撤退到了河西地区，686年来自铁勒的大量难民也越过戈壁滩进入了河西。适逢此时，突厥遂北上迁至漠北，恢复了对漠北的控制以后，阿史那骨咄禄成为第一代可汗，号称颉跌利施可汗，意即“可以聚集国民的可汗”。

为突厥复兴与漠北回归出力最大的，乃是仅次于王族阿史那氏的名门阿史德氏的领袖阿史德元珍，即暾欲谷。暾欲谷其人一生不同凡响，可谓惊天动地。他不仅历经三朝，分别作为第一代颉跌利施可汗、第二代阿波干可汗和第三代毗伽可汗的宰相，鞍前马后、鞠躬尽瘁地操持政务，活跃于政治外交舞台，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可供复原突厥历史的重要记录——他自己撰写的《暾欲谷碑》。《暾欲谷碑》与《毗伽可汗碑》、毗伽可汗弟弟的《阙特勤碑》合起来称为鄂尔浑碑文或古突厥碑文，成为由游牧民族自己撰写并流传下来的、世界上最早的完整史料。

暾欲谷碑文

　位于乌兰巴托东南约五十公里处的暾欲谷遗址，笔者摄

根据《暾欲谷碑》记载，颉跌利施可汗与暾欲谷起事时仅仅有七百人，其中三分之二骑马，三分之一徒步。暾欲谷对自己的功绩自豪地说，颉跌利施可汗击杀了大量的“南边的‘桃花石’（唐朝）、东边的契丹、北边的‘奥古兹’（铁勒），而他的参谋和军队司令官就是我”。这段记载与《通典》卷一九八中记载阿史德元珍投奔阿史那骨咄禄手下时“骨咄禄得之，甚喜，立为阿波大达干，令专统兵马事”的记事完全一致。

在漠北建立根据地以后，颉跌利施可汗任命弟弟默啜为“设”，任命另一个弟弟咄悉匐为“叶护”，将这两人分封于领土的东西两边，与自己直辖的中部合起来构成一个分统体制。“设”与“叶护”都是仅次于可汗的称号，这种由中央与东西两翼构成的分统体制，从早期的匈奴一直延续到后来的蒙古帝国，乃是中央欧亚东部的游牧国家，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央欧亚国家的一个传统特征。暾欲谷被任命为“阿波达干”，这个职务相当于军机大臣或国防部长，但不清楚其权限只限于可汗直辖的中央部分，还是也包括东西的两翼。

经过上述过程，唐朝对突厥和铁勒的这种纵贯戈壁沙漠南北的羁縻统治体制遂宣告瓦解。对突厥来说，自630年以来长达五十年间，突厥不仅屈服于“桃花石”（唐）这一异民族，忍受其统治，还要承担诸如远征高句丽及西突厥等各种各样的军事任务。这是一段令突厥人难以忘却的屈辱时代，将永远成为其引以为戒的记忆。下面从《阙特勤碑》东面第七行至第八行引用一段史料，这一段文字历来被解释为突厥先人们夸耀自己在唐朝的丰功伟绩的记载，其实绝不是这种意思，反而是突厥人的一段痛苦记忆，关于自己不能有自己的可汗，不得不奉唐朝皇帝为天可汗的痛苦的回忆。

阙特勤碑

　位于鄂尔浑河畔的阙特勤庙。一面是汉文，另一面是突厥文。汉文由玄宗御制。笔者摄

（本来长大以后）应该成为“匐”（突厥的统治贵族）的男子们，成为了“桃花石”（唐朝）臣民的奴隶；应该成为“匐”夫人的女子们则成了女奴隶。突厥的“匐”们都放弃了突厥的名字（称号），在唐朝的“匐”们带着唐朝风格的姓名臣服于“桃花石”可汗（唐朝皇帝）。他们在五十年期间（向唐朝皇帝）奉献了自己的力量。曾出征到前方（东方），到日出之地的高句丽可汗（之国）远征；也曾到后方（西方）去，远征至铁门（索格底亚那与吐火罗的交界处）。

