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太宗击败突厥

玄武门之变后的太宗即位

唐朝建国以后，与其对抗的势力集团中最强大的要数陇西的薛举、山西北部的刘武周、河北的窦建德、洛阳的王世充等势力。而先后将上述这些强敌一一击破消灭的人，并非唐高祖李渊的长子皇太子李建成，而是从年轻时就以勇猛而闻名的次子，秦王李世民。李世民非常活跃，宫廷中对他的评价极高，再加上他在社会上的声望日益上升，这些都使得皇太子李建成焦躁不安。另一方面，四弟齐王李元吉心里也很清楚自己在资质等各方面都赶不上兄长李世民。在这种情况下，皇太子很自然地与李元吉携手，从而形成了李建成联合李元吉对抗李世民这一基本态势。

于是，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清晨，在长安城北门玄武门，李世民与皇太子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发生火拼，一举杀死了李建成、李元吉二人，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为“玄武门之变”的政变。随后，李世民从父亲李渊手中夺过实权，先是当了皇太子，然后在两个月以后就作为太宗登上皇位，成了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人。在现存的史书中，玄武门之变被写成太宗李世民面对人格卑劣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陷害而做出的正当防卫。然而这些似乎并不是事实，而是太宗即位以后迫使当时的史家捏造出来的东西。

毫无疑问，玄武门之变是一场兄弟之间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争夺战。不仅如此，作为背景来说，似乎还应该考虑到以下几点。早在武德六年（623）的时候，隋末唐初的势力多数都已经被镇压，剩下的大敌只是北方的突厥，以及凭借突厥之威生存的夏州（鄂尔多斯南部）梁师都和朔州（大同盆地西部的马邑）苑君璋的势力。据石见清裕的研究，在武德后半期，唐朝的问题已经由国内问题转移到了以突厥为对手的国际问题。而且，围绕对突厥的政策，高祖李渊、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三者之间出现了基于种种想法和意图的路线上的对立。

据山下将司的研究来看，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为了与突厥全面对决，武德八年（625）四月，唐王朝再度设置了在武德六年被废止的关中十二军，其统帅（十二名将军）清一色都是高祖李渊的人（第二章提及的粟特武将安修仁也在其中）。也就是说，在镇压群雄时建立了显著功勋的李世民一派（即山东集团）完全被排除在外。

武德七年（624）秋，面对突厥方面颉利可汗、突利可汗的入侵，李世民果断出击获得成功，并与突利可汗成为结义兄弟，为以后实施离间策略提前做了准备。但是，在整个武德八年他却一次也没有接到出击的命令，与此同时，高祖派遣的唐军惨败于突厥。

关于对突厥的政策方面。李世民既反对“迁都论”这种软弱的路线，又反对全面对决的强硬做法，主张应该设法让突厥内部分裂。可是他担心，倘若自己的想法实现不了的话，国内将会再次回到隋末那样的混乱状态。对此抱有强烈危机感的李世民为了不再被高祖和皇太子日益疏远并架空，终于发动了这场政变。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在国际方面来看，这一年的紧张感都达到了巅峰。当然，李世民之所以决心发动政变，是因为在他周围有以房玄龄为首的山东集团的强力支持。取得胜利以后的李世民旋即解散了关中十二军。从此以后，唐朝的建国功臣就不再是跟随李渊在太原起兵的人，而是变成了在玄武门之变中支持了李世民的这部分人。

唐朝的优势地位与东突厥的内附

据汉籍史料记载，看到玄武门之变以后唐朝的不安定状况后，突厥的颉利可汗不失时机，与突利可汗一起率领号称百万的突厥大军长驱直入入侵中原，兵临长安之北。匆忙即位的唐太宗并没有派遣武将，而是一马当先亲自前往迎敌，在渭水之侧的便桥边与突厥大军对峙。颉利可汗被太宗以单骑来到敌营前的胆略和气魄折服，遂请和并撤走了大军。

这一记述也是后来唐太宗为了美化自己而让修史者重新改写的，虽然其中有很多粉饰成分，然而其提到的突厥撤兵一事却是事实。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太宗即位后的第一件工作，由此，形势开始有利于唐朝。随后，李世民又击败了从鄂尔多斯到陕西北部地区建有梁国且与突厥和契丹等都有勾结的梁师都，从而最终平定了除突厥之外国内所有的势力。这是公元628年之事。

