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唐朝的全盛期



天可汗称号

630年东突厥灭亡，草原游牧地带诸族的君长便给唐太宗奉上“天可汗”的称号。历来，大多数概论性书籍都注目于此，并认为这一点显示了太宗除了作为农耕世界中国的天子（皇帝）之外，同时也被尊奉为北方以及西北方草原世界的天子，即“大可汗”的证据，表现出唐帝国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帝国”。然而，这其实是一种单方面的过度评价。

根据突厥第二帝国的鄂尔浑碑文，以及回鹘帝国的希内乌苏碑文等古代突厥语史料来看，中央欧亚东部的突厥裔诸民族把唐王朝以及唐帝国称作“桃花石（Tabγa?）”。这个所谓“桃花石”并非源自“唐家子”（桑原骘藏说），而是如白鸟库吉和伯希和所主张的那样，其本来是由“拓跋＝桃花石（Tabγa?）”这一名称讹变而来的。确切地来说，“拓”（第一音节）的语尾的“-γ”与“跋”（第二音节）的语头的“b-”这一辅音发生了置换，属于语言学上所说的音位变换现象。也就是说，同时代最强大的北方邻居突厥裔诸民族把唐朝视为“桃花石（Taγba?）”。从这一事实来看，认为唐朝并非汉人王朝而是拓跋王朝这一中央欧亚史学界的普遍观点，无疑获得了更确凿的支持。

在北方草原的突厥—蒙古裔游牧民看来，从北魏到隋唐的拓跋国家的天子就是北方的“桃花石（Taγba?）可汗”，也就是“桃花石（Taγba?国家的）可汗”。从出身来说，唐太宗继承了这种北族王者的血统。被这样的“桃花石可汗”领导的唐帝国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制服了包括突厥和铁勒在内的整个突厥世界。因此草原世界的诸君长想在已存在的小可汗之上，再拥立一位大可汗，并将其尊奉为“天可汗”，是非常自然的。

从昭陵看北族的影响

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的资助下，一批学者进行了有关丝绸之路的调查。2005年9月6日，我作为调查团的团长，站在了唐太宗与其皇后长孙氏合葬的昭陵上。昭陵位于西安西北约六十公里处，车程约两个小时。昭陵是借着九嵕山这样一个自然山体来建造的，非常巨大，是人工修建的秦始皇陵以及唐高祖李渊的献陵无法相比的。昭陵本来是太宗为先一步故去的长孙皇后而下令建造的，后来太宗自己也葬在了这里。

中国的天子平时在皇宫的御座上或是举行仪礼时，都是面朝南，即南面而听天下，因而死后的陵墓也都是面朝南，昭陵之后埋葬高宗和武后的乾陵也的确是面向南方。但在昭陵，虽然南边有门以及献殿，但很多皇子和臣下的陪葬墓也都在山陵的南侧，而最重要的设施——北司马门却在山陵的北坡中部。在该处还有根据太宗的命令而设置的六匹马，即在太宗创建唐朝的时候，随之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的六匹爱马（六骏）的石雕。该处还有649年太宗驾崩以后其子高宗命令雕凿的、太宗时代臣服于唐的十四位诸蕃君长的石像，分别列置在左右（东西）两边。据《资治通鉴》说，这些诸蕃君长之中最为忠诚者是突厥王族阿史那社尔。他在太宗死后曾要求以身殉葬，高宗下敕不许，为此雕凿了阿史那社尔的石像作为代替品放在了昭陵。

巨大的昭陵

　以西安市西北的九嵕山为陵墓的太宗与长孙皇后的合葬墓。笔者摄

但是，昭陵六骏石像现在却没有放在原处，六骏中的两骏很早就被人以非法手段运到了美国，还有四骏现在被移放在西安市内的碑林博物馆，在原地的只是复制品。昭陵六骏是出自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之手的精美浮雕作品，我们至今仍然能感受到昭陵六骏栩栩如生的英姿。据说，太宗御制的赞美六骏的四言诗，由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用隶书题写于马身之上，但现在却一点痕迹也看不到。