阿波干可汗与武后的对立

颉跌利施可汗在成功从唐朝中独立出来，并完成了突厥的复兴大业之后，于691年病逝。随后其弟默啜废黜了颉跌利施可汗的儿子默棘连（亦称默矩，后来的毗伽可汗）即位，即阿波干可汗。这一时期中国正值武周革命时期，其后，阿波干可汗针对武后时期的中国，或发动挑战性的入侵，或是和亲，两种手段反复交错展开。武则天时代即武周王朝，因为将其继续称作唐朝显然不合适，所以在这里我以“中国”一词来称呼到705年武后去世为止的时间段。

首先是在693年，作为出任可汗后的第一把火，也是为了向突厥内部显示自己的手腕，阿波干可汗亲自率领部众侵入鄂尔多斯西端的灵州，对汉人居民进行了杀戮和掠夺。在以武力敲打中国之后，接着一转，开始谋求和亲。对于中国方面来说，尽管很清楚这不过是游牧民族方面玩弄的常套手法，但是把继续战争需要多少钱与和亲需要多少贡品等一起放在天平上权衡的结果，只能是应突厥的要求和亲。于是696年，在契丹反叛之际，突厥作为中国的盟友参加了讨伐，武后遂将默啜册立为立功报国可汗。虽说是册立，其实只是这时的一种怀柔策略，并非像唐朝与东亚诸国之间的那种册封关系。唐朝与从北方到西方的突厥、回鹘、吐蕃的关系实际是“敌国”的关系，因为这些国家都是与唐朝匹敌的国家，远远谈不上册封二字。

到了696年，阿波干可汗又向中国要求归还鄂尔多斯至山西北部一带分散居住的突厥降户、割让单于都护府的土地，还要求提供可以在该土地上从事农耕的种子和农具。接到突厥的这些要求以后，武后尽管愤怒，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臣子们的劝说，软化态度，放低身价，在翌年给突厥送去了丰州、胜州、灵州、夏州、朔州、代州等六州（与六胡州不同）的降户数千帐、种子四万石以上，农具三千件。突厥第二帝国于是变得比过去的第一帝国更加强大起来。

此外，对于阿波干可汗提出的联姻要求，698年，武后决定让武家出身的淮阳王武延秀娶阿波干可汗之女为王妃。于是，武后将武延秀与黄金、绢帛一起送到了突厥。在因篡唐而成为周朝女皇的武后来说，此举乃是示好的举措。然而阿波干可汗却大为震怒，认为“我是要与唐朝皇族李氏联姻，而并非要与武后一族的武氏通婚”。阿波干可汗的真实想法恐怕在于，因为已经听说唐朝皇室正统的皇子现在只有两个人，倘若让其中一人娶自己的女儿，那么如果运气好的话，将来该皇子继承帝位以后，自己就可以操控唐朝了。

突厥第二帝国的王族世系图

显然他的美梦没有实现，于是恼羞成怒的阿波干可汗便派遣大军侵入华北各地（今陕西省、山西省、河北省一带）。武后的对策则是派出三十万大军迎敌，而且下诏悬赏，许诺封斩杀默啜者为王，并将默啜的名字改称“斩啜”以发泄怒气。据林俊雄的研究，在已经完全变成突厥领地的内蒙古，突厥为了在阴山的可耕地从事农耕，从中国掠夺了大量汉人男女前来，据说总人数大约在八万至九万人。取得了战争胜利的阿波干可汗为了强化统治体制，699年分别任命弟弟咄悉匐为东方的“设”，侄子默棘连为西方的“设”，使其各自率领两万骑兵。不仅如此，他还在两人之上委任自己的长子匐俱（小可汗，移涅可汗）担任拓西可汗，并给其配备四万骑兵。

