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共同的礼节、风尚和习惯等，是其文化心理和风貌的一种结晶，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一幅色彩斑斓的民俗风情画卷。

隋唐五代的社会风俗习惯，贯穿在这个时代的各个方面，如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祭祀礼仪等。除本书其他章节已经讲过的某些风俗习惯外，还有以下风俗习惯。

一 爱牡丹

唐人爱花。“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杨巨源《城东早春》）。宰相贾耽撰《百花谱》。在所爱的牡丹、梅、杏、桃、莲、梨、桐、菊、茶、桂、玉蕊、樱桃、玫瑰及芍药等花卉中，牡丹独占鳌头。唐人赞美牡丹的诗文难以数计。誉其为“雅称花中为首冠”。“牡丹独逞花中英”。“看遍花无胜此花”，“天下更无花胜此”。故徐凝说：“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牡丹》）。李咸用说，没有任何绝尤物，能与牡丹比美。

牡丹如此名贵，故每当阳春三月，牡丹怒放时，长安人为之发狂。“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李肇说：“京师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暮春，车马若狂，以不玩为耻。”

唐人对牡丹的喜爱，在有唐一代近三个世纪，始终如一。他们处处种植牡丹。其中尤以宫廷、府邸、官署和寺观等处为胜，以供观赏。

（一）宫廷

唐中宗宴赏后苑双头牡丹，群臣所吟诗中，上官婉儿的“一联为绝丽，所谓势如连璧友，心若臭兰人”。风流天子唐明皇喜赏牡丹。宫中初得四本牡丹，有红、紫、浅红和通白诸色，后移植兴庆宫沉香亭。开元年间，牡丹花盛开，玄宗乘照夜白，杨贵妃步辇从，赏花于兹。玄宗诏李龟年等奏乐助兴，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辞？命龟年持金花笺赐翰林待诏李白更作新词，李白立赋《清平调》三章以进，梨园弟子抚丝竹以促歌，玄宗自调玉笛倚曲；杨贵妃以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词。唐文宗特爱牡丹。太和年间，文宗于内殿赏牡丹，问以书进见的程修巳曰：“‘今京邑人传牡丹诗，谁为首出’？对曰：‘中书舍人李正封诗：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誉牡丹为天香国色。文宗自夹城出芙蓉园，路幸慈恩寺，见佛殿东颊唇壁之上，有裴兵部《怜白牡丹诗》：“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吟玩良久。复命宫嫔讽念，及暮归宫，该诗已满六宫。文宗还植牡丹于内殿，以供朝夕赏玩。

（二）府邸

长安一些达官贵人宅中，种植牡丹成风。花开时节，除自己欣赏外，有时邀亲友共赏，或饮酒品花，或以花入诗，为“牡丹之会”。司马扎《卖花者》云：“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刘禹锡曾在平章宅、思黯南墅、唐郎中舍、浑瑊等宅中赏过牡丹。他比较后认为诸家牡丹虽各有千秋，但最好的还是浑瑊家牡丹：“径尺千余朵，人间有此花。今朝见颜色，更不向诸家。”元稹植牡丹数本于靖安坊宅，欣然赋诗赞曰：“敝宅艳山卉，别来长叹息。吟君晚丛咏，似见摧颓色。欲识别后容，勤过晚丛侧”。姚合吟诗《和王郎中召看牡丹》。武元衡《闻王仲周所居牡丹花发因戏赠》：“闻说庭花发暮春，长安才子看须频。花开花落无人见，借问何人是主人？”通义坊李进贤第有牡丹数丛，覆以锦幄。韩愈宅阶前育牡丹。裴给事中宅白牡丹洁白冷艳，别具一格。新昌坊给事中窦易直宅南亭牡丹飘香。有人盖了新居，还要“带花移牡丹”。《辇下岁时记》曰：新进士牡丹宴，或在永达亭子。昇道坊进士谢翱宅，庭中多牡丹。《宣室志》载：曾有美人来此，谓翱曰：“闻此地有名花，故来与君一醉耳。”在长安众多府邸中，开化坊尚书左仆射令狐楚宅牡丹最盛。

（三）官署

有些官署种有牡丹，以美化环境，供官员休息时赏玩。《南部新书》丙：“岁三月望日，宰相过东省看牡丹”。翰林院北厅有红牡丹。

（四）旅店

有的旅店种有牡丹。王建《题所赁宅牡丹花》云：“赁宅得花饶，初开恐是妖。”

