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门生、好友和猛将，都是事业最强大的支撑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拥有当时最得力的人才。曾国藩最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应用，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曾国藩说过“办大事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他一生的主要精力，也放在了寻找、发现、培养、提拔人才上。

他的幕府是清代最大的幕府，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优秀的人才，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打开了全新的局面，也为曾国藩的事业提供了最强大的支撑。像他的门生、好友、一手提拔起来的猛将、一手带出来的兵勇，都是他成功的重要基础，更是他一次又一次脱困的最大资本。

古人说：“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他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借助人才的力量，达到事业的成功，正是曾国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

曾国藩在长沙求学期间，与郭嵩焘、刘蓉等人深交。任京官时，又广交朋友，以文会友，他除了师从理学名家唐鉴、倭仁外，其他如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吴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后来都成为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湘军的重要将领江忠源及文士吴敏树也是这时在京城结识的。他在礼部复试时，因欣赏“花落春仍在”的诗句而识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阅卷时看中了陈士杰。后来，他们对曾国藩的大功都有过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陈士杰。

到咸丰末年，曾国藩周围团结着大批良将谋士，胡林翼、李续宾和李续宜兄弟、彭玉麟、杨岳斌、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鲍超等人，都手握兵符，威震一方。能打败太平军，正是靠这些得力干将的全力支持。曾国藩说：“制胜之根本，实在于人而不在物。”这实在是入木三分之论，也是曾国藩之所以成就天下大功的根本。

比如他最得意的门生李鸿章，不仅成为曾国藩的衣钵传人，成为淮军的首领，更是继曾国藩以后朝中足可依恃的有为之臣，同时也是多次助曾国藩脱出困境，解危除难的“贵人”。

咸丰九年初，李鸿章至江西曾国藩军营，加入湘军幕府，正式成为曾国藩的高参之一。而且他不仅带来了他的智慧的头脑，还给曾国藩献上了一份厚礼——安徽全省八府的详细地图！要知道这份礼可不简单，那是李鸿章在安徽几年亲自组织人员到实地勘察之后详细描绘出来的，天下再无第二份。而且详细到每一个村庄山头，每一条大路小路。曾国藩拿到这张地图，百感交集，要是早一些有这张地图，曾国华、李续宾和七千湘勇，又何至于丧生三河？

不久，李鸿章一个小小的计策，又帮恩师解了大围。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在天津吃了僧王僧格林沁一次小亏之后，以此为借口借机进犯，僧王不敌，联军一路进击北京，咸丰帝吓得逃往热河，出逃前飞诏命曾国藩，指名要鲍超率湘军万名，“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国君之急”。

此时正当皖南战事吃紧之际，湘军正在全力攻打安庆，太平军西征势头很猛，鲍超又是湘军主力，正对抗太平军的精锐陈玉成部。一旦抽调北上，江南战局不堪设想。然而，联军已兵临城下，违旨不北上勤王，显然是不行的，也不合曾国藩本意。可鲍军入卫，万名精锐白白落入胜保之手，再回湘军几无可能，怎么办？这道谕旨真是令曾国藩左右为难。

对此困境，李鸿章帮恩师想了条妙招，就是“按兵请旨，且勿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因为明摆着朝廷是要议和的，或许大军还刚到半路，议和已经成功，朝廷之危顿解，再北上没有意义。不如给朝廷上奏，请旨问曾国藩与胡林翼两个人中究竟由谁带兵北上合适。在信件往返的期间，若形势缓和，则免了长途奔波之苦；若形势趋紧，再行北上不迟。

曾国藩觉得李鸿章这个“按兵请旨”的主意极好，于是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奏疏在路途往返之际，已历月余，结果不出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谕旨再下。

曾国藩巧解援兵之困局，完全是李鸿章的建议。李鸿章一个小小的计策，就解了曾国藩一个大困局。曾国藩不得不佩服这个比他小十二岁的门生的见事之明。在湘军主要将领中，有彭玉麟的忠贞，有杨载福的朴直，有鲍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划，有曾国荃的顽强，但无一人有李鸿章这样洞察全局的清醒、机巧应变的手腕！