之后到706年为止，突厥对中国北方边境的入侵与和亲一直在反复交错地展开。到了阿波干可汗治世的后半期，突厥忙于应对北方及西方，唐朝便有了反击的机会。从突厥复兴到阿波干可汗时代的中期前后，内蒙古与其说是在唐朝治下，不如说更多的是在突厥的统治之下。尽管如此，乘着突厥热衷于北方和西方的战事，无法分兵漠南之际，708年唐朝采用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的对策，在河套的北侧设置了东、中、西三个受降城（以接受并安置投降者为名目的前线军事基地），局势一举出现了逆转。正像突厥方面有暾欲谷一样，唐朝方面也有既是中央高级官僚同时精通军事的名将张仁愿。

对于已经压制住蒙古高原铁勒诸部的突厥来说，北方西伯利亚方向的敌对势力是结骨与黠戛斯，而更为强大的对手则是位于西方的前突厥系统的突骑施，以及同一突厥系统的拔悉密和葛逻禄。709年及710年，突厥远征结骨与黠戛斯，708年及710年远征突骑施，713年到715年之间，突厥又对唐朝统治下的天山北麓东部的要塞北庭发动了三次攻击，714年和715年突厥又远征葛逻禄……这一时期突厥对外战争几乎没有间断过。这可谓是以游牧民为中心的军事国家的一个宿命，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突厥国家才得以发展壮大起来。

毗伽可汗的登场

阿波干可汗晚年十分专横，因而引起了其统治之下的各路势力的不满。于是在716年，当阿波干可汗在土拉河畔攻击九姓铁勒诸部之一的拔也古部时，疏忽大意之下，遭到了拔也古部残余势力的袭击而丧命。

于是，以阿波干可汗的长子小可汗（又称移涅可汗、拓西可汗）为首的一派，与第一代可汗颉跌利施可汗之子默棘连、阙特勤兄弟之间展开了王位继承之争。争夺的结果是后者取胜，哥哥默棘连成为毗伽可汗，弟弟阙特勤作为左贤王执掌军事大权，老臣暾欲谷再次出任宰相。

阙特勤像的头部

　阙特勤遗址发现的石像的头部，头戴凤冠。高41厘米，笔者摄

毗伽可汗接受了暾欲谷的忠告，极力回避与唐朝之间的战事，而将主力集中于压制北方的铁勒诸部，东方的奚、契丹，西方的葛逻禄，以及拔悉密等势力。只是，尽管毗伽可汗当时也制服了位于以前西突厥领域的突骑施，但不久突骑施就又在苏禄的领导下得以复兴。所以后来突厥便没有将其当作敌人，而是采取了与之共存的策略。这样一来，在毗伽可汗的时代，中央欧亚东部，也就是说丝绸之路东部，遂形成了唐朝和突厥族（突厥和突骑施）南北分治的势态。

回过头来看，唐朝取代突厥第一帝国或东西突厥，成功地控制了丝绸之路的绿洲道和草原道两个方面，乃是唐朝能够成为世界帝国的重要原因。而突厥复兴之后，突厥与唐朝围绕草原道的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后突厥族终于将其夺回手中，这一争夺战至此告一段落。

关于毗伽可汗治世的情况，以及有关支撑突厥政权的暾欲谷的功绩，护雅夫曾面向一般读者写过一本精彩的著作，这里我不再赘述，有关情况请参阅护雅夫的著作。但是有一点我想指出，那就是毗伽可汗时代彻底改变了之前突厥与唐朝对决的态势，基本上转换成对唐朝绥靖的政策。换句话来说，毗伽可汗采取了重视与唐朝进行绢马交易的政策。关于这一转换的原因，可以想见，在其背后必然有粟特商人的介入。