另外，突厥诸国君长的石像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地残存的只是附有铭文的七尊石像的基座，仅有部分残块保存在山麓的昭陵博物馆内。可是根据汉文史料来看，这十四人的姓名、出身及国籍都很清楚。因为被盗掘的陵墓之本体在山顶附近，所以太宗实际上是面北接受十四国君长朝见的。这一点若站在传统中原王朝的立场上来看，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但如果从太宗作为“天可汗”这一角度来考虑的话则一点也不奇怪。

在十四个人中，立于东侧的有：曾经居于唐朝上风的突厥最有名的颉利可汗（阿史那咄苾，东突厥最后的大可汗，634年去世）、突利可汗（阿史那什钵苾，631年去世）、阿史那思摩（647年去世）、阿史那社尔四人，加上新罗女王金真德、安南林邑王范头黎、印度王阿罗那顺，一共七个人。站在西侧的是薛延陀的真珠毗伽可汗（夷男，645年去世）、吐谷浑的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诺曷钵）、吐蕃的第一代赞府（多作“赞普”，藏语“王”之意）并从唐朝迎娶了文成公主的松赞干布、高昌王麹智勇（汉文史籍中作“麹智盛”）、焉耆王龙突骑支、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于阗王伏阇信七人。

在上述十四人中，有七个人是雄踞于中国北方和西方的游牧国家或半农半牧国家的领导人，四个人是西域绿洲城邦国家的王。由于新罗被唐朝视为活跃于东北、以半农半牧国家的身份强盛起来的高句丽的后继者，所以也可以算作北方—西方阵营之一员。这样算下来，剩下的就只有南方的林邑和印度了。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充分地窥见并了解到，对于中国王朝来说，游牧民族和西域城邦国家所在的北方—西方丝绸之路地带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制服了这些国家，太宗才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因此，在昭陵里太宗向北面对位于北司马门的诸国君长是很自然的。我们据此推测昭陵具有象征南面的中华的皇帝（天子）和北面的天可汗两个方面的意义，绝非没有根据的臆测。

除此之外，昭陵还有着浓郁的突厥风格。据中国学者葛承雍的研究，中国的这种“依山为陵”的陵寝制度本身之所以始于昭陵，是因为受到了突厥圣山信仰的影响；而且特意彰显六骏这一做法，也是与鄂尔浑碑文中详述的中兴突厥第二帝国的英雄们彰显爱马如何活跃一脉相通。而且北司马门的六骏之中的几匹骏马的名字的确来自突厥语或粟特语。这一点恰好雄辩地说明，相当于现代新型战斗机一样，古代的优秀战马，总是产生于西北方草原世界的游牧民族之手。

正像前文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尽管因太宗授意，史料被篡改，导致缺乏直接证据，但在隋末群雄并起的时代，李渊肯定曾经从突厥大可汗始毕那里接受过小可汗的封号。也就是说，那时候在突厥与唐朝之间存在一种君臣关系，李渊处于臣子的地位，到其子李世民的时代才终于扭转了这种状况。实际上，消灭了突厥第一帝国的太宗被草原上诸国君长赠予“天可汗”称号的真实含义，应该从这一层面来加以理解。迄今为止有关“天可汗”的种种夸大的解释，不是因为记载此事的汉文史籍被太宗篡改，就是基于前文中心主义讨论过的一种事后诸葛式的解释。

另外，北京大学的罗新认为，始于唐高宗时期的这种给皇帝加尊号的传统，恐怕也是受到了突厥的影响。太宗之后，唐高宗曾经将自称“皇帝天可汗”的玺书送给北方及西域的君长们，其后又毅然改称“天皇”。在这一改称的背后，恐怕也是存在希望此举可使其妻武后作为“天皇”的伴侣而成为“天后”，以便达成其取皇帝而代之的意图。女性当皇帝在儒教世界里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了实现这一点，武后很可能不仅利用了外来的佛教，也灵活利用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风俗。

漠北、漠南的羁縻州与都督府

646年（贞观二十年），天可汗唐太宗通过种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打倒了薛延陀，成功地促使铁勒诸部内属。在铁勒诸部之中，实力仅次于薛延陀的是吐迷度领导的回纥。回纥之前曾经沉重地打击过薛延陀，这对唐朝来说是一大幸事，所以太宗一直对回纥派来的使者非常优待。到了647年，太宗又接受了吐迷度要求在回纥以南设置邮驿，从而将整个北方置于唐朝管辖之下的建议，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六个羁縻府和七个羁縻州。

