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戒傲戒狂，谦虚是真正的大智若愚

所谓困境，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我们被束住羽翅、捆住手脚，难以自由伸展，甚至危险重重却又无计可施、无可奈何的处境。

古话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其实困境也是一样。要想不入困境，让自己永远在顺境中，永远自由自在，平安顺畅，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前预防，不让自己落入困境，这才是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

有很多困境和危险都是因为太骄傲、太狂妄造成的。纵观历史，那些惹祸上身的人大多如此，而横观身边，又有几个身陷困境的人不是呢？曾国藩很明白这样的道理，也看多了这样的事情。不说别人，就说左宗棠，要不是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又何至于狂妄到要一个四品总兵非向他一个师爷行礼呢？殊不知这一狂，差一点就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甚至差一点丢了性命。

曾国藩行事一向稳慎，为人也谦逊低调，所以在这方面，从来没有惹过灾祸，没有让自己被狂傲所困。这对于声名显隆、位高权重的当权者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

后人似乎都只重视他为官、处世、治家方面的大成就，对于他本身的能力关注甚少，实际上曾国藩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但他一生从未以此为资，炫耀过半分。也从来不曾因此而自诩自傲过。很多时候都是隐而不露，藏而不显的。

曾国藩在京师师从理学巨擘唐鉴和倭仁，这二人都是有名的理学家，研究古文、精通训诂，是桐城派之后自成一家的文学家。曾国藩从他们那里不仅学到了文章学问，更学会了自律自强和静心忘我，不仅学业精进，而修身功夫更是一流。因而当年就已经名满京城，极受尊崇。

曾国藩还特别擅长楹联，还开创了楹联新风，尤以挽联著称，是楹联高手。在京城时他也以写挽联闻名。他的挽联不仅工整有韵，而且对人物的评价精当，非常有名。当时湖南同乡中传说，凡有同乡亡故，江忠源必定帮忙扶丧，曾国藩必送挽联以祭。在曾国藩文集中，收录的挽联之多、之精，都是当时无人可比的。

曾国藩早年研究理学，以文章学问著称当时，但后期带兵之后，他又从头学起，精研兵法，并且在多年的实践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对于带兵、用兵、领兵、练兵、治兵，都深有领悟，并且他的治兵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比如蔡锷当年，练兵治兵全从曾胡而来，蔡锷深入研究了曾国藩和胡林翼的兵法，专门编写了一本《曾胡治兵语录》作为自己练兵的基础。毛泽东当年带红军，亦将曾国藩带兵的精华融入其中，连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从曾国藩给湘军所作的《爱民歌》而来。可见曾国藩军事思想影响之深。

曾国藩还是书法高手。他与“清代第一”的书法家何绍基交往笃厚，相互切磋，精进迅猛。

他嗜好围棋，棋术高超，而且终生爱棋、下棋，即便兵事危急，也经年不辍。临终前还围棋三局。他的棋艺也非常高妙，少有对手，堪称一流国手。

他对于相人知人，研究颇深，写过《冰鉴》一书，被奉为识人圭臬。

可以说，从人才的角度来看，曾国藩是一个文武全才。而且不论他所具备的什么样的专长和才艺，都能笑傲当时，堪称大家。这些在别人身上或许就是骄傲的资本，就能追名逐利、借以上位，但曾国藩没有，他从来没有因此而狂妄过、骄傲过。他将一切学养情趣都用到了凝聚人心以赴国难的方向上。他的所有才能、专长都潜藏了起来，从不用这些东西去表现自己争名争利，或换取别人的承认、追崇。他说：“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他把他的这些才艺和智慧，全部用到了该用的地方。他的文采、书法用在了奏折、公函、命令上，他的兵法用在了对付太平军上，他的识人用人的这一套高深的相术，他把它用在了为湘军、为国家挑选人才上。

但是，他自己不显摆，并不标志着别人不知道。在当时，曾国藩可能不曾因为文章、诗词或是其他的才能成名，而是以他的无人可比的事功扬名天下。但是，《曾文正公全集》中那些闪耀着智慧和才华的诗句，那些一字千钧的奏折，那些激荡人心的檄文，都为世人所敬仰和尊崇。

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但行事为人十分谦虚，后人评价为一种“谦德”，是真正的大智若愚。正是这种谦虚待人、静以处事的大智能，为他免却了许多危难和困境。

曾国藩很早就明白“傲为凶德”，因此力戒自己的傲气，从来不逞口舌之利。而且每当自己稍有傲气时也会及时反省，及时改正。比如他初到京城时，也会与人争辩，一争高低，“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更好夸夸其谈，以抬高自己。但后来他意识到这样不好，因傲气凌人、言语尖刻而导致多处不顺遂，从而非常重视去除身上的傲气，只以谦逊示人，因而赢得了极好的人缘。

按照清朝的制度，四品以下的官员坐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的官员就可以坐八人抬的绿呢轿，而曾国藩一直升到二品官都依然坐着蓝呢轿，这样的谦虚让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和信任。毫无疑问，一个谦虚低调的人是更容易被人接纳、被人喜欢的，这样无形之中减少了很多同僚的嫉妒，上司的打压，小人的陷害，为自己避开了许多的危险，避免了许多的危难。

他在家书中也一再提到谦虚谨慎的重要性，一再提醒兄弟们要以谦虚谨慎为重。他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所以他对兄弟们严格要求，不允许其因自身的显赫地位而怀有傲气，做到恭谨处世，稳妥为人，才能福泽绵长，家运长久。

攻克天京之后，天下第一大功被他们兄弟夺得，慈禧太后为笼络曾国藩，下令优奖，不仅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巡抚、提督以下均归节制，授协办大学士，并加太子少保衔，全权指挥平定太平天国大计，而其弟曾国荃赏头品顶戴，升为浙江按察使，赏穿黄马褂。但是，曾国藩接到任命封赏谕旨时，不喜反忧。他担心的是“功高震主”“兔死狗烹”，如果不懂得“自概”，很可能被朝廷来“概”，那样的话，危险就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他们根本无能避开，很有可能是像肃顺、像怡亲王、像顾命八大臣那样横尸街头，满门抄斩！曾国藩想想都觉得害怕，于是不等皇帝来“概”，他先“自概”，不仅请辞“节制四省”，又以退为进，劝第一个打进天京城、攻下天京的弟弟曾国荃以病开缺回乡，随后又主动请奏裁撤湘军，自剪羽翼，终于消除了朝廷最大的担心，也使自己避开了极有可能无力避开的一场导致家破人亡的大祸！

真正聪明的人，总会在危机到来之前就避开危机，在陷入困境前就想方设法破解困局。曾国藩看惯了世事的复杂多变，历尽了官场的险象环生，要在波诡云谲中保全自己，只能无时无刻不小心翼翼，对任何事情都慎之又慎。否则，极有可能被有野心耍权谋的人拖入旋涡之中，无法自拔。这样才能远离祸患，永葆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