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节日



节日是指值得纪念和庆贺的日子。这里只扼要介绍诞节和若干重要的季节性节日。

一 诞节

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出生时间。隋唐以前，很难看到生日庆贺活动。隋文帝、唐太宗都在自己生辰日，怀念父母生育之恩，不为自己庆贺生辰。唐前朝已有人庆贺生日，仍没有诞节。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八月五日诞辰，正式设置诞节——“千秋节”庆贺寿诞。自此直至五代末年，除少数几位皇帝只庆贺生辰未置诞节外，其余诸帝照例为其生辰置诞节，正式形成制度。

建置了诞节，及时开展庆贺，全国在诞节时，休假一至三天，举行盛大宴会，赦免囚徒，赋诗作乐，将铜镜及绢帛等物赏赐亲近臣僚。各地臣僚届时进献名贵物产以申祝福。

玄宗以后，常在诞日广度僧道，暂停屠宰和宣判大辟罪，以示皇恩。德、顺、宪、穆、敬五朝没有设置诞节，但同样有休假，全国各地方政府照样进献礼物。德宗寿诞时，召集儒释道三教人士在内殿进行三教辩论会，且让他们吹捧自己如同三教圣人。

总之，唐玄宗为自己生日置诞节在我国是一个创举。在诞日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突出皇帝个人威望。其时，广大民众生活在经济发展、政治安定的太平盛世，乐意同声歌颂好皇帝。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转衰，人们缅怀开元盛世，直至宪宗元和时，对玄宗“庆诞犹存”。号称小太宗的文宗时，恢复中断了五十多年的诞节建置。自此以后，即使是混乱的五代十国之世，诞节也没有中止。赵宋建国后，诞节进一步正规化，突出皇帝个人专制的趋向更为明确了。

大致与帝王庆贺诞节的同时，臣民也纷纷庆贺生辰。玄宗长兄李宪封让王，“每年至宪生日，必幸其宅，移时宴乐”。安禄山生日，玄宗与贵妃各送厚礼，，大为庆祝。宰相李林甫生日，长安菩提寺僧人“就宅设斋”，“祝林甫功德”。封演说：“近世风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会。”是知中唐时，子女已广泛为父母生辰祝寿。其时，朋友、夫妻间，也多庆贺生辰活动，说明祝寿庆贺有深厚群众基础。有位张县令，利用群众的心理状态，竟然公开告白，某月日生辰，“诸县人不得献送”。县吏们知其本意，届时“各持缣献之，日续寿衣。宰一无所拒”。这是县令倚仗权势，借生辰为名，肆意搜刮下属（吏民）。

唐代佛教道教盛行，有关佛祖及老子的诞日，也附此简要提及。

关于佛祖生日，某些佛经及有关僧传记载：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十二月八日都是佛诞日。唐以前，南北朝诸史多次记四月八日为释迦生辰。唐代，四月八日为官方法定佛诞节，但在民间，仍存在二月八日、腊月八日浴佛的记事。至宋代依然并存未废。

依托老子的道教，史传不记老子生辰日。唐玄宗时，确定二月十五日为老子生日。届时与佛祖生辰一样，也是休假一日，以申庆贺。

二 季节性节日

季节性节日均是就夏历而言。这些节日很能反映出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民情风俗的许多方面。唐代的众多节日大致可区分为官方规定和民间传统两大支派。官定节日受到朝廷重视，民间节日长期存在于民间，有深厚群众基础。今按季节先后，分别简介于下。

（一）元正（元旦）

正月一日为一岁之始，除个别例外，是日天子坐早朝受祝贺。臣僚们在警卫森严状况下着礼服入朝，“一片彩霞迎曙日，万条红烛动春天”（杨巨源语）。官员们凭借灯烛的照明赴朝，长安如似火海，因有“火城”之称。

新年时，外地官吏都要拜表入贺，祝福而外，要谈时令政事，“大国礼乐备，万邦朝元正”（王建语）。边境诸族酋豪乃至邻国官员也常入朝共庆新年。日本国僧圆仁记开成四年（839）“正月一日甲寅，是年月也，官俗三日休假”。