（五）寺观

长安牡丹多在佛寺、道观。《唐语林》卷7《补遗》云：“京师贵牡丹。佛宇、道观多游览者”。慈恩寺的牡丹最负盛名。《南部新书》丁云：“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它既比长安诸处先开，使独钟牡丹的京师人先睹为快；又迟于诸处牡丹后谢，让京师人在此得以欣赏到当年最后一批牡丹。慈恩寺的牡丹还以名贵著称。其浴堂院有牡丹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权德舆赞慈恩寺清上人院的牡丹：“浓芳深院红霞色，擢秀全胜珠树林。结根幸在青莲域，艳蕊鲜房次第开。含烟洗露照苍苔，庞眉倚仗禅僧起，轻翅萦枝舞蝶来。”据慈恩寺僧思振说：唐武宗会昌年间，朝士数人同游慈恩寺僧舍，当时东廊院有白花可爱，都叹道：“‘世之所见者，但浅深紫而已，竟未见深红者！’老僧笑曰：‘安得无之？但诸贤未见尔！’众于是访之，经宿不去。僧方言曰：‘诸君好尚如此，贫道安得藏之？但未知不漏于人否？’众皆许之。僧乃自开一房，其间施设幡像，有板壁遮以幕后，于幕下启关，至一院小堂，甚华洁，柏木为轩庑栏槛，有殷红牡丹一丛，婆娑数百朵。初日照辉，朝露半晞。众共嗟赏，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语示人，自今未知能存否？’”这样名贵牡丹，一旦为人所知，果难保存。后有数少年诣僧，邀至曲江看花，藉草而坐。“弟子奔走报：有数十人入院掘花，不可禁。坐中相视而笑。及归至寺，见以大畚盛之而去。少年徐谓僧曰：‘知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豫请，盖恐难舍。已留金三十两、蜀茶二斤，以为报矣。”崇敬寺的牡丹也很出名。《霍小玉传》曰：“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于西廊，递吟诗句。”唐末宰相张濬尝与朝士赏万寿寺牡丹。元稹是牡丹迷，写过六首赞美诗，涉及牡丹的诗尚有六处。长安以牡丹出名之地他几乎都游遍了，并吟诗赞之。如《与杨十二李三早入永寿寺看牡丹》云：“蝶午香暂飘，蜂牵蕊难正。笼处彩云合，露湛红珠莹。结叶影自交，摇风光不定。”《西明寺牡丹》诗曰：“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风炫转紫云英。自从天女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兴唐寺的一窠牡丹，元和年间“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深紫、黄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径七、八寸”。兴善寺素师院，“牡丹色绝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欢”。

长安以外，不少地方牡丹也盛。东都洛阳的牡丹仅次于长安。洛阳外郭城尊贤坊成德军节度使兼侍中田弘正宅中门外，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余朵。宣风坊安国寺“诸院牡丹特盛”。太原、汾州（治今山西汾阳）有牡丹。西北边陲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西南）也有牡丹。“下苑他年未可追，西州今日忽相期。水亭暮雨寒犹在，罗荐春香暖不知。舞蝶殷勤收落蕊，佳人惆怅卧遥帷。”至德年间，“马仆射镇太原，又得红紫二色”牡丹。

过去有牡丹为性疏南国之说，即南方难种牡丹。有的僧人刻意要将此花移植江南。张祜《杭州开元寺牡丹》云：该牡丹“浓艳初开小药栏，人人惆怅出长安。风流却是钱塘寺，不踏红尘见牡丹。”虚白堂前牡丹相传为太傅手植在钱塘。张《观江南牡丹》：“北地花开南地风，寄根还与客心同。群芳尽怯千般态，几醉能消一番红。举世只将华胜实，真禅元喻色为空。近年明主思王道，不许新栽满六宫。”尚书白居易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圈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可见钱塘迟至唐宪宗前后，才由长安移植牡丹。为此尚有如下一段佳话：会稽诗人徐凝自富春来，不识白居易。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谁种，惭愧僧门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妬，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萼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居易寻到寺中看牡丹，乃命徐凝同醉而归。卓英英在成都培植牡丹数年。尽管牡丹移植南方不久，人们就被强烈吸引：“少见南人识，识来嗟复惊。始知春有色，不信尔无情。恐是天地媚，暂随云雨生。缘何绝尤物，更可比妍明。”

唐人喜牡丹，引其入日常生活。有的绣牡丹于鞋。“彤云犹拥牡丹鞋”。大历年间，蜀州刺史章仇兼琼家妓真珠姬，脚着“牡丹鞋”赴宴。有的衣袖绣牡丹。有的画牡丹于扇。有的用牡丹比喻时间的聚离。有的以白牡丹比人。有的仕女乐于发髻插牡丹，名画《簪花仕女图》即其例。有的点心饰牡丹：“中尉明朝设内家，一样金盘五千面，红酥点出牡丹花”。有的刻牡丹于印章，“金印耀牡丹”有的器皿刻牡丹，一出土银匜上，刻花涂金牡丹双鸭纹。有的建筑物上以牡丹为装饰。敦煌莫高窟唐窟佛教经变壁画除释氏特有的莲花外，花卉很少，但以牡丹作纹饰。如盛唐所建320窟，主室窟顶藻井画云头牡丹花井心。初唐建第331窟，主室窟顶藻井画牡丹团花井心。初唐建第335窟主室窟顶藻井画牡丹团花井心，龛上画牡丹花瓣边饰。有的以牡丹挽留知己。

唐人爱牡丹，固然是爱其雍容华贵，富丽堂皇，说“美人如白牡丹花”。但不仅此而已，人们还寓情于此。有的以牡丹寄托相思情。“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有的自比残牡丹。张建封妾关盼盼，寡居彭城十余载，有人赠诗讽其死，盼《和白公诗》曰：“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有的比喻年少求名：“始知年少求名处，满眼空中别有花。”有的视其“花艳人生事略同”。有的将华丽词藻形容为牡丹花。有的从观赏牡丹中悟禅：“举世秪将华胜实，真禅元喻色为空”。有的借牡丹浇愁。“甘露事变”后，唐文宗闷闷不乐，于内殿看牡丹，“诵舒元舆《牡丹赋》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开者如语，合者如咽’。久之，方省元舆词，不觉叹息泣下”。

