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文化教育



隋唐五代时期教育种类、形式多样，就其性质，大致可分官学、私学两种。国子监诸馆、崇文及弘文二馆、宫内习艺馆、太常寺诸署为国家经营的儒学及科技专业教育；太子保傅侍读、诸王侍读及翰林院侍读侍讲官，负责对帝王及其子孙教育；州县的五经学、医学、道学为地方所设官学。家学（塾学）、乡村启蒙学、私人讲学、隐居游学及寺学均属私学类。官、私学发生发展不同，其间消长，各具特色，它们共同维系着隋唐五代的教育体系，促进了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

一 官学

（一）国子监

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官学教育机构为国子监。隋初国子寺隶太常，统国子、太学、四门、书算学，每学置博士、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5人，书、算各2人，由国子祭酒统领，属官有主簿、录事等。其学生额，国子140人，太学、四门各360人，三学生分别视从七品、从八品、从九品，书学40人，算学80人。开皇十三年（593）将国子寺教育行政系统从太常移于礼部，开启了唐以降学校建置的规模。仁寿元年（601）罢国子学，惟立太学一所，置博士5人，学生72人。炀帝大业三年（607）定令，改国子学为国子监，依旧置祭酒，增置司业与丞。同时，改革了开皇以来的贡举制度，增为四科（秀才、明经、进士、俊士）。唐五代的学校及贡举，均为大业制的沿袭及发展。

辟雍青瓷砚 西安 唐箕型陶砚

唐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武德元年（618）唐高祖李渊继位，即开始着手学校建置，设置的国子学、小学、郡县学奠定了大唐近三百年来官办儒学教育学校的模型。其中国学生取三品以上子孙，72员，太学生取五品以上子孙，140员，四门生取七品以上子孙，130员，无庶民子弟，这是初设时的国子学规模。

开成石经局部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唐

武德七年（624）各方战事平息，唐重颁律令，学校的建置，又被提到日程。《唐大诏令集》卷105《置学官备释奠礼诏》要求“诸生胄子，特加奖劝”，“其有吏民子弟识性开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入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学。”国子监三馆为官吏子弟习学之所，自隋已然。武德七年诏令的意义，在于要百姓子弟凭学艺入学，这批学生，就是四门俊士生。此前，俊士与进士、明经、秀才一样，为贡举科目人，《唐摭言》卷15《杂记门》记载，武德四年（621）敕诸州贡明经、秀才、俊士、进士，五年（622）十月，诸州贡明经143人，秀才6人，俊士39人，进士30人，考试结果，并通者秀才1人，俊士14人，“放选，与理人官，下第人给绢五匹为归粮，使勤修业。”可见俊士及第即放与官，与秀才、明经同。武德七年，俊士成为州县所举入四门的学生，此后，俊士由贡举科目变为俊士生。开元二十一年（733），又放宽了俊士生的年龄限制，“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经已上及未通经，精神通悟、有文词史学者。每年铨量举选，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这实际上放宽了俊士的简择标准。国子监为国家所设教育机构，其中允许百姓子弟入学，是历史上一大进步。入学子弟由隋唐初贡举俊士发展而来，招收俊士始于武德七年，其后简择标准宽松，这反映了贵胄子弟不愿入国学，国学大量吸收庶民子弟的趋势。

贞观年间，国子监设备充实，学官极一时之选，“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最为兴盛。国子监位于长安朱雀门街东第二街，尽一坊之地，是惟一不设于宫城、皇城内的中央机构。国子监置于外郭城，根本原因在于生徒云集、学舍林立，皇城容纳不下。太宗增筑学舍，所辖范围更为广阔。高宗之后，儒学渐衰，“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但这期间也有两项建置对后来国学产生了影响。其一为东都国子监的设置，这也是武后要将政治重心从长安移至洛阳的措施之一。其二为增设研究学官——大成。大成为博士、助教、直官之外另设的学官，“依色令于学内习业，以通四经为限”，同时也参加一些教学辅导工作，如李元轨在任大成期间，被征为北门学士，教授御林军飞骑。大成是国子监内部的研究人员。九经研究人才大成由国子监培养，使国子监同时具有了综合性大学及九经研究院的性质。

玄宗比较重视儒学教育，国子学在开天年间再度兴盛。其学官、生员，简择标准如下表：

入国子、太学、四门生需要一定条件，除四门800名俊士生以才入选外，国子、太学、四门生凭门荫入选，这是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等级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但与前朝不同的是，俊士生的出现使庶民子弟也可与官僚子弟一样入国子监受教育，而且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国子监的等级制逐渐被打破，大量落第举子、州县学生补入国学使其成为寒士受教求举之地，开元以后的国子监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特色。

国子监除学生及博士助教等学官外，尚有祭酒1人，从三品，司业2人，从四品下，分别为国子监长官、通判官，他们是国家教育事务的最高领导，一般皆选淳儒博学者担任。唐代大儒孔颖达、贾公彦、张後胤、令狐德棻、徐坚、杨绾、韩愈、柳公权等均任过国子祭酒。此外，尚有丞1人，从六品下，主簿1人，从七品下，录事1人，从九品下，掌监内常务及勾检。直讲4人，专以经术讲授，与明五经直、文章兼明史直同为国子监直官，以才入选。负责监内杂务的胥吏有府7人，史13人，亭长6人，掌固8人，庙幹2人，典学12人等。