民间对元旦也很重视，他们燃放爆竹以驱邪恶，来鹄《早春》诗云：“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人们相聚庆贺饮酒，并沿用汉以来的习俗，元日饮酒时，以年少者先饮为合礼。大家相互庆贺健康长寿，纷纷请客喜宴。农家从是日开始，便很关切气候的变化，谈论丰收，喜悦心情，溢于言表。古老相传，桃能驱除凶恶，乃“设桃梗”以辟恶，后来渐改用桃符，直至唐五代时未变。后蜀孟昶时，每当新旧年岁交关，乃使学士们题词，他本人也曾亲笔写上“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名句，成为后世以红纸写春联的开始。

（二）人日（正月七日）

正月七日为人日，唐以前就有了。人日毗连新年，一般是在立春节气前后，这时，梅花正迎着白雪开放，唐政府常在此日宴会群臣赏雪，或将彩绢赐给臣僚，使他们赋诗助兴。阴沉沉天气往往给人不吉利的感受，“人日”若逢立春，春意盎然，给人以快感。“以阴晴占丰耗”，人们深切关注一年收成的好坏。

人日气象一新，唐人盛行剪彩。民间剪彩为鸡、为树、为花，技巧都很高明。如遇人日兼立春，便剪双彩送人，别有一番情意。“人日春风绽早梅，谢家兄弟看花来”（鲍溶语），体现出人们对此际梅花开放的欣慰感。是时只要天气允许，唐人习惯于此日登高。韩愈写诗叙述他在亲朋子女陪同下携酒出游，跋山涉水，乐趣很大。多年悲观失望的乔侃在人日偶尔外出登高，看到野柳新发，心情顿生快感。

（三）上元（元夜、灯节）

隋唐以前，京师和外地已有一种习俗，“每以正月望夜……灯炬照地”，聚戏朋游，锣鼓喧天，男女混杂，内外共观，欢乐无已。

唐人将正月十五日称为上元，与七月十五日中元，十月十五日下元，合称“三元”。三元的称呼原出道家，每逢三元时，从十三至十五日，禁止宰杀渔猎。断屠宰，读道经，是和唐代佛、道二教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从唐人所写上元日的大量斋词，可知上元原是具有某种宗教色彩的，但从人们对节日的庆贺主流观察，已是远远超越了纯宗教的范围。

上元放灯、观灯，极具特色。隋炀帝大业时，正月十五夜，长安“大列炬火，光烛天地”。唐制，城市在夜间要关闭坊门，禁人夜行。为了庆贺上元燃灯，例外允许每年正月十五日前后三晚，不闭坊门，以便人们外出燃灯、观灯。光若昼日，灯光极盛。唐中宗“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放灯时，数千名宫女和民间彩女手挽手，以足踏地有节奏地歌唱，歌舞联翩，令人兴味浓生。节日没有宵禁，人们自由来往观灯。张祜诗称，“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公子王孙意气骄，不论相识也相邀”，真正是“万人行乐”。灯火华灯与明月交相辉映，非常吸引人。唐人说，“新正圆月夜，尤重看灯时”。节日实在太美，人们难以宁静地在家闲坐而纷纷走出家门。其后，宋朝将上元放灯由三夕发展为五晚，更是盛况空前。

京师以外，外地如凉州、沙州、徐州、杭州、江陵、襄阳等地，同样是灯火辉煌。敦煌的众多寺院，南方的不少道观也都无例外地在上元夜大量燃灯。由于各地广泛放灯，遂使原为祭礼的灯火一变而为娱乐与兴趣盎然的节日增添光辉。

上元节时，白天上演歌舞戏剧。隋大业六年（610）上元日，“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终月而罢”。“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由此可知，几万人参加正月望日的演出，使节日庆祝达到了高潮。

上元节日，人们以精制的油与肉熬制豆粥作祭品，以祈求好的收成。节日食品，据《开元天宝遗事》卷下云：“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面……或赌筵宴，以为戏笑。”所称“面”大概是相当南宋杭州在上元节日所食乳糖圆子之类，再加上某些特制的黏性食品。长安官员甚至以筵宴为赌，可知节日必多各种美食。