有的人到长安，是为了欣赏牡丹。张祜说，他至京师，不是为了求名入仕，而是“唯待春风看牡丹”。有的人离开长安，最难舍者牡丹也。令狐楚赴东都，与牡丹告别，马上回望，叹何年再赏。刘禹锡送浑大夫赴丰州，说“其奈明年好春日，无人唤看牡丹花”。有的人离长安后，怀念当年赏牡丹。有朝士在外地睹野花追思京师：“曾过街西看牡丹，牡丹才谢便心阑。”

唐人因酷嗜牡丹，不惜重金抢购名品。“此物疑无价”。“牡丹一朵值千金”。“一夜轻风起，千金买亦无”。“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破却长安千万家”。甚至王侯家为牡丹贫。白居易目睹这种社会风习，曾慨然赋诗曰：“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玉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巴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十人赋。”

种牡丹可一本万利，养花卖花为业者应运而生。“少壮彼何人？种花荒苑外。不知力田苦，卻笑耕耘辈。当春卖春色，来往经几代”。已开始凋谢残的牡丹也可出售，价高人不惜，因稍纵即逝难再买。有的官吏也植牡丹求利。唐中叶，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牡丹出卖，一本有值数万者。为种出更多更好的牡丹，唐人栽培此花的技艺已达很高水平。韩愈侄韩湘向其表演了将牡丹花变青、紫、黄、赤色。“乃竖箔曲，尽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棵四面，深及其根，宽容入座，唯紫、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较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白红历绿，每朵有一联诗，字色紫分明，乃是韩出宫时诗。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十四字，韩大惊异。”此事虽涉神话，但曲折反映了唐人颇谙养花之道。

五代十国，牡丹仍为人们所喜爱。后梁创立者朱全忠喜爱牡丹。私第植牡丹，每年花开、谢朵数，均一一申报于他。后梁宰相能画牡丹。无名氏题诗云：“看时人步涩，展处蝶争来。”所画牡丹逼真，竟引来蝴蝶竞相“采蜜”。洛阳大内临芳殿有后唐庄宗所建牡丹千余本，其名品有百叶仙人（浅红）、月宫花（白）、小黄娇（深黄）、雪夫人（白）、粉奴香（白）、蓬莱相公（紫花黄绿）、卯心黄、御衣红、紫龙盃、三云紫、盘子酥（浅白）、天王紫、出样黄、太平楼阁（千叶黄）和火焰奴（正红）等。前蜀“成都绝少牡丹”，赵国公徐延琼风闻秦州董成村僧院有红牡丹一株，“遂厚持金帛，历三千里取植新苑”。后蜀宫廷牡丹是从外地移入的。“牡丹移向苑中栽，尽是藩方进入来。未到末春缘地暖，数般颜色一时开”。嫔妃喜欢折枝，红牡丹插入云鬓。为装饰新建的小殿，将苑中的牡丹采摘。至五代末，蜀川牡丹仍受人青睐。曾任荣州刺史的刘兼，“去年曾看牡丹花，蛱蝶迎人傍彩霞。今日再游光福寺，春风吹我入仙家。当筵芬馥歌唇动，倚槛娇羞醉眼斜。来岁未朝金阙去，依前和露载归衙”。楚王宫中“内人晓起怯春寒，轻揭珠帘看牡丹”。楚还有合欢牡丹。湘中的春天，“更无轻翠胜杨柳，尽觉浓华在牡丹”。南唐金陵僧谦光从牡丹中悟出了佛门所说的“空”：“拥衲对芳丛，由来事不同。鬓从今日白，花似去年红。艳异随朝露，馨香逐晓风。何须对零落，然后始知空。”南唐“豪家重牡丹”，严相公宅牡丹怒放时，友人争来欣赏，“数朵已应迷国艳，一枝何幸上尘冠”。吴越有“玲珑牡丹”佳馔，“以鱼叶，斗成牡丹状。既熟，出盎中，微红如初开牡丹。此制始自钱氏据杭州时”。据《旧五代史》卷13《朱瑾传》载，吴有“白牡丹妓院”。吴人张翊“尝戏造《花经》，以九品、九命升降次第之”，在其所列一品九命之花中，兰花独占花魁，牡丹屈居第二，“时服其允当”，说明吴人虽爱牡丹，但深度已逊于唐人了。

二 折柳等送迎亲友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外开放，唐人因谋生、经商、求学、科举、寻师访友、求仙学佛、旅游、赴任、办事、从军和服役等，亲友家人经常离别，人口流动性大。为表达离情别绪，往往折柳等赠别。折柳赠别，柳与留谐音，赠柳有留客之意。“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似柳丝。柳丝挽断肠牵断，彼此应无续得期”（白居易《杨柳枝》）。柳树易活。地无南北，插下即生，故赠柳寓有随处而安的祝福意。“依依送君无远近，青春去住随柳条”（刘商《柳条歌送客》）。此外，长长的柳丝，在微风中摇曳，犹如向远行亲友招手致意，寓有依依惜别难尽之情。雍陶为官雅州，送客至情尽桥，问桥名来历，左右答称送迎亲友止此。雍陶命笔题其柱云折柳桥，并吟诗曰：“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正因为折柳送别内涵丰富，在唐人诗文中才留下大量记载。西陲敦煌莫高窟第217窟，还有一幅盛唐一人折柳赠人壁画。唐人几乎将柳视为离别代名词。一提到柳，便油然想到离愁别恨“几处伤心怀远路，一枝（柳）和雨（喻泪也）送行尘”（杜牧《新柳》）。