突厥第二帝国的粟特人

在反映有关粟特人在突厥第二帝国时期活跃的史料以及遗物中，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一点若与其前后的时代——突厥第一帝国及回鹘帝国（东回鹘）——与粟特人的密切关系，尤其将和突厥第二帝国同时代的唐朝也有大量粟特人的事实进行比较的话，不能不说令人感到非常意外。就当时来说，粟特人不可能不涉及突厥第二帝国盛行的绢马交易。因为我们已经弄清楚一个事实，即无论在回鹘帝国时代还是在突厥第一帝国时代，粟特人都支撑了当时盛行的绢马交易。因此，我在这里想请诸位转而注意一下汉文典籍资料——有关在唐玄宗时代发动大叛乱的武将（节度使）安禄山的生平史料。

关于安禄山的出生地历来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在现在北京东方的营州柳城（辽宁省朝阳市）一带，其二是说在蒙古高原。可是，这两种说法在关于其生母是突厥名门阿史德氏的女性这一点上却都没有异议。尽管不能证实，不过从我们的角度来对现存史料加以解读的话，我以为将突厥第二帝国时代的蒙古高原看作安禄山的出生地更为妥当。安禄山是一个混血儿，母亲是阿史德氏的萨满（巫女），父亲拥有显示撒马尔罕的“康”姓，是一位活跃于突厥的粟特裔武将。可是，因为安禄山的父亲很早去世，所以他母亲又和另一位有地位的粟特人——从布哈拉来到突厥的安延偃再婚。因此他随养父的姓，名叫安禄山。

安氏一族世系图

　安氏基于粟特传统的安全自保策略，将自己的族人分别安排在唐朝与突厥双方

716年，突厥第二帝国阿波干可汗因遭遇内乱死去以后，其手下的许多突厥人、粟特人、粟特裔突厥人等似乎都逃亡到了唐朝。安禄山和养父安延偃，及同族的安孝节、安思顺、安元贞（或安文贞）兄弟都在其列。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安延偃之弟安波注（或安波主、安波至）是安思顺、安元贞兄弟的父亲。安波注与安孝节之父安道买两人，其实都是服务于唐朝的“蕃将”（也有一说认为安思顺从一开始就在唐朝）。根据前面谈到的粟特人传统的安全自保的做法，他们在这里仍然是将自己的族人分别安排在敌对势力的双方。具体来说就是，安道买之次子，即安孝节的弟弟安贞节，时任岚州别驾，安禄山等是依靠安贞节才得以在唐朝安身。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做出一个推测，即与以前的时代同样，在突厥第二帝国时期其内部也存在着若干个叫作“胡部”的粟特人族群或者殖民聚落，粟特人或粟特裔突厥人武将活跃于其中。这种推测可以从唐朝方面的史料《康阿义屈达干神道碑》的记载得到旁证。

这里提到的康阿义屈达干，乃是在突厥第二帝国灭亡时，跟随带着王族女性以及王子等内附于唐朝的阿布思一起行动的人物。其后他虽被安禄山揽入手下，但后来又冒死投奔了唐朝。根据神道碑来看，康阿义屈达干是柳城人，但其祖先是前突厥的贵族，其父在阿波干可汗时期是负责统率在突厥的粟特人集团的颉利发，同时也是阿波干可汗身边的得力武将。尽管如此，在阿波干可汗死后，毗伽可汗上台排斥整肃阿波干的旧势力时，康阿义屈达干不仅平安无事，其后也一直留在突厥。通过这个人物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一个事实，即粟特人存在于整个突厥第二帝国时期。

在突厥方面的史料中，《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记载说，701年以及702年，默棘连率领突厥军队进军鄂尔多斯，曾统治鄂尔多斯南部的六州胡。由此推测，当时一定有相当多的粟特人以及粟特裔突厥人从唐朝迁徙到了突厥。

