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演变逻辑——进军东吴：最完美的战略进攻

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的伐吴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协同作战。它利用了中国疆域的宽度，在绵延三千里的范围内同时展开作战，最终达到战略目标。在利用马匹和自然能源（水力、风力）作为动力的冷兵器时代，能够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做到有条不紊的协同，可谓是一个奇迹。蒙古人进攻南宋的协同作战可以从晋朝攻吴找到源头。

这次协同作战也可以看作三国时期军事探索的总结性战役。从吴、蜀开始探索南方战略以来，他们借助南方的地形条件尝试了许多作战方案，基本上把南方的地理优势和劣势都摸清了。西晋恰好利用了前人的探索成果，将南方地理进行通盘考虑，充分利用南方的宽度，发动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作战方案，并取得了成功。它的成功也给后人指明了道路，未来南北对峙的战争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西晋灭吴的经验。

在灭亡了蜀国之后的第二年，魏国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一年掌握了魏国大权的晋王司马昭去世，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儿子司马炎。司马炎仅上台几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将当年曹丕编写的禅让剧本再次上演了一遍，将曹魏皇帝废黜，建立了晋朝政权。

在晋朝建立的同时，位于东南方的吴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相比于同时拥有中原、陕西、四川的晋朝，吴国的江南地区过于狭小，无力抵抗。但北方的少数民族叛乱（以鲜卑人秃发树机能为首）阻碍了中国统一的进程，直到十几年后，晋朝灭亡了秃发树机能，才又腾出手来准备对吴战争。

在战争开始之前，以羊祜、杜预、王濬等人为首的晋朝将领已经开始制订战略计划，并大力推进伐吴事业。在中央，也有司空张华等人积极策划。

几十年前，魏武帝曹操进攻东吴以惨败告终，当时的人们总结认为，北方军队不习水战，所以才会失败。几十年后，东吴水军依旧，晋朝又如何避免魏武帝式的失败呢？

晋朝总结的经验是：曹操当年的进攻以一条路线为主，双方都将兵力布置在一个点上进行角力，这样容易将北方的水战劣势放大。如果要进攻南方，必须采取多线路协同作战，这样才能利用自己兵力众多的优势，避免一个点上的失利变成全盘的失败。

东吴与北方之间，漫长的国境线上，有若干条孔道形成了进军路线。在最西侧，晋国与吴国在长江以南的分界线大致与今天的省界重合，晋国占领了四川、重庆，而吴国占领了湖北和湖南。在两国边境上是险峻的川东群山，如武陵山等，这些山脉阻碍了晋军的攻势，使得晋国很难直接进攻长江以南的湖南地区。

晋国能够利用的第一条进军路线是从四川、重庆沿长江顺流而下，经过巫山、宜昌直达吴国控制的荆州地区。更远方，晋军甚至可以从长江乘船直达吴国的首都建业（南京）。

下一条路是从西晋的南阳、襄阳，到吴国的荆州的道路，这条路是当年关羽北伐的反向，也是曹操当年入侵之路。

在晋吴对峙时代，另一条不大重要的小路也开发了出来，那就是从现在的河南信阳地区，直接翻山进攻如今的武汉地区。现在的京广铁路就经过这条路，但在古代并不是最主要的大道。

在长江中下游的江淮地区有一条主要通道，这条道又形成两条分道：一条从寿春、合肥一带进入巢湖，再顺着巢湖进入长江；另一条是从淮河经过广陵（现江苏省扬州）入江。此外，由于晋军已经占领了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晋军还开辟了第三条路，由距离吴国首都建业最近的涂中（现安徽省滁县）向长江进攻。

人们常常认为，在吴国和晋国之间，起到两者分界线作用的是长江天险，但实际上，东吴之所以能防御魏、晋几十年，依靠的却是长江以北的土地。历代的战略家谈到长江、淮河的形势时，都认为，要想保住长江，不能仅仅从长江入手，而应该进驻淮河，不让敌人抵达长江。一旦敌人占了长江北岸，就可以随时发动渡江，即便一次不成功，也可以发动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某一次成功。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总结了这些看法，认为有淮河才有长江，如果没有淮河，那么长江以北的诸多港湾和芦苇荡中，都是敌人可以渡江的所在。杨万里则认为：“固国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也。”

不幸的是，在吴国与北方的对峙中，吴国虽然占领了一部分北方地区，却始终没有将淮河以南完全收入囊中。魏国和晋国始终牢牢地占据了淮河以南的一系列战略要地，如涂中、合肥、六安、广陵等地，作为进攻吴国的基地。正是在这种基调下，吴国虽然能够坚持几十年，却始终处于下风。

在晋国制订的伐吴战略中，就充分利用了这些战略要地作为前进基地，迅速推进到长江北岸，让吴国君臣闻风丧胆。

晋国的军事战略可以总结为五纵一横，即利用南下建业（南京）的五条南北道路，同时向南进军，对吴军形成压倒性攻势，再利用在四川境内囤积多年的水军舰船，顺长江直下，分别经过这五路大军的防区，直达建业。

伐吴的六路大军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彼此的协调。由于地理广阔，在古代几乎很难做到协同作战。然而，由于晋军上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做了长期准备，形成了成熟的决策和信息传递链条，使得协同不仅没有成为问题，反而成了优势所在。

