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婚姻

历史大观园隋唐气象 2020-07-15 00:35:32 0

隋唐五代婚礼仪式，承袭古代传统的“六礼”。《旧唐书》卷54《舆服志》云：“士庶亲迎之仪，备诸六礼。”实际上，上起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按此“六礼”办理婚事，只不过尊卑、贫富不同，繁简排场相异而已。

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纳采，男方请媒人到女家提亲，如其家有意，则由媒人携礼物正式求婚。问名，男方询问女方姓氏及出生年月。纳吉，男方至祖庙占卜婚之吉凶；若占得吉兆，则通告女方，并送财礼，缔结婚约。纳征，男方向女方送纳聘财，双方婚姻关系正式确立。请期，男方向女方请示结婚的吉祥日期。亲迎，新郎亲往女家迎娶新娘。

唐人婚礼，既承袭古代“六礼”，又根据社会现实需要，有些新规定。唐律规定：凡许嫁女，若“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男家自悔者不坐，不追聘财）”。“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如果另许配他人，杖一百。已经成婚，徒刑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罪一等，女子追归前夫。前夫不娶，则退还聘财，“后夫婚如法”。违反婚律或强制为婚，主婚人、媒人要受到法律制裁。

一结婚年龄

唐初，承隋末大乱之后，经济萧条，社会残破，人口大量死亡，“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人口在农业生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恢复被战乱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唐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鼓励百姓及时婚嫁，以增殖人口，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繁荣，提供尽可能多的劳动力。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发布《令有司劝庶人婚聘及时诏》，规定“庶人男女之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取，皆任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命其好合。”对于那些穷困者，“仰于其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裒多益寡，使得资送”。60岁以上鳏夫、50岁以上寡妇，以及妇人年轻而有男女，和有志守贞洁者，也任其情愿，不得抑制其嫁娶。诏令还规定，是否劝庶人婚聘及时，作为地方官员考核依据：“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即获得好的等弟，可以升迁，或获得奖励；相反，“如其劝导乖方，失去配偶，准户口减少”，则“以附殿失”，即判为不良的等第，受到处罚。

唐太宗规定的结婚年龄男20、女15以上，比《周礼》规定的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礼记》所云二十而嫁，显然要低得多；而与孔子主张的“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相吻合。有的唐人主张“三十男有室，二十女有归”，也有人认为女14、男16岁就可结婚。“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四十九绝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六十四绝阳化之理”。开元二十二年（734），唐玄宗敕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则将婚龄又降低了。有唐一代有关婚龄的官方规定和社会舆论大体上就是这样。

唐人的实际婚龄，文献和考古资料关于男子婚龄记载较少，大抵年二十成人而婚者居多。

唐代女子的实际结婚年龄，比法律规定的要复杂得多。据《唐代墓志汇编》所载3200余人（不包括女尼、女冠和宫人）中，女子出嫁情况如下：

表1

古代生活史——婚姻

表2

古代生活史——婚姻

以上二表显示，唐代部分女子出嫁的年龄是：1.年龄最小的11岁，最大的27岁，相差16岁。2.13岁以下的，20岁以上的，均为少数。3.14岁至19岁出嫁者居多。4.在14至19岁者中，又以14、15岁者居多。5.在14、15岁者中，15岁者居首位。

唐朝在政局稳定，天下太平时，人们婚姻以时。而在国家多事之秋，百姓不用说了，就是皇亲国戚的婚嫁，也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如安史之乱后，内忧外患不断，专为公主等贵族婚嫁而设置的礼会院废而不修，故公、郡、县主不能及时出嫁，殆三十年，至有华发而犹者，虽居内馆，而不获觐见皇帝长达十六年之久。“凡皇族子弟，皆散弃无位，或流落他县，湮沉不齿录，无异匹庶。及德宗即位，以时婚嫁。”岳阳、信宁、宜芳、永顺、朗陵、阳安、襄城、德清、南华、元城、新乡等十一县主同月出嫁，“敕所司大小之物，必周其用。至于栉、瑑、笄、总，皆经于心，各给钱三百万，使中官主之，以买田业”，衣服之饰除外另造。一笼花首饰由原七十万改为三万、减少无益之费，以余钱六十万相赐，以备他用。这些馈赐虽比同昌公主少得多，但还是较丰厚的。

民间因天灾人祸而使百姓婚嫁不时，及其造成的影响就更大了。白居易说：“近代多离乱，婚姻多过期。嫁娶既不早，生育常苦迟。儿女未成人，父母已衰羸。凡人贵达日，多在长大时。欲报亲不待，孝心无所施。哀哉三牲养，少得及庭闱。”

