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勐于虎

1948年8月19日，国共内战已经进行到了后半场。为了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国民政府发行了一种新型的货币——金圆券，来取代已经贬值的法币。

按照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总额为二十亿元，并且有黄金储备作为后盾，每一两黄金兑换二百元金圆券，每一两白银兑换三元，银币一枚兑换二元，美金一元兑换四元。由于法币已经严重贬值，政府要求民间用三百万元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券。

然而，政府受迫于严重的财政缺口，三个月后就取消了发行限额，印钞机“嗡嗡”开动，一刻不停。到了1949年1月，发行超过了二百亿元，三月份达到二千亿元，到了5月，竟然发行了六十八万亿，超过了限额的三点四万倍。钞票发行过量引起的巨大恐慌又让纸币加速贬值，一石大米的价格涨到了价值数亿元钞票。

这次超级通胀是国民政府垮台的重要因素。然而，这却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大通胀，从古至今，中国最不缺乏的就是纸币泡沫。

从近处讲，1949年之后，中国也曾发生过大通胀。从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国一共出现了四次通货膨胀，粮食、金银、面纱、工业原材料等价格轮番上涨，其原因就是财政收支的不平衡。

据统计，1949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粮食三百零三亿斤，而财政支出却达五百六十七亿斤，赤字达到二百六十四亿斤。

为了平衡收支，政府将大批的纸币抛向市场。自1948年12月人民币发行，到1949年年底，一年内通货增加了一百六十倍，至1950年2月更增加到二百七十倍。结果物价横飞，人们纷纷囤积粮食，爆炒金银。中央政府决定打击投机倒把，禁止私藏银圆。

到了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取代第一套人民币，规定第二套的一元兑换第一套的一万元。这次通胀虽然没有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的通胀勐烈，但在几年内贬值一万倍，也可以称之为一次巨型通胀。

而在中国台湾的历史上，也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局必须发行另一种货币“新台币”来取代“台币”，一元新台币换四万台币。

当我们以为纸币的通胀只是现代人的产物时，历史却告诉我们，从宋代纸币诞生之初，纸币就承担着帮助政府制造通胀、从中渔利的重任。大大小小的通货膨胀也是花样百出，一次比一次热闹。

由于北宋使用了交子、盐钞、盐引等多种信用工具，物价横飞。从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到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物价涨了五倍，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涨了十二倍。物价之后进入了崩溃的节奏，纸币贬值率达到了几十倍，最后政府不得不将部分批次的纸币直接作废，使得持有这些纸币的人们倾家荡产。

南宋由于更加依赖纸币，并且通过偷偷加印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结果纸币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贬值，原本一贯的纸币只值铜钱五六十文，贬值了大约二十倍。

而更为严重的贬值出现在金代。这个由女真族创建的王朝在使用纸币这一点上也不甘落后。于是金代的纸币展现了“连续迭代”的能力，一种纸币失败了，立即用另一种纸币顶上；新纸币不行了，再换一种更新的纸币。而整体的通货膨胀率，即便按照保守的估计，也达到了数千万倍，比国民政府时期的金圆券有过之而无不及。

金代的纸币最初叫交钞，出现于海陵王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到了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时，每贯纸币只值一文铜钱，贬值了一千倍。于是，政府决定禁止钱币流通，全部用钞，市场出现了巨大的紊乱。

第二年，金代决定为交钞改个名字，叫“贞祐宝券”，但仅仅改名字，并无法提振人们的信心。

两年后（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随着贞祐宝券成为垃圾票券，政府决定发行一种“贞祐通宝”来替代“贞祐宝券”，两者的兑换比是一比一千，将钞票贬值了一千倍。

为了保证“贞祐通宝”的价格，政府规定，四贯“贞祐通宝”与一两银子是等值的。但很快，由于政府纸币发行量太大，“贞祐通宝”也出现了大幅度贬值，一两银子可以兑换八百贯纸币了。

四年后（兴定五年，公元1221年），政府再次发行新纸币，称为“兴定宝泉”，与“贞祐通宝”的兑换率是一比四百，规定每一两银子值两贯“兴定宝泉”。

随后，“兴定宝泉”又出现了大贬值，政府只好在两年后（元光二年，公元1223年）再次发行了“元光重宝”和“元光珍货”。到了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又发行了“天兴宝会”，此时距离金代灭亡已经咫尺之遥了。

到了朝代末期，由于财政的失控，政府控制的纸币贬值速度也呈现加速状态，经济出现巨大的通胀，更无力抵抗社会和军事危机。

元代、明代也都有过恶性的通货膨胀，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纸币仍然是政府最隐蔽的财政工具。纵观中国纸币发展史，可谓是“纸币勐于虎”也。

只要存在纸币的垄断发行，政府利用纸币补贴财政就是一种天然的行为，不管人们如何防范都没有办法制止。当财政收支出现不平衡时，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诱惑谁也无法抵挡。

随着20世纪世界各国都进入了纸币时代，原本属于中国专利的超级通胀也奔向了全球。这时回到源头去看一看，了解纸币的缘由和发展，更有助于了解未来世界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