在此之前，从武德末年到贞观初年（626—627），在漠北的蒙古高原发生了一场叛乱——突厥治下，同属突厥裔的回纥、拔也古、同罗、仆骨等九姓铁勒的叛乱，其中也有同属铁勒的薛延陀一部。薛延陀的主部以前迁徙到准噶尔附近，在西突厥统治之下，而现在该主部又回到了蒙古高原，并与先前留下的一部合流。这样一来，统合起来的薛延陀与九姓铁勒形成了强大的反突厥势力，薛延陀的统领者夷男成为可汗。

太宗于是派遣游击将军乔师望前往薛延陀，在不让突厥察觉的情况下秘密穿过小路，把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的文书以及印绶仪仗旗帜等物送到了夷男处，促使了薛延陀整合漠北的铁勒诸部，并形成从南北夹击当时以漠南为据点的突厥颉利可汗的态势，此乃629年之事。恰好在这个时候，突厥又因连年的大雪而遭遇了饥荒。加之颉利可汗对粟特人的优待政策以及因横征暴敛而引起的不满情绪在国内蔓延，东突厥形势十分危急，一触即溃。

在唐太宗治世的贞观初年，颉利可汗的牙帐设在定襄，义城公主的牙帐好像也在定襄的西邻，即汉代的云中城。629年十二月，之前太宗开展的离间突厥的策略收到效果。突厥东面的小可汗，即以东部蒙古为据点的突利可汗与领有鄂尔多斯的郁射设，率领九俟斤等部落族长来降。旋即，在次年正月，唐朝名将李靖便率军在定襄击破了突厥和隋朝流亡政权的联军，在将俘获的萧皇后和杨正道往长安护送的同时，继续追击与颉利可汗一起逃往阴山方向的义城公主，并成功地追击并杀掉了义城公主。与此同时，唐朝不仅赦免了萧皇后和杨正道，甚至也宽恕了颉利可汗，而且对其大加优待。这样看来，唐朝唯独对义城公主是个例外——没有将她送往长安，而是就地处死。在唐朝方面看来，义城公主乃是突厥对唐朝采取一系列敌对行动的元凶，为此，必须彻底除掉这个抱有复隋野心的女人。

如何对待突厥遗民

这样一来，在唐朝建立十年以后，到630年（贞观四年），唐王朝终于击败了所有的对手，消灭了国内的各路势力、隋朝流亡政权，尤其是消灭了北方最大的对手东突厥。灭亡后的东突厥遗民中有一部分被漠北的薛延陀和九姓铁勒吸收，还有一些投奔了天山地区的西突厥，不过大部分还是投降了唐朝。唐朝遂将这些近百万人的东突厥遗民安置到了国内的农牧接壤地带。这样一来，截止到突厥遗民复兴并建立突厥第二帝国的大约半个世纪，突厥问题变成了唐朝的国内问题。

另外，当时唐王朝对来到长安的突厥首领都授予了不同阶品的唐朝官职，将其纳入了唐朝官员系列。这些突厥首领当中，位列五品以上者居然超过一百人，非常之不寻常。不过，倘若联想到唐朝这样做，其实是承袭了中央欧亚游牧民族建立拓跋国家的普遍性传统的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北方的游牧民族原本就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优待异民族或其他部族的王公贵族，而且对这些人要比对自己民族或部族集团的民众还要好。在保留着浓郁北族习俗的唐王朝的方针政策中，就可以明显看到这一倾向。或许这正是唐帝国被誉为开放、国际化的本质所在吧。

关于如何对待投靠唐朝的突厥人，朝廷中大致有三种意见：

（1）将其分散到唐朝本土之内的纯农业区域，使其成为农耕民。

（2）让其继续作为游牧民居住在鄂尔多斯和长城附近的农牧接壤地带，成为防御北方新近兴起的游牧民势力的挡风墙。

（3）让他们回到故乡内蒙古草原地带，继续过以前的游牧生活。

对于不断内徙而来的突厥遗民，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唐朝首先在从鄂尔多斯到陕西北部这一区域设置了顺州、北开州、北宁州、北抚州、北安州等羁縻州（详见后述），分别将突利可汗、阿史那思摩、阿史那苏尼失、史善应和康苏密以都督的身份安置了下来。所谓“都督”虽是军政长官，在这里也同时兼任民政长官。