所谓“羁縻”，在制度上属于中国王朝地方官制的一部分，是在异民族社会实行的一种使其维持原状的同时加以统治的方式。这种做法虽然与直辖地（内地化）相比要松弛很多，但较之“册封”关系——给异民族或异国的君长授予官爵，将其纳入中国王朝的官爵制度的同时又承认其独立，使其负有朝贡义务的臣属关系——则远为严厉。“羁縻”乃是一种实质性的统治形式。例如把回纥变成为瀚海府、拔也古（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仆骨为金微府；对于比上述小的集团则设羁縻州，浑部成为皋兰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林溪州，并且在此后又陆续设置了若干个羁縻府州。唐朝在各羁縻府置都督，羁縻州置刺史，任命各府州所有的长史、司马以下的官吏来加以统治。通常任命各个游牧民族的族长担任都督或刺史，长史、司马以下的属官也由当地游牧民中的名人来充当。

作为统辖这些羁縻府州的机构，唐朝又于647年在鄂尔多斯西北方的丰州附近（黄河以北，阴山以南的五原方向）设置了燕然都护府，并让唐人担任最高领导人（都护）一职。当时，唐朝还在戈壁沙漠入口处的鸊鹈泉以北开通了一条由六十八处邮驿组成的“参天可汗道”，也就是前往天可汗处朝拜的道路（参见《唐朝的最大势力圈与都护府·节度使分布图》），并在各个驿站准备马匹及粮食，以确保使者往来之便。燕然都护府除了负责监督朝贡使（每年带着貂皮等重要贡品的北方诸族朝贡使）以及其他事务以外，还起到了促使各种邮件物资的输送畅通无阻的作用。

单于都护府的结构

如上所述，漠北的铁勒诸部首先被分为六府七州，纳入了由燕然都护府统辖的羁縻体制之中。其后到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王朝将漠南的突厥遗民（降户）也编入了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也就是说，在旧东突厥十二部之中，唐朝在舍利吐利部、阿史那部、绰部、贺鲁部、葛逻禄部、悒怛部分别设置舍利州、阿史那州、绰州、贺鲁州、葛逻禄州，使其从属于云中都督府。而在苏农部、阿史德部、执失部、卑失部、郁射部、多地艺失部则分设苏农州、阿史德州、执失州、卑失州、郁射州、艺失州，使其从属于定襄都督府（在这里之所以详述这些羁縻州名，是因为这些名字与后面的第八章内容有关联），而且各个族长分别成为各州的刺史。在这些刺史之上，阿史德氏与舍利氏的族长分别被任命为定襄都督、云中都督。都督之所以没有任命原来的可汗家族阿史那氏，有着唐朝周密的安排。当然，这些都督府都是羁縻府。

进入羁縻统治的铁勒诸部（主要是九姓铁勒），在其后一个时期之内一直为唐朝的远征活动（例如，征讨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以及远征高句丽）效力。到了660年，之前蓄积起来的不满爆发，铁勒诸部对唐朝举起了反旗。经过数次的小规模冲突之后，662年，唐朝的郑仁泰等率领号称由一万四千人组成的部队越过戈壁。经过苦战，在当时任铁勒道安抚大使的蕃将契苾何力的勇猛作战之下，唐朝终于赢得了这场战役（从唐朝来看是铁勒的大叛乱）。唐军的军威深入到位于蒙古高原的铁勒诸部，此战役可谓其先声。到663年，随着燕然都护府迁至回纥的旧巢——漠北的鄂尔浑并改称为瀚海都护府，唐朝在漠南的云中故城新设置了云中都护府，又从先前的定襄、云中都督府中分别新设桑乾都督府、呼延都督府，共四个都督府。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由瀚海都护府节制漠北铁勒诸部，云中都护府节制漠南突厥降户的格局。