所以，曾国藩才对李鸿章全面授权，多次提拔、举荐，让他创建淮军，扶他坐上督抚之位，为的也正是希望李鸿章成为自己和湘军的一个最强大的盟友和后盾。事实上他的目的达到了。曾国藩若没有李鸿章及其淮军的支持，他的事业就很难继续下去，他的影响也远远没有现在这样深远；而李鸿章如果没有曾国藩的发现、培养和扶持，更不可能走到清政府的最高层，主持晚清的政治、军事、外交三十年之久。师生二人互相呼应，相得益彰，把事业推向了巅峰。

再如曾国藩好友兼幕僚郭嵩焘，也是曾国藩一个强有力的股肱。1852年，丁忧在家的曾国藩正是在郭嵩焘的苦劝下才出山的。当接到张亮基的力邀和咸丰皇帝的命令后，守制中的曾国藩仍在犹豫不决。这时候郭嵩焘正好来为曾母吊唁。两位好友秉烛畅叙，曾国藩说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力止国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郭嵩焘话说得情真意切，道理也冠冕堂皇，掷地有声，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

郭嵩焘又去做曾父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复与曾麟书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麟书觉得很对，自古忠孝不可两全，而且国为大家为轻，为国尽忠固可弃孝不顾。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勉强答应下来，但心中还是犹豫不定。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昆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曾国藩说，除非你二人来帮我，我就墨绖出山。郭嵩焘答应了。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郭嵩焘后来叙述此事时，说曾国藩成就“中兴”之业，他劝其出山的功劳最大。

后来郭嵩焘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在京城得到皇帝的召见，向他征询对天下大局的意见，郭嵩焘谈了很多自己对于政治的看法，如讲求吏治、认真办事等，还大肆吹捧了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王錱等湘军将领，虽然只字未提湘军首领曾国藩，但弦外之音，咸丰帝自然听得出。这次召见，咸丰帝对他非常满意，当天就发下谕旨，命郭嵩焘在南书房行走。这等于是湘军在天子身边安插了一个眼线，益莫大焉。虽然时间很短，但对曾国藩和湘军也还是大有用处。郭嵩焘后来在湘军中专事筹饷，为曾国藩出了很多力气，办了很多大事。

还有曾国藩最器重的猛将鲍超，更是曾国藩的最坚实有力的臂膀。而且多次救曾国藩于险境，为湘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鲍超是四川人，身材短小精悍，性情却十分豪爽。在湘军中，他与多隆阿齐名，号称“多龙鲍虎”。多隆阿熟习军事，有勇有谋，攻守有方。鲍超是后起之秀，勇猛绝伦，能战能胜，功勋显赫，二人可谓不相上下，都是曾国藩最得力的大将。特别是鲍超，更是曾国藩最忠诚、勇猛的良将，几乎战无不胜，而且他也是湘军中的福星，不仅救过左宗棠，救过胡林翼，也多次救过曾国藩，助曾国藩脱于危难，是曾国藩最倚重的大将。

鲍超虽然不识字，却绝非莽夫，而是颇具心计，打仗不仅勇猛，更善于指挥，善于激励。咸丰九年十二月，鲍超率三千人驻小池驿，助攻潜山。陈玉成率兵五万来援，连营百余里，修堡数百座，将霆军围得严严实实，准备全歼湘军最威猛的霆字营。除夕日，霆军外出砍柴的一队炊事兵被陈军俘虏，这是两军对峙半月以来陈军首次军事行动。警报传到中军帐，鲍超沉吟片刻，传令：晚餐聚饮，并召戏班来唱戏。入席后，戏班曲目都是“英雄征战沙场胜利凯旋”的故事，看得一干士兵都血脉贲张，豪气干云。

待到酒酣时，震耳金鼓之声一下变为“丝管清幽之曲”，鲍超以此为背景音乐，起立大声问：“大家说说，白天我营被俘之人现在怎么样了？”忽然这么一问，众人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有人大着胆子说：“肯定已经死了。”鲍超又问：“死了？那么是毒死呢，勒死呢，还是被砍死呢？大家说说，怎么个死法爽快一点？”这一问，问醒了众人，是啊，当下被太平军团团围住，不就是一个死吗？当然找个最好的死法。