其次，《毗伽可汗碑》还记载说，703年突厥以“拔悉密没有向突厥派出骆驼商队”这一借口，悍然发动了对拔悉密的征伐。拔悉密是东部天山北麓的北庭附近的游牧民族，自然不会拥有与突厥不同的特产，所以由拔悉密去突厥的骆驼商队所运输的贡品或者商品，可以说几乎都是从西方运来的东西，而担任运输的除了粟特商人以外，很难想象还会有其他什么人。在此之前，由于拔悉密地处草原之路的天山北路之要冲，所以一直控制着从西方络绎不绝来到北庭的骆驼商队，并且将这些骆驼商队分别发往唐朝与突厥两地。但是在这一时期一定是因某种原因，使得拔悉密阻止了骆驼商队前往突厥。总之，通过突厥征讨拔悉密这件事，我们可以知道由粟特人主导的骆驼商队在此之前应该一直与突厥有着贸易关系，因而突厥境内的粟特人数量也越来越多。

在北庭聚财的男人

关于当时的北庭（位于今乌鲁木齐市以东一百数十公里处）得贸易之利，系当时丝绸之路贸易最佳地区，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裴伷先的传记来加以考察。裴伷先是武周时代宰相裴炎的侄子，受伯父的恩荫成为一名官僚，然而当伯父因谋反之罪被诛杀后，他也因之先被流放到岭南，其后又流放到北庭。据记载，他到北庭后开始经商，五年之后已是腰缠万贯，富甲一方。

《新唐书》卷一一七以及《资治通鉴》卷二一〇中有关裴伷先的记事都很简略，不足的部分我们只好通过《太平广记》等传奇中所能见到的记事来加以补充。由于包括一些小说传奇的记事，我们对其中一些史实的可信度多少有些保留。根据这些记载来看，当时在北庭周围有一支投降了唐朝的突厥系统游牧集团，该集团拥有一万帐左右的游牧民。该游牧集团的首领可汗很喜欢裴伷先，便将女儿嫁给了他，并且送他大量的黄金、骏马、牛羊等。裴伷先因此富裕起来，并以自己的财力豢养了数百到数千食客，并且利用这些食客，从北庭通过河西地区到长安、洛阳，构筑了一个情报网来刺探中央的情况。当裴伷先事先探听到武后已经决心诛杀一般流放犯人的消息以后，便召集食客们商谈对策，商议的结果是决定投奔与岳父不同的一个并未依附唐朝的突厥系统的游牧集团。于是，裴伷先将自己的财产用八十匹马和骆驼驮运，带上妻子家人、奴隶及可作为战斗力的三百名左右食客一起出逃。然而他的出逃还是被北庭都护发现，裴伷先被抓了回来。

这里提到的突厥系统的游牧集团，在上述史料中或用“胡”来表示，或用“突厥”来表示。这说明该游牧民集团不仅仅包括突厥人，也包括粟特人及粟特裔突厥人在内。因为在我看来，粟特商人兼武人不仅存在于蒙古、河西以及鄂尔多斯地区，也散见于天山北麓。拔悉密的统治氏族与突厥同样是阿史那氏，所以裴伷先准备逃亡之地或许就是拔悉密。

根据《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记载，710年突厥大军在征讨取代前西突厥统治天山北麓一带、成为突厥现在最大对手的突骑施之际，曾经进一步向前推进，远征过遥远的索格底亚那。鉴于从汉籍史料和伊斯兰方面的史料两个方面，我们了解到，在这一时期倭马亚王朝的穆斯林军队北上，虎视眈眈地直逼索格底亚那之事，因此我推测，突厥远征索格底亚那的背景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面对穆斯林军队的北上，感受到危机的粟特诸国结成了反穆斯林联盟，并同时向突厥请求援军，突厥应邀出动了远征军。这次突厥与粟特的直接接触，一定极大地强化了之前两者之间已有的连带关系。而且，来自粟特本土的粟特商人和粟特军人跟随凯旋的突厥远征军来到突厥，给突厥的“胡部”注入新血液，这种可能性也非常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