云中都护府于664年改称为单于都护府，瀚海都护府于669年改称为安北都护府。但漠北设置都护府的时间只有二十年，到685年唐朝的都护府便从漠北撤退，侨置（暂时设置）于河西的额济纳地区的同城。685年，虽然有同罗、仆骨等部发生叛乱，但在此之前实际上漠北已经出现大规模的旱情，导致整个九姓铁勒陷入困苦境地。到686年，铁勒出现大量难民，这些难民越过戈壁进入河西地区，位于同城的安北都护府便成为接纳这些难民的一个平台。

另一方面，679年（调露元年）漠南的突厥再度发动独立运动，单于都护府于683年被突厥攻陷，于686年废置。复兴起来的突厥（第二帝国）的阿史那骨咄禄于682年（永淳元年）自称可汗，684年攻陷丰州。总的来说，突厥、铁勒诸部自647年开始的近四十年时间里，不得不雌伏于唐朝的都护府体制之下。但从突厥的碑文来看，突厥自己认为这一屈辱的时期始于630年，前后一共持续五十年（参见第六章相关部分）。突厥语以及回纥语中的“totoq”“?ig?i”“?ang?i”这样一些高官的称号，从音韵学上来看，很明显地与汉语的“都督”“刺史”“长史”的中古音相对应。据此来说，这些词汇作为外来语在突厥语和回纥语中扎根落户也是在这一时期。语言尚且如此，律令方面，异民族统治的痕迹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结合后文将要介绍到的唐朝进入西域的状况综合来看，可以说除了草创时期之外，初唐的太宗及高宗这两代，堪称作为世界帝国的唐帝国的巅峰时期。唐朝基于良贱制——将人民的身份分为“良”和“贱”——这一国家身份制度来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阶层，同时作为国家直接统治体制的基础，实行了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而初唐这一时期也正好与唐朝完成上述中央集权式律令体制的时期相重合。

隋唐进入西域

之前我们主要观察了唐朝与北方势力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则将目光转向西方看一看，观察一下河西正南方的吐谷浑王国、位于河西西部的新疆地区的沙漠绿洲城邦国家、在其背后的天山山中至天山北路草原地带的西突厥，以及西藏高原上以日出之势蓬勃兴起的吐蕃的情况。

从隋朝开始到唐朝，中原势力进入西域的前夕，新疆的高昌国、焉耆国、龟兹国（库车）、疏勒国（喀什）、于阗国（和田）等西域主要绿洲城邦国家各自拥立着自己的王，并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要冲而繁华一时。在西域北道最东端的哈密（伊吾、伊州），则形成了粟特人和鄯善（楼兰故地）人的殖民城邦。在这些城邦国家之中，除了汉人系统的麹氏高昌国之外，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操印欧系语言的居民，突厥系统的居民很少。尽管如此，这些城邦国家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游牧的突厥族（高车、突厥、铁勒、西突厥）的间接统治。

东突厥是唐朝建国的功臣，其后却成为唐朝宿敌，到630年终于被唐朝灭掉。以此为契机，西域形势也为之一转，变得对唐朝十分有利。首先就是630年，伊吾（哈密）的粟特人首领石万年率领七城全都宣布归顺唐朝。

时代回溯到5世纪以降，东部天山的间接统治者，先是从柔然转到高车，进而又转向突厥、西突厥。到7世纪初期的605年，从之前一直隶属于西突厥的铁勒部里冒出的契苾歌楞（人名），成为易勿真莫贺可汗称霸东部天山地区在伊吾设置的监督官“吐屯设”并向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国派遣重臣，对往来的商胡（多数是粟特商人）课税。其后，围绕这一地区的霸权争夺一直没有停息。610年，隋朝虽然占领了伊吾，然而因隋末的混乱，这里再度归于突厥族（并非铁勒而是突厥）之手。到了630年，伊吾地区的粟特人首领最终还是放弃了突厥族，前来投降唐朝。于是，唐朝便在伊吾设置了西伊州，632年又将其改称为伊州。

唐朝的势力范围与都护府、节度使分布图

7世纪的太宗、高宗时代是唐帝国的全盛时期，到8世纪以后疆域开始缩小

另一方面，在曾以印欧裔居民为主体的鄯善、且末（地名）为中心的塔里木盆地东南边的罗布泊，从5世纪中叶或6世纪初期前后一直为蒙古裔的吐谷浑所统治。到隋代，这一地区曾一度从吐谷浑王国转入隋朝之手，在唐初时再度成为吐谷浑统治之下的区域。