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晋军的征服行动开始，五纵一横大军集结完毕，齐头并进向晋吴边境挺进。在中央层面上，起到统一指挥和协调的是大都督、太尉贾充，冠军将军杨济是贾充的副手。

纵向五路大军分别为：镇军将军、琅琊王司马伷从晋军占领的前线城市涂中出发，直接向建业（南京）以北进军，威胁南京的正北方长江；安东将军王浑从江西（现在的安徽长江西岸）出发，向巢湖进发，并试图攻克马鞍山附近的采石矶，这条线是历史上进出江东最成熟的线路之一，也是战斗最激烈的线路；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这两路大军主要目的是占领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城市，便于进一步机动；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也就是从襄阳到荆州的线路，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关口，为晋军的舰队打通通路。

除了纵向五路之外，更重要的是沿长江直下的那路横向大军：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领巴蜀的水军，浮江而下，先后经过杜预、胡奋、王戎、王浑、司马伷的战区，与陆军配合。

六路大军一共动用了二十万人。

为了统一指挥权，不至于出现混乱，当王濬到达杜预的战区后，就受杜预的指挥，经过王浑的战区时，就受王浑的指挥。

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初，双方的大军开始接触。陆路的五军中，司马伷、王戎、胡奋的部队任务相对简单，而战斗最激烈的，是王浑和杜预指挥的部队，他们面对的是沟通南北的最主要道路，受到的抵抗也最多。杜预为了征服荆州地区，甚至不得不调动了进攻夏口的胡奋部队。而王浑则直接遭遇了吴国丞相张悌的精锐部队三万人。

在张悌率军北渡之前，吴国将军沈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敏锐地觉察到晋军最可怕的部队不是五路陆军，而是从上游顺水而下的王濬水军。他认为，为了防御水军，吴军不应该过江，而是应该在南岸等待水军到来，再拼死一战。一旦击败了晋国的水军，其他的军队都会退却。

但张悌却仿佛知道东吴躲不过此次灾难，带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担心如果军队不过江，王濬水军没到，吴军已经丧胆溃散了。他宁肯北渡一战，用吴国的国运赌一赌。

张悌毅然率军北上，不出意料，在陆战中吴军溃败，丢失了最后的精锐，张悌本人也死于阵中。

张悌的死亡和吴国精锐部队的丧失，注定了吴国灭亡的命运。然而，王浑战胜了吴国的主力军后，却并没有立刻渡江，他害怕独自承担责任，担心万一渡江攻打建业失败，必然受到耻笑和惩罚。虽然部下都劝他赶快过江抢头功，但他却坚持，收到的命令只是打到江边，然后等待王濬的部队，再水陆联合一起进攻建业。与王濬一同作战，即便失败，责任也是共同承担。

王浑在江边等候时，王濬的水军已经杀了过来，他从成都一路南下，进入长江，到达江州（重庆）。再顺长江进军涪陵，在这里兵分两路，一路从彭水向东进入武陵（现湖南省常德境内），再顺水到巴陵（现湖南省岳阳）与主力会合。而主力部队七万人则继续顺长江直下。到达建平（现四川省巫山）时，由于吴军抵抗，王濬直接绕过建平，拔掉了建平附近吴军设在江中的铁索铁矛，进攻丹阳（现湖北省秭归）、西陵、荆门、夷道（现湖北省宜昌），直达江陵。

在江陵，本来王濬应该接受杜预的指挥，但杜预显然了解充分授权的重要性，写信给王濬，叫他发挥能动性，尽快赶往下游，不用等自己的命令。王濬立刻乘水而下，帮助王戎和胡奋攻打夏口与武昌。攻克两城后，王濬一刻不停，急忙向建业进发。

到达距离建业五十里的三山附近时，在长江边等候王濬的王浑发出命令，让他停船接受调遣，一同攻打建业。王濬此时已经停不下船，决定抢攻吴都，回绝说：“风利，不得泊也。”当天舰队就到了建业。

此刻，已经无计可施的吴国君主孙皓早已写好降表，分别送给了王濬和江北的王浑、司马伷，由于王濬的舰队当天就到达了建业，孙皓出城向王濬投降。

到这时，这场三国时期最大的协同作战宣告结束。虽然经历了二王争功的不愉快，但整体配合上的成功，以及时序上的精准，为未来的协同作战留下了一个不朽的榜样。

这场战争显示：南方虽然已经很富裕，但由于人口的缺乏、战略纵深的不足，仍然不足以与北方抗衡。不管是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还是张竑的江东战略，都很难在四川、两湖、赣江谷地、江东四大单元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协同，因为它们太分散了。

如果北方要攻打南方，最佳的战略方案是充分利用地图的宽度，将南方的几个地理单元逐个剥离，再兵分数路集中于江东。

在未来的一千多年内，这个战术如同魔咒一般笼罩着南方，不管是南北朝人还是蒙古人，都是在这个基本战术的基础上进行变形，获得更加机动的效果，完成了对南方的并吞。

那么，南方又依靠什么战略来进行自保呢？东晋的淝水之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