（四）中和节

宋人周密《武林旧事》卷2云：“二月一日谓之中和节，唐人最重”，所说极是。它和上巳、重阳，合称唐代三令节。

唐德宗贞元五年（789）正月诏，“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是知在置新节之前，人们以正月晦日为节。这时寒冬已过，农作伊始，设置中和节，预示重农务本。

中和节日，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粮种，具有重视农业，以促生产的意味。贞元六年中和节，百官进献武则天时所制定的《兆人本业》三卷，司农进呈黍、粟各一斗。有人撰赋，颂赞“铸兵器为农器，更旧节为新节”，高度评价设置中和节的重农意义。

那时，每逢中和节，禁屠一日，皇帝与高级官僚会宴，如遇雨雪坏天气，宴会乃改期举行。会上演奏破阵乐与九部乐，还演特制的中和乐舞曲，宴会延续至傍晚才散。德宗会作诗，他在节日韵歌，赞扬风和日暖，时日增长。大臣裴度、李泌等相继和诗。庆贺佳节良辰。

朝廷通知下属，分层次举行会宴庆祝中和节。德宗以后，庆贺的气氛逐渐有所淡化。但直至五代后唐时，仍是敕令“每年至于二月初”，禁止弋猎，便于及时农作，重农务本。

（五）社日（春社、秋社）

“社”是古代的土地象征。自汉至唐，历代都有社祭。通常是以立春和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和秋社。李渊初称帝，诏令“以吉日为戊，亲礼太社，率从百僚，以祈九谷……四方之民咸勤植艺……里相从，共尊社法，以时供祀，各申祈报，兼存宴醑之义，用洽乡党之欢……布告天下，即宜遵用”。说明唐初存在太社和里之社。武则天如意元年（692），“改用九月为社，大酺七日”。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定秋社与千秋节（诞节）同日，村闾间，“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明年下令，“天下州府春、秋二时社及释奠，停牲牢，唯用酒颋酺，永为常式”。由此可见，春社、秋社致祭，乃是法定的节日。

社日也是民间的重要节日。元稹说：“社公千万岁，永保村中民”。社祭时，通常是打鼓以聚众。社祭结束，众人坐饮社酒，“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张演语），就是描写社日村民的景象。古老相传，“社日饮酒治聋”，有人在春社日乞酒，“为乞治聋酒一瓶”（李涛语）。社祭结束，还要分食祭肉，刘言史谈到嘉兴社祭，“今年社日分余肉，不值陈平又不均”，反映出唐代“社”的性质已不同于古代而有了质的变化。唐代皇帝在社日以羊酒、海味、酒面、粳米、蒸饼等赏赐给臣僚，有人为此上书，感谢朝廷对自己的额外赏赐。

一般说来，祭春社是为了祈求神助，使风调雨顺，以保丰收。秋社致祭则是欣悦庆丰收。杜甫《社日》诗称，“报效神如在，馨香旧不违”。民间在社日保留有某些特定习俗，如民间妇女在社日停止针线活，俗称“忌作”。这种习俗相沿至宋代未变。

（六）寒食、清明

每年冬至后一百五、六日是寒食节。寒食后一二天是清明。寒食、清明时间相近，庆祝活动也颇近似，因将二节合并叙述。

寒食禁火相传始于先秦时晋文公与介之推的故事，唐代仍广泛存在寒食禁火的习俗。节日来到，“处处无烟火，人家似暂空”（许棠语）。但也有例外，沈佺期诵居岭南，“岭外无寒食，春来不见”。方干说，在浙东，“野父不知寒食节，穿林转壑自烧云”。寒食要禁火，先要备好熟食。《唐六典》卷4记“节日食料，谓寒食麦粥”。唐人屡说，“杏花香麦粥”（柳中庸语），“杏子粥香如冷饧”（曹松语），杏酪麦粥，“锡餐冷酒”，成为寒食节的通常食品。