在学官督导下，诸生习《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周礼》、《仪礼》、《礼记》（郑玄注），《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公羊》（何休注），《谷梁》（范宁注），同时兼习《孝经》（孔安国、郑玄注，后改为开元御注），《老子》（河上公注，后改为开元御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其中《礼记》、《左传》三年成，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二年成，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一年半成，为小经。学生可在大、中五经中任选一班，习经有暇，则学隶书及《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等选修科目。每旬前一日考试，分试读、试讲两项，全不通者，斟量处罚。每年考试所习，分上、中、下三等，三次在下则勒令退学，考试制度严格。同时也有田假、授衣假，平日十天一假，此为学校管理制度。

能通两经（一大一小或两中经）的学生可要求参加贡举，由监司考试，合格者贡于考功，开元二十四年（736）改为礼部。诸生可应明经、进士、秀才（高宗时因科试较难，遂停）举。参加明经举者有明两经、三经（大中小各一经）、五经（大经并通，余经各一）等多种。由于诸经长短难易不一，明经人可自己按大中小选择，稍难记诵的《左传》及《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人罕习之。唐多次优奖习上述五经者，但诸生多为获得出身，研习五经者仍不踊跃。诸经研习不平衡，诸生多弃难从易，是明经举对教育的一个影响。

第二个影响则为明经帖试的考试方法，促使学生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甚至抱有侥幸心理。唐代经学理论不发达，与明经考试之弊，紧密相连。重帖试的考试方法严重地影响了唐代的教育风气。代宗时，国子司业归崇敬上书，称“自艰难已来，取人颇易，考试不求其文义，及第先取于帖经，遂使专门业废，请益无从，师资礼亏，传受义绝”。实际上，这种不求文义、只重帖经的考试方法并不始于安史之乱，唐前期亦然。受这种考试方法影响，诸生不从师，不问道。传统意义上的师生请益关系逐渐消亡，而座主、门生这种功利的师生关系盛极天下，“专门业废”，“师资礼亏”，导致了儒学中衰。韩愈在《师说》中虽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但收效甚微，究其根本，明经的考试方法当是造成这种风气的原因之一。

明经举的第三个影响是促使儒家经典的整理统一。太宗时，统一教科书的工作已开始进行，贞观十二年（638），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义训》（后改为《五经正义》），以此来作为教学及科举的官方定本。由于诸经为手抄本，诸生所习，文字不同，开元以来，省司试人，皆先纳所习之本，文字差互，以习本为定，文义可通，虽与官本不合，亦放通过，颇为麻烦。天宝十载（751）诏儒官校定经本，撰《五经字样》。唐后期石经及五代时的雕板九经都是为统一教科书而制。

应进士举者除习经外，尚需习文史。唐初，进士只试策，贞观八年（634），加试读经史一部。调露二年（680），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奏进士加帖经及杂文。永隆二年（681），敕令进士先帖经，然后试杂文两首，其次试策。九经的学习成绩对进士是否及第的影响逐渐减小，而文学、诗赋的影响则逐渐增大。中唐以后，第一场诗赋，第二场帖经，第三场策文，帖经居于第二位，已不受重视。其后帖经被放入最后一场，帖落之后，尚许以诗赎帖，进士可以完全不习九经，专以文章为务了。唐代文学（尤其诗）极盛，这与进士从重儒学到重文学的发展互为影响。进士考试内容及要求标准的转变也引起了国学变化，广文馆的出现，以儒学为主要教授内容的国学不再是进士的产生地，私学及游学的兴盛等，都与之有关。

天宝九载（750），专门培养应进士业生的学馆广文馆建立。广文馆为进士考试的补习班，但补习者不是贵胄子弟，广文生一向以孤寒著称。广文馆的出现并未改变国子进士不景气的局面。唐后期广文进士排在榜末，广文馆建立不起来，一直借寓国子馆。

中国中古社会礼仪贯穿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国子监作为国家教育场所，同时也是行礼场所。唐代国子监所行之礼有四，其一为束修礼，学生向学官献一定数量的匹段、酒、修等，为拜师礼，是重师道的体现。其二为视学礼，皇帝皇太子亲入国学，以行论讲，百官从观，是振兴学校教育的一种方式。其三为皇太子释奠礼，是唐国学为庙学制的体现。其四为乡贡谒先师礼，乡贡进士明经到国子监谒先师，学官开讲，质问疑义，也是加强学校教育的措施。

安史之乱后，国学转衰，“自至德后，兵革未息，国学生不能廪食，生徒尽散，堂墉颓坏，常借兵健居止”。广德二年（764）重聚生徒，国学渐复。元和二年（807）重定诸馆生徒，两监三馆生530员，广文生70员。文宗较重视国学，除诏令公卿子弟不入国学习业不能参加进士明经举外，置五经（《左传》、《礼记》、《周易》、《尚书》、《毛诗》）博士，用奖专门之学，但这一设置并未起到振兴国学、改良学风的作用。武宗时，再次下令要求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必须隶国子受业，可见当时官吏子弟不愿入国学。宣宗登基，一反武宗之政，国学更为衰落。

