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对佛教的中国化解释与佛教盛行中国

西晋时，竺法雅提出了“格义”的观念，“格义”最早也是与讲经、与阿毗昙相关的。再以讲说《阴持入经》为例，说了“五阴”为色、痛、想、行、识之后，照理说接着该问：“那什么是色？”若要解释“色”让听者明了，就不能仅仅复诵佛经上的字句，需要用佛经以外的知识进行说明，这是“格义”的原始意思。

在当时的环境下，竺法雅特别提出“格义”——积极地主张用中国传统典籍的字句和观念，来附会解释佛经。其实在“格义”观念正式提出之前，中国早就出现了各种以原有的语言、想法附会理解佛教的主张。

从“格义”附会的角度看，从汉末到魏晋，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用来解释佛教的思想观念，从“黄老”变成了“老庄”。虽然都有《老子》，虽然一般都被视为道家，但是“黄老”与“老庄”在内涵上其实大不相同。“黄老”与“老庄”的交集是《老子》，但二者的主要精神都不是《老子》，因为《老子》思想的弹性太大，可以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

“黄老”着重的是一套道术；“老庄”强调的却是一种生命态度，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和思想论辩。到了魏晋时期，佛教“格义”的工具变成以“老庄”为主，这指涉了三个重要的新现象。

第一，到这个时候，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已经成了以“义”为主，也就是以理解、辩说，而非仪式、崇拜为主了。这时候在主流社会中，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一种修行、一种仪式，过去与“黄老”结合在一起的性质，相对来说不重要了，取而代之的是佛教的智识思索和讨论的部分；佛教的地位大幅提高了。

第二，魏晋时人将《老子》《庄子》《周易》并列，称为“三玄”，然而关系到佛经的“格义”，真正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庄子》。这时候的人以庄子的自然观“格义”佛教。庄子主张世界有其不受人所干预和控制的自然秩序，自行运作，人应该顺应而非违逆、扭曲自然。人的内在也有属于自然的部分，有与自然流行相呼应的天性，因此人要活得好，秘诀便在于“适性”，即随着自己的天性，自在地与大自然合而为一。是什么样的人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不要勉强去做不是你、不属于你自在天性的事情。

庄子的自然观成了早期解释佛教教理的主要思想架构，突显佛教中的自然、无为观念，要等到后来思想环境更成熟，龙树的中观理论进入之后，佛教在中国的讨论才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上。

第三，佛教从庶民的仪式性信仰，转变为在贵族间流行的思想。失去了仪式作用的佛教与庶民的生活一度没有太多的关联，那时最主要的佛教活动就是讲经、论理，就是借由“格义”来探讨，到底佛教是什么，以及佛教说的究竟是什么。

从这个背景来看，我们也就不意外，庞大的佛教系统中，在魏晋时期最流行的是其中的般若学。“般若”是梵文Prajnaparamita的汉译，指的是“智慧”，是要教人获得智慧、看穿这个世界的道理。般若学在魏晋时期大盛，此时有名的般若学家很多，比如最早去西域求法的朱士行（203—282年），还有从西域来的卫士度、帛法祚、支孝龙、康僧会、康僧渊、支敏度、支遁、于法开，以及从天竺来的竺道潜、竺法蕴、竺法汰、竺僧敷等。

这些名字就很清楚地显示出，一时之间，中国出现了许多外来的思想家。从西方来的外族人越来越容易进入中国境内，这也正是与后来酿成所谓“五胡乱华”时代潮流的力量并行的一股思潮。此外，这时的般若学家还有释道安、释道立、释慧远等，他们的名字告诉我们，他们是出家人，这显示出此时的中国也有著名的出家人了。

其中最重要的僧人是释慧远（334—416年）。他既是般若学的专家，也是建立中国寺院制度的关键人物。佛教从魏晋时期专注于“格义”讲经，发展到南北朝时的多元巨大势力，在这转折过程中，释慧远是一个关键人物。“格义”时期重理解的风格，到了南北朝便加入了对修行的强调。这时候的修行，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也就是集体出家在寺院生活这种新形式。

魏晋时期寺院少有发展，但到了南北朝，寺院变得越来越重要，不仅在佛教内部，而且在中国社会，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寺院的兴起，一来为人们提供了在知识论辩之外接近佛教的另一个通道，二来也是更重要的，寺院的集体生活及其对戒律的严格要求，在中国开创出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出家严重违背了中国社会基本的伦常价值观念，最难被接受，因此使得中国的寺院机构发展较缓慢。然而，一旦寺院建立起来，就在乱世中提供了一种另类选择——人可以维持团体生活，这个团体与家庭无关，而且是反对家庭的。南北朝以降，寺院进一步发展出寺院经济，对中古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