折柳送别以长安最为突出。这是因为长安是唐朝京城，人们的一切离别大多与此有关，以其为起点或终点。而长安东郊灞水上的灞桥，则是最有名的送别之地。水畔桥边垂柳依依，人们送别亲友，常在这里置酒、茶饯行，然后折下一柳枝相赠，寄托无限的深情。刘驾《送友人下第游雁门》云：“相别灞水湄，夹水柳依依”。李益《途中寄李二》云：“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真个是“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唐人折柳赠别有不同表现手法。有的比较隐晦。如李商隐《赠柳》：“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桥回行欲断，堤远意相随。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诗中虽未直言赠柳，但“章台从掩映”，“来当婀娜时”，“忍放花如雪”，是喻柳的。元稹《遣行十首》：“褒县驿前境，曲江池上情。南堤衰柳意，西寺晚钟声。”用含蓄的艺术手法，暗示折柳送客。有的送别诗，以咏柳喻送人。如贾岛《送神邈法师》：“柳絮落濛濛，西州道路中。”温庭筠《送李亿东归》：“别路青青柳弱”。

（一）折杨柳送迎人

施肩吾《山中送友人》云：“欲折杨枝别恨生，一重枝上一啼莺。”更多的人则是杨、柳一起折，或许这是为了加强惜别之情。杜牧《送别》：“溪边杨柳色参差，攀折年年赠别离。”柳氏《答韩》：“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鱼玄机《折杨柳》：“朝朝送别泣花钿，折尽春风杨柳烟。”由于人们经常折杨柳，故其树枝多短，人们从短枝上又抒发了思念远方亲友之情。李频《酬姚覃》：“年年送别处，杨柳少垂条。”孟郊《折杨柳》：“杨柳多短枝，短枝多别离。赠远屡攀折，柔条安得垂”。“莫言短枝条，中有长相思。朱颜与绿杨，并在别离期。”有的人希望人们“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为使亲友不再离别，有人甚至“愿得西山无树木，免教人作泪悬悬”。唐人又衍生出征人归来折杨柳相赠习俗，但它与送别充满悲凉氛围相反，而是寓以喜庆之情，以扫除归来游子的多年疲累与艰辛。卢肇《杨柳枝》：“青鸟泉边草木青，黄云塞上是征人。归来若得长条赠，不惮风霜与苦辛！”《折杨柳》成为唐诗中体裁之一，吟此类诗者还有卢照邻、沈佺期、乔知之、刘宪、崔湜、韦承庆、欧阳瑾、张祜、张九龄、余延寿、李白、孟郊、李端、翁绶、王建和张籍等诗人。说明当时社会生活中这种现象和风俗已成为诗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折花为赠

张籍《送从弟删东归》：“春桥欲醉攀花别”。郑《江南清明》：“延兴门外攀花别”。折花相赠，花式众多，主要是视送别处有何花可折而定。有折江花的。朱放《江上送别》：“共折江花怨别离”。有折芍药的。元稹《忆杨十二》：“去时芍药才堪赠”。有折樱桃花的。元稹《折枝花赠行》：“樱桃花下送君时，一寸春心逐折枝。别后相思最多处，千株万片绕林垂。”有折牡丹的。元稹《赠李十二牡丹花片因以饯行》。

此外，唐人送别还有赠马鞭者，祝愿亲友尽快平安到达。岑参《送杨子》：“惜别添壶酒，临岐赠马鞭。”“惜别倾壶醑，临分赠马鞭”（李白《送别》）。也有以言相赠的。元稹在送崔侍御至岭南，承袭古人离别赠言之俗，也赠道途所记等二百言。更有以歌为送的。李白诗：“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送韩侍御之广德》）。

五代承袭唐人折柳赠别之俗，韩溉《柳》云：“世间惹恨偏饶此，可是行人折赠稀。”狄焕《题柳》云：“天南与地北，此处影婆娑。翠色折不尽，离情生更多。”折杨柳赠别在江南诸国颇为流行。萧彧《送德林郎中学士赴东府》曰：“离情折杨柳。”南唐人谢仲宣则吟松为别。他说：“送人多折柳，唯我独吟松。”因为“若保岁寒在，何妨霜雪重。森梢逢静境，廓落见孤峰。还似君高节，亭亭斟继纵”（《送钟员外》）。

三 投刺

唐人拜谒别人，或与人相见，首先投刺，成为一种时代风尚。所谓刺，又称“名刺”、“名纸”、“门状”、“门启”等，即类今日之名片也。

“汉时未有纸。书姓名于刺，削竹木为之，后用名纸代刺也。”名纸的形式似今卡片纸，尺寸大小不一。上书本人头衔和姓名。如皮日休往谒归仁绍，多次不得见，遂吟诗一首，发泄不满。仁昭子“乃于刺字皮姓之下，题诗授之曰：‘八片尖裁浪作毬，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长在，惹踢招拳卒未休。’”刺上写上28字的一首七言诗，此刺实不算小。