五代之时，战乱频仍，再加上“权臣执政，公然交赂。科第差除，各有等差”，《侯靖录》记载五代的情形为“及第不必读书”。国学内“多有未曾受业辄取解送者，往往乱离之际，其居学者亦皆苟贱冒滥之士耳”。这是一个方面，但五代教育也并非完全没有成果。后梁的学校建置与唐同，崇政副使吴蔼乾化二年（912）自右散骑常侍迁刑部侍郎，与宣徽副使右散骑常侍李珽并充侍讲学士，可见梁太祖在设宫中比较重视儒学教育官。后唐的国学教育是五代最盛的。段颙天成二年（927）三月奏，请国学五经博士各讲本经，以申横经齿胄之义。四年（929）十二月国子监上奏，要求不但加强国子监生诸经教育，而且尚书博士田（敏）讲《论语》、《孝经》，四门博士赵著讲《春秋》，“如有京中诸官子弟及外道举人”，“若有听人，从其所欲”，扩大了国学教育的范围，有益于教化及教育普及。同年五月，左补阙吕或休也上疏请敕诸道兴崇学校。不但学校恢复，而且也广为搜求图书，天成二年刑部郎中王骞奏请采访图籍，长兴元年（930）著作郎李超因秘书监无屋无书，请求创修。文化教育事业逐渐兴盛。后汉乾祐三年（950），礼部侍郎司徒诩又上言，“请国家开献书之路”，献书者酬以缗帛、官资，“自然五六年间，庶几粗备”，帝“从之”，可见后汉也比较注意图书搜集及文化教育。同时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板印经由国家校刊颁行。长兴三年（932）四月，“宰相冯道以诸经舛谬，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后汉乾祐元年（948）四月国子监因雕印板九经中《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无印板，“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雕造印板”。周田敏判国子监事，广顺三年（953）献印板书《五经文字》、《五经字样》各两部。显德二年（955）国子监又集当朝鸿儒，校勘《经典释义》，雕造印板。这些书籍的校刊印刷，促进了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

十国的情形很不一致。南唐保大十年（952）二月，翰林学士江文蔚知贡举，用唐故事，开科取士，其后士人以登第为荣，后主时宰相严续就“力教群从子弟，砥砺儒业，诸子及孙举进士者累累不绝”。吴越、前后蜀都行科举考试制，南汉乾亨四年（920）“始立学校，置选部、贡举”，这些小国由于经济政治形势相对稳定，文化教育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文化教育对于境内少数民族及周边邻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唐西北的吐谷浑国官有长史、司马、将军等，“盖慕诸华为之”，贞观年间太宗平吐谷浑后，派侯君集管理，“始请颁历及子弟入侍”，至龙朔三年（663）吐蕃取其地，遂融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吐蕃也深受唐文化影响，如其大臣仲琮年少时曾充质入朝，“诣太学生例读书，颇晓文字”，开元十九年（731）吐蕃还遣使来求《毛诗》、《春秋》、《礼记》，加强了文化交流。东北渤海国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遂为海东盛国。高丽“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局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新罗多次遣子弟入唐习业，贞观二十二年（734）真德遣子文王及弟伊赞子春秋来朝，诣国学观释奠，讲论，帝赐所制《晋书》。玄宗时新罗子弟多入太学学经术，开成时鸿胪寺籍质子及学生岁满105人。日本人唐习业者很多，开元初粟田来朝，请从诸儒受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其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后易名为朝衡，与当朝士大夫多所往还。橘免势与空海在贞元末留唐肄业，历20余年，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南方诸族中，施蛮、顺蛮、磨蛮、些蛮等贞元年间以大臣子弟质于韦皋，韦皋“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习书算，业成而去。南诏也重视儒学教育，唐官郑回在雟州被攻陷时，成了南诏的俘虏，“阁罗凤重其惇儒，号‘蛮利’，俾教子弟，得箽搒，故国中无不惮”。可见唐文化教育在境内少数民族及邻边诸国中普及之广，影响之大。

国子监尚有律学、书学、算学三馆。贞观六年（632）二月，初置律学，显庆元年（656）十二月，置算学，三年（658）九月，废书、算、律学，龙朔二年（662）五月复置，三年（663）二月，诏以书学隶兰台（秘书省）、算学隶秘阁（太史局）、律学隶详刊（大理寺），寻复旧，隶国子监。

律馆学生50人，取“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为之，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律生年龄限制在“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与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的其他诸馆生不同，这是因为律学馆是为国家培养法律专业人才之所，法学生与其他学生不同。其他学生要求有对经义、书、算等的记忆力，法学生则要求社会阅历及有对当朝令式制度、人情世故的理解力，故而学生年龄较大。

律学生业成应明法举。后期律生减少，元和初西京律馆20人，东都10人。五代时律馆废，后唐大理正宋升请置律学生徒，未能实行，长兴二年（931）和凝建议，委诸州各荐送一二人入京就学，业成放出身，明法同《开元礼》选数。重置的明法科反而高于明经了。

书学馆生30人（元和二年西京10人，东都3人，共13人），取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之，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兼习其他字书。《石经》三体书限三年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学习期限六年，九年不堪贡举者解退。考试方法包括帖经、口试、墨策二十条。口试时，着重兼通训诂，会杂体。明书习业属文字学的范畴。

算学生人数及选拔标准与书学生同。分为两班，分别学习《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和《缀术》、《缉古》，同时两班兼习《记遗》、《三等数》。其中《缀术》限四年业成，《缉古》三年，《孙子》、《五曹》共一年，《九章》、《海岛》共三年，《周髀》、《五经算》共一年，《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年，两班生均要学习七年才能卒业，是国子监诸馆生习业时间最长的。算学生业成后应明算举，九年不堪举者放归。后期算馆生员减少，元和二年西京10员，东都2员，共12人。

明算考试包括帖经及问大义两道程序，考试内容按班不同。算学教材像儒家经典一样，在贞观年间经过整理勘定注释。太宗末年，“太史监候王思辩表称《五曹》、《孙子》十部算经理多踳驳，（李）淳风复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新唐书》卷59《艺文志》有“（李淳风）注《五曹》、《孙子》等算经二十卷”，可能就是校改后的国子算学馆教材。

