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进入东方



商人与武人的两面性

粟特人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商业方面，在军事方面也有着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活跃程度。因而，认为应该给予粟特人前所未有的积极评价的看法，最近正在被学术界普遍接受。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那样，丝绸之路贸易的实质是奢侈品贸易，运送高额商品的商人集团组建的由马匹及骆驼构成的商队，必须要穿行于草原及沙漠之中，因此遭遇土匪以及拦路打劫的危险性非常之高。鉴于这种状况，商队的武装就必须常态化。个人的情况姑且不论，作为一个集团来看，从事远距离两地贸易的商人与武人实际是表里一体的双重身份。早在3世纪三国时代，就可以见到这样的粟特人集团的身影。

据《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后主传》以及《册府元龟》卷二一七的记载，公元227年蜀国与吴国合谋联手夹击魏国，当诸葛孔明准备率领蜀军北上时，已经继刘备之位成为皇帝的刘禅曾颁布了一道诏书。在该诏书里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凉州（森安注：广义的凉州，指整个河西地区）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森安注：即接受蜀皇帝刘禅或诸葛孔明的节度），大军（森安注：即蜀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森安注：作为援军加入进来），（森安注：如果战斗开始以后则要）奋戈先驱。

在魏、蜀、吴三分天下的情况下，割据西北河西走廊一带、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诸国国王们审时度势，他们没有选择魏国而是倒向蜀国一方。诸国国王将自己统治下的月支，即月氏及康居等人民，分别交由各族首领（胡侯）二十余人统领并派去了蜀国。从姓名上来判断，率领月支军团者应该是支富，而统率康居，正确地说应该是康国（撒马尔罕）军团者则一定是康植。这里提到的所谓“月支”，究竟是指迁徙到西突厥斯坦的大月氏呢，还是残留于原居住地河西地区的小月氏呢？这里很难做出判断。但是，在以沙漠绿洲之路为主的丝绸之路贸易上，粟特商人的先驱乃是贵霜王朝时代的印度商人和巴克特里亚商人（撒尔塔，梵文：Sart，表示商队的“撒尔塔”一词就是从印度语经由巴克特里亚语而进入粟特语的）。如果联想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说这个“月支”就是大月氏的巴克特里亚商人的看法或许比较妥当。顺便说一句，有人说粟特人就是受匈奴人压迫而由河西地区西迁的月氏后裔，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池县，发现了初唐时期粟特人墓葬出土的《何府君墓志》，其中有被葬者是“大夏月氏人也”的记载。因而，或许“月氏”也可以包括在广义的粟特人含义之中。另外，鉴于上述史料里提及异民族的首领（胡侯）有二十多人，所以其中可能还包括康国以外的其他粟特诸国，譬如来自于安国、米国、史国、何国、曹国、石国等的粟特人集团；或许其中还有从东突厥过来的于阗人、准噶尔人、龟兹人、楼兰人等。

由于上面引用的史料中，并没有说到胡侯就是商人，所以也有人对胡侯是武装商人的头领这一观点表示怀疑。然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在几乎同一时期，即魏太和年间（227—233）还有一条史料。《三国志》卷十六《魏书·仓慈传》中谈及仓慈任敦煌太守推行善政的情况时，有如下一段记载：

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森安注：中国本土）贡献，而（森安注：敦煌）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森安注：仓慈）皆劳之。欲诣洛（森安注：魏都洛阳）者，为封过所（森安注：国内通行证），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森安注：汉人）夷（森安注：胡人）翕然称其德惠。数年卒官，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史治下（森安注：中国王朝驻西域各地的派出机构）发丧，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

这段史料最后提及的“以刀画面”这一特殊哀悼仪式，虽然在草原上的游牧民之间广为人知，然而在沙漠绿洲则只有粟特诸国与龟兹了解这一习俗。由《仓慈传》这段记事，可知当时大量的西域商人奔敦煌而来，并来往于敦煌和洛阳之间的情况。当然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推测出，在河西走廊一带，从敦煌到洛阳沿途的各个城市里，也一定进入了相当数量的西域商人。

如果将上述两条史料合起来考虑，那么可以说，就像支富和康植这样的胡侯一定属于下述这样类型的人物，即，一方面他们是散见于河西地区的西域商人集团领袖，同时又是在一旦出现变故时就能马上成为武装军团首长的人物。根据前一条记事可以明显看出，河西诸国的国王们与蜀帝，实际上在行动之前就已经有了进行军事合作的约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这类行动的背后，也一定有能布下庞大情报网络的商人集团。洛阳乃是三国曹魏的中心，而河西地区，在诸国建立起殖民聚落的粟特商人以及西域商人们，实际上早已和曹魏之间建立起了多层次的通商关系。尽管如此，他们之所以要倒向位于四川的蜀国，恐怕其目的正是出于扩大商业圈的需要吧。因为只要一切顺利，不仅蜀汉所在地四川，而且自然还可以进一步向东吴的根据地江南发展。

