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从汉末佛教到中古佛教的转变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这五十年间，佛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最明显的是讲经受到了重视。人们过去接触佛教主要是通过仪式、祭拜，将佛教当作仪式性的信仰。但到笮融时，人们积累了更多的对佛经的认识，知晓了佛经在佛教中的关键地位。

佛教的传统中，有阿毗昙或阿毗达摩（Abhidhamma）这个概念，指的是传讲佛所说之法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与印度人对数、数学的重视有关，阿毗昙基本上以整齐的数字排列来呈现佛理。“四正谛”“五阴”“五识”等，都是以阿毗昙的形式呈现的。阿毗昙进入中国，由安清（安世高）翻译了《阴持入经》，开头便是：

佛经所行示教诫，皆在三部为合行。何等为三？一为五阴，二为六本，三为从所入。五阴为何等？一为色，二为痛，三为想，四为行，五为识，是为五阴。色阴名为十现色入。十现色入为何等？……

首先说明佛经的道理，分成三部分，分别是“五阴”、“六本”和“从所入”；接着交代“五阴”是“色”“痛”“想”“行”“识”；然后再说“十现色”分别是哪些条目……这就是阿毗昙的基本方式，如此呈现的佛理都是整整齐齐的，而且方便背诵。

魏晋时期出现了“都讲”的形式，最简单的形式就是，比如讲解《阴持入经》时，由一个人说：“佛经所要显现的道理，都包纳在‘三部’之中。”旁边就有一个人配合着问：“什么是‘三部’呢？”讲的人回答：“‘三部’第一是‘五阴’，第二是‘六本’，第三是‘从所入’。”问的人于是再问：“那什么是‘五阴’呢？”如此接续。

用这种方式，一个人代表听众，不断提出问题，让讲者可以一层层地往细节里讲，同时视在场听者的理解程度，提醒讲者在哪些地方应该讲得更明白些。“都讲”的形式越来越流行，就成了从“清议”转化为“清谈”的重要转折。“清谈”与“都讲”一样，有正式的形式，有一种特别安排的剧场性质。

《世说新语》记录了东晋时来自大月氏的佛教专家支道林讲道，固定会有许询在旁边当“都讲”，但许询的角色和作用就没那么单纯了。“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支道林很会讲，他讲完一件事，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很服气；但这时许询却能找到切入点，对支道林的说法提出质疑。大家一听许询的质疑，感受立刻变了：“啊，的确有此说不通之处！”因而热切期待支道林要如何回答，能否回应许询的质疑。

也就是说，“都讲”从类似助理角色，提升到了与主讲者近乎平等的地位，于是讲经的方式也从单向的说教，转为辩论形式了，讲经变成一种带有戏剧性效果的知识舞台。

通过讲经，通过引入越来越强的知识性，佛教在那五十年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慢慢地成了中古的佛教，不再是汉末的佛教了。促成如此历史性变化的，有两大因素。第一，佛教本身的确具备庞大的论理资源，可供探测深掘。第二，中国士人性格和精神的改变。东汉末年的清议经历了政治上的打击和挫折，士人不得不调整关怀的面向，由外而内，由实而虚，诞生了中古士人很不一样的角色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