二选择配偶的标准

（一）讲究门第

这是汉魏以来风俗。但门阀士族经历代、尤其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至唐初，其势已大为衰落。“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崔卢李郑等著名门阀士族，均“世代衰微，全无冠盖”了。但是这些旧门阀士族仍“好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我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一些丰财之家和新宦之辈，受崇重门阀士族、婚姻讲究门第风气影响，喜攀高门、名族，“竞结婚媾”于旧门阀士族，却不容易如愿，有的三品以上新贵，欲与他们结亲，也被压抑，旧门阀士族的社会威望不减。唐高祖和唐太宗对这种社会现象十分不满。为了打击旧门阀士族在婚姻上以门第相高，唐太宗在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贬低崔卢李郑等旧士族、提高李唐宗室贵族和功臣新贵门第的同时，又命“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由于魏晋以来门阀士族传统观念影响深远，贞观名臣魏征、李和房玄龄等犹不顾天子之意，热衷与其联姻，婚嫁中炫耀门第的现象仍然流行。高宗时，“关东魏、齐旧姓，虽皆沦替，犹相矜尚，自为婚姻。（李）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相与婚”。诏令规定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还是难以遏止人们攀附门阀士族的时尚。宰相李敬玄“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高宗知而不悦，然犹不彰其过”。武则天遭褚遂良等非议不是名门望族，因而入主中宫十分艰难。当皇后后门第观念也不亚于别人。她嫁太平公主于薛绍，以薛绍兄妻萧氏及弟绪妻成氏“非贵族，欲出之，曰：‘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王梵志诗云：“有儿欲娶妇，须择大家儿。纵使无姿首，终成有礼仪。有女欲嫁娶，不用绝高门。但得身超后，银财惣莫论。”也反映了唐初民间重门第的婚姻观。当时人们“每商榷姻亲，咸就咨访”，“谙练士族，举朝共推”的工部侍郎韦述。安史之乱后，社会上婚嫁讲究门第的风气依然存在。太常博士李吉甫对唐德宗说：“‘自古尚（娶）（公）主必慎择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独近世不然。’帝乃下诏皆封县主，令有司取门阀者配焉。”唐文宗为庄恪太子选妃，朝臣家子女悉令进名，中外为之不安。文宗知道后对宰臣说：“朕欲为太子求汝、郑间衣冠子女为新妇，扶出来田舍瑑瑑地。如闻朝臣皆不愿与朕作亲情，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朕家事罗诃去，遂罢其选。”唐文宗还欲以员源、临真二公主下嫁士族，对宰相说：“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唐宣宗万寿公主将嫁，命择良婿。宰相白敏中奏选状元郑颢，郑正待婚门阀卢氏，不得已从君命，深恨白敏中。大中五年（851），白敏中免相任邠宁行营都统，行前奏曰：“顷者公主下嫁，责臣选婿。时郑颢赴婚楚州，行次郑州，臣堂帖追回，上副圣念。颢不乐为国婚，衔臣入骨髓。臣在中书，颢无如臣何，自此必媒孽臣短，死无种矣。”宣宗拿出一函郑颢告他状的文字赐给他，以释其虑。郑颢不喜堂堂大唐天子的金枝玉叶，而汲汲求婚于没落门阀的小女，连皇帝也无可奈何，岂非咄咄怪事。其实不怪，原因除唐代有些公主骄纵不守礼法，凌辱夫家有关外，讲究门第是重要原因。

天子选驸马崇尚门第，臣民自然受到影响，直至唐末，有的人犹念念不忘“李郑崔卢，姓之名器。千古推高，九流仰视”。唐人娶妇，多喜名门望族，人们撰写她们的墓志铭时，总要突出炫耀其门第的高贵显赫。如车骑周广的傅氏、朱氏二夫人，“并海内之名家，天下之盛族”。李妻郑氏，“荥阳之著族”。鄂州刺史卢府君清河郡夫人，自后汉以来，“十有八代，累侍金闺，咸分虎竹，焜煌簪组，炳耀台阶”。剑南东川节度推官殿中侍御史卢公夫人崔氏，“世为望族，绵历千祀”。工部尚书崔泰之妻陇西李氏，“崔李二门，皆自命氏已来，号为名族，婚姻绂冕，家牒详焉”。清河县丞曲元缜妻陇西李氏，“历代名家，勋猷盛族”。蔚州刺史马纾，“两娶裴氏、张氏，皆名族”。洛阳县尉孙嗣初妻韦氏，“京兆杜陵人也。其先颛瑑之后，至东西汉晋魏梁隋，洎于钜唐，弈叶相传，轩裳袭庆，官婚之盛，当今罕伦，姻党辉华，为时茂族”。监察御史王公妻清河崔氏，“簪组蝉联，时为名族”。朝议郎高湜妻郑氏，“族称著姓，家号甲门，人物轩裳，炳耀图牒”。

