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未雨绸缪，才能远离困境和祸患

最能体现曾国藩能够防患于未然、在祸患到来之前预先想方避开祸端的，莫过于他擅作主张，诛杀太平天国优秀大将忠王李秀成一事。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天京，李秀成于当夜率千余名将士，护卫幼天王从太平门缺口处突围，并把胯下好马让给刚刚继位的十六岁的幼天王，自己拼死力往外冲荡。湘军壕垒层层，突围时君臣相失，夜里厮杀，最终相互走散。天明时分，人困马乏的李秀成潜到城郊一处破庙中暂避时，被当地农民发现，而缚送清营。威震天下、与湘军大战十年之久的一代猛将李秀成就这样落入曾国藩手中。

曾国荃听说忠王李秀成押到，又喜又怒。喜的是终于抓住这位太平军最重要军事统领，怒的是这么多年来湘军数万人命丧此人之手，甚至自己的兄弟曾国华之死也是拜这位忠王之赐，曾国荃情难自抑，忍不住手持尖刀，割下浑身捆绑铁链的李秀成肩头的一块肉来，顿时鲜血淋漓，李秀成一声不吭。曾国荃还不解恨，又用刀在其身上乱捅。李秀成面不改色，反倒笑话曾国荃：“曾老九，打仗各为其主，你这样做又是何必呢？”

这话让曾国荃失了兴趣，于是令人特制一木囚牢，把李秀成死死关在其中。

五天后，曾国藩赶至天京，亲自审讯李秀成。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不仅不让他坐笼子，还给予了他应有的尊重，绝不似曾国荃的粗暴。他几次面讯李秀成，都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一副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秀成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

曾国藩的攻心策略果然收到了效果，李秀成自愿书写供词。7月29日，李秀成在木笼中开始写自述式的供词，详细回顾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详情、“天京事变”前后的过程、太平军六解天京之围的情况，还叙述了自己带兵在上海等地与清军交战的情况；同时为太平天国的军政民政政策和制度作辩解；详细分析了太平天国的成功“十要”和失败“十误”，最后表达他自己要为曾国藩收服太平军余部的愿望。

洋洋七万字，李秀成只用了九天时间，平均每天七千多字的速度，这对于一个只读过三年私塾的人来说，相当不容易。曾国藩也感叹其记忆力超人、才华出众、处事精明、用兵神妙、忠心耿耿等方面，都是世所罕见的，一时也生过爱才惜才之心。但曾国藩看到他的供词后，心中却害怕到了极点。因为李秀成在供词中所述与曾国荃所汇报的有很多不同，与自己上奏给朝廷的也有诸多对不上口的地方。

如李秀成供述中称：“天京城里有圣库一座，系天王的私藏，另王长兄、次兄各有宝库一座，传说里面有稀世珍宝，但我未见过。”本来天京未破之前，人们就在传说金陵被“长毛”建成了一个小天堂，里面金银如海，财货如山。因此引起了许多人垂涎，很多人想夺攻城首功，也是为了这如山如海的财货。如今破城的是曾国荃的湘军，却报告说根本没有财货，这与李秀成所供完全不相符。这要是朝廷追问下来，或是哪个朝臣不服，提出来追查，都会惹来大祸，这可绝不能让李秀成说出去，曾国藩提笔删除了这句。

对于自己的被俘，李秀成供词说：“心有私忌，两家并争，因此我藏不住，是以被两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而曾国藩在给朝廷的报捷折里写的是：“伪忠王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萧孚泗亲自搜出。”倘若李秀成这几句供词让朝廷知道了，不仅萧孚泗的功劳没有了，自己也犯了欺骗朝廷、贪功为己的大罪！曾国藩将“是以被两个奸民获拿”九个字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

最让曾国藩惊心的是，李秀成竟然供说：“罪将谢中堂大人不杀厚恩，愿招集大江南北数十万旧部归中堂统率，为光复我汉家河山效力。”这样大逆不道之言怎么可能让朝廷知道？本来朝廷面对强大的湘军就已经防之不及，哪还受得了再加上太平军的数十万大军？曾国藩用剪刀狠狠地剪下来，放在灯火上烧了。

曾国藩仔细研究了李秀成的自述，凡对李秀成供述中不合适的句子或段落，全数删除或修改，达五千字之多。包括李秀成自述中对他曾氏兄弟的“赞许”之词，如说曾国藩“久悉中堂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玉驾出临瑶”，“我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莫及”，自叹“一身屈错，未遇明良”等；对于李秀成描述战争细节时显现湘军无能的句子以及李秀成总结太平天国教训的“天朝十误”及李秀成自述中讲自己被捕过程的事实完全删改，由村民出卖改为由湘军逮捕，又把洪天王“病死”改为“服毒身亡”，其根本目的，就是想与此前自己上奏的事实相吻合，不落人口实，授人以柄，不让自己陷入被动。

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决心要杀掉李秀成了。绝不能献俘，让李秀成进京。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及早将他就地正法，以便灭口。李秀成的供词中已有许多不能为朝廷所知的内容，如果押他进京面圣，不知道还会说出多少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甚至湘军不利的供状来，那岂不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把自己送入困境吗？

于是，曾国藩上奏朝廷，说了一堆要将李秀成就地正法的理由：

日来在事文武皆请将李秀成槛送京师，即洋人戈登、雅妥玛等来贺者，亦以忠逆解京为快。臣窃以为圣朝天威，灭此小丑，除僭号之洪秀全外，其余皆可不必献俘，陈玉成、石达开既有成例可援。且自来元恶解京，必须诱以甘言，许以不死，李秀成自知万无可恕，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窜夺而逃，翻恐逃显戮而贻巨患。臣与臣弟国荃熟商，意见相同。又李逆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匿民房，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捉而杀之，投诸水中，若代李逆发私愤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擒伪松王陈德风到营，一见李逆，长跪请安。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既决计就地正法，以绝后患，遂于初六日行刑。其洪仁达一犯，系洪秀全之胞兄，与其长兄洪仁发，皆暴虐恣横，多行不义，为李秀成所深恨，且如醉如疾，口称天父不绝，无供可录，因其抱病甚重，已于初四日先处死矣。

八月七日，不等朝廷颁旨，曾国藩匆匆在李秀成写完自供的当晚，就把李秀成押赴刑场斩首。

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告诉他将于当天将他处死。李秀成到死也没有失却大将风度，而是怡然曰：“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虽然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是写了十首半文半白的绝命词。曾国藩下令：“免凌迟。其首传示各省，而棺殓其躯，亦幸矣。”没有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口，进行葬殓。

曾国藩之所以要急匆匆地不等朝廷下令就擅杀李秀成，来了个“先斩后奏”，正是他一贯的小心谨慎的最好证明。

其实在他内心，对于李秀成进京极为担忧。曾国藩心里清楚，一旦献俘到京城，他们兄弟二人欺瞒朝廷，以及湘军的一些内幕，如曾国荃洗劫天京中饱私囊的真相等，便都会曝光，难免会落个欺君之罪；而且李秀成一旦进京，既是这么多年的死敌，谁知道他抱的什么心？如果他用计想要离间朝廷与曾国藩和湘军的关系，在当前这样一个本来他们兄弟和湘军就颇受朝廷注目、防之不及的时刻，哪怕是无中生有、信口胡说，也会被朝廷当成真事来对待，一不小心，“莫须有”的罪名忽然降到自己头上也未可知，而这样的罪名很可能就是满门抄斩、毁家灭族的大罪！

这样的风险，曾国藩是绝不会冒的。为了免除这样的危险，他必须早作处理，防患于未然，尽早杀掉李秀成，才能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