唐朝真正开始着手经营西域，与其说是从630年领有哈密开始，不如说始于634年至635年间发动的以夺取鄯善、且末为目的的征伐吐谷浑之战。吐谷浑王国虽然是因663年吐蕃王国的进攻才最终灭亡，然而实际上在635年以李靖为统帅的征服之战以后，已经沦为唐朝的傀儡政权，而且此后唐朝在西域的势力在唐太宗的时代迅速扩大了起来。

640年唐朝灭掉高昌国将其地改称西州，并设置安西都护府；紧接着又于644年和647年再度平定焉耆，648年平定龟兹，同年以及翌年（649年），唐朝先后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派去部队，并设置了安西四镇。至此，唐代初年突厥在西域的优势地位完全为唐朝所取代。

西突厥的短期强盛

但是，只要西突厥仍然活跃于天山以北，唐帝国对于西域的统治体制基础就依然很脆弱。唐朝在创建之初接受了东突厥的援助，因而一直蒙受着来自北方的威胁与压力。唐朝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同时也作为一个对抗策略，从很早就开始尝试着接近西突厥。在611年即位的射匮可汗时代，西突厥再次取代了铁勒的地位，并且在617年前后，射匮可汗之弟统叶护可汗继承了可汗大位。在统叶护可汗时期，西突厥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中有如下记载：

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森安注：骑射兵）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森安注：宫廷）于石国北（森安注：实际是东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森安注：给间接统治下的国家或民族的首长授予的称号），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628年，玄奘在赴印度途中，曾经带着高昌国王麹文泰的介绍信在西部天山北麓的碎叶谒见了统叶护可汗，因为他是能给玄奘的旅途提供安全保障的人。根据玄奘的旅行记兼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的记载来看，统叶护可汗身着绿色的绫袍，长辫发以绢帛包起来向后垂。在可汗周围，被称作达干的高官二百余人也都辫发，身着锦袍。此外，可汗所居的大帐上到处装饰着金色的花纹图案，光彩夺目。可汗端坐在非常豪华的坐垫上，诸达干也分列两排侍坐于长长的坐席之上，在其背后则站着手持仪仗的卫兵们。

提起游牧民的帐篷，一般容易让人联想起一种破旧褴褛的形象，然而这里所说的大帐却完全两样。试想一下，倘若我们在一座可以容纳二百人以上的大型帐篷里，地面上都铺设有金丝线编织的豪华丝绒毯，帐篷内外墙壁上还设有豪华的锦缎装饰，按照日本现在每平方米一百万日元的时价来计算的话，少说也在数亿日元。

时代向前回溯几十年，被称为西突厥始祖的室点蜜可汗曾派遣粟特商人马尼亚克到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在突厥与东罗马帝国之间成功地开辟了直接的丝绸之路贸易管道。当时，东罗马帝国的使者蔡马库斯（Zemarchus）也回访了室点蜜可汗位于天山山中草原上的宫廷。蔡马库斯写的希腊语报告流传至今，从其中的描述来看，室点蜜可汗坐在大帐中的纯金躺椅之上，该大帐整个内部被巧妙地编织而成的各种花色的绢绸覆盖着，而且其他的帐篷也都装饰着各种绢绸。所以连玄奘也不禁发出了“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的赞叹。看来并非只有石造建筑才高贵，帐篷也可以非常豪华。

相对于东突厥的势力深入到天山东端的哈密，西突厥则全力保守着可汗浮图城（后来的北庭）以作抵抗。唐高祖出于牵制东突厥的目的主动与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携起手来。根据桑山正进的研究，玄奘之所以决定接受西突厥的庇护而前往印度，正是因为受到了印度僧人波罗颇迦罗密多罗（人名，梵文：Prabhākaramitra）的劝说，而波罗颇迦罗密多罗刚刚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的宫廷来到唐朝。但是，统叶护可汗在与玄奘见面后的同一年（628年）却被人暗杀了。其后西突厥与唐朝的关系因为西突厥内部的权力斗争，加之西突厥和东突厥势力关系的变迁等因素而变得错综复杂（关于这一方面，可参照旧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所收岛崎氏的论文等）。在这里粗线条归纳一下就是，尽管648年，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曾一度归顺庭州（后来的北庭）并承认唐朝的霸权，然而到了唐太宗去世（649年）后的651年，当西突厥十姓（十个部族）以及葛逻禄、处月等突厥裔诸族联合起来反唐时，唐朝的西域统治体制旋即土崩瓦解。统治西域的大业由唐太宗一手推进，也因为太宗的去世而受挫。