（二）弘文馆、崇文馆

高祖始受命，“诏宗室、功臣子弟就秘书外省，别为小学”。为贵胄子弟单独设学。小学授经与国子同，盖文懿武德初为国子助教，被派到小学教授王公之子，他为学生讲《毛诗》，发题时，公卿咸集，更相问难，教育方法也与国学无二。武德四年（621）正月，于门下省置修文馆，其后秘书外省小学不见于史籍，可能移至馆中。九年（626）三月改为宏文馆，九月太宗初继位，大阐文教，于宏文殿聚四部书，殿侧置宏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兼学士，引入内殿，讲论文义。贞观元年（627）又招收一批习书生，有24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黄门侍郎王珪奏请习书之暇，兼习经史，二年（628）又请置讲经博士，准式贡举，转为以儒家经典为主了。宏文馆习书生只招收了一批，此后仍为王公子弟习业的宫廷学校，但习业范围为经、史、书，则仍延续下来。

崇贤馆置于贞观十三年（639），显庆元年太子宏请于崇贤馆置学士，并置生徒20员，上元二年（675），避章怀太子讳改为崇文馆。崇文馆置于东宫，为太了学馆，初置时，简择东宫高级官僚子弟为生，“其东宫三师、三少、宾客、詹事、左右庶子、左右卫率及崇贤馆三品学士子孙，并宜通取”。其后由于贵胄子弟争入，弘文馆容纳不了皇亲及高官子孙，崇文生的简补并不局限于东宫官僚子弟，贵胄子弟也可入崇文馆。

弘文崇文生由学士、直学士教授，其出路为应举，但另行考试，题目简单，“弘文、崇文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亦不拘常例”。二馆生试经、史，应明经、进士举，“多有不专经业，便与及第”。唐多次下敕令严格二馆生考试方法，如广德元年（763），强调二馆生所习经业，务须精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贵胄子弟则由人替代来应付考试。太和七年（833）又订立了二馆生的复试制度，但实施效果令人怀疑。可能“已补者自然登第”一直是二馆生的常态。

（三）州县学

武德元年五月，唐高祖设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同时，也制定了州县生员数，“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当时戎马倥偬，郡县学可能只有规模并未认真建置。七年战事平息，二月己酉诏：“州县及乡皆置学”。学生规模可能沿袭元年的规定，开元年间，根据地方等级不同，略有变动，京兆、河南、太原三府生80人，大中都督府60人，下都督府50人，上州60人，中州50人，下州40人，京县50人，三府县、上县40人，中县25人，下县20人，全国生员有60710人。

府州县学设博士、助教；以五经教授诸生。州县学生入学标准无等级限制，四品子可入，庶人子亦可入，入学年龄比国子的最高界限19岁大一些。他们由州县长官补，取郭下县人替，吐鲁番出土“贞观二十二年西州高昌县史□备牒为隆达等遭丧以替人入学事”就记录了州县学生请替、拣补的手续。

与国子监一样，州县学也是行礼习礼之地。“州县学生，专习正业之外，仍令兼习吉凶礼，公私礼有事处，令示仪式”，此外不得差使。州县生习礼与行礼超过国子生，这是因为中央有掌礼仪与行礼事的机构——礼部与太常寺，而地方上礼在学校。州县学生习礼行礼，是国家推广礼仪教化的措施，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俛伏兴之节从礼部、太常推广至民间，通过学生示仪式，走入民间百姓家，州县学比国学更具有兴教化的意义。

州县学内所行礼有束修、释奠、乡饮酒礼三种。束修为拜师礼，乡饮酒贡举时行于学校，最初设礼时叙尊卑长幼的目的已居于其次，而饯行送别鼓励金榜题名则成了主要目的。释奠为学礼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凡州县皆置孔宣父庙，以颜回配焉，仲春上丁，州县官行释奠之礼，仲秋上丁亦如之”。释奠礼在州县学内长行不衰，安史之乱后，“州县博士学生，惟二仲释奠行礼而已”。学校经业授受退居其次，只行释奠礼了。

唐州县学教育水平因时因地不同，它与州县长官的重视、提倡密切相关。总的说来，唐前期国家兴盛，州县学普遍设置，时有贡人，乾元元年（758）州县学生放归营农，此后，州县学普遍不振。德宗初即位，“思弘教本，吏部尚书颜真卿奏请改诸州博士为文学，品秩在参军之上，其中下州学一事已上，并同上州，每令与司功参军同试贡举，四季同巡县检点学生，课其事业”。此前博士无吏职，惟主教授，改博士为文学，不仅提高其品秩，而且确立了文学试贡举、巡检学校的行政职务，文学不再专主教授，而是地方教育长官。但此制并未长久实行，元和六年（811），废中下州文学，国家通过确立州县学行政官以提高州县学的努力并未成功，州县学的置否兴废完全仰赖于地方长官了。

（四）帝王家族教育

帝王家族包括皇帝、太子、王子、公主、王子妃、后宫诸种。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名义上为帝师，但隋唐多以为赠官，“或亲王拜官”，位高地崇，一般人臣罕能及之，更不用说发挥帝王师之职了。