立时便有人站出来，大声说：“吾诚死！吾拼一死冲贼，或贼死，吾犹可不死！”鲍超拊掌大笑，说声：“好男子！”又说：“营中兄弟三千人，战而乐者，老子跟他一起去；怯而伏者，可以就地退伍，老子与他喝一杯离别酒！”随即吩咐各营统计欲战欲留人数，结果无一人愿留营。于是，鲍超大喊一声，趁天色未明，三千霆军一齐冲出营门，专挑敌营驻军密集之处，齐心猛冲。

这一招十分高明。若冲击人少处，反倒会让援军立时赶到，再次组织包围，自己前功尽弃，徒劳无益；而冲击人多处，敌军仓促接战，易致奔逃，一旦敌军奔逃，则阵脚大乱，反不易迅速组织包围。果然，一冲之下，陈军“大溃，相率奔避”，霆军成功突破陈玉成铁桶似的包围圈，打乱了陈玉成的部署，同时也打出了霆字营的威风，甚至到太平军一见到霆字营的旗帜就胆寒的地步。

咸丰十年，曾国藩、胡林翼规划安庆战役。曾国藩进驻祁门，与太平军争夺皖南。八月太平军大将黄文金、李秀成对祁门形成包围之势，而且已经进犯到祁门大营，曾国藩势单力孤，已下了必死的决心了。而此时休假归来的鲍超刚到休宁。他听说了曾国藩大营的危险情势，一天之内驰奔百余里，并且一路与太平军交战，连战连捷，把太平军逐出山岭，解了祈门之围，等于救了曾国藩的命。此战后，鲍超更是威名大震，勇冠三军，朝廷赐号“壮勇巴图鲁”。

咸丰十一年正月，曾国藩奏请以鲍超的军队为江、皖游击师。陈玉成与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夹攻湘军时，又是鲍超渡江救援，大破太平军于赤冈岭，生擒太平军主将刘玱琳。刘玱琳部是陈玉成全军的中坚。曾国藩对刘玱琳也十分敬畏，称其为玱琳先生，足见其对围攻刘玱琳一事的重视！拿下刘部，安庆就在掌握中了，可见鲍超之功，冠压三军。

还有多隆阿，也是曾国藩手下大将，作战威猛，战功赫赫。但是，他二人却总是不甚和谐。曾国藩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便多方从中调和，使他二人能扬长补短，把威力发挥到最大。

曾国藩曾对多隆阿说：“鲍超粗鲁骁勇，不是良将，蒙你的保护才有今天。鲍超的功劳，就是你的功劳，望你今后还要好好照顾他。”而反过来他又对鲍超说：“多公（多隆阿）说你有勇无谋，你要多多努力，堵住别人的嘴，别让别人说闲话。”在一次战斗中，太平军的各路人马铺天盖地而来，鲍超兵少欲退，曾国藩派人骑马飞驰送信告诉他：贼冠虽然很多，但初来乍到并不可怕，你要学习胡林翼等人的忠勇谋划，把生死置之度外。你的英名已为世人所知，你要好自为之。鲍超读信后，信心为之大增，他重整旗鼓，奋力杀敌，终获全胜。

曾国藩对鲍超既极度信任，又十分关心，鲍超可算是曾国藩在湘军中最信任的人之一。在《曾国藩年谱中》，鲍超的名字出现过八十四次，比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沅甫）名字的次数还多一次，在《曾国藩事略》中则出现三十三次，可见鲍超对于曾国藩一生事业的重大作用。

后世有人评价说，曾国藩的成功实际上是用人的成功，他的一切事业、功绩都是因为选对了人、用对了人，有一个庞大的团队为他的事业奋斗。这话也许过于绝对，有所偏颇，但不无道理。晚清著名外交家薛福成曾是曾国藩的幕僚，他曾十分感慨地说：“事须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则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以平天下。语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而曾国藩正是“举天下之才会于一”而“平定天下”的人。不论是好友，是部属，是幕僚，还是其他的人才，在曾国藩的手下，都能做到人尽其用，都是曾国藩成就大事的最强有力的支撑。这才是他最高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