唐人重视寒食。《唐六典》卷2记假宁令，“寒食通清明四日（假）”。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记会昌二年（842）二月，“寒食节前后一日都三日假，家家拜墓”，这是官民的节假。《唐六典》卷6记“客户奴婢元日、冬至、寒食放三日假”，身受奴役的人也同样给予休假，这种情况至宋代仍然继续（《宋史》卷183记真宗诏）。

寒食扫墓，久已有之。玄宗开元二十年（732）敕，寒食上墓拜扫，不得作乐，由此将它正式列入法典。人们在扫墓时，通常要为墓培植新土，垂挂纸钱，由于寒食禁火，纸钱未经焚化，春风吹拂，便到处飞扬。

寒食清明节，盛行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如斗鸡、击鞠、玩弄绳索车盘的杂技、拔河、摔跤、球赛、玩秋千，如此等等。唐人诗歌中描述了这两个节日时，全国很多地方广泛存在有益身心健康的各种球赛。《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记“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其实，宫内出现玩秋千的热潮只是社会上广为流行玩秋千的折射反映。

寒食节期间，唐人外出春游进入了旺季，不少踏青人携带酒食到城外就地野餐。人们兴致勃勃放风筝，沉浸在极度欢乐中。至清明时，春游仍在继续，有人离城下乡，有人泛舟远游，贪玩晚归，以致触犯了城市宵禁规定。每当春雨绵绵，大地回暖，梧桐竞开，柳絮纷飞，广大游人成群在外，半卧垂扬，乐而忘归，完全被大自然美好春光所陶醉。

清明节到了，官民要重新生火。唐代尚无今日所备火柴，清明日例由朝廷赐新火，开始熬煮寒食节前备好的榆羹杏粥，“出火煮新茶”，开始新的生活。唐代清明节不见有人扫墓，它和宋朝在清明节日，“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的气象大不相同（《东京梦华系》卷7）。

（七）上巳（三月三日）

先秦时，人们在每年三月上巳日去水边举行一种除灾求福的仪礼，称为“祓禊”。汉代官民也于三月巳日去水溪洗濯祓除，巳日尚未固定为某一天。《宋书》卷15《礼志》云：“自曹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说明魏晋以来，祓禊已发生重大变化。卢思道《上巳禊饮》诗，表明隋代上巳已蜕变为季节性的聚会节日了。

唐代上巳节人们不再往水滨洗去俗垢，仍沿用“祓禊”一词。中宗于“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虿毒瘟疫”，即是具有象征性免除毒害的意思。

上巳节是唐朝三令节之一，官府支拨专款，让百官择地追赏为乐。皇帝照例要赐宴曲江亭，以歌舞升平。宪宗曾宣布停止中和、重阳节赐宴，上巳宴会依然照旧。开成元年（836）上巳节，适逢公主新婚，事务丛杂，上巳赐宴延至三月十三日进行。这些事例说明，唐朝廷对上巳节是极为重视。

每逢上巳节，长安城内的人自发来到曲江边游玩，平日在城内，“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逢”，人们都在此日出城，以至全城沸腾，热闹非凡。在洛阳和其他很多地方，上巳修禊也是广泛进行，反映出唐人重视上巳节具有普遍性。

寒食、上巳间，唐人喜好外出踏青。杜甫《丽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唐彦谦《上巳》诗，“上巳接寒食，莺花寥落辰，微微泼火雨，草草踏青人”。农历三月初，天气不冷不热，自是春游的最理想季节。

（八）端午节（五月五日）

端者始也，夏历正月或称端月。唐代每个月的第五天都可称为端午。玄宗八月五日生，时人便称为端午日生。端午或称端五，称谓并不严格。现存唐人文字资料，绝大多数以五月五日为端午，那是和屈原以是日沉于汨罗的传说密切相关。“节分端午有讹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后人为了纪念屈原，逐渐出现了吃粽子和赛龙舟等活动。