侍讲、侍读官真正执行了帝师之职。太宗常与侍臣谈论，共观经史，这些人有侍读之职，无侍读之名。开元三年（715），玄宗读书有疑，无从质问，遂选儒学之士，入内侍读。马怀素、褚无量应选，更日侍读，劝讲禁中。十三年（725）设立集贤殿书院，置侍讲学士。内庭经筵讲论成为定制，侍讲官正式设立且制度化。此后，历代帝王因人因才置侍讲、侍读官，无定员。穆宗即位，以韦处厚、路随为翰林侍讲学士，召入太液亭命分讲《毛诗·关雎》、《尚书·洪范》等篇，使帝师从集贤殿书院移入翰林院，学士列于内署。此后，翰林侍讲在敬、文宗时常置且发挥了访问经义、规谏激劝之职。文宗时翰林侍讲与政治关系犹为密切，柳公权因书法精妙被文宗选为侍书学士，这在唐后期是很难得的。

太子三师（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三少（少师、少傅、少保）是皇太子道德老师，但隋唐三师三少多为赠官或赏功臣，与令式规定的职务不符。太子的儒学教育由侍读完成。太宗时置侍讲，崇贤馆学士马嘉运、洗马秦晖数次侍讲宫中，徐齐、孔颖达也任过太子侍讲。后侍讲、侍读、侍文（辞学）、侍书（书法）等均为侍读，太子侍读为所有给太子讲经艺的官员的统称。

诸王皆有侍读，无定员，分侍讲、侍读、侍文、侍书四种，包括经义儒学、文辞、书法诸种。开元二十四年（736）敕令规定，王子未出阁，侍讲、侍读、侍文、侍书并取现任官充，经三周年放选。王子侍读因才艺而择，为兼官。开成元年（836），改诸王侍读为奉诸王侍读，大中初（847）复旧。

出阁开府王子之师则多了傅、友、文学三种，其中傅从三品，掌傅相训导而匡过失，友陪侍左右，规讽道义，文学仇校典籍，侍从文章。他们对诸王进行儒术文艺及道德教育。

公主的侍读官不常置。据临川郡长公主墓志，太宗女孟姜贞观初随父避暑甘泉，上表起居，皆手自缮写。太宗览之，以为文词、书艺均妙，于是“令宫官善书者侍书，兼遣女师侍读”，专门派人教书法及学艺。公主侍读官当由宫官有才艺者如司籍等或因人而遣充。

亲王国内置学官长、丞各一人，“掌教授内人事”，对亲王嫔妃宫人等特设教官，教以儒术及伦理道德等。

皇帝后宫内人由司籍及诸色内教教育。宫官尚仪局司仪二人，正六品，典籍二人，正七品，掌籍二人，正八品。司籍等主要掌经籍，同时也兼教授内人习经业的任务，教学成绩好坏，要记入簿中，以备审核。

后宫内人更主要地由诸内教教授。唐初，中书省置内文学馆，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掌教宫人。武后如意元年（692），改为习艺馆，又曾改为万林内教坊，有内教博士18人，其中经学5人，史子集缀文3人，楷书2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咏、飞白书、算、棋各1人，所教内容包括儒家经典、文史、道、律、算、诗、棋等众艺，授业范围广，书、艺成分居多。习艺馆内教官，也择才学之士充，著名诗人杨炯、宋之问在武后时均直习艺馆。开元二十四年要求习艺馆诸色内教，通取前资及常选人充，二年以上，选日减选。至此时，诸色内教还是由宫外士人担任，这也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开元末，习艺馆废，内教博士以下隶内侍省，中官为之，这与宦官势力增强同步。此后，宫人书、算、众艺的教授者只剩下内侍省掖庭局博士2人，除非特殊情况（如宋廷棻因五女若昭若宪等以才学入宫而被擢为饶州司马，习艺馆内教），一般不再由士人充内教。

内侍省宫闱局有小给使学生50人，择宦者为之，国家为其置博士，教授艺业。小给使学生所受教育当包括儒家经典及众艺等多项内容，是附于皇族之中的宦官教育。

（五）其他诸学教育

太史局、太常寺及道学馆也为文化教育机构，天文历法、医学、阴阳学、乐舞、道学教育在这里举行。

“天文玄远，不得私习”，天文历法，学在官府。太史局有历生36人，装书历生5人，天文观生90人，天文生60人，漏刻生360人，太子率更寺漏童60人，共661人。历生学习国家历法，参加造历、测影。天文生由天文博士教授天象及占天文变异法。天文观生由天文生年深者转补，掌昼夜在灵台伺候天文气色。漏刻生习漏刻之节，漏生唱漏。

历生、观生为流外七品，八考入流，漏生、漏童可转补典钟、典鼓，天文生转补观生，也可逐渐入流，但入流后只能在本司迁转，不能随便与外官交往。习天文历法诸生不同于习其他诸科者，身份特殊，限制严格，仕途狭窄。

太常寺太卜署有卜筮生45人，习阴阳占卜之法，由博士、助教、教授。贞观时天下流行的阴阳书共百卷。太卜署所习多，卜筮之法分龟占、五兆占、《易》占及式占四种，龟占九类、五色；兆占视五行十二气，五兆有三十六策；《易》有四十九策，式有《雷公式》、《太一式》、《六壬式》，另有历注之用六，禄命之义六，皆需辨象数，通消息，然后定吉凶。这是卜筮生的习业内容。

唐乐舞教习对象是宫人及类似奴婢的乐人、音声人。太常寺散乐音声人万余，置师以教之，开元二年（714）置教坊于蓬莱宫侧，乐舞教习不再隶属太常。乐舞教育是唐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乐人、音声人习乐舞表现了轻视乐人与礼乐不可或缺的矛盾思想。