活跃于外交和政治舞台

粟特网络不仅是一个商业网络，而且被作为一个外交途径而有效地利用了起来。这里介绍一下6世纪前半期酒泉安氏集团中的两位人物。

首先是一位名叫安吐根的人物。安吐根一家，自曾祖父时代开始就住在酒泉，他们自己也明确说自己早先是“商胡”。可是他在北魏末年，作为北魏的使节被派往了位于蒙古高原的游牧国家蠕蠕（柔然、茹茹）。人们一般的看法是：北魏与柔然的关系宛如不共戴天之敌。作为南朝与北魏对抗的国际战略中的一个环节，在由高句丽、柔然、高昌、吐谷浑、南朝、百济、日本构成的对北魏的包围圈中，柔然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尽管这种看法很流行，然而在6世纪的北魏末期，情况却未必如此。根据后藤胜的考证，刚开始的时候，曾与北魏有着亲密关系的柔然可汗阿那瑰（520—552年在位）看上了安吐根的文书行政能力，因而将安吐根留在了草原的宫廷之中。其后经过了若干年到534年时，阿那瑰想趁北魏末期的混乱发动进攻，为了探听虚实便派遣安吐根作为柔然使者到了北魏。但这时安吐根又背叛了柔然，而将柔然计划进攻北魏的情报告诉了北魏的实权人物高欢。

534年末到535年初，北魏分裂成为东魏和西魏，柔然在外交上居于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安吐根却没有靠拢与自己的根据地河西比较近的西魏，反而积极地与远方的东魏建立起了联系。从前一年开始安吐根已经与高欢搭上了关系这一点来看，就可以知道安吐根一定拥有十分完备的情报网，早就料到了北魏的实权终将落入高欢之手。安吐根之所以具有如此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在前一年能够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把柔然的国家机密告诉敌方，背后肯定有帮手，一定是存在着一个忠心耿耿的商人集团在幕后进行运作。果然不出安吐根所料，在北魏分裂之后，高欢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东魏的势力压倒了西魏。

从那以后，安吐根致力于推动柔然与东魏之间的和亲，并且于541年成功促使两国结亲。其后这种政治联姻多次交错重叠，与安吐根也都有关系。在这一时期，安吐根自己也曾多次与柔然的使节一起来到东魏，不仅熟练运用粟特语和汉语辅佐柔然的正使，成为了事实上的谈判主角，而且想必其间也一定充分发挥了他自己作为商胡的特长。估计他也可能会指挥自己手下的粟特人，把商品从柔然运往酒泉，并在河西地区、蒙古高原以及东魏所在的北中国东部这三大地区纵横驰骋，继续从事商业活动。

做出这样的推测是有根据的。实际上，在青海建国的游牧国家吐谷浑从北魏时代开始，就一直起着促使北方的柔然与南方的南朝进行联合的桥梁作用。北魏分裂以后，吐谷浑鉴于与比邻的西魏、北周处于敌对关系，于是倾向于和远方的东魏、北齐之间建立起友好关系。当时，往来于吐谷浑与东魏、北齐之间的使节以及商队所走的路线正如《北史·吐谷浑传》所说的“假道蠕蠕，频来东魏”，不得不依赖于往北绕行经由柔然的道路。在这种国际形势之中，553年发生了一个事件。

说起553年，这一年正是高欢之子接受东魏的禅让而建立北齐王朝的三年之后，也是西魏终于从南朝梁那里夺取了四川，从而切断了吐谷浑与南朝联系的那一年。此外还是柔然终于进入灭亡期，代之而起的突厥开始在漠北称霸的时期。这时，肩负着吐谷浑的国家命运，被派往北齐的吐谷浑正式使节团兼商队一行，在顺利完成使命后回国的途中被西魏凉州刺史史宁的情报网打探到。于是，在凉州西边的赤泉这个地方，吐谷浑使节团遭遇了史宁的伏击。吐谷浑的高官仆射乞伏触扳（人名）与将军翟潘密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据记载当时被捕获的商品还有“杂彩丝绢以万计”（《周书·吐谷浑传》）。假定其中一匹绢按十万日元计算，总金额就会高达十亿日元，由此可以想见这批商品是多么贵重。

从北齐返回吐谷浑的使节团暨商队为了避开西魏的领土，计划先绕道北上，经由蒙古高原转道赴河西，然后从河西进入吐谷浑的根据地青海。为此，吐谷浑一行不得不尽量躲开西魏的耳目，企图在不被西魏发觉的情况下穿越河西走廊的某一地点，但最后还是不幸遇上了这场灾难。这一事件不仅是吐谷浑使节团及其商队的厄运，还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战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吐谷浑使节团暨商队中，还包括了粟特商人二百四十人。这一事实不仅给人带来粟特商人的商业活动竟然如此活跃的强烈印象，据此我们还可以充分地了解到粟特商人介入外交领域的情况。顺便说一句，从名字来判断，将军翟潘密并不是吐谷浑人，而是粟特人。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史料，这个事例说明从很早开始，粟特商人和粟特武人已经是二位一体了。

