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魏晋南北朝的农业凋敝

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关键在于门第贵族，而门第贵族有其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时代的特殊变化下，这时期出现了新的经济状况，发展出庄园生产制度。庄园经济支撑了门第，让贵族势力得以在这几百年间不轻易受君主、朝廷的权力左右。

汉末以降，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动出现在北方，就是淮河以北的农业残破和大倒退。北方农业倒退的程度很惊人，而倒退的理由倒是很简单，主要是长年的战乱。《三国志·魏书》记载，在魏文帝（220—226年在位）时，也就是董卓带兵进入洛阳（189年）造成了第一次大骚乱之后约三十年，朝廷设立了“洛阳典农”，这是原本没有的官职。通过《三国志·魏书·王昶传》，我们可以明确知道这个新官负责什么样的事。因为“时都畿树木成林”，说的是东汉的都城这时到处都是大树，简直成了一座大森林，所以需要“开荒莱”，即招募民众开荒、辟荒，进行农业生产。这是“洛阳典农”的工作。

三十多年时间，洛阳不仅不再是个繁华的都市，甚至沦落到空无人烟，需要特别的政策和官守推动人们进入这原本的国都进行农业生产。

比魏文帝稍晚的魏明帝（226—239年在位），在荥阳附近圈了一个园子，下令保护园内的野鹿，不准捕杀。当时一位朝臣高柔上奏请求皇帝改变主意，而他提供的理由很有意思。高柔说，皇帝之所以禁止猎杀野鹿，应该是希望通过保护，让园中鹿只得以生生不息，不断增长繁衍，然而皇帝这样的用心，不可能通过圈园保护实现。因为这园中不仅有鹿，还有虎大小六百只、狼五百只、狐一万只，圈起来之后，没有人进入猎杀，这些猛兽终究会将鹿通通吃光。

荥阳原来也是个大城，现在竟然不仅野鹿成群，按照高柔的说法，甚至有那么多猛兽横行，那么可想而知，这里已经不再有人群聚居，甚至连基本的农业生产也不可能了。荥阳附近地区也必然荒僻已久。

本系列图书第五册《危机与考验》谈三国历史时曾提过，曹操在群雄中脱颖而出，与他开发军屯有密切关系。军屯实际上就是让流民一边当兵一边种田。不过，这样的屯田制度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牛只不足。那本书同样也解释过，东汉的农业技术有突破性发展，用犁深耕是基本的生产要求。“犁”字从“牛”部，指的是以牛拖拉工具进行的，牛的力气够大，可以犁得很深，不仅将土壤松动，得以涵养更多空气，而且可以把地底下的氮翻挖出来并积蓄水分。

然而在汉末的环境里，曹操招来的流民只具备己身的劳动力，怎么可能拥有牛只呢？于是要进行屯田，官方就必须养牛，配给屯户使用。从曹操的军屯开始固定养牛，到晋武帝（265—290年在位）时，我们看到当时名臣杜预上疏，谈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官牛过剩”。杜预说有多达四万五千头的过剩官牛，这些牛甚至“老不穿鼻”。牛只必须“穿鼻”才能驾驭，才能下田工作，所以这些牛是一直养在那里，从来没有被拉出去劳动过。

杜预的上疏指出了官牛无处可用的现象，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农业残破，耕地面积缩小，更重要的是农业技术倒退，回到了单纯靠人力耕种的情况，不再需要牛犁深耕了。而杜预在上疏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是，与其让这些本来应该运用在农业中的牛只闲置，不如用这些牛群发展畜牧业。也就是说，养牛原本是手段，是为了创造有利于农业的工具，现在可以将养牛当作目的，牛只本身就是收获。

与其问杜预为什么如此主张，还不如问为什么在杜预提出主张之前，朝廷没有这样想、这样做？因为这些牛，都是养在原本的农业地带，大家仍然认定这些土地应该想办法开发用于农业生产，然而种种条件使得农业的恢复停滞，以至于到晋武帝时，杜预才换了一个思维，不要再幻想这些地方还能恢复农业了，干脆发展畜牧业。

也就是说，北方大片地区上千年的农业基础瓦解，退化为畜牧环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