唐朝全盛期的西域支配

可是，唐朝认为应该尽快打破这种局面，于是转而采取了积极的攻势。史料记载，唐朝前后三次共派遣了几十万大军，花费了六年的漫长岁月，终于在657年取得了对西突厥的胜利。可以说，突厥第一帝国进军西域以及西突厥对西域的统治，因这次阿史那贺鲁的失败而宣告结束。而另一方面，唐朝却将战胜西突厥时立功的阿史那步真和阿史那弥射这两位西突厥的王族分别册立为继往绝可汗、兴昔亡可汗。由于这些安抚西突厥遗民的举措，使唐朝建立起了超越太宗时代的安定的西域统治体制。

在此之前，西突厥十姓的领域以伊犁河—伊塞克湖为界，分为东方的五咄陆部和西方的五弩失毕部两个部分。唐朝仿其做法，在东西两地各自设置昆陵、濛池两个都护府，分别任命前突厥王族兴昔亡可汗为昆陵都护、继往绝可汗为濛池都护。安西都护府也于658年由西州迁到龟兹，进而唐朝又在索格底亚那设置了康居都督府，至此形成了唐朝势力遍及西域的态势。

然而兴昔亡可汗与继往绝可汗统率部众的能力似乎比较弱。在659年，五弩失毕部之一思结部的俟斤（官名）都曼，率领疏勒以及塔什库尔干的士兵对于阗发动了进攻。此事虽然再次使唐朝经营西域的行动受挫，但幸而由于名将苏定方的全力征讨，反叛得以平息。不仅如此，在平定叛乱以后，唐朝的影响力还进一步向西方扩大，继658年设置康居都督府以后，661年又先后在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分别设置了都督府，并且将其首都置于安西都护府的管辖之下。

由于基于羁縻政策的都护府体制是从律令的层面对异民族实施统治，所以，在安西都护府统治之下的西域驻扎了很多唐军，部队中既包括根据府兵制的规定在内地征召，然后再送到西域来的士兵，也有在当地征召的士兵。而且，支撑这些部队的庞大费用的庸调绢布等也是每年由内地运送而来的。根据荒川正晴的研究，在7世纪后半期，运输这些庸调绢布的商队都是作为徭役征发而来的人力、马匹。在进入8世纪前半叶以后，由于输送量急剧增加，运输的主力也就委托给了包括粟特商人在内的民间商人。所以，唐朝统治下的西域丝绸之路贸易也随之繁荣了起来。

尽管如此，在7世纪后半期，前西突厥遗民仍然时而归顺，时而反叛，反复无常。加之成功北上的吐蕃王国势力的渗透，使得西域的形势变得愈发复杂。换言之，西域的形势陷入了唐、吐蕃、突厥诸族三者僵持对峙的局面。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在拙稿《吐蕃在中亚的活动》以及《中亚历史中的吐蕃》中已有论述，此处从略。简而言之，当时的基本形势如下：

670年，由于吐蕃进攻于阗，唐朝的安西都护府迫不得已从龟兹退到西州。而到692年，唐朝与前西突厥系统的突骑施联合起来一举击破吐蕃之后，安西都护府便再度回到龟兹。此后，一直到唐玄宗时代前半期，唐朝始终在这一地区保持着优势地位。可是在武后设置北庭都护府的702年前后，突骑施突然崛起于天山以北。在710年，突骑施虽然曾一度屈服于自东而来的突厥第二帝国远征军，不过旋即又得以复兴并且更加强盛了起来。

另一方面，虽然吐蕃于7世纪后半期就从帕米尔进入了西域，但在8世纪前半期却不得不收敛锋芒，按兵不动。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进入8世纪后半期，唐朝在西域的势力急剧衰退，吐蕃才得以趁机从帕米尔西部和河西及罗布泊这两个方向进入塔里木盆地南部。而与此同时，来自北方的回鹘也积极向西域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从8世纪末到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新疆的北半部成为了回鹘的势力范围，而其南半部则由吐蕃进行统治（具体情况可详参本书最后一章）。

