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演变逻辑——两赵之役：从山西统一北中国



八王之乱还没有结束，北方为西晋敲响丧钟的势力就出现了。刘渊和石勒的出现，也为中国军事史增添了另一种模式：如何利用山西的高原山地来统一中国的北方。

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战略基地是长安所在的关中盆地，以及洛阳所在的伊洛平原。然而三国时期关中地区遭受的巨大战乱，让这个曾经富裕的地区很难恢复过来，暂时无法与中原的富庶相抗衡。洛阳地区虽然拥有着极其险要的地理优势，却有一个克星——山西。

山西古称并州，位于黄河以东和以北、太行山以西，被黄河与太行山隔绝成一片特殊的地区。这里沟壑纵横，地貌支离破碎，地势较高，易守难攻，被称为中原的屋脊。不管从陕西、河南还是河北，想要攻克山西，都必须进入山区，顺着几条山间通道前行。而从山西进攻陕西、河北和河南，都占有着地利优势。

两晋南北朝时期，从山西进入陕西，进攻长安的道路主要有四条，分别是：

第一，从太原顺汾河而下，在河津市附近的龙门渡河，从北方进攻长安。

第二，从更南方的临晋关（蒲阪）渡过黄河，向西袭击长安。

上面这两条路都是利用所谓的河内地区，也就是山西西南方被黄河包裹的三角地，渡过黄河后进入陕西。

第三，从三门峡旁的黄河渡口太阳渡渡过黄河，到黄河南岸的三门峡（陕州），并入了长安—洛阳大道，沿渭河进攻长安。

这条路也是秦汉时期最常用的通道，直到隋唐时期仍然是连接两京的大道。

第四，从最北方的离石一带渡过黄河，进入陕北的延安、榆林地区，再南下进攻长安。

这一条路是最偏僻的，古代较少被利用，因为它靠近山西西北部的蛮人区域。但石勒、刘渊本来就是少数民族，这条路对他们反而更加容易利用。

从山西进入河北的道路也有数条，这些路都利用太行山天然的峡谷通道进入华北平原。最著名的两条是通往邯郸的滏口道，以及通往石家庄的井陉道。两条路属于著名的太行八陉（即穿越太行山的八条通道），是八陉中最著名的。

从山西进入河南进攻洛阳的道路也有三条：一条是先进入河北，再顺着太行山东麓，南下经过荥阳进入河南境内，从东方进攻洛阳；一条是从太阳渡渡口渡过黄河，从西方进攻洛阳；还有一条是经过上党，过天井关，再过黄河孟津渡口，从北方袭击洛阳的道路。

正由于山西的地势高，道路四通八达，它成了一代枭雄寻找根据地，进而统一中国北方的最佳地点之一。如果要从山西统一中国，必须是趁天下大乱的时刻（或者弱政府时刻），因为山西本身耕地不够多，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来供应军队。如果中原是统一的且足够强大，即便山西拥有地势优势，仍然不足以与中原抗衡。可是一旦中原出现了乱局，就有人能够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逐渐将中原纳入手中。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将整个中原地区变成了碎片，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在曹魏时期，由于中原空虚，许多北方的蛮族人向南迁入了山西的山川之中，在这里形成了一定的聚居。比如，刘渊所在的匈奴部落就住在黄河东岸的离石地区。随着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各地的诸侯王不得不雇佣蛮人来作战。

在对抗东海王司马越时，成都王司马颖封了一位匈奴人做北单于，希望他能够帮助抗击位于北方的司马越的大将王浚和司马腾，这位匈奴人就是刘渊。司马颖没有意识到，他的任命敲响了西晋的丧钟，将蛮人势力引进了中原。

刘渊的祖先进入山西的离石已经传承了四代，投靠过曹魏和司马氏的晋朝，到了八王之乱时，匈奴的根基已经稳固，将山西北部当作故乡，对中原也不再陌生和崇拜，反而有了一逐天下的意图。

得到封赏的刘渊并没有感激司马颖。回到离石后，他与手下商量，认为司马颖是把他当作另一个呼韩邪单于使用，当年呼韩邪单于就是西汉牵制北方蛮族的工具，而他则被司马颖用来打击政敌。他认为，大丈夫不要当呼韩邪，而应该当汉高祖，随即拉开了反晋的序幕。

刘渊的目的很明确：进军西晋的首都洛阳以及关中的中心长安，拿到两京，灭亡西晋。同时打出了复兴汉室的旗号，宣称汉高祖曾经把女儿嫁给匈奴王冒顿，从这个意义上，刘渊是汉室外孙的后代，所以定国号为汉。

刘渊的出发地是他的家乡——山西的左国城（现山西省离石），最终目标是洛阳和长安，但他并没有立刻西进，而是以河北为中间目标，看上了河北的广袤平原。为此，他派遣了二十位将军，十位从离石进入山西北部，再顺着太行山的井陉道进入常山（现河北省石家庄），再南下进攻邺城。另十位将军走山西中部的长子（现山西省长治），出滏口道，攻击朝歌（现河南省淇县）和邺城。

这次进攻实际上利用的是山西进攻河北的两条主道：井陉道和滏口道。

占据了山西、河北之后，刘渊就有了进攻洛阳的基地。随后，他派遣大军从三方面打击洛阳：一路大军从山西西部的安邑渡过黄河，从西面进攻洛阳；另外一路从长子直接南下；最后一路从河北进入河南，从东部打击洛阳。

这又是同时利用了从山西打击洛阳的三条通道。

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聪继续父亲的战略，攻克了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刘聪随即转向进攻长安，攻打了三次，才真正获得了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灭亡。