刺由使用者自制，以备使用。较讲究的名纸，则选用彩色笺纸。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上述唐宣宗使用的名纸也是用红笺制作的。则天朝上林令侯敏出为涪州武隆令。至涪州投刺参谒州将，错题一张尾后有字的纸，州将大怒说：修名不了何以为县令，不放上任。说明唐人的名纸有的是临用时在纸上写的，并不规范。

在唐代，人们社会交往中较普遍地使用名纸，它起着介绍本人身份的作用。每当人们去拜访别人时，首先叩门、投刺。主人览刺后，始决定是否接见来客。唐洛阳恩里唐参军，性格内向，为人谨慎，不大与人交往。赵门福和康三投刺谒。“唐未出见之，问其来意。门福曰：‘止求点心饭耳。’唐使门人辞，云不在”。司勋郎中崔彦融通刺谒左丞崔荛，后者以其贿赂宦官、行止鄙杂而不见。元稹以明经中第，愿与当时被韩愈、皇甫湜推崇而誉满长安的李贺交友。李贺见其刺，不容其进门。仆人对元稹说：“明经及第何事来见李贺。”元稹“惭愤而退”。文章供奉僧鸾，曾受到租庸张濬和柳玭等人的爱敬。他还俗后，“修刺谒柳（玭），柳鄙之，不接（见）；又谒张（濬），张亦拒之。于是失望”。

官场拜谒必需投刺。皮日休路过江夏，“困投刺”鄂州观察使刘允章。温庭筠失意江东，途经广陵，怨令狐绹在位时不助其成名，“久不刺谒”。太傅天水昭公镇守河中，河中人胡证建节赴振武，“备桑梓礼入谒，持刺称百姓”。前巢县主簿房观持刺谒庐州刺史裴谞。温庭筠《和段少常柯古》：“称觞惭座客，怀刺即门人。”

在科举中，考中进士的儒生谒见考官等，先通名纸。状元以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谢恩后，至期集院，“出抽名纸钱，每人十千文，其敛名纸见状元”。同年于光范门东廊侯宰相上堂后参见，宰相既集，堂吏来请名纸。

在士大夫的交往中，少不了刺。贞元年间，牛僧孺初至长安，持刺谒名望很高的韩愈、皇甫湜，二人与谈，大为赏识。后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自拾遗、补阙而下，“观者如堵。咸投刺先谒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才子卢延让旅舍言怀诗云：“名纸毛生五门下，家僮骨立六街中。”

唐代僧人与士大夫过从甚密，刺是媒体。有些僧人与俗人一样自制名纸，以便随时投刺。宝历中，姚合守钱塘，诗僧清塞“携书投刺以丐品第”。唐昭宗时，司空图为避祸，辞官归隐中条山王官谷，僧虚中寄诗曰：“门径放莎垂，往来投刺稀。”这里讲的“往来投刺”虽未明确说僧虚中自己，而唐人交往多用刺于此亦可见。

唐末敬翔为人作笺刺，传于军中。唐昭宗时，赵王镕选将御燕军，“陈立、刘干投刺于军门”。军中用刺足见一斑。

投刺之风在五代十国大为衰退，仅在某些王朝流行于人们交往中。后唐明宗时，进士张沆“以刺谒”秦王。尚书右仆射李琪“刻牙版为金字曰‘前乡贡进士李琪’，常置之坐侧”。这种用牙版并填金的东西，已非唐代纸质的刺可比了。宋灭南唐，袁州刺史刘茂忠“入宋，舟次淮口，谒关吏，称袁州刺史。吏掷刺于地，曰：‘此亡国之俘，何刺史也’。叱令执杖庭参”。

四 黥体

黥体，是在人体上黥刻花纹和字等。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专辟一节《黥》，论述此俗的由来与发展。他引用唐以前古人记载说：“周官，墨刑罚三百。郑言，先刻面，以墨窒之，窒墨者使守门。《尚书刑德考》曰：‘涿鹿者，凿人颡也。黥人者，马羁笮人面也。’”说明黥体风俗起源很早。其作用主要有二：一是“缕身（可）以避蛟龙之患”；二是对罪犯的一种处罚，即黥刑，刻凿花纹或字于额、面、颊等，作为犯人的标志。

隋唐五代承袭古代黥体风俗，并有所发展，有以下特点：

（一）唐以前黥体作用依然存在

“越人习水，必镂身以避蛟龙之患。今（唐中叶）南中绣面佬子，盖雕题之遗俗也”。江淮一带端午节竞渡，健儿多文身。黥刑在唐代也存在。武则天时，上官婉儿“忤旨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黥其面而已”。后来唐代妇人面饰用“花子”（以彩纸、金箔剪花等）沾于眉心，就是“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点迹”。

（二）黥体范围扩大

黥体由原先对罪犯的刑罚，演化为一种广泛爱好，如蜀小将韦少卿“嗜好劄青”。宝历年间“长乐里门有百姓刺臂”。长安百姓三王子，“遍身图刺，体无完肤”。武陵人雷满，“文身断发”。从盛行的南方，延伸至北国。上起朝廷，下至民间，从男到女，军民人等，均不乏黥迹。