后来上述讨论终于有了结论，太宗正式决定采用第二种对策。于是，加上之前的临时措施，又陆续增加并重新整合调整的结果是，设置了顺州、祐州、化州和长州四州，任命为唐朝建国出了大力的匈奴裔费也头首领之子窦静为宁朔大使，总揽四州之事。据石见清裕的意见，内蒙古大草原地带在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三代一直曾是东突厥根据地，现在成为唐朝新领土，一定还残留了不少突厥遗民。对此，作为自治机构，唐朝设置了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

康苏密是粟特人的首领，与突厥迁徙过来的移民同时投降了唐朝，被任命为北安州都督。在五州领导人中也有粟特人，这说明在突厥遗民中亦混有不少粟特人，或者是粟特裔突厥人。

这里我初次使用了“粟特裔突厥人”这一用语。如果在此对其加以定义的话，那就是指下述一类人：高车、突厥、铁勒、回鹘等突厥人与粟特人的混血，或者父母虽然都是粟特人，但本人是在高车、突厥、铁勒、回鹘等游牧国家或游牧地区成长起来，从而在文化方面已经突厥化的粟特人。但是根据情况不同，这一概念有时也比较暧昧，比如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有着粟特姓的突厥人，其代表便是后一章将叙述到的六州胡和康待宾之乱，以及成为安史之乱核心主导者的粟特裔突厥人。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论述了粟特人兼有商人和武人双重角色这一问题。而由于粟特裔突厥人接受了突厥系统的游牧文化，所以肯定也能培育并锻炼其养马的技术以及作为骑士的技能。

在我看来，唐朝真正建国并非618年，而是打倒突厥的630年。只有彻底击倒自己的宿敌，或者说击倒像主子一样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突厥帝国，并且将突厥遗民安置稳妥时，太宗才可以做到高枕无忧。

册立旧王族阿史那思摩

到了639年，或许是突厥投降过来的遗民逐渐恢复了势力，突利可汗的弟弟结社率在这一年拥戴突利之子发动了叛乱。太宗认为这是由于自己在政策的判断上出了问题，于是决定将对待突厥战败移民的政策转变为前述第三种。具体做法是，给对唐朝表示忠实服从的突厥王族阿史那思摩赐姓李，将其册立为新可汗，并让其于639年率领“众十余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北渡黄河，在内蒙古定襄建立了根据地。当时因为发布的诏书中说：“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北，还其旧部。”所以，包括粟特人或者粟特裔突厥人在内，在鄂尔多斯到陕西北部的突厥遗民应该是迁徙回到了他们的北方故地。

根据石见清裕的看法，由于在“其旧部”已经设置了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所以这次新可汗率领的突厥遗民实际上是与东突厥灭亡后留在当地的突厥遗民大会师。此时，强大的突厥势力在这里得以恢复也不奇怪，换言之，此即突厥在漠南的复兴。但是，630年以后薛延陀取代东突厥，在漠北的蒙古高原壮大，并且得到唐朝的认可而君临铁勒诸部，对他们来说，唐朝现在的这种做法却是难以接受的。在册立阿史那思摩为新可汗的背后，实际上是唐朝已经开始感到了来自薛延陀的威胁，因而这一措施里也包含着唐朝打算收拾薛延陀的企图。

对此，薛延陀可汗夷男于641年让其子率领铁勒诸部，向漠南的新突厥势力集团发动了攻击。此事由于唐军的出动，战争以两者不分胜负而告终。不过由此却可以看出，阿史那思摩似乎缺乏唐朝所期待的统治能力——他既抵挡不住来自薛延陀的攻击，也驾驭不了在其下膨胀起来的新突厥集团。所以643年内部一发生叛乱，阿史那思摩便放弃了自己的使命逃回了鄂尔多斯。带着一直跟随自己的直属部众，以及四年前从鄂尔多斯移民而来的部族之一，暂时借住于胜州、夏州之间。其后，他率领部众跟随太宗远征高句丽，结果在战场上负伤，回到长安以后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