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演变逻辑——王敦：“皇帝—权臣”模式的开创者

永昌元年（公元323年）闰十一月初十，东晋开国五年之后，晋元帝司马睿死在了宫中。他死前已经心灰意冷。虽然他是东晋的建立者，却作为失败者死去。

在半年多以前，他的大将王敦刚发动了一次针对皇帝的战争，攻克了首都建康，杀死了他倚重的尚书令刁协，赶走了镇北将军刘隗。

王敦占领首都后，晋元帝只好写信给他说：“如果你心里还有晋朝，就息兵让天下安定一会儿吧。如果你心里已经没有了，我就回我的琅琊（晋元帝当皇帝前，是琅琊王），退位让贤。”

王敦暂时没有废黜晋元帝，却开始为禅让做准备。半年后，晋元帝离世，将不确定的未来留给了继任者。

王敦与晋元帝的关系，也为后来东晋南北朝的“皇帝—权臣”模式提供了样板，在这种模式下，权力从皇帝的手中转移到了众多的地方霸权者手中，并在这些霸权者之间形成一种脆弱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就会产生出一个超级巨头，这个巨头的权力比皇帝还要大得多，到这时，就变成了超级巨头与皇帝的对抗。如果对抗成功，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如果对抗失败，那么皇帝周围就会产生新一批霸权者，等待着下一次机会。

在东晋时期，前几次超级巨头与皇帝的争夺都是失败的，但为后来的人积累了经验，直到刘裕出现后，取得了成功，推翻了东晋建立了南朝宋。刘裕的榜样又带来了接二连三的跟随者，直到最后一个超级巨头侯景出现。侯景的叛乱打碎了梁武帝时期的繁荣，由于破坏性太大，导致南方政权疲弱到再也无力抵抗北方政权。北方政权的统一战争结束了南朝的“皇帝—权臣”模式。

不过，王敦在最初并不是晋朝的敌人，反而是东晋开国的功臣。

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当西晋帝国在蛮族的打击下解体时，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看到北方已经乱成一团，派琅琊王司马睿到江东地区镇守。司马睿邀请了一位叫作王导的人做他的亲信，帮助他治理江南。而王导的堂兄弟王敦则被司马越任命为扬州刺史，随后王敦为司马睿所用，成了东晋开国的另一位元勋。

于是，东晋从开国伊始，就形成了权臣掌权的局面，其中王导在首都建康和中央政府层面制定政策、安抚民心。而王敦则使用武力，从扬州出发，将上游不肯听从司马睿指挥的各个州郡一一征服。

在最初，司马睿连首都都无人听从，后来逐渐征服扬州，再向上游夺取江州（治豫章，即江西省南昌）、湘州（治长沙）、荆州（治襄阳），成就了东晋的江山。二王功勋卓著也大权在握，被称为“王与（司）马，共天下”。

随着东晋政权的稳固，晋元帝也开始考虑削夺权臣权力的问题。自从汉代以来，皇帝就享有着近乎独裁的权力，直到西晋八王之乱，这种权力才告松动。既然已经恢复了半壁江山，晋元帝开始考虑整理内部。

为了对抗王氏兄弟，他开始重用中书令刁协、侍中刘隗，并疏远了王氏兄弟。在两兄弟中，王导为人洒脱，不在意功名，并没有太多抗议。而王敦则不仅加强了防备，还为堂弟鸣不平。

当王敦表现出不满时，皇帝与超级巨头的对抗，就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危机。王敦的不平让皇帝当成了反叛的信号，开始加紧削夺他的权力，皇帝的进一步削权，又让王敦担心皇帝要拿自己开刀，不得不备战将来。

王敦与皇帝的部署，也代表了未来斗争的样式。皇帝的基地在建康，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而权臣的基地则设在了权力轴心另一端的荆州，双方各据基地，在长江上寻找战场。

在晋元帝与王敦的对抗中，这条权力轴心更偏向于王敦一些。如果要让两边平衡，那么权力轴心的中间点应该在从江西九江到湖北武汉之间的某个点上，一人占据东部，一人占据西部。而王敦的实际控制区域却是在芜湖一带，距离建康已经很近了。从这里出发进攻建康可谓易如反掌。

皇帝的控制区除了建康之外，还包括江北的淮阴和合肥一带，依靠这两地作为补给基地，才勉强维持了独立性。

但这种独立性在王敦的进攻下立刻粉碎。公元322年，王敦轻而易举攻陷建康的堡垒石头城，随后进入建康，控制了皇帝本人。晋元帝忧郁而死。

不过，让晋室感到幸运的是，王敦并没有比晋元帝多活太久。元帝死后，王敦也得了重病，加上他本人没有后嗣，只有一个养子，这就失去了创立一代王朝的必要条件。

王敦病重时，其余的人看见了出头的机会，他们团结在了晋明帝周围，开始制订反对王敦的计划。

王敦虽然在死前试图扶养子上位，却有心无力。在他死时，讨伐大军已经与他的军队开战了。这次的大军主要来自建康北方的江淮一带，也就是从马鞍山到镇江这段长江的北方，皇帝控制的主要城市是寿春、临淮（又名盱眙）、广陵（扬州），这些地方也是建康常用的后方基地，在历次内战中都能起到关键作用。

王敦的反叛被平息，使得东晋渡过了第一次危机，但是，“皇帝—权臣”的模式、“建康—荆州”的权力轴心，都已经出现，这注定着东晋南朝是不太平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