唐封老子为玄元皇帝。开元二十九年（741），于玄元皇帝庙置崇玄学，令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业成申省，准明经例考试，通者准及第人处分，并为此专门在诸州设一员博士。崇玄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数量不少。道学是唐皇帝尊崇道教的产物。

二 私学

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敕，“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这里的私学指狭义的私人讲学，广义的私学是相对于国子、二馆及地方州县等官学而言的。私人讲学不始于开元二十一年，这条敕令允许私人讲学寄于州县官学中，即允许私人讲学走入官学课堂，这是很开放的举动。广义而言，私学包括童蒙学、寺学、私人讲学、家族学院、隐居游学、妇女教育等多种形式，今按教育内容分童蒙、青年及妇女教育三部分。

（一）童蒙教育

儿童的启蒙教育因家庭环境而不同，有的在家学，也有的在寺学、乡里村学中。唐国子监及州县学均相当于“大学”教育，启蒙教育完全由家学形式进行。

1.家学启蒙教育

在家学中接受启蒙教育的儿童一般出身于官宦或知识水平较高家庭。他们受教的方式无外于父母兄长亲授或延师教授两种。

史籍墓志中不乏母兄亲行启蒙教育之例。元稹、李绅、杨收均由其母教授，李知、苗蕃均受业于母夫人，李通理夫人独孤氏，“专以诗礼之学，训成诸孤”，这些都是母亲授业之例。瞿令珪幼孤，兄弟更相诲训，未尝从师，由其兄任教，郑当侨寄吴中，与兄邻孺相依，学无师傅，由其兄启蒙，苗善物父以诸父凋逝，谢绝衣冠，垂训子侄二十余人，则是父伯教授。这种亲授家庭一般为仕宦贫寒者，而更多的富家或官宦子弟则在家学中由师傅进行启蒙教育。

2.寺学启蒙

唐寺院多置义学，延引俗家子弟习经史文学。严耕望据《旧唐书·裴休传》及《圆觉经大疏抄》指出义学院与佛寺有关，实际上，义学是私学的一种，也就是寺学。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出土“唐景龙四年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末题：“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学开觉寺学景龙四年五月”、“西州高昌县宁昌乡淳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可见卜天寿既是私学生，义学生，也是开觉寺学生，唐代的义学多为寺院开办的私学。

3.乡村蒙学

最富特色且史籍中记载最多的是乡村蒙学。《唐摭言》卷10记载顾蒙“避地至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他很可能在广州乡村做了一名讲授《千字文》的教师，教学所得，仅能糊口。又如《太平广记》卷44“田先生”条记载田先生元和中隐于饶州鄱亭村，作小学以教村童十数人，据《玄怪录》卷3齐饶州篇，知田先生所建小学校址为草堂，每日要到学生家“转食”，以充糊口，学校设施简便，教书先生穷困潦倒。《因话录》卷6记载窦易直幼时家贫，受业于村学，一日近暮，风雨暴至，学生归家不得，宿于漏屋之下，漏屋显然是学生学堂，漏屋与田先生的草堂，参差相似。有的村学为方便孩童白日田间劳作，夜晚上课，《太平广记》卷494记载的开元二十九年（741）修武县的一所村中小学就是夜学，生徒夜晚多宿于学舍内。

这些乡村小学所授除《千字文》等字书蒙书外，多授当代诗文。如皮日休为童在乡校时，于简上抄杜牧文集，元稹于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杨绾对唐高宗后的教育内容概括为“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传文，不越诸家之集”，即使在边远穷困的乡村小学，其习业内容也是如此。

（二）中、大学教育

唐国子监、地方州县学均为大学教育，优秀毕业生可直接应中央举行的科举考试，然后步入仕途，未入国子监、州县学者，也可由私学接受类似中、大学教育，参加贡举，走入仕途。提供中、大学教育的私学种类也很多，大致而言，可分为家族学院、隐学游学及私人讲学三类。

1.家族学院

唐代官宦子弟不入国学者，一般在家族学院内接受中、大学教育。学院为仕家子弟讲学食宿之地。学院在唐后期尤盛，《唐语林》卷1言语门记载“李德裕太尉未出学院，盛有词藻，而不乐应举”，学院成为唐后期官宦子弟家学的统称。

崔祐甫《穆氏四子讲艺记》详细记载了穆家学院的建造及作用，其文略云：“使君有四子，曰赞曰质曰赓曰赏……方欲以六经百氏播礼乐，务忠孝，正名器，导人伦……于是考州之东四十里，因僧居之外，阶庭户牖，芳草拳石，近而幽，远而旷。澶漫平田，觱沸温泉，可以步而适，可以濯而蠲，谓尔群子息焉游焉。”穆赞、质、赓、赏四子的学院建于僧居之外的幽盛之地，穆宁令其陶冶性情、专心讲学，以传家业。择盛地建院花费较多，一般仕宦子弟学院皆设于家户之内，如《唐国史补》卷中记载裴佶至其姑父宅视姑，其姑父令憩于学院中，《唐语林》卷6记载裴佶姑父令其憩外舍，可见学院在外舍中，并未与家宅分开，因而裴佶于学院内可看到其姑父的一系列活动。

仕家子弟除在学院习书论讲外，饮食起居皆在学院之内，《太平广记》卷467崔棁条记载，崔棁游学时，往姑家，夜与诸表昆季宿于学院，同书卷170郑条记载，郑让刘景与子弟同处书院，寝馔一切，无异于子弟，可见学院除书房教室之外，尚有卧室及食堂，只有一般官宦人家才可置备。

