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胡旋舞与胡腾舞



魅人的胡旋舞

西域的歌舞、乐曲、杂技等虽然早在汉代就传入中国，并且在南北朝时代已经相当流行，但最为盛行的时期仍首推隋唐时代。提起音乐方面的影响，来自西域诸国的影响固然占优势地位，不过于舞蹈方面，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西域的粟特诸国。其中，进入唐代以后才首次见于记载者乃是胡旋舞。

下面从白居易（白乐天）的《新乐府》中引用《胡旋女》之一节：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

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

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

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

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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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诗的大意是：跳胡旋舞的女性又叫胡旋女，胡旋女在鼓乐声中急速起舞，宛如雪花在空中飘摇，像蓬草般迎风飞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倦，千圈万周没有终结。世间没有人可以与她们相比，连飞奔的车轮都显得缓慢，急速的旋风也相形见绌。一曲终了之后，胡旋女向天子拜谢致意，天子也不禁喜笑颜开。胡旋女来自康居（粟特地区），她们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才来到了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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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胡旋舞，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快速不停地旋转，尤其是据说跳舞时必须在一块叫作“舞筵”的小圆毯子上快速旋转起舞，而且一步也不能脱离这块小圆毯。过去，石田干之助以及对唐代文化同样非常熟悉的薛爱华（E.H. Schafer）曾认为跳胡旋舞是站在“鞠”即绒球上，像表演杂技一样地跳舞。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这是因为史料中将本来应该作“毯”（绒毯）字之处写成了另外一个非常相近的字“毬”（鞠），而他们对此未加辨别的缘故。不管怎么说，跳胡旋舞并不是表演杂技，不可能在绒球上快速旋转跳舞。在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里，保留着不少有关胡旋舞的绘画，无一例外都是在一个四周编织着连环图案的小圆毯子——舞筵上跳舞的形象。

此外，1985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发现了六座屈霜你迦（何国）的粟特人家族墓葬，其中第6号墓的入口处有一对石制门扉，上面分别刻有跳胡旋舞的男性浮雕。在该男子脚下铺的仍然是舞筵。鉴于这些证据，使我更加确信那种认为胡姬在绒球上跳舞之说绝无可能。实际上，粟特方面似乎经常向唐朝进献这类舞筵，大都是些联珠纹图案的毛织物。众所周知，联珠纹是从波斯以及索格底亚那传至新疆、北部中国、日本的一种图案，在日本的法隆寺中有名的“四骑狮子狩文锦”中也可以见到。

胡旋舞的最大看点是快速旋转，为了突出这一点，舞者的双手都拿着长长的丝绸带子。无论是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里出现的胡旋女子，还是盐池县出土的7世纪末前后粟特人墓葬浮雕里的胡旋男子，都是手持丝绸长带旋转起舞的样子。画面上描绘的飞舞的绸带，仿佛就是白居易所说诗句“回雪飘飖转蓬舞”的再现。

胡旋舞

　在小圆毯子上快速旋转起舞。根据敦煌莫高窟215窟（左）和220窟（右）的壁画白描，采自罗丰《胡汉之间》，文物出版社

关于男性也跳这种激烈的胡旋舞这一点，从文献史料中我们已经知道武则天的族人——曾被突厥第二帝国俘虏过的武延秀的事例，此外据说安禄山也擅长跳胡旋舞。不仅如此，盐池县粟特人墓葬中的石门浮雕的出土也是一个佐证。但是，在诗文以及壁画中见到的胡旋舞者几乎都是女性。在敦煌壁画中，这些女性舞者都是光着脚，衣着很少，身穿薄丝绸，戴着首饰和手镯，像现代艺术体操中的带操项目表演一样。尽管在现代，从事艺术体操的女性会以最大限度向人们展示人体之美，然而在当时那个时代，不仅普通女性的肌肤难得一见，甚至在壁画、绘画以及银器的纹饰之中也见不到裸体女性形象（参见石渡美江的研究）。可以想象到，这些敦煌壁画的胡旋女形象会是多么的令人目眩神迷。由于东亚地区并没有展示裸体的文化传统，所以有人认为敦煌壁画只不过是夸张而已。即便如此，就像诗文中所说的那样，如果胡旋女只是身着“罗”这种超薄的透视装翩翩起舞的话，肯定会迷倒一大片男人。