中国王朝更替图（南北朝—隋唐时代）

话题再次回到安吐根。柔然，是一个位于连接东魏和河西之间，地处蒙古高原的国度。安吐根虽然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在商业上都很活跃，然而上述事件之后，他似乎还是在柔然的宫廷里遇到了什么麻烦，所以最终归顺了东魏。回到东魏的安吐根受到长期与之保持亲密关系的高欢及其后继者的照顾，在东魏变为北齐的朝代更替之后，550年又获得了晋升。在北齐时代，西域商胡世家的安吐根深受武成帝、后主父子以及胡太后的宠幸，因为与专权跋扈的和士开形成尖锐对立而名留史册。

以安吐根、和士开为首，在掌握了山东、河北等丝绸产地的北齐聚集着很多粟特商人。他们越过北周，与西方建立起联系，并促使表示统治出现困难的代名词“齐俗”在后来蔓延开去。关于这一方面的具体状况，可以参见岩本笃志的相关研究。所谓“齐俗”，就是与中华的农本主义背道而驰的重商主义。虽然重商主义也可能变成贿赂横行的拜金主义，但是不应一概加以否定。我希望大家注意这种“齐俗”与玄奘、韦节等汉人视野中的粟特本土风俗的类似性。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看到，当这种前近代的商业资本主义活力一旦与游牧骑射军团的军事力量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出诸如突厥、隋、唐、回鹘等强大的帝国。

西魏的正式使节：安诺槃陀

还有一位有名的粟特人出现于外交领域，就是被称作“酒泉胡”的安诺槃陀。545年他受西魏掌握实权的宇文泰派遣，作为西魏正式的使节团团长前往突厥访问。此时，位于蒙古高原西方阿尔泰地区的突厥在长期忍受柔然的控制之后，终于开始出现独立势头。从《周书·突厥传》的记载来看，突厥非常欢迎西魏使节的访问，认为现在大国的使者前来访问，意味着突厥将由此兴盛起来。

酒泉的位置正处于西魏中心地区和阿尔泰地区的中间地带，因此以酒泉为据点的粟特人被选拔为外交使节也很自然。然而据护雅夫推测，原因可能不光如此，或许还因为粟特人也已经进入了突厥方面。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此外也可以举出别的例证。譬如，由于安诺槃陀和前面提到的安吐根同属于酒泉的安氏，而且活跃的时期也相同，可以推断两者分别所属的两个安氏集团之间应当有联系。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另一种可能就是，两个集团的情报网络交织在了一起，为了正确地观察和把握企图从柔然独立出来的突厥的政治形势，对任何事情都很敏感的安氏就首先对突厥以及西魏做了工作。由于远距离两地贸易受各地的政治形势影响很大，而且无论是当时的北部中国还是游牧民族，实际上都处在急剧变动的阶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位于酒泉的两个安氏集团之间出于自我保护和寻求同盟的原因，可能就互相交换了自己拥有的情报，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虞弘墓发现带来的冲击

作为粟特人活跃于外交领域的事例，上面我们介绍了居住在酒泉、布哈拉的安氏集团中的两位人物。下面我还想举出一些酒泉以外的事例。

上溯至突厥兴起时代以前大约半个世纪，役属于柔然的突厥裔民族、高车的副伏罗部接到了一个来自柔然可汗豆仑的命令：与柔然一起向北魏发动进攻！对这一命令，副伏罗部的阿伏至罗表示反对，并上奏要求停止攻击北魏，然而却没有被接受。于是，阿伏至罗便率领手下的部众向西，在阿尔泰山脉与东部天山山脉之间宣布独立，建立了高车国。成为高车国王的阿伏至罗，在之后不久的490年，便将表示外交使节身份的“二箭”（两支箭）和书信交给“商胡越者”，并派遣其去了北魏的首都洛阳。为了申明自己独立的正当性，阿伏至罗在信中写道：

北齐的粟特商人与骆驼

　左边是粟特商人商谈的情景，右边是牵着运送丝绸等交易品的骆驼及马匹的粟特商人。北齐墓葬出土石刻，青州市博物馆藏

蠕蠕为天子之贼，臣谏之不从，遂叛来至此而自竖立。当为天子讨除蠕蠕。（《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

将此事与以前列举的各种事例进行比较可知，上面提到的“商胡”应当就是指粟特商人。据吉田丰的研究，“越者”一词来自粟特语，乃是粟特语里经常使用的人名要素之一，即“奇迹”之意，那么“商胡越者”指粟特人可谓确定无疑。