（三）黥体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唐以前黥体较为简单。唐人在其基础上新增诗词歌赋、亭台楼阁、飞禽走兽、山水花卉、神仙鬼怪、傀儡戏文，图文并茂，万象毕陈。如韦少卿胸刺树鸟字等。树杪集鸟数十。其下悬镜，镜鼻系索，有人止于其侧率之，寓以张说“挽镜寒鸦集”诗意。荆州街子葛清，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诗，凡30余首，体无完肤，被人呼为“白舍人行诗图”。其诗旁又配以丹青。长安人王力奴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赵武建，“劄一百六十处番印、盘鹊等，左右膊刺言‘野鸭滩头缩，朝朝被鹘梢。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高陵县人宋元素，“刺七十一处，左臂曰：‘昔日以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臂上刺葫芦，上出人首，如傀儡戏郭公者。县吏不解，问之，言葫芦精也”。

（四）黥体动机五花八门

隋唐五代黥体者广泛，出发点也不一。有的作为处罚别人的手段。唐代宗大历年间以前，士大夫妻对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点”。房孺复妻崔氏，不许侍婢浓妆高髻。新买一婢，妆稍好，崔氏大怒。说：你好妆，我为你妆。“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脱，瘢如妆焉。”

有的以黥体吓唬人。长安街肆恶少，“率髠而肤札，备众物形状”，为非作歹。大宁坊张干，“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蜀市人赵高好斗，常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恃此转为坊市患害”。韦昭度招讨陈敬瑄，王先主为都指挥使。“先主侍从，髠发行，黥面札腕，如一部鬼神。”

有的以黥体戏弄人。黔南观察使崔承宠年轻时，遍身刺一大蛇，“始自右手，口张臂食两指，绕腕匝颈，龃龉在腹，拖股而尾及骭”。他对宾客朋友，常以衣掩盖其手，然而一旦酒兴大发，则“努臂戟手，捉优伶辈，曰：‘蛇咬尔！’优伶等即大叫毁而为痛状，以此为戏乐”。

有的以黥体泄私愤。蜀将尹偃，曾因其麾下卒喝酒误点卯而杖卒数十。卒弟“乃以刀股作‘杀尹’两字，以墨涅之”，以泄对尹偃的不满。“偃阴知，乃以他事杖杀”卒弟。

有的企望以黥体获神力。段成式门下驺路神通，“每军较力，能戴石簦靸六百斤石，破石粟数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场神助之则力生”，因此常在初一、十五日，设置乳糜作为祭品，焚香袒坐，“使妻儿供养其背（天王）而拜焉”。

有的以黥体作为控制麾下的工具。从唐后期至五代十国，战乱颇多。一些藩镇军阀和当权统治者，为让麾下兵将死心塌地的供其驱使，或逼所辖地盘百姓从军，采用黥体之法。唐天祐三年（906），朱全忠攻打沧州，盘踞河北一带的刘仁恭悉发男子15岁以上者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则涅于臂曰：‘一心事主’，卢龙闾里为空，得众二十万”。燕王刘守光，“尽率部内丁夫为军伍，而黥其面”。朱全忠东击兖郓，泰宁军节度使朱瑾募骁勇数百人，“黥双雁于其额，号为‘雁子都’”。朱全忠也选勇士数百人，号“落雁都”，与之相抗。开平元年（907）后梁太祖“尽赦逃亡背役髠黥认，各许归乡里”，是因当时“征讨未罢，调补为先”。同光二年（924）后唐庄宗也大赦天下，“男子曾被刺面者，给予凭据，放逐营生”。说明唐末以降，因犯罪等原因被黥者不少。为把这些人从逃亡中搜括出来，从事农业生产，或招入军中，以巩固并扩大自己统治，后梁太祖等当权者，才接连发布赦令。

有的以黥体预示未来。后周太祖郭威发迹前，与冯晖“就一道士雕刺，以脐作甕，中作雁数只，太祖项上作雀及谷，戒曰：‘尔曹自爱，雀衔谷，雁出甕，是尔曹通显时也’。后太祖登位，晖秉旄，所刺皆验”。

（五）黥体技艺有所提高

黥体风气盛行，促进了技艺的提高。蜀中黥体术发达。史称“蜀人工于刺，分明如画”。有人认为，以黛色黥体则色鲜。原因在于“用好墨而已”。黥墨浸体，深者及骨。贞元年间，段遘从者曾从黄坑拾得的一片髑颅骨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踪入骨也”。而黥墨也，可随时除去。唐武宗时，薛元赏任京兆尹，将30余黥体恶少捕杀，暴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灸灭之”。荆州市场上有卖刺的人，有印，“印上簇针为众物状，如蟾蝎杵臼”，随人所欲。印后刷上石墨，则“细于随求（永）印疮愈后，细于随求印”。

（六）有些少数民族有黥体风俗

黠戛斯，“男子有勇黥其手，女已嫁黥项”。契丹主耶律德光，“每获晋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杀’，纵以南归”。

五 旅游

唐人爱好旅游。这与唐代、特别是唐前期国家统一，疆域辽阔，经济繁荣，交通便利，对外开放，民众充满进取精神，国内各民族互相往来密切，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有关。旅游之风在士大夫中尤为突出。