端午吃粽子，至迟从晋代即已开始。《唐六典》卷4记“节日食料谓五月五日粽壹”。《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行此戏”。它充分说明唐代端午食粽已很讲究，皇宫内盛行高级粉团粽类食品。

端午竞渡源远流长。《隋书》卷31《地理志》简明概述了唐以前各地在端午赛舟的盛况。唐人白居易说，“竞渡相传为汨罗”。现存唐代端午竞渡资料主要是在江南，赛舟气氛紧张热烈。李群玉记赛舟时，“三十六龙冲浪飞”。刘禹锡说，沅陵赛船，“乱流齐进声轰然”，可知赛舟的人很多。观者摇旗助威，击鼓相应，场面非常壮观。在混乱的五代十国之世，端午竞舟依旧盛行，南唐政府对于取胜者还给予一定的奖赏。

端午节在大门前悬艾攘毒，早在南朝时已颇流行。唐人在沿用以外，进而用艾制作馄饨，用压邪气。

端午是唐代的重要官定节日，朝廷沿例行举例宴会，并有大量颁赏。这些赐物大都来自全国各地在四节时对朝廷的贡品。

（九）七夕（乞巧节）

古老习俗相传，每年七月七日晚间，天上牛郎织女渡河相会一次，次晨分离。人们非常看重鹊桥会。隋人王眘诗云：“欢逐今宵尽，愁随还路归，犹将宿昔泪，更上去年机”，便是对这一情节的抒怀。

唐人对七夕相会也很怀念。王湾说，“今年闰七月，应得雨回归”。由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恋爱故事，使七夕相会传说更增添了新意。白居易《长恨歌》云：“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此语长期脍炙人口，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西京杂记》卷1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是为乞巧。《荆楚岁时记》云，“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记“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典，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可见在宫苑内，在民间，七夕乞巧的习俗传播很广泛，祈求婚配好，实是乞巧最核心的主题。

（十）中元（盂兰盆节、鬼节）

唐代儒、释、道三教盛行，世俗人和释道信徒都以七月十五日为节日。《荆楚岁时记》载：“七月十五日，僧民道俗，悉营盆供诸寺”。便是唐以前僧俗群众以是日为节的显著事例。

道教徒认为七月十五日地官下降，以定人间善恶，因于夜斋醮诵经，以使饿鬼囚徒都能解脱，还得人中。中元之称便是始于道经。李商隐《中元作》称：“绛节飘飘宫国来，中元朝拜上清回。”上清是道家们幻想的仙境，作者在诗中描写道观斋醮情景相当细腻。崔致远代高骈写了多篇三元斋词，它的核心是祈求三清帮助，早日击败黄巢农民军。卢拱《中元日观法事》大力吹嘘道法无边。或是目睹长安开元观的中元庆贺法事，“今朝欢称玉京天，况值关东俗理年”。玉京是道教天帝所居之地。或是说，庆贺中的舞姿优美如天仙，动听的歌声能吸引仙女停步，剑器舞的技艺有如双鹤飞翔，乐器所奏曲调优美，惊染群花而致飘落。道士们欢庆中元法事时，也正逢世俗广泛祭祀先祖亡灵之日。

盂兰盆原是西晋竺法护所译佛经名，它详细记载了盂兰盆法会。盂兰盆事和佛祖著名弟子目连救母于饿鬼道中的传奇故事密切相关。后人因设盂兰盆以消灾厄。僧寺常于七月十五起盂兰盆法会，以百物供奉三宝。武则天大力崇佛，如意元年（692）七月，在洛阳城南大会，各地僧众，“陈法供，饰盂兰，壮神功之始物”。杨炯为此撰《盂兰盆赋》，对该会盛况称赞备至。唐代宗于七月望日在内道场置盂兰盆，以金翠为饰，“所费百万”。其后，德宗虽停罢内道场与盂兰盆，中元祀会很虔诚，仍如以往。

中唐以来，中元日常有群众性的集会活动。岭南百姓在这一天于佛寺陈设珍异，集演百戏。在建康，有人于是日出游瓦官寺，所在“士女阗咽”，男女相杂。僧俗大众在节日集会于寺庙，既是祀会，又是共同观赏各种娱乐活动。

