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回鹘帝国与摩尼教

古代回鹘 ^[23] 与粟特人

与唐帝国处于平起平坐的突厥第二帝国，其全盛期较短，并在毗伽可汗死后迅速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则是崛起的回鹘帝国（东回鹘可汗国）。在7世纪时，整个铁勒曾一度接受了唐帝国的羁縻统治，其中也有古代回鹘族的身影。然而，回鹘真正作为中央欧亚东部历史舞台的主角之一闪亮登场，则是8世纪中叶以后之事。首先在742年，拔悉密、葛逻禄、回鹘三方组成联军，打败了之前君临中央欧亚东部的霸主——突厥第二帝国的骨咄叶护可汗，并拥戴拔悉密的君长阿史那氏为新的可汗。虽然拔悉密的君长成为新可汗，但当时实际上仍然是拔悉密、葛逻禄、回鹘的三驾马车体制。对此，突厥的遗民重新推举了乌苏米施可汗。然而三方联军在743年到744年间又击败了乌苏米施可汗，并将其首级送到了长安。

744年，回鹘与葛逻禄联手击败之前居于自己上风的拔悉密，回鹘的君长骨力裴罗作为初代可汗即位，即回鹘帝国的第一代可汗，阙毗伽可汗。到了745年，葛逻禄与回鹘不和，葛逻禄的主要部分从蒙古高原西部的阿尔泰地区撤向天山西部北麓的七河地区。

这样一来，从8世纪40年代到9世纪40年代的大约一百年间，取代突厥第二帝国的回鹘帝国称霸漠北。根据第二代可汗葛勒可汗磨延啜的纪功碑，即《希内乌苏碑》的记载来看，在葛勒可汗治世的757年，他在色楞格河畔为粟特人和汉人建造了“巴依巴里克”城。所谓“巴依巴里克”是回鹘语“富裕的都城”之意，因而在汉籍史料中将其称为“富贵城”。这座“富贵城”并不是为游牧民族回鹘人而建，而是为了让外来的粟特人和汉人居住而建设的城市。由此我们很容易推测，回鹘帝国与之前的柔然、高车，以及突厥第一、第二帝国一样，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利用粟特人在经济、外交方面的才能，这一点在史料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但是在这里必须要注意的是，应该把回鹘帝国在蒙古草原建设都市一事，与以游牧文化为荣的回鹘人自身所谓“定居化”或“文明化”明确加以区别。

关于古代回鹘帝国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一般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有两点：其一，在划分唐代前期（初唐、盛唐）和后期（中唐、晚唐）分水岭的安史之乱爆发之际，回鹘出兵镇压安禄山，对延长唐朝的寿命立下很大的功劳；其二，将摩尼教作为回鹘的国教。

希内乌苏碑

　横躺在地上的石碑上刻着用突厥文字书写的回鹘语，右端的图案是可汗氏族的徽章。笔者摄

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导致唐朝陷入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当时回鹘以强大的骑兵部队参战，从而挽救了唐朝。此后，回鹘则一直对唐朝保持着优势地位，并向唐朝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与此同时，与回鹘有着密切关系的粟特商人也乘机狐假虎威，在唐朝为所欲为，开始垄断以绢马交易为首的内陆丝绸之路贸易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便进入了唐朝与回鹘两强并存的时代，本书前面所谈到的粟特商人的那些传统仍然继续存在。

只是此时与之前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粟特人与回鹘紧密结合的背景中有了摩尼教。无论是历史学、文献学还是考古学的研究都显示出，从公元前后到伊斯兰化之前，粟特人的宗教一直是以拜火教（祆教）为主流。因此，认为进入东回鹘的粟特人中十之八九是摩尼教徒，这一看法就显得很牵强。不过所有的史料证据却又都表明，在回鹘传播并普及摩尼教的中介人正是粟特人。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即作为以屠宰家畜为常业的游牧民族回鹘来说，为何要改宗比佛教还要严厉地禁止杀生的摩尼教呢？上述这两个问题至今还是学术研究中的谜。

摩尼教的世界史意义

所谓摩尼教，乃是在公元3世纪前半期，在堪称“宗教大熔炉”的西亚，由出生并成长于巴比伦的伊朗人摩尼所创立的宗教。摩尼教的核心是希腊化时代的一种混融宗教“诺斯替派”（灵知派），带有独特的二元论色彩，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从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犹太—基督教等宗教的各种思想而创立的一种二元论（光明与黑暗、精神与物质、善与恶）的折中主义宗教。

摩尼在开始布教以后不久就踏上了前往东方传道之旅，据说他在曾是佛教文化圈的印度西北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当时称霸西亚的国家是取代了帕提亚（安息）帝国的波斯萨珊王朝。摩尼从印度回到伊朗后，说服了萨珊波斯的皇帝沙普尔一世，成功地使其皈依摩尼教，结果使得摩尼教得以在辽阔的萨珊波斯帝国境内自由地传播。

摩尼教在这一时期内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然而在沙普尔一世去世以后，摩尼教却旋即受到了波斯传统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势力的反击，摩尼被处以死刑，摩尼教的信徒也都因受到残酷的迫害而不得不四处逃亡。但是，作为一个从一开始就摆脱了血统和民族的桎梏，致力于为整个欧亚非大陆诸民族所接受的“世界宗教”来说，早在摩尼在世期间，摩尼教就已经陆续地向东西两个方向派出了传教团。因而，摩尼教得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存续于西自大西洋东至太平洋的各个地区。而且，无论是在基督教占优势的西方，还是在佛教占优势的东方，摩尼教都能与这两大宗教共处共存。在相互之间不时产生摩擦及冲突的同时，又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一现象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绝不可低估。