唐中叶衣冠户出现后，特别是以黄巢大起义为中心的唐末农民战争的扫荡，旧门阀士族更加没落。五代十国当权者，大多是出身微贱之人，这个时期婚姻中，门第观念才不为世人格外看重了。当然，这不是说人们完全不讲究门第，有的人还是很重视的。如晋王李存勗妃刘夫人，“与诸夫人争宠，以门地（第）相高，耻其家寒微”，竟不认亲父，并“命笞刘叟于宫门”。

（二）多求聘财

嫁女讲究钱财，求婚不惜贷贿，在唐初门阀士族中相当盛行。“是时（贞观初），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士廉乃类其等第以进。太宗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然而，“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为革除这种“既紊人伦，实亏名教”的弊风，贞观十六年（642）六月下诏：“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自今年六月禁卖婚”。显庆四年（659）唐高宗又颁布诏令：“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陪门财者，女家门望未高，而议姻之家非耦，令其纳财以陪门望）。然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婚。其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往往反自称禁婚家，益增厚价（厚取陪门之财也）。”

永徽初，礼部尚书许敬宗“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为有司所劾，左授郑州刺史”。许敬宗为卖婚不惜利用掌知国史之权篡改历史。他“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钱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大历年间，甲族卢氏，“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必在不行”。有的人为攀高门名族，不惜借贷。陇西人李益，“家素贫”，为娶甲族卢氏女，“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淮，自秋及夏”，贷得钱百万完婚。由于一些父母在为子女择偶时，看重钱财，不顾年龄相当，出现红颜白发夫妻。四品官崔玄综，“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韦陟堂妹，年始十九”。

既是买卖婚姻，作为中介人同样唯财是视。唐玄宗时，诸王及其子女欲及时嫁娶，须贿赂权势显赫的杨贵妃姊虢国夫人和韩国夫人。“十宅诸王男女婚嫁，皆资韩、虢绍介，每人纳一千贯，上乃许之”。唐德宗时，十宅诸王既不出阁，诸女嫁不及时，“而选尚皆由中人（宦官），厚为财谢乃得遣”。

婚姻讲究聘财，贫女难嫁十分显著。“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直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白居易的这首诗，较典型地说明了富家女易嫁、贫家女难嫁，原因在于富、贫。王维的《洛阳女儿行》，说家富的洛阳女，才十五岁余，就“罗帏送上七香车，宝扇迎归九华帐”，当了新娘。对门而居的越女，虽颜如玉，家贫，只能江头自浣纱。有些拿不出丰厚嫁妆之家嫁不起女，其女只好痛苦终身。“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这种社会现象当然不止夔州一地，反映贫家女难嫁及其哀怨之情常见于唐人诗文。秦韬玉《贫女》云：“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残妆满面泪阑干，几许幽情欲话难。云髻懒梳愁拆凤，翠蛾羞照恐惊鸾。南邻送女初鸣瑑，北里迎妻已梦兰。惟有深闺瑑瑑质，年年长凭绣床看。”她们无可奈何地叹息：“寒女命自薄，生来多贱微。家贫人不聘，一身无所归。”当她们看到“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终日著罗绮，何曾识机杼。清夜闻歌声，听之泪如雨。”向皇天发出“他人如何欢，我意又何苦”的疑问与不平，但是“皇天竟无语”。

（三）以才取人

有些唐人择偶，并不特别看重门第、钱财，他们看重的是人才，一个人是否有才，是某些唐人选婿的标准。贞观初，薛万彻尚丹阳公主，“人谓太宗曰：‘薛驸马无才气。’因此公主羞之，不同席者数月。帝闻之，大笑。置酒召诸婿尽往，独与薛欢语，屡称其美。因对握槊，赌所佩刀，帝佯为不胜，解刀以佩之。酒罢，悦甚。薛未及就马，主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日”。薛万彻是唐初著名武将，唐太宗看中他是难得的将才。唐宪宗则非常欣赏翰林学士独孤郁的文才，无限感叹宰相权德舆得独孤郁为东床袒腹，“我反不及邪”。“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是民间某些少女喜欢风流倜傥的文人墨客的写照。李郢“闻邻女有容（美貌），求娶之。遇有争娶者，女家无以为辞，乃曰：‘备钱百万，先至者许之。’两家具钱，同日皆至。女家无以为辞，复曰：‘请各赋一诗，以为优劣。’”李郢是有才华的诗人，那位争娶者不是对手，“郢乃得之”。长安人姚不修容止，司空图以为奇才，遂将其女许配给他。润州刺史韦诜为女选婿，不以貌取人，而重才德。“会休日登楼，见人于后圃有所瘗藏者，访诸吏，曰：‘参军裴宽居也。’与偕来，诜问状，答曰：‘宽义不以包苴污家，适有人以鹿为饷，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瘗之。’诜嗟异，乃引为按察判官，许妻以女。”次日，让其族人观佳婿，“宽时衣碧，瘠而长，既入，族人皆笑，呼为‘碧鹳雀’。诜曰：‘爱其女，必以为贤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