学院又可称为学舍、书室、书院，上引《太平广记》郑条郑氏子弟的书院，显然就是学院，同书卷175路德延条记载其“居学舍中，尝赋芭蕉诗”，这里的学舍就是路家学院，又如《唐语林》卷3赏誉门记载毕咸“至李氏子书室中，诸子赋诗，亦为之”，这里的书室，即李氏子弟读书的学院。学舍、书室、书院都是对学院的不同称呼。

子弟于学院中所习内容无外乎经书、诗文、书法三项。唐墓志记载，张宁“幼习经籍，乡举孝廉，早工翰墨，迹近羲献”，所习包括儒家经典及书法，明经及第。李琚“百氏图书之学，八分篆隶之能……或庶几于古人”，因做诗“词理甚鲜”，进士及第，所习业主要为诗文、书法。宋遏“善卿君之笔札，有文举之辨谈”，也是长于文学、书法。鲁谦“年七岁，好读诗书，旰食忘寝，勤学不辍。师喻以文义，皆记之心腑。未逾十五，《孝经》、《论语》、《尔雅》、《周易》皆常念，《礼记》帖尽通过。又为文章，格韵清峻，罕有其俦者。学钟王欧褚之书，并得妙绝”。这一例，更明确地体现了唐代学院子弟的习业内容。经籍、文章、书法，三足鼎立，应明经者更重经，求进士贡者更重文，但书法不论明经进士都必须要学。

唐学院为仕宦子弟家学，为其讲论经义、创作诗文之所，学院子弟大多怀有明确的应举入仕目的，所习业也与贡举考试密切相关。

2.私人讲学

唐代私人讲学与前代相比，并不兴盛，著名的讲学家不多，但也代有其人，贞观初，马嘉运退隐白鹿山，“诸方来授业者至千人”。规模较大，盖蕃“博览经传，尤精王易”，唐初以隋官降授文林郎，“遂安之无复宦情，唯以讲授为事，洛中后进李大师、康敬本等，并专门受业，其后咸以经术知名”。他的讲学也取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太宗时曹宪在江淮间讲《文选》，其后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专门形成了《文选》学。曹宪教授时，“学徒数百人，公卿多从之学”，高宗武后时李善授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李善讲学于荥阳墅，文宗时，其曾孙李正卿又修复了其讲习遗址。高宗时，王义方因弹劾李义府，被贬为叶州司户，“秩满，于昌乐聚徒教授”，总章二年卒，门人何彦先、员半千制师服三年，毕丧而去，这在唐代是很罕见的。开元年间，卢鸿隐于崧山，广精舍讲学，“从学者五百人”，规模也较大。唐后期王质“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授业者大集其门”，元和六年登进士第。晚唐时，东海徐先生以讲经学书法知名，余从周少时从其学，因家贫亲老，五日一归。居数年，尽得徐先生业。徐先生特善草隶书，从周亦传其能。其后余从周明经及第。徐先生讲学在当时也是较为著名的。唐五经咸通中于荆州聚徒五百人讲授，以束修自给，有西河济南之风。以上为史籍中记载的规模较大的私人讲学。

3.隐学游学

隐居读书在唐代尤其是唐后期十分普遍。据严耕望先生考证，士子隐居习业大抵以名山为中心，北方的嵩山、终南山、中条山，南方的庐山、惠山、会稽、青城及闽中诸山皆为书生渊薮。唐后期宰相如韦昭度、张镐、徐商、房琯、李逢吉、朱朴、杨收、李泌、刘瞻、段文昌、王播、李藩、李绅、张濬、齐抗、裴垍、柳璨，一代文章宗伯陈子昂、李白、白居易，一代名臣颜真卿、孔巢父、李栖筠、崔从、卢群，诗文名家徐彦伯、刘长卿、岑参、李华、孟郊、李贺、吕温、符载、刘轲、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李端、王建、顾云、杜荀鹤等都加入了隐居山林习业的队伍，隐居山寺读书是唐代教育的一大特色。

隐居山寺读书之人各有所图，山中清净，远离喧哗都市，可潜心读书，且山中自然风光好，花鸟林泉，可陶冶读书人心情，更可促进多习进士业的士子的文思，这是山林吸引唐士子隐居读书的自然条件。其次山中隐有贤者，隐于山中可得良师益友，切磋进益。如皎然初入道，肄业杼山，与灵彻、陆羽同居妙喜寺，李端在匡岳，依止称门生，李端依皎然读书，正是求指点。又如杨衡与符载、李群、李渤同隐庐山，结草堂于五老峰下，号“山中四友”，往来多山僧道士，贞元中庐山结草庐于岩谷间读书属文者有一二十人。这些人成群结庐为友，与僧道频繁往来，比自己在学院中读书气氛更浓厚，交流更活跃，更广泛，这是隐居山寺读书的第二个原因。再次，唐寺观多建于山林，寺院盛极一时，这些寺院食宿条件好，有的寺院也有一般士家甚至官府无法比拟的图书收藏，有的贫家子弟为求食宿，入寺读书，随僧洗钵，也有的为阅寺院藏书，于寺中寄学，这是学子隐居山寺读书的第三个原因。总之，进士科的发达、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及佛教的兴盛，是隐居山林读节蔚然成风的主要原因。而后期战乱频仍，官学不发达也更促进了隐学的普遍。