例如在地中海地区，正像在教父圣奥古斯丁的活动中可以见到的那样，通过与摩尼教进行激烈的教义论争，基督教确立了自己的教义；另一方面在中亚，摩尼教通过与佛教接触，不仅自身被佛教化，而且一般认为摩尼教也对北传佛教的演变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摩尼教还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上——诸如天文、历算、思想、叙事文学、文字、绘画、音乐、书籍装帧等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匈奴和贵霜王朝兴起以后，直至被伊斯兰化以前，对中亚的历史、语言、文化产生最深刻影响的宗教乃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而另一方面，3世纪萨珊波斯统治下创立的摩尼教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8世纪中叶以后强盛起来的回鹘帝国，竟然把摩尼教当作国教来加以尊崇，从而成为世界史上唯一一个将摩尼教尊为国教的国家。所以，中亚史、摩尼教史与回鹘史三者密不可分。去掉回鹘史就无法谈论中亚史，同样，不谈论摩尼教也无法讨论回鹘史，抛开摩尼教的中亚史也不能成立。

摩尼教与回鹘的邂逅

在摩尼教传入回鹘的过程中，起作用最大的人是回鹘第三代可汗牟羽可汗。谈及摩尼教传入回鹘的契机时，一般都会举出一件事，即在762年至763年间，安史之乱的时候，牟羽可汗率军进入中国本土，在洛阳遇上了摩尼教僧侣并把他们带回了回鹘。

可倘若根据用古回鹘语写成的长文《牟羽可汗摩尼教改宗始末记》（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前普鲁士科学院］藏U72&U73）来看，牟羽可汗改宗摩尼教绝非顺畅无阻，而是受到了保守的反摩尼教势力的强烈抵抗。不仅如此，据此还可以推测，摩尼教是因为与粟特商人（Sart）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才得以传入回鹘。从这件文书中我们还可以窥见一点，即牟羽可汗改宗摩尼教很可能是在763年以前。此事若与另一件事情——761年至762年，被称作“Mahrnāmag”的摩尼教赞美诗集，在焉耆的摩尼教寺院里被欢天喜地地写成——此一记载结合起来考虑的话，这种可能性无疑更大。因为对于中亚的摩尼教信徒来说，恐怕没有比回鹘可汗改宗更值得高兴的了。反之，我们也可以认为，在牟羽可汗改宗的背景之中，恐怕也有着利用粟特网络这一经济以及政治的理由。

牟羽可汗在完成镇压安史之乱这一大业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基础，也为了获得丝绸之路贸易利益，于是以通过商人、摩尼教僧侣来收集国际情报这一政治意图为由，进一步优待摩尼教徒和粟特人，并将他们安插在了一些重要的位置。但是尽管如此，摩尼教在牟羽可汗时代却并没有马上成为回鹘的国教。由于牟羽可汗偏爱并倾向摩尼教的做法有些操之过急，最终引起了回鹘国内保守阶层的顽强抵抗。779年，顿莫贺达干集结反摩尼教势力发动政变，牟羽可汗被杀。

回鹘帝国（东回鹘可汗国）王族世系图

　阙毗伽（怀仁可汗）推翻突厥第二帝国称霸于漠北。王朝世系从第七代有变化，阿跌氏系统的颉于迦斯（怀信可汗）即位，取代之前一直执政的药罗葛氏系统的可汗

其后顿莫贺达干即位，成为回鹘第四代可汗。在之后的一个时期，摩尼教不得不在回鹘帝国境内偃旗息鼓。这一变动带来的影响很大，以粟特人为首，整个中亚摩尼教徒的狂热都随之冷却。不过由于回鹘要想继续控制丝绸之路，就必须得到粟特商人的帮助，所以最晚到8世纪90年代，摩尼教在回鹘帝国又复活了。

摩尼教经典（残卷）

　出土于高昌故城的摩尼教寺院遗址。描画了身着白衣、头戴白帽的摩尼教僧侣和“生命之树”，并写有回鹘文字的经文

整个东部天山都归于回鹘帝国统治之下，大致是8世纪末回鹘在北庭（别失八里）争夺战中取得胜利以后之事。在这场北庭争夺战中最活跃的人物，乃是回鹘的宰相兼将军，阿跌氏的颉于迦斯。后来当颉于迦斯成为回鹘第七代可汗怀信可汗以后，遂将摩尼教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国教。因此，粟特摩尼教徒也较前大为增加，受到了比牟羽可汗时代更好的待遇。总之，在北庭之战以后，包括吐鲁番盆地在内的整个东部天山都被纳入了东回鹘的势力之下。不难想象，回鹘对长期以来粟特人较多的吐鲁番盆地以及焉耆地区等沙漠绿洲城邦的控制，无疑加速了回鹘帝国境内摩尼教的发展。

根据柏林国立图书馆藏的吐鲁番回鹘文书U1的记载，在803年羊年，回鹘的卜古可汗（怀信可汗）曾亲自到高昌，会见摩尼教会东方大司教区领袖慕阇，商请摩尼教派遣三名默奚悉德（意为法堂主。摩尼教教团分为五等，此为第三等）赴蒙古高原之事。另据《哈喇巴喇哈逊碑》（九姓回鹘可汗碑）的记载来看，可知当时蒙古高原的摩尼教领袖是教团第二等的拂多诞（意译为侍法者），所以怀信可汗这次再请默奚悉德前来回鹘，显然是为了更进一步强化摩尼教团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