历来，北朝隋唐史研究界的中华主义倾向十分强烈，不管什么都喜欢用“汉化”一词来作结论。然而虞弘墓的发现却给了北朝隋唐史学界以巨大的冲击。所以在最后，我还想再谈谈虞弘墓主人公的经历。

从1999年在山西省太原市发现的虞弘墓出土的墓志来看，虞弘的祖父曾是“鱼国领民酋长”，父亲从鱼国到茹茹（柔然）国以后，不仅担任了“莫贺去汾达官”这样一个官职，而且有着作为使节来到北魏的经历。据推测，出生于柔然的虞弘早在十三岁时就被任命为柔然的“莫贺弗”（官职名），并曾奉君命出使过波斯以及吐谷浑国，可能也参加过商队赴远方的贸易。其后，在成为“莫缘”（官职名），并作为柔然的使者被派往北齐的时候（554年前后），因为两国关系恶化而被北齐扣留。之后，先后效力于北齐、北周、隋这三个王朝。在北周时代，虞弘曾“领”山西的重要据点——并州、代州、介州的“三州乡团”，还有“检校萨保府”。这一方面，我在下一节还会将其当作粟特人在军事层面表现的一个证据而加以论述。此外，这里提到的“萨保＝萨宝”，乃是一个与粟特人有密切关联的术语，具体情况也将在后文详述。

虞弘墓的石棺

　发现于中国的山西省太原市，给人们带来巨大冲击的粟特人墓。山西省博物馆藏

由于虞弘的“虞”字不包括在所谓粟特姓之中，加之其父亲和本人的出身都是鱼国，所以我们在断定他就是粟特人方面稍微有点踌躇。然而他的字“莫潘”是粟特语的Mākhfarn（月神的荣耀）之意，加之虞弘墓的构造以及墓中有以拜火教的拜火坛为代表的各种图案，倘若再把上述这些与2000年以后在西安接连发现的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等典型的粟特人墓葬进行对比的话，就可以知道，虞弘墓毫无疑问就是粟特人的墓葬。虞弘父子的经历与前述安吐根为首的安氏集团的人物几乎完全一样。这种惊人的相似绝非偶然现象，应该说是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粟特人的动向。

作为国际通用语的粟特语

如此看来，目前已经很容易推断出粟特语曾是中央欧亚东部的国际性语言。这一点也可以根据蒙古高原塔米尔河（鄂尔浑河支流）流域的布古特碑文，以及天山中部草原的昭苏县石人铭文来加以证明。这两件石刻都是突厥第一帝国 ^[16] 的正式纪功碑，这块纪念碑不仅是为了给突厥国内，更是为了让周边诸国前来的使者们也看到而于6世纪末前后建成的。不过碑文所用语言既不是汉语也不是突厥语，而是使用了粟特语。根据被称为鄂尔浑碑文的这些突厥碑文可以得知，在唐代7世纪末期复兴的突厥第二帝国，其官方语言是自己固有的突厥语（古突厥语之一种），而之前突厥第一帝国的官方语言却是外来的粟特语。对此，读者或许会感到意外。其实关于这一方面已经可以从《周书·突厥传》中的“其书字类胡”一语看出端倪。近年的布古特碑文、昭苏县石人铭文的发现更证实了这一点。

布古特碑文

　刻有纵书的粟特文。高245厘米，展示在蒙古国的车车尔勒格博物馆内。笔者摄

昭苏县石人铭文

　位于天山的草原上。研究者们正在调查石像下部的粟特铭文。笔者摄

这一事实真实地说明了粟特人给予游牧国家的影响有多么大。护雅夫对汉籍史料以及石刻碑文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使我们大致弄清楚了以下史实。在突厥第一帝国，甚至形成了被称为“胡部”的粟特人聚落；以史蜀胡悉（人名）、安遂伽、安乌唤、康鞘利、康苏密等有名人物为首的“群胡”效力于突厥宫廷，他们给淳朴的突厥人传授以“奸智”（当然此语是汉人方面的用语）并使其仇视中原王朝。然而倘若换位思考的话，也可以说上述情况正表现出并且证明了这些粟特人对突厥起到很大作用，乃是突厥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好顾问。

从现存史料来看，第一次给中央欧亚的游牧民带来文字文化者，既不是在斯基泰的波斯人或者希腊人，也不是在匈奴的汉人，而是在突厥的粟特人。而且可以断定的是，即便是在突厥帝国以前的时代，即在突厥之前统治蒙古高原的柔然时代也应该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柔然在与南方中原的拓跋国家、青海地区的吐谷浑等鲜卑系统的诸王朝，以及西域诸国进行交涉时，也一定是以粟特人为中心，以粟特语为其国际交流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