游学也是唐士子求学的一种方式。如南卓“吴楚游学十余年，衣布缕，乘牝卫，薄游上蔡”，“番禺举子李汇征，客游于闽越，驰车至循州”，元载听其妻王韫秀之劝求学，“乃游秦”等，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这就导致客居、寄学更加普遍。从边塞至首都长安，唐各地均有游学的学子。他们有的不远千里，访师求友，游宴于著名学者文士之门；有的投卷求荐，往来于达官贵人之第；有的寻求名胜，游览名山大川，增强阅历，振奋文辞。科举取士，是唐代游学兴盛的直接原因。每年十月，数以千计的各地举子解送长安，落第后或回原籍或沿路览胜，这本身就促进了士子游学，而重文辞的进士科兴盛，士子可与别州求解，也是导致游学普遍的重要原因。游学使唐学子交流频繁，也使师徒关系更为活跃，更不固定，终唐一代，很少有严格的重师承的师生关系，游学的兴盛也是一个原因。隐学与游学对唐代的教育及唐代的文化交流都有较大影响。

（三）妇女教育

除宫人、乐人及公主外，其他妇女教育皆有家学承担。妇女所受教育的内容，唐墓志中记载：“七岁读《女史》，十一就妇功，岂织组，不废事业，将前言往行，以成规矩”，“夫人习《礼》言《诗》，尤专《论语》，崇奉释教，深味佛经，诵读讲磨，咸得要妙。洞知声律，不学而能，笔札雅琴，皆所尽善。”总结以上两人学习内容，可知妇女教育包括道德、女功、儒家经典、文学、书算、音乐、宗教等几方面。

1.女德教育

道德教育是妇女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关妇德的教科书有《女史》、《女仪》、《女诫》、《女则》、《女孝经》、《女论语》等，《太平广记》卷70记载，戚逍遥十余岁，“父以《女诫》授逍遥，逍遥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经诵之。”逍遥虽好道而不诵《女诫》，但常人则以《女诫》为妇女首选读物。《唐代墓志汇编》记载陆字英“辍卷《女诫》，深好佛经”，李金“常读《孝经》、《论语》、《女仪》、《女诫》”，可见《女诫》、《女仪》为唐代妇女常读之书。

唐太宗长孙皇后作《女则》30卷，陈邈妻郑氏作《女孝经》18章，宋廷棻女若华、若昭、若伦、若宪、若荀等著《女论语》，均为妇女伦理道德教育之书，内容包括立身，事父母、舅姑、夫，训男女，营家等等。在敦煌文书中发现的《崔氏夫人训女文》三卷（S4129、S5643、P2633）为女训类蒙书，内容包括敬事翁姑、顺从丈夫、和睦戚党邻里等，可见庶民教育中也很重视妇女的道德教育。

2.女功

李商隐《义山杂纂》教女项十则中，其一为习女工，其二为议论酒食，可见女工及烹调是妇女必习的手工劳作。《唐代墓志汇编》记载，王京“织组，艺实天成”，郑炼夫人孙氏“组文绣之事，精能而不怠”，苗夫人张氏“粢盛豆登，针管线纩之外，考协声律”，可见纺织、刺绣、针线及烹饪等也是妇女教育中的重要内容。

3.经史等儒家经典

据李金墓志，知妇女常读《孝经》、《论语》，二书为儒家经典中的启蒙书，妇女也常习。此外，仕宦人家的女子还习其他经书和史籍，如陈照“雅好《史》、《汉》、《诗》、《礼》，略通大义”，又如卢氏崔夫人“习《礼》、言《诗》”，南川县主“威仪取诸《礼》，风雅取诸《诗》，稽古取乎《书》，谦取乎《易》”。除《春秋》外，妇女所习包括其他全部儒家经典，尤以习《诗》、《礼》者更普遍。

4.文学

唐代妇女习文习诗很普遍，女文学家、女诗人也不乏其人。唐代妇女比较重视文学教育，如张夫人梁氏“少习《诗》、《礼》，长闲音律”。“音律”，即诗歌的代名词，崔攀“务习丝麻之职，闲于藻之事”，“藻”即指文学。陈照“女功余力，而乃学文”，苗夫人张氏“考协声律”，崔都都“女工之暇，尤嗜诗典”。李夫人宇文氏“组绣奇工之暇，独掩身研书，偷玩经籍，人不能探。工五言七言诗，词皆雅正”。可见受进士科影响，文学教育，工诗属文，也成为妇女教育的重要内容。

5.书数音乐

卢氏崔夫人“笔札雅琴，皆所尽善”，“笔札”指书法，“雅琴”指音乐。王京“音律书数，不习生知”，李黎“喜书习工”，李从质女“及五、六岁，能诵书学书”，《义山杂纂》教女项目中亦有学书学算。可见，书、数、乐也为妇女常习，从墓志看，书法教育更为普遍。

唐代“男则就学于外，女乃亲训于内，使动静合礼，阃则有仪”，女子教育以母亲为主。妇德、女功等皆由母教，但女子亦可从伯仲、父兄习经、习文，如王仲建妻张氏，“及成童，伯仲以《孝经》授”，这是兄授经之例，杨芸“诸兄所习史氏经籍子集文选，必从授之”，这是从兄一起习经史文学之例。唐代社会开放，女子可与其兄弟共同学习，甚至有的官宦势家还为女子特置师傅，如南川县主即有师。唐代妇女教育内容极广，除女德妇功外，经史、文学、书艺都是女子所习的内容，虽除习艺馆外，官府未置女学，但唐代妇女在才、艺、文等方面受的教育并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