跳跃的胡腾舞

经常与胡旋舞混淆的还有胡腾舞。胡腾舞不是像胡旋舞那样以快速旋转为主，胡腾舞的动作以蹲、踏、跳、腾为主，全身上下左右跳跃，或蹲下或跃起，或向前俯或向后仰，总之也是一种变化激烈的舞蹈。所以也和胡旋舞一样被划分为“健舞”一类。两者在需要很好的体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然而胡旋舞即便男性跳起来也显得比较优雅，与此相比，胡腾舞则更接近杂技表演，是一种富有战斗性色彩的舞蹈。

中唐时代的诗人李端有一首诗叫《胡腾儿》，其中吟咏道：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

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

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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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端的这首诗，胡腾舞跳舞现场的气氛已经跃然纸上，因而这里就不再将其译成白话了。诗里提到的舞者是一个胡人，从诗中描写的“肌肤如玉鼻如锥”的特征来看，应该是一个白种人。如果再考虑到诗里提到的，舞者是来自粟特人的大本营凉州（武威）基本上可以断定这名舞者就是粟特人。倘若进一步结合下面诗中提到的石国（塔什干）的舞者来看，那么胡腾舞者是粟特人当确定无疑。

刘言史（中唐诗人）《王中丞（王武俊）宅夜观舞胡腾》：

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

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

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

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

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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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的大意是：（粟特地区的）石国的胡儿十分少见，在酒樽前跳起蹲舞来就像敏捷的小鸟一样。胡儿头戴具有异域风格的中空尖顶的丝织帽子，身穿紧身细袖的异国情调的编织衣衫。一边跳舞一边将饮尽的葡萄酒杯抛向空中，回头西望不由思念起故乡，深深叹息归乡路途之遥远。只见胡儿腾空而起飞身旋转，腰间的宝带随之发出悦耳的声响，脚上色泽鲜艳的软皮靴急速地跃动。在场观众个个屏息静气看得目瞪口呆，只有横笛琵琶的乐声环绕全场。

过去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胡腾舞是女性的舞蹈，而我却以为应当是一种男性的舞蹈。“胡儿”“胡腾儿”的“儿”字并不是指男女儿童的“儿”之意，而应该是指男性，即所谓“胡儿”乃是与“胡姬”相对的词语。跳着刚毅奔放、急促多变的胡腾舞的舞者通常戴着粟特的传统的三角帽，帽子上面装饰着珍珠等饰物，身穿被称为“轻衫”或“胡衫”的高级棉织品或丝织品的薄衣衫，腰上系着有葡萄唐草纹饰的腰带，脚上穿着便于活动的软靴子。从各种资料来看，胡腾舞舞者乘兴起舞以后便跳个不停，而且有边跳边将杯中的葡萄酒一饮而尽，然后潇洒地把空酒杯扔向空中这样的场景。

粟特的胡腾舞

　石棺台座屏风浮雕上的男性胡腾舞（下段中央）。上半部是观看跳舞的粟特主人（右）与汉人或者突厥人的妻子。滋贺县美秀美术馆（MIHO MUSEUM）藏

从记载来看，作为动作激烈奔放的“健舞”来说，除了胡旋舞、胡腾舞之外，还有“剑器舞”“稜大舞”“柘枝舞”等；相反动作舒缓的“软舞”则有“凉州舞”“甘州舞”“苏合香舞”“绿腰舞”“屈柘舞”等种类，然而其具体的内容却都不甚清楚。按说胡姬服务于各个酒家且擅长歌舞音律，当是适合于轻松的歌曲以及优雅的“软舞”。但是，在高级酒家以及酒楼里，不可能没有擅长跳胡旋舞的胡旋女，因此胡姬里边也必然会混杂有擅长跳胡旋舞的舞星。

