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持盈保泰，最终全身而退

历史大观园人臣政客 2020-06-25 22:57:29 0

历史上功大于曾国藩者、德高于曾国藩者、言多于曾国藩者，都不乏其人。为什么只有曾国藩如此受人景仰、敬重、佩服甚至推崇呢？可能最为关键的就是，他做到了许多人都不曾做到的看似最容易、实际上却是最难的一件事：功高于天却能全身而退！

攻破天京剿灭太平天国，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立下了不世奇功。朝廷优荣无尽，曾国藩不仅是湘军总帅，更是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并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提督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

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中获得最大权力者。曾国藩被封为毅勇侯，曾国荃被封为一等威毅伯，世袭罔替，甚至曾家女眷也得封诰命夫人。曾氏家族一时成为天下第一家。

但表面的光彩下面，实际上却危机重重。历史的经验一再地证明“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几乎是功大勋高的功臣们的宿命！曾国藩和湘军立下如此大功，功高震主，而且手握大军，朝廷哪有不忌怕的道理？不剿灭太平军，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是清王朝最大的倚靠，一旦最大的敌人消灭后，强大的湘军集团无疑就会成为朝廷最大的敌人，成为他们欲拔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熟读历史、看尽宦海风波的曾国藩哪有不知道的道理。

朝廷早就感觉到曾国藩的潜在威胁，他们开始瓦解曾国藩的组织，削弱其势力。朝廷在表面嘉奖的同时采取了排挤、压制的策略。他们一方面提拔曾国藩属下的一些湘军将领，提高他们的地位，摆脱客观上与曾国藩的从属关系，如对左宗棠的迅速提拔，让左宗棠领楚军，任陕甘总督，利用曾、左不和制衡曾国藩；另一方面，则刻意去压制曾国藩的死党，如对曾国荃的严厉申饬等。

对于朝廷的担忧和用意，曾国藩心如明镜，明白得很。因而心中十分惶恐，一心想着如何避开功高招忌，免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为了使清政府能够对自己放心，曾国藩做得很彻底，除了停解厘金和裁减部队外，曾国藩还用了其他方式保全自己。

其一，他争取江南士子的拥护，在江南盖贡院，并将因战乱而停止的科举考试恢复，使那些热心功名的读书人有了考试致仕的机会，赢得了读书人的大力拥护。

其二，他不仅裁撤了四万多湘军，还在南京建造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这样，江南驻兵就不仅仅是只有湘军了，从而让朝廷放心一些。

其三，他从自己开始，削弱自己的权力。他主动上奏请辞“节制四省”的军政大权，而只任“两江总督”。当时的曾国藩，可谓大权在握，无人比肩。一身兼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大员，还是协办大学士，并有太子少保衔，东南半壁，几乎全在自己手中。这样大的权力，曾国藩日日为之胆寒，很早就有心辞去一些。早在同治元年湘军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感到自己权高位重，怕平定太平军后不能保身，打算辞去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之职。要不是幕僚和曾国荃竭力反对，那时候就坚辞不受了。这一次，曾国藩再次请辞，只任两江总督，不能“节制四省”，这是李鸿章出的主意，说要是都辞的话，让清政府无法安置他，反倒不好。这一下，曾国藩一下子从一个“东南王”成为一方疆吏，至少从表面上不再具有登高一呼的能力了。清政府略略放心，曾国藩也才略略开心。

其四，曾国藩劝弟弟曾国荃也以生病为由告假开缺。这样才能真正保住性命，长承恩泽。其实曾国藩明白，清政府最忌讳的就是曾国荃手上的那五万湘军，这支湘军不仅能征善战，而且绝对是曾家兄弟的嫡系，这支军队能打败势力强大的太平军，那也足可以推翻本就不怎么牢固的清王朝，只要曾国荃一日不走，这支军队就还是姓曾。所以，清政府在攻破天京后不久，就任命曾国荃为浙江巡抚。

与曾国藩的老练沉稳不同，曾国荃性格直率，因为并没有读多少书，做事非常鲁莽，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想法，脾气火暴，急功近利，而且权欲很大。他可不会轻易舍弃手中的权力。而且因为急于邀功，他在上报攻破天京的奏折中称全部肃清，城内“长毛”全部举火自焚，但后来又发现幼天王已经在李秀成的保护下逃出城去，惹得朝廷严厉申饬，并在上谕之中用言辞敲山震虎：“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唯所部大臣，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一道上谕之中对曾国藩赞誉有加，认为他资历和功绩都不计其数，但曾国藩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对曾国荃的点名批评就是在打他的耳光。

在谕旨之中，曾国荃成为对上不敬、小胜而骄的代表，语言之间流露出不满，表示如果想要“长承恩眷”就必须要小心谨慎，严加管教。在此寥寥数语之中，可谓杀机暗藏。曾国藩深知朝廷用意，因而力劝弟弟干脆连巡抚也不做了，告病开缺，回家休养，以消朝廷嫌疑，以保身家安全。

在大功告成之日忽然抽身，让曾国荃很不能理解，而且他认为自己的功绩足以换取总督的职位，清廷却只让他任浙江巡抚，未免有些委屈。

在曾国藩的眼中，平安远比富贵要来得重要。但曾国荃并不能理解曾国藩的做法，饯行宴上大肆地抱怨哥哥不为自己出头做主，令曾国藩非常尴尬。为了安慰他，曾国藩于弟弟四十一岁生日的时候亲笔撰写了十二首绝句，据说当曾国荃看到“刮骨箭瘀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忍不住放声大哭。曾国荃懂得了曾国藩的用心，带着满腹的委屈返回湖南荷叶塘休养，直到1865年才再次出山。

曾国藩的这一系列持盈保泰的举动逐渐打消了朝廷对曾国藩拥兵自重的猜忌，曾氏一门终于免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曾国藩也不仅漂亮地避开了一场莫大的危机，而且全身而退，成为中国历史上殊为难得地完成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完人”！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午饭后至署内西花园散步，突感脚麻，一个踉跄，身子向一旁歪斜。陪同散步的儿子曾纪泽与随从赶紧将他扶住，夹着他继续前行。不一会儿，曾国藩全身就开始抽搐不已。曾纪泽赶紧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其中，然后抬入大厅。

在一片惊呼声中，家人全都围了过来。曾国藩已不能说话，端坐三刻后与世长辞，走完了他六十一岁的人生旅程。只留下了一篇遗嘱：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功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清廷获悉曾国藩死讯，举朝震惊，辍朝三天以示哀悼。又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入祀昭忠、贤良二祠，并于湖南湘乡、江苏南京建立专祠，极一时哀荣。同治皇帝载淳专门送了两副挽联：

功在国，德在民，名在天下；

出为将，入为相，殁为神明。

本一代完人，先定东南，次平西北；

为六旬元老，名扬中外，忠冠古今。

终于肯定了他的耿耿忠心和无上功勋。也许直到这时候，朝廷终于肯定了曾国藩的耿耿忠心和一片赤诚。正因为此，才有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美誉。

曾国藩以一介儒生纵横官场几十年，不仅能够在战场上屡败屡战，攻克强敌，剿灭强大的太平天国军队，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又能够在“盛时作衰时想”，时刻惕励，自警自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功高震主、势力强大的情势下不骄不傲，自剪羽翼，持盈保泰，终于避开了封建历史上轮番上演的“狡兔死，走狗烹”的魔咒，最终得以善终，这才是曾国藩超越古今一切英雄、最受后人敬佩和感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