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演变逻辑——尴尬的北伐



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东晋大将刘裕组织了东晋南朝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北伐。北伐的对象是盘踞在关中、洛阳地区的后秦。

在东晋后期刘裕掌握朝政后，这位能量充沛的平民将军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除了北伐之外，还包括镇压反叛的一系列内战。在内战中，他先是剿灭了篡位的桓玄，又镇压了孙恩和卢循的起义。在桓玄篡位中，四川脱离了中央政府，另立了一个叫谯纵的新王，刘裕还组织了征伐四川、剿灭谯纵的战争。除此之外，刘裕还和当年一同反对桓玄的兄弟们反目成仇，进行了一系列的镇压活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为篡夺东晋政权做好了准备。

在这一系列的征伐中，最著名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北伐。

刘裕的北伐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讨伐南燕的战争。当北魏灭亡了后燕，燕国的一部分残余在如今的山东境内建立了南燕国，定都在距离齐国古都临淄不远的广固（现山东省青州）。东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率军走水路，在广陵（现江苏扬州）经过邗沟向北进入淮河的淮阴，再从淮阴顺淮河直上，到达泗口（泗水入淮河的河口），经过泗水到达下邳。在下邳弃船登岸，向琅琊（现山东省临沂）进军。占领琅琊后，再经过莒县，翻越沂山，进军广固，灭亡了南燕。

南燕灭亡时，曾经向后秦求救，从那时开始，刘裕心中就种下了对付后秦的念头。在处理完内部问题，获得了东晋的绝对控制之后，公元416年，做过精心准备的刘裕亲自率军进行第二次北伐。

在制定进军线路时，刘裕特别注重战争的可持续性，最主要的自然是后勤问题。他参考了前面几次北伐，认为，进军关中的道路无非就三条，分别是：从四川、汉中地区北上翻越秦岭的道路；从南阳走武关、蓝田，直接进入关中的道路；以及从东面的河南境内走三门峡、潼关进入关中的道路。

但刘裕并不相信前面两条道路，第一条曾经被蜀汉丞相诸葛亮多次尝试，却徒劳无功，这条偏僻的道路一是太难走，二是后勤问题无法解决。在前几次东晋的北伐中，也曾经尝试过走汉中，却都以失败告终。

至于第二条，武关—蓝田路，同样由于山路过险，后勤问题突出，历次北伐凡是直接采取这条路的，也都失败了。

如果要解决大军的后勤问题，只有选择第三条路，也就是走黄河、渭河进入关中的道路。在大军前进时，辎重部队沿着河流跟随，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军队士兵手中。

基于这样的考察结论，他放弃了第一条四川—汉中道，对第二条道蓝田—武关道，也只派遣了一支小部队，由将军沈田子率领，起到牵制和骚扰的作用。

至于大部队，都安排在了第三条路上，也就是从洛阳向西，进入三门峡地区，走潼关进入关中。

在秦汉时代及以前，连接长安和洛阳的关口主要设在了如今河南省灵宝市境内的函谷关，这条路修建在一条巨大的峡谷中，人走在其中如同进入箱子里。但到了三国、两晋时期，关中的防卫者发现了一个更加显眼的、可以设立屏障的地方，这就是函谷关以西百里左右的潼关。

潼关位于黄河边的一个小土塬上，土塬睥睨着远处的黄土地，四面都是高耸的崖壁，如同一座天然的堡垒，让人肃然起敬。更难得的是，在潼关以南紧挨着土塬，有一条天然的大沟——禁沟。这条大沟长三十里，深达百米，两岸的宽度只有十几米，禁沟东西两侧的人可以隔着禁沟聊天，但如果想一块儿去下棋，却要顺着近乎垂直的沟壁下到沟底，再从另一边爬上去。如果有人率军从东方攻打潼关以西，仅仅一条禁沟，就需要折腾半天才能通过。

潼关也是后秦防守的最关键所在。在刘裕的计划中，为了攻打潼关，大军必须先在洛阳进行休整、集结完毕后，再西进潼关。

当时洛阳也不掌握在东晋手中，而是被后秦占领。于是，东晋的战略就成了这样：首先派遣各路大军从不同的道路赶往洛阳，在洛阳集结完毕，再一同西进潼关。

派往洛阳的部队走的路线也各个不同，其中先锋部队由龙骧将军王镇恶和冠军将军檀道济率领。先锋之外，另一支陆军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率领。接着是建武将军沈林子和彭城内史刘遵考率领的水军，他们从黄河顺水而上。