唐代读书人年已及冠，学业初就，往往离家周游天下名山大川，访师问道，广交朋友，以开阔眼界，作为进一步学习与仕进的方式。唐人传记显示，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李白，出川游云梦，览山东、江淮，而入京师。从长安被赐金还山再下江南，一生几乎都是在漫游神州中度过的。李白之所以“口吐天上文”，能吟出那么多名垂千古的优秀诗篇，与他长期饱览锦绣河山，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与灵感是密不可分的。杜甫《壮游》、《遣怀》和《昔游》，元稹的《遣行十首》，张籍的《羁旅行》，孟郊《别妻家》，都是这种时尚的表现。

唐王朝鼓励百官节、假日外出选胜游乐，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开元十八年（730）二月，“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天宝八载（749）“赐京官绢，备春时游赏”。贞元四年（788），唐王朝将鼓励、补贴百官旅游制度化。诏令曰：“比者卿士内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门，勤劳庶务。今方隅无事，丞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每节宰相及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军每厢共赐钱五百贯文，金吾、英武、威远诸卫将军共赐钱二百贯文，客省奏事共赐钱一百贯文，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常式。”

此外，未入仕和入仕的士大夫，在办私事（探亲、访友、谋生等）或公事（赴任、改官、出使等）时，也喜于所经之地顺便游览山川、寺观和访古探胜。

朝廷的倡导，文武百官的游乐成风，士大夫的寄情大自然，对民间旅游风俗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每当春暖花开或硕果累累的金秋，唐人或个人，或结伴，或阖家，车马如云，冠盖相望，到风光绮丽的郊野、园林、寺观、名山、大川，踏青、赏花、斗草、烧香拜神，同时开展角觚、斗鸡、荡秋千、蹴鞠及手拉手脚击节地“踏歌”等文娱活动，以消除多日劳作的疲乏，陶冶情操，使生活更加充实多彩。

唐代的旅游风俗，以京师长安最盛。“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士女们“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骑马傍闲坊，新衣著雨香，桃花红粉醉，柳树白云狂。”有些年轻人，即使下雨也不放过春游的大好时光，随身携带遮雨的“油幕”，“或遇阴雨，以幕覆之，尽欢而归”。因游人太多，“园林树木无闲地”，以致“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唐国史补》卷下《叙风俗所侈》云：“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可称当时游风实录。

唐代长安人最喜欢旅游之处，是长安城内外的乐游原、曲江池、杏园、慈恩寺和终南山等胜地。

乐游原，位于长安东南隅，为全城最高点。它原为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所修乐游苑。武则天长安年间，太平公主置亭于原上，风景更加幽美。每年正月晦日、三月初三、九九重阳，长安士女蜂拥而至。登高北望滔滔渭水，南眺巍巍终南山，辉煌京华，尽收眼底。文人墨客，吟诗作赋，抒发胸臆，留下了无数动人佳作。大诗人杜甫曰：“乐游古园宰（一作萃）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长生木瓢示（一作乐）真率，更调鞍马狂（一作雄）欢赏”。李白云：“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而“夕阳无限好”，则是李商隐驱车登临此地的千古绝唱。

曲江池，因水流屈曲而得名。位于长安东南隅。本秦代州。唐开元中疏水道，引终南山黄渠水，筑紫云楼等台榭行宫、百司府署亭，从宫城至曲江池修夹城复道。当时的曲江池，芳竹青青花千树，蓝天白云映终南，波光潋滟。莺歌燕舞，从天子至黎庶，无不乐游。“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节。即赐臣僚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池备彩舟，惟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登焉。倾动皇州，以为盛观。”安史之乱和唐代宗时，曲江池毁坏殆尽。唐文宗重修。晚唐曲江池仍是帝城旅游胜景。新进士在曲江亭子举行关宴，宴罢则笙歌画舟悠游曲江。“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这是芸芸学子梦寐以求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生动写照。

新进士尽兴曲江后，乘坚策肥，鱼贯而入其西的名刹——慈恩寺，于“登临出世界”的大雁塔下，同年推擅书者挥毫，题名塔壁，时人誉登“仙籍”。“雁塔题名”成为士大夫的殊荣。慈恩寺竹修木茂，渠水南流，风光秀丽。那满壁吴道子等丹青高手的泼墨，玄奘西天取经的传奇故事，在晨钟暮鼓、香烟缭绕中别有一番超凡脱俗的神秘色彩。而该寺京华第一的牡丹，引人入胜的诸多戏剧演出，强烈地吸引着川流不息的游人。

杏园，在曲江池西，因杏树满园而得名。每当杏花怒放，如雪似霞，香飘十里，则游人如织，车马争来。在此举行的“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他人先折花，二使皆被罚”。唐穆宗前后，历尽宦海浮沉的元稹、张籍和白居易等聚会杏园，刘禹锡赋诗曰：“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有（一作能）几人。”