（十一）中秋节

八月十五日正值三秋各半之时，故称中秋。是夜月色最明，节候很好，中秋赏月习俗至迟在南北朝时业已存在。

唐人嗜好中秋赏月，白居易高唱“月好共传唯此夜”，“人道中秋明月好，欲邀同赏意何如”。司空图说，“此夜若无月，一年虚过秋”。每当中秋夜晚，碧空无云，月圆明彻，极好赏月。相传唐玄宗中秋在宫中赏月，神仙罗公远为导从，邀他上游月宫，“见仙女数百，皆素练宽衣，舞于广庭”。玄宗为此暗记仙人舞曲，返回人间后，依其音调，写成霓裳羽衣曲，极为优美动人。

中秋节是民间节日，没有官节那么隆重。唐代中秋节时，尚无特殊节日食品，吃月饼习俗是宋元以后才逐渐出现的。唐人将中秋赏月与嫦娥奔月以及月中有桂树等传说挂钩，由是增添了赏月的某些浪漫气息。人们把传说中的月中桂世俗化，质问其成长异化过程。元稹说：“谁人唤得嫦娥下，引向堂前仔细看。”皮日休云：“殿前拾得露华新……应是嫦娥掷与人。”人们将嫦娥人格化，于是出现了中秋月夜，道士架梯取月以夺嫦娥等有趣的故事。

（十二）重阳节（重九、菊花节、茱萸节）

九月九日重阳节，民间久有庆贺习俗。但至唐代，才定为官节，是有名三令节之一。官府赏赐钱帛，让官员各自选胜地度假欢乐。

重九时，农作物大多收获。王维说，“四海方无事，三秋大有年，百生无此日，万寿颂齐天。……无穷菊花节，长寿柏梁篇”。德宗李适诗，“朝野庆年丰，高会多欢声”。“重阳有佳节，具物欣年丰”。重阳节候庆丰收，君臣上下无异词。

隋人杜公瞻说，“九月九日宴会未知始于何代，然自汉世以来未改”。众多史例表明，汉魏六朝时，已盛行重九宴会。唐政府在重九节设宴招待百官。大和九年（835）因故延期至九月十一日，文宗认为“未失重九之义”。德宗曾多次在重九日举行诗赛，重九节成了变相的赛诗节。

深秋天高气爽，碧空无云，适宜爬山野游。重九登高为时俗所向。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载九月九日外出登高，得以免除灾难的故事，吸引人重九登高，很富有积极健身意义。景龙三年（709）重阳节，“诏懿戚，命朝贤”，君臣登高，饮酒赋诗，“人题四韵，同赋五言，其最后成，罚之引满”，君官在节日登高，且进行诗作比赛，实是其乐融融。

深秋百花凋零，唯独菊花迎霜开放，逗人喜爱。陶渊明爱菊，赏菊饮酒，乐在其中。唐人爱菊超越前代。白居易前后三年分别居于杭州、洛阳、吴郡，“三处菊花同色黄”，令他兴奋不已。王勃说，“九月重阳节，开门有菊花”。刘眘虚说：“从来菊花节，早已醉东篱。”令狐楚云：“二九即重阳，天晴野菊黄。”唐人常邀请朋友赏菊，兴味无穷。人们赏菊爱菊，外出登高，“菊花须插满头归”（杜牧语）。“簪菊”习俗，此后留传了很久。

折插茱萸是唐人在重九时的又一重要爱好。周处《风土记》称，晋人已折茱萸插头，“云辟恶气御冬”。茱萸品种多，唐人陈藏器说，入药以吴地茱萸为好。张说云：“家居洛阳下，举目见嵩山，刻作茱萸节，情生造化间……菊酒携山客，萸囊系牧童。”他将茱萸与菊花并提，为重九时所重。王维在重阳遥寄兄弟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女一人”。身插茱萸，在于“萸香更袭衣”（苏语）。唐代众多青少年以至老年人，广泛将茱萸插于发间，成为时尚。茱萸辛热，能散能温，常以散寒温中，入药制酒。白居易说，重阳日“黍香酒初熟……浅酌茱萸杯”。常上表云：“茱萸清酒，常闻旧俗之传，薏苡调肠，今睹灵珍之味”。重阳节饮茱萸酒，正是传之甚久的老习惯。白居易记重阳野宴时，“移坐就菊丛，酒前罗列，虽无丝与管，歌笑随情发”。他把饮酒菊丛中，虽无音乐伴奏，却是怡然自得，别趣横生的节日画图，活灵活现于读者面前。