在这些军队之后，是刘裕亲自率领的主力。大军从江南出发，沿淮河和泗水赶往彭城，利用位于现山东省巨野的一个大湖巨野泽（沟通了黄河与泗水）进入黄河河道。水路的运输能力，既能保证大军的运输，也保证了后勤补给。

大军出发后，最初的进展出乎意料地顺利，王镇恶、檀道济顺利攻克了洛阳。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达成。

两位将军应该等刘裕的大军前来，再一并兵发关中。但王镇恶和檀道济被前面的胜利所激励，没有等刘裕的大部队到达，就率军西进，直达潼关脚下。在这里，他们遭遇了后秦的顽强抵抗，虽然突破了潼关，但秦军随即退到了距离潼关不远的定城，在这里，两军陷入了僵持。

先锋已经陷入苦战，刘裕的大部队却由于绕远，迟迟无法到达。加上当时黄河的两侧属于不同的国家，北面是北魏的领土，南面则被东晋占领。由于担心晋军“假道灭虢”，北魏派出大军边设防边骚扰晋军，拖慢了刘裕的速度。刘裕于几个月后，才到达了河南与陕西交界的陕县，与两位将军距离不远了。

就在人们揣测接下来战争应该怎么打时，突然间，一条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原来，刘裕曾派遣沈田子率领三千人马进军武关，希望对敌人进行骚扰和牵制。不想，当后秦在潼关一带投入大军抵御王镇恶时，却漏掉了对沈田子的防御。沈田子不仅攻克了武关，还率军直达蓝田的青泥关，已经进入了关中平原，距离长安还有百里之遥。

仓促之间，后秦皇帝姚泓不知道沈田子的部队有多少人，连忙将征召来防守潼关的大军派往青泥关对付沈田子。而刘裕却知道沈田子人手不够，只有三千人而已，连忙派遣士兵从华山翻山而过，走险峻的小道去支援沈田子。

沈田子的出现吓破了后秦将士的胆，在随后的战斗中，沈田子以极少的兵力击溃了后秦军队。这次决定性的胜利也帮助了潼关一带的将士。在王镇恶的率领下，晋军一路掩杀，直达长安，敲响了后秦政权的丧钟。

这次北伐帮助刘裕获得了黄河以南的中原，以及整个关中地区，本来可以成为一次历史教科书式的远征。但是，当军事成功之后，事情却变得更加复杂。

由于在建康安插的心腹死亡，刘裕急忙赶回了江南，去稳固自己的势力并组织禅让，从东晋皇帝手中接过政权。他把关中留给了未成年的儿子刘义真（时年十二岁），并让大将王镇恶辅佐刘义真。王镇恶是前秦丞相王猛的孙子，在关中地区有着很高的威望，他的辅佐有利于稳固关中。

但刘裕又不放心王镇恶，害怕他寻求独立，于是又安排沈田子来监督和牵制王镇恶。不想他离开后事情随即恶化，沈田子害怕王镇恶谋反（这可能是子虚乌有），先下手为强杀死了王镇恶。另一位大臣王修以沈田子滥杀大臣的名义，诛杀了沈田子。随后，刘义真又杀掉了王修。

王镇恶和沈田子，两位在北伐中功劳最大的将领就这样死于非命。

更严重的事情来自外部。在北方，一位叫作赫连勃勃的匈奴人建立了一个政权号称大夏，对关中地区早已虎视眈眈。当他听说刘裕退兵后关中闹起了内乱，立刻率军进入关中。他采取了“关门打狗”的战略，进攻潼关，同时封锁了武关以北的两座要塞青泥和上洛。这三个地点的封锁，让关中的晋军没有退路，要想直接回中原和江南已经回不去了。之后，赫连勃勃对长安发起了攻击。

刘裕一看事态恶化，连忙召回儿子，让大将朱龄石负责关中事务。但由于王镇恶的死亡，关中人民已经不再信任晋军，朱龄石掌握军权后，关中人民也跟着赫连勃勃一同反对晋军，朱龄石逃跑时被抓获斩首。