终南山横亘于长安城南，山峻谷幽，林木参天，古迹名胜颇多。传说周代尹喜在山麓结草楼望气，观星修道。老子李耳西游于此撰五千言（即《道德经》）。授尹喜后出函谷关，莫知所终。北朝不少著名道士修道楼观，形成楼观派。隋末，楼观道士歧晖助李渊父子逐鹿中原，备受李唐青睐，道教更盛。在终南山与长安之间，丘原起伏，沃野苍莽，物产丰盈。岑参、王维、韩愈、元稹和牛僧孺等显宦名士于此相继修建了亭、台、庄、墅，作为休沐聚会游乐之所。王维、贾岛、张峤、王真白和裴说等人吟有游终南山的诗篇。赞美终南山“太一近天都，连天（集作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半旬藏雨里”，“带雪复衔春”，“列翠满长安”。天子及王公贵族纵鹰驰马畋猎山林。平民百姓也多喜来此登山览胜。

天下诸州进京之人，有些也要到乐游原等长安诸旅游胜地尽情游玩，以饱眼福。

六 三日洗儿

隋唐五代有三日洗儿风俗。小儿生下三天，要举行专门的庆祝活动。家人为小儿沐浴，亲友前来送礼、祝贺，为孩子祈福，主人设宴招待客人，称为“三日洗儿”。长寿元年（692）五月，右拾遗张德生男三日，同僚来贺。正值武则天禁屠杀、捕鱼虾。设宴岂能无肉，张德只好“私杀羊会同僚”。“补阙杜肃怀一，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对仗，谓德曰：‘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曰：‘何从得肉？’德叩头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出肃表示之。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张德为庆喜得贵子，不惜冒杀头风险抗旨杀羊，足证唐人对此风俗的重视。三日洗儿并不限于男儿，得了千金仍要庆贺一番。景龙年间，岐王生女，三日浴之。陈王掾张谔吟《三日歧王宅》，以示祝贺：“玉女贵妃生，婗始发声。金盆浴未了，绷子绣初成。翡翠雕芳缛，真珠帖小缨。何时学健步，斗取落花轻。”开元十八年（730）霍国公王毛仲妻产子，三日，唐玄宗命高力士“赐之酒馔、金帛甚厚，且授其儿五品官”。唐代五品已属高官品级。而毛仲恃宠骄恣，“抱其襁中儿示臣（高力士）曰：‘此儿岂不堪作三品邪！”天宝十载（751）杨贵妃为其义子安禄山行“三日洗儿”礼，则纯系无聊。正月二十日，安禄山生日，唐玄宗于三日后召其入宫，“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洗儿时，要撒洗儿钱，以增喜庆气氛。此处金银钱，是专为各种喜庆特制的钱币。“日高殿里有香烟，万岁声长动九天。妃子院中初（一作新）降诞，内人争乞（一作分得）洗儿钱”，是宫人们争抢撒在地上（或分得）洗儿钱的欢乐情景的写照。唐肃宗为太子时，“生代宗，为嫡皇孙。生之三日，帝（唐玄宗）临澡之”。姜萼以公主子生三日，唐玄宗说：他物无以饷我孙，赐六品官。

章敬吴后生李豫（后为唐代宗）三日，唐玄宗亲临澡浴。李适（后为唐德宗）降生三日，“色不白皙，龙身仆前。肃宗、代宗皆不悦”。“玄宗一顾之曰：‘真我儿也’。”你们二人均不如他，“仿佛似我”。崔侍御喜吟三日洗儿诗，并示白香山，白以“洞房门上挂桑弧，香水盆中浴凤雏。还似初生三日魄，嫦娥满月即成珠”，诗相贺。天复二年（902），唐昭宗在凤翔（今陕西凤翔），皇女生三日，赐洗儿果子、金银钱、银叶坐子及金银铤子。后蜀也流行三日洗儿风俗。“东宫降诞挺佳辰，少海星边拥瑞雪。中尉传闻三日宴，翰林当撰洗儿文。”东宫降诞是件大事，要开三日盛宴，翰林学士也要献上恭贺洗儿的锦绣文章。

在隋唐五代，民间产子三日，也要浴儿以示庆贺。唐代宗时，王氏妇三日浴儿，李源“往看新儿”。白居易赋诗《谈氏外孙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戏呈梦得》，以示祝贺。

七 灵鹊报喜

今日民间风俗“喜鹊报喜”，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已流行。唐玄宗时，“时人之家闻鹊声，皆以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张的名著《游仙窟》也说“朝闻鸟鹊语，真成好客来”。“喜逐行人至”。为让喜鹊多报亲人归来的佳音，人们特意在庭院为其准备了棲栖之处。“神鹊神鹊好言语，行人早回多利赂，我今庭中栽好树，与汝作巢当报汝。”春回大地，少妇们看见灵鹊飞来，油然生出怀念远方亲人之情：“庭前鹊绕相思树，井上莺歌争刺桐。含情少妇悲春草，多是良人学转蓬。”清明之际，人们“想（一作料）得心知近寒食，潜听喜鹊望归来”。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人们又想起灵鹊，“彩凤齐驾初成辇，雕鹊填河已作梁。虽喜得同今夜枕，还愁重空明日床”。“思君常入梦，同鹊屡惊魂”。一次次地期待，灵鹊“为对天颜送喜忙”，但所报并不灵。“从军人更远，投喜鹊空。夫壻交河北，迢迢路几千。”失望之余，永远收起“千金笑”。裴说《夏日即事》云：“僻居门巷静，竟日坐阶墀。鹊喜虽传（一作还逢）信，蛩吟不见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