（十三）除夕（岁除、守岁、除夜）

夏历岁末最后一天为除夕日，是世俗相传久远的民间节日。敦煌佛寺有“大岁日”。习俗常以除夕与元日一起庆祝。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9云：“岁将除，乡人相率为傩，俚语谓之打野狐。”他按《论语》所言，认定先秦时，已有驱除疫鬼的习俗，人们在岁末扫除污秽，搞卫生迎新岁，实很合乎情理。汉代守岁时，以弓箭射杀疫鬼，清除灾难。隋代沿袭北朝旧制，选侲子240人，“逐恶鬼于禁中”。唐朝在每年冬季仍有驱傩之类的仪式，“大傩者所以驱除群厉”。《文献通考》卷88记唐代“诸州县傩”的诸种分式，仍维持着古老的传统。

除夕日象征一年即将结束，新岁就要来临。唐以前，已有岁暮家家具肴馔，相聚欢饮迎新年的习俗。人们往往通宵不寐，坐而守岁，隋人薛道衡说：“故年随夜尽，新春逐晓生。”人们饮着柏叶浸泡的长寿酒，品尝美味佳肴，全家团聚，乃是岁末特有的欢欣。

唐代，自朝廷至民间都很重视除旧迎新。太宗召侍臣赐宴，欢饮至天明。正因为除夕和元正紧密相接，很难截然区分。孟浩然说，“守岁家家应未卧”，“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筵”。在除夕夜，家门或开或关，或点灯烛，或烧红火，大都达旦不睡，延续至天明。阖家老小；相聚守岁，把酒笑歌，又吃又喝，并忙于准备新年筵席。罗隐除夕诗，“儿童不谙事，歌咏至天明”。时代赋予少年们特有的乐趣，古往今来例皆如此。

除夜来临，薛能说是，“爆竹和诸邻……驱傩看鬼神”。爆竹声声除旧岁，驱除疫鬼，人人高兴迎新年。开成三年（838）除夕，圆仁在扬州所见，“暮际道俗共烧纸钱，俗家后夜烧竹与爆，声道万岁，街店之内，百种饭食，异常弥满”。即使是困难户，岁末时，“拾樵供岁火，帖牖作春书”。除夕夜生火辟邪，乃是古旧习俗。贫者拾柴薪生火以求吉利，门窗贴春书以迎接新年。

除夜过去，新年伊始。王《除夜》诗：“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时光点点流逝，即是新与旧的分野。张说《幽州亲岁作》云：“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灯火彻明开。”昨夜与今晨，便划分了去岁与新年的元日。如此周而复始，遂出现了众多的节日界碑。

综上所述，只是隋唐五代节日的梗概，每一节日都是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节日的数量比前代增多。诞节、中和节、佛诞、道日等节，都是唐朝新置，并为以后的赵宋王朝所沿用。众多季节性传统节日为隋唐五代增添了不少富有时代特色的内容，这是现实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反映。限于篇幅，还有若干季节性节日未能逐一介绍。即使已作了介绍的诸节，也有待继续探求，以使丰富多彩的民情风俗，五彩缤纷的节日气氛，通过深层次发掘，比较圆满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古代对服饰十分看重，除了衣着本身所具有的诸如御寒、美观等功效外，传统地把它看作是“礼仪”的一部分。古人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饰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宋、辽、西夏、金时期同前代一样，各国均有所谓“服制”的规定，但生活实际却并不恪守一律。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综合反映的衣冠服饰，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变化，显示出了新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