隋唐是“征服王朝” ^[20] 吗？

自从汉朝灭亡以来，经过长达数百年的大混乱以及民族大迁徙，隋唐再次统一了中国。对于隋唐帝国来说，能够对自己的天下造成威胁的强大对手，是处在以中央欧亚东部草原地带为据点的游牧骑马集团的诸民族以及国家，诸如高句丽、奚、契丹、突厥、突骑施、铁勒、回鹘、吐谷浑、吐蕃等。隋唐王朝自身也是以北魏以来鲜卑裔集团为中核，只不过与前述诸族相比，隋唐乃是由游牧民和汉人农耕民两部分融合以后建立起来的帝国。就是说，隋唐是由很早就迁徙到中国本土、被称作五胡（匈奴、鲜卑、氐、羌、羯）的整个游牧民与人口占压倒性优势的汉人农耕民合二为一的结果。因此，就统治阶层而言，隋唐与前述诸游牧国家来自同一个根源。可是，隋唐的统治理念却一直在“汉化”。

在隋唐时代，作为政治理念来说，有基于儒教思想的律令制；在宗教方面来看，则有经由丝绸之路传来的佛教刺激之后、在中国自古以来的萨满教（巫术）体系化的基础上形成的道教，再加上东传之后数百年的演变，几乎已经成为固有宗教的中国佛教。由于上述这些方面都必须要具备“汉文”的素养，所以这些现象被称之为“汉化”，并不时被具有以上浓郁中心主义思想的人过度地加以解释。

我们恐怕也不能忘记，所谓佛教，原本就是被视为胡族的宗教，而在律令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诸如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制之中，府兵制自不待言，有人指出就连均田制中也包含着北族的要素。因此，所谓“汉化”无非就是这种程度的东西。只不过由于“汉语”已经成为当时宫廷语言以及统治语言这一原因，我才没有把隋唐与辽、西夏、金、元、清等所谓“征服王朝”（中央欧亚型国家）相提并论。

历来毁誉褒贬不一的隋炀帝与唐太宗李世民两人都堪称天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然而尽管这两位人物都统治过世界上领土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拥有因大运河而带来的世界最强的经济力量。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却都没有致力于充实内政建设，而是固执地坚持向外发展。究其原因，我以为倒是可以看出隋朝和唐帝国初期的形象——尽管其根基已经完全转移到了农耕地带，在文化方面也与汉文化进行着融合，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游牧国家，即尚武国家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代，戈壁沙漠这一天然的国境消失了，而这种状况是只有后来的蒙古帝国，即元朝以及清朝才能见到的现象。

隋炀帝尽管在压制吐谷浑及突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却因远征高句丽失败而自掘了坟墓。唐太宗也是如此，虽然成功地灭掉了吐谷浑和东突厥，但在远征高句丽（645年、647年、648年）时，却不得不饮下堪称毕生唯一败北的苦酒。在其后的时期，唐朝与再度复兴的突厥（第二帝国）以及铁勒、奚、契丹、突骑施、回鹘、吐蕃等游牧民族集团或国家之间，也一直是战争与和亲反复交错，并因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海量的金钱以及财物。这些若从唐朝方面来看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浪费，然而其流入周边的财物却与丝绸之路贸易的活跃有着直接的关联。

唐朝皇帝作为名副其实的天可汗，唐朝真正成为世界帝国的那段鼎盛时期，远不能延续到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只能到几乎完全依靠承袭父亲遗产的唐高宗时代为止。只不过是在7世纪之内，唐朝的羁縻统治能够维持实际效力的时期。因为羁縻统治正是建立在以府兵制为基础的都护府、都督府、镇戍防人制之上的一种统治体制。而到了7世纪末期的武则天时代，突厥已经复兴起来，建立起了强大的突厥第二帝国。其后，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尽管仍然算顺利，在文化方面也迎来了最为辉煌的时代，然而就在被讴歌为盛唐的唐玄宗治世（开元、天宝年间），实际上唐帝国已经呈现出了衰亡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