但刘聪政权并没有来得及稳固下来。东晋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刘聪病死，大司空靳准作乱，杀死了刘聪的儿子刘粲。最终，刘渊的族子刘曜登上了王位，改国号为赵，历史上称为前赵。

前赵本有机会统一中国北方，但刘氏战略中的一些小漏洞，却产生了致命的作用，使得前赵政权没有平定整个北方，反而被后赵并吞。这些漏洞是：在他们每一步的军事行动中，都没有把事情做踏实，留下了不少的军阀势力，到后来无法扫平。

比如，在山西扩张时，山西太原一带始终有一个忠于晋朝的军阀刘琨。而进攻河北时，河北的北方也有另一个忠于晋朝的军阀王浚。刘琨和王浚的实力都很强，前赵一直无法将其歼灭，反而养成了大患。而位于山东的青州，还有另一个军阀曹嶷。

到了后来，从前赵内部又分出了许多军阀势力，最典型的就是后来的后赵皇帝石勒。

当前赵以洛阳和长安为目标进军时，却忽略将这些军阀剿灭，到最后，处处都有反抗者。前赵的力量又不足以对付这些内部的反抗力量。更何况在南方，东晋已经占领了寿春、襄阳等地，如果不是晋元帝司马睿软弱，甚至可以收复中原。

在这重重的压力之下，前赵的君主无力消解，最终将统治权拱手让给了后来兴起的石勒。

石勒曾经是刘渊手下的将领，在攻克了洛阳之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直到完全占领了山西、河北之后，才与刘曜脱离了关系。

石勒统一北方、建立政权的过程，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刘氏开基的翻版，也是从河北、山西开始，以进攻洛阳和长安两京为最终目标。但石勒的做法与刘氏又有一定的不同，这些不同决定了他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决定独立的石勒开始寻找自己的根据地。他放眼全国：在南方是后来的东晋元帝司马睿，洛阳已经被前赵占据，而在山东、河北、山西，除了一部分归属于前赵之外，还有几位强大的忠于晋朝的军阀占据的地盘，唯一能够占领的地方，是长江、淮河之间的一部分领土，以寿春为中心。他最初的目标定在了寿春一带，并以此为依托，要进攻江南。

司马睿发现了石勒的意图，连忙派大军进驻寿春，击败了石勒。在江南的大雨中，石勒军队饥寒交迫，损失大半。这也是石勒的命运最危险的时刻。

就在石勒走投无路时，他开了一个参谋会议，请求将领们提出各自的看法，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去哪儿？众人七嘴八舌，有人提议去河朔，有人建议先往高处避水，有的建议痛击司马睿的部队。

在众说纷纭中，谋臣张宾提出了一个建议：北上河北地区，在那儿寻找根据地。这个提议开创了石勒的事业。他率军北上，当年便占领了位于现在河北省邢台的襄国城，并以这里为首都。

但在当时，襄国并非是一个理想的都城，在它的西方和北方，有两个强大的军阀势力，分别是并州的刘琨和幽州的王浚，在东部的青州则是另一位军阀曹嶷。在幽州、并州和青州的压迫下，小小的襄国城如同危卵一般随时可能被挤碎。

但在危机之中，石勒却看到了机会：如果他能够将幽州和并州各个击破，就占领了山西战略要地，并辅以河北的粮仓，这两个地方足以成为进攻洛阳的基地。当年刘渊也是靠山西和河北起家。而石勒要做得比刘渊更彻底，刘渊在没有清理完山西和河北时，就贸然南下，导致背后的根据地并不稳固，石勒则希望完全并吞之后，再行南下。

为了迷惑敌人，他首先向王浚和刘琨示弱，降低他们的敌意，然后，再以王浚为首要目标，北上幽州，王浚以为他是来效忠的，开城门请他进入，被石勒所杀。

除掉了王浚，石勒翻越太行山进入并州，赶走了刘琨，再返回幽州，消灭了王浚死后乘机盘踞在幽州的段匹磾。

占据了幽州和并州，是石勒事业的关键。但小心谨慎的他不想重新犯错，在进攻洛阳之前，先向青州进军，并吞了曹嶷。巩固了北方之后，方才南下攻击洛阳。在攻击洛阳的同时，又将东晋占领的兖州、豫州一带相继占领。

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石勒在已经巩固了洛阳周边的情况下，攻占了洛阳，第二年顺理成章占领了长安。

在前赵时期，当长安被占领后，北方各地还有大量的军阀存在，使得前赵虽然建国，但实际控制区域却是支离破碎的。而石勒的后赵从攻克长安那一刻起，就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帝国。中国北方除了凉州之外都已经在石勒的控制之下。第二年，凉州也向石勒称臣，虽然凉州政权一直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但在名义上，后赵已经统一了北方。

在石勒统一北方时，在南方的东部是东晋政权，四川则是氐人建立的大成政权，实际上又形成了一次三国鼎立的局面。只是，这一次的三国鼎立没有形成稳定结构，而是迅速分崩离析了。

石勒的国家也是短暂的。他可以建立一个帝国，表面上也消灭了敌对势力，但在将这个支离破碎的帝国从表面上捏到一块之后，却无法让它生长出筋骨变成真正的整体。只有帝国内部取得足够的经济发展时，才会产生足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作为蛮人的石勒懂得厮杀，却并没有完成后一步。

后赵攻克长安二十年后，再次陷入了内乱，一个叫作冉闵的将领夺取了皇权，建立了短命的冉魏政权。一年后，冉魏政权被北方崛起的慕容氏燕国所灭。北方再次陷入了分崩离析的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