刘裕北伐进军关中虽然获得过阶段性胜利，最终却一无所获，折损了数员大将和大量的军队，却为别人作嫁衣，将关中让给了赫连勃勃。

这次北伐的命运，也是其他历次北伐的一个缩影。在整个东晋南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所有南方政权发起的北伐大都虎头蛇尾，以失败和得不偿失告终。

比如，在东晋刚建国时，旅居在京口的祖逖就曾率军北伐，表示不收复中原不回头，他攻克了江淮间的某些地方，最后以寿春为基地进行抗战，直到死亡。祖逖的弟弟祖约卷入了苏峻的叛乱，死于内战之中。这次北伐没有跃出淮河流域，更别提收复两京。

东晋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开始，东晋以殷浩为首组织了三次北伐，第一次以彭城和长安为目标，第二次以后赵的首都邺城为目标，第三次到了许昌，最后全都吃了败仗而回。

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东晋权臣桓温以长安为目标发起北伐，到达灞上，距离长安只有一步之遥，但仍然失败而回。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以前燕为目标发动北伐，再次失败。

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后，北方大乱，本来是收复中原的好时机，但东晋的进攻仍然只能停留在黄河以南，最多只是在如今的山东境内更向北一些。

刘裕的北伐最接近于成功，但令人感到吊诡的是，即便刘裕攻克了长安，却无法持久占领。人们设立了许多假设来证明刘裕已经成功，比如，如果刘裕不回去争夺皇位，而是留在北方，也许长安就不会丢失；东晋大将如果不出现纷争，就没有赫连勃勃的机会，等等。但这些假设即便应验，南方仍然很难守住长安。

进入南北朝时期，仍然有北伐，比如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宋文帝的北伐，一举打到了黄河沿岸，占据了数个战略要塞，但最终仍然败还，留下了“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千古遗憾。

到了后来，南朝的政治越来越糟糕，实力越来越弱，就只有等待北朝南伐的命运了。

如果把历史界限放宽，就会看到，从蜀汉时期开始计算，直到元代，都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案例。明太祖朱元璋第一次利用元朝末年的混乱，投机取巧成功了，但这个特例并不能改变南弱北强的事实。

那么，为什么南方的北伐大都以失败告终，无法取得持久的成就呢？答案隐藏在中国的战略地理之中。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政治地理中心在长江边上的南京，一旦南京失守，就宣告南方政权的结束，所有的抵抗也会慢慢终止。皇帝即便想逃也没有地方可逃：在当时浙江杭州一带仍然属于边缘地带，政治影响力不足，蛮人多，逃到那儿就基本上丧失了对中原的影响力；荆州一带虽然是战略要冲，但由于它四面临敌，如果实力不足，逃到荆州就等于陷入了死地；湖南和江西如同两个布袋，一旦进去就难以出来。所以，南方政权就相当于南京政权，北方攻克南京，就等于大功告成。

而北方的政治地理却要复杂得多。在北方缺乏一个一旦占领，就能让所有抵抗土崩瓦解的中心。

比如，刘裕可以暂时攻克长安，但是在山西、河北、甘肃仍然可能会有大量的抵抗力量，一旦刘裕松懈，这些力量就会将他赶走。在洛阳也是如此，如果不获得山西的控制权，仅仅占领洛阳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山西的敌对势力随时可以渡过黄河进攻洛阳。在东面，仅仅占领河北也没有意义，同样是山西的存在，使得占领成本太高，无人能够承受。

所以，南方政权如果要北伐成功，必须控制洛阳和长安；为了稳定控制洛阳和长安，必须获得山西；而为了获得山西，必须进攻塞外，环环相扣，到最后，没有人能够完成如此众多的任务。

历代历次北伐行动，只有刘裕完成了攻克长安这一步，而大部分甚至连洛阳都没有攻克，就已经结束了。更多的则陷入了在淮河流域或者荆襄地区，对某一个具体城市的争夺，在耗尽了军事资源之后，就回军了。

最终，秦岭—淮河就成了中国军事地理的分界线，如果南方政权能够控制秦淮一带，就能暂时稳定住，但他们最多也就是达到秦淮一线，无法继续向北。只有北方政权能够一举而下，冲破秦淮防线，攻克南京，统一中国。

直到近代，热兵器的普及、机械化的使用，才有可能改变南方的命运，但即便如此，北方在战略地理上的优越性，可能仍然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