胡旋舞、胡腾舞的故乡及其新靠山

将胡旋舞的舞者胡旋女作为贡品献给唐朝者主要是康国、米国、史国等国，这些都是索格底亚那的城邦国家。白居易《新乐府》诗里将胡旋女的出身地写成“康居”，是因为把沙漠绿洲城邦的康国与游牧民族康居混同乃是当时的通病，所以白居易这里所说无疑是指康国。而且，康国经常被当作索格底亚那的代名词。根据各种史料来看，索格底亚那按照势力范围来说可以分为两个区域，一是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城邦联合，另一个是以布哈拉为中心的城邦联合。因此白居易在此不用“康国”而是使用“康居”一词，或许是意指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城邦联合。

关于胡姬的“胡”字，石田干之助所使用的慎重说法曾给研究者和一般读者带来一些误解，但就胡旋舞、胡旋女的“胡”而言，石田干之助则明确地断言其当指粟特。因此，这些胡旋女当然也应该归入胡姬一类。在敦煌壁画中，由于跳胡旋舞的女性也是构成佛教壁画的一部分，所以这些女性也都被描绘成了像菩萨一样的中性容貌，很难看出她们在人种方面的特征。不过，与其说这些胡旋女是蒙古人，不如还是将其视为白色人种更为妥当。

跳胡旋舞、胡腾舞的地方，除了皇宫、贵族宅邸、闹市区之外，在地方城市里还有藩镇（节度使、观察使等）的宅邸。所谓节度使，即盛唐以后设置的地方军事长官，观察使则是地方民政长官，由前者兼任后者总揽全权的情况也不少。前述刘言史观看胡腾舞时的盛宴就是在王中丞的宅邸举办的，这里所说的王中丞就是指王武俊。王武俊虽然拥有汉族的姓名，其实是契丹族，最初是因为投靠史思明属下的武将李宝臣（本名张忠志）崭露头角。安史之乱以后，当时几位强势的武将作为所谓“河朔三镇”保住了自己的领地，其中之一就是李宝臣的成德军节度使。建中二年（781）李宝臣死后，由王武俊承袭其职，后来王武俊又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刘言史这首诗作于760—770年间，当时其在王武俊的宅邸——位于成德军节度使的根据地恒州（即后来的镇州，今天的河北省正定县）——观看了胡腾舞之后吟咏的诗歌。

源自拓跋系统的唐王朝，其自身的异民族色彩就已经很浓厚，而与其对抗的安史势力在这一方面的倾向就更加突出。其中不仅有像安禄山、史思明那样的粟特裔突厥人（突厥人和粟特人的混血，或者是突厥化的粟特人等），还集结了大量的粟特人、突厥人、契丹人等。因此，作为安史势力保留下来的旧部来说，河朔三镇的武将们成为胡旋舞及胡腾舞的新靠山或曰新后盾，也一点不奇怪。

最近根据森部丰的研究，我们知道了在7世纪末的恒州附近，粟特人或粟特人后裔曾以聚落的形式定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王武俊处受到优待的文人刘言史诗中所吟咏的石国舞者之所以“西顾忽思乡路远”，或许就是一位在故乡被伊斯兰势力占领之前来到唐朝的粟特人的感叹，深深地叹息失去故乡之痛。

在751年怛逻斯河之战以后的时代，索格底亚那已经完全处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统治之下，伊斯兰化的过程正在逐步展开。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二的记载，宝应元年（762）十二月，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与石国向唐朝贡；另据《旧唐书》卷十一的记载，大历七年（772）时又有索格底亚那的康国、石国与大食以及回鹘一起来唐朝贡。由此可知，阿拉伯方面也为了使粟特诸国继续进行朝贡贸易，使其保持了独立国家的形式。因此，说粟特商人的活动伴随着粟特地区的伊斯兰化而凋零衰落一说，似乎难以成立。因此，正如本书第二章中引用的伊斯兰史料《世界境域志》中所说的那样，即便到了9世纪至10世纪，作为远距离商业中心的索格底亚那仍然繁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