（四）讲究“三从四德”

唐人为妇女撰写的墓志铭中突出显示：唐人择妻及品评妻贤的标志是“三从四德”。所谓“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则是妇德（品德）、妇言（言辞）、妇容（仪态容貌）、妇功（家务技能）。这是封建礼教中针对妇女的一种道德规范。唐代少女从小受三从四德教育，如处士元公妻崔氏，“有女四人，夫人训导，咸备四德”。宣德郎李符妻，“昔在闺闱，早闻四德；爱奉箕箒，克协三从”。上轻车都尉李府君夫人左氏，“四德咸修，三从克备”。楚州安宜县令王晋妻刘氏，“四德驰芳，三从着美”。尚药奉御蒋府君夫人刘令淑，“三从早备，四德咸修”。这种教育，使她们学会了作为妇人的礼仪、道德，和从事家务劳动的诸种技能，为到夫家能较好地恪尽妇道、适应新生活打下基础。如刘令淑到蒋家后，即能“举案申齐眉之礼，奉瑑展如宾之敬”。裴公夫人韦氏，“规训谨遵大家之教，三从礼备，四德有闻，方登笄归于裴氏，奉事舅姑，敬之以礼，顺从夫婿，相待如宾，外和六姻，内睦九族”。洛阳县尉孙嗣初妻韦氏，“及来孙氏，妇道益周，事上以敬，抚下以慈，动循仪矩，尽合礼经，和睦温谦”。沧州饶安县令侯君妻刘氏，“早承家训，少习女仪”，进侯门后，“崇舅姑之礼，敦长幼之风，模范发自闺门，声誉传于州里”。

三选择配偶的方式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唐朝法律明文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嫁娶有媒”，“命媒氏之职，以会男女”。民间也有“无媒不得选”之说。唐代媒人又称行媒等。将作录事郭玉女，“爰自媒侣”，嫁于广平郡程君。洛阳令魏镳，途遇美女李云卿，“俾媒灼导意”其母，娶“贮于金屋”。父母作主的嫁娶相当多。开皇初年，乐平公主之女娥英择婿，隋文帝“敕贵公子集弘圣宫者，日以百数，公主亲在帷中，并令自序，并试技艺，选不中者，辄引出之。至（李）敏而合意，竞为姻媾”。唐京兆杜氏，“从先府君之命适我家”，即文林郎杨宇家。冀州南宫县丞苏深之女，“及笄，奉命归于王氏”。诗人姚合，赏识工于诗文的李频，遂自作主张将其女许配给他。广平郡宋氏，“及嫁娶之年，父母匹配”于向家。后梁义成军节度使贺的幕僚和凝曾救其命，遂“以女妻之”。有些男子的婚姻也是由父母作主的。处士张从古，求仙学道多年不婚。后“奉严亲（父）诲令，年逾耳顺（60岁），敬命乃娶黄氏”。

（二）婚事前定

婚事前定的宿命论观念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太平广记》卷159《定婚店》讲述了一个月下老人用红绳系夫妇之足而成婚的故事。

（三）自己择偶

有些青年男女，不受双亲和媒人的束缚，自己选择配偶。有的家长也尊重子女心愿，允其自主婚事。唐玄宗时宰相李林甫有六位千金，“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李林甫在客厅墙壁间，开一横窗，装饰杂宝及绛色纱缦。“常日使六女戏于窗下，每有贵族子弟入谒，林甫即使女于窗中自选可意者事之。”在唐人传奇中，男女自由择偶的故事就更多了。如《虬髯客传》中红拂妓私奔李靖。《莺莺传》中莺莺与张生的故事，更是流传千古的爱情悲剧。张生在普救寺邂逅崔莺莺，在侍婢红娘的牵线搭桥下，“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二人如愿以偿，后因张生“始乱之，终弃之”而告终。

四婚礼在傍晚举行

古人云：昏者，昏时行礼之意。又云：凡娶以昏时，妇人阴也，故谓之昏。唐弘文馆学士贾公彦等在疏《仪礼》卷2《士昏礼第二》时说：“郑目录云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阳往而阴来，日入三商为昏。”又说：“郑云日入三商者，商谓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灵曜亦日入三刻为昏，不尽为明。案马氏云：日未出、日没后背云二刻半，前后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据整数而言，其实二刻半也。”唐人承袭古人婚礼传统，在晚上举行婚礼。“士庶亲迎之仪，备诸六礼，所以承宗庙，事舅姑，当须昏以为期，诘朝谒见”，说的就是在晚上成婚，次日早上谒拜舅姑（即公婆）。春深娶妇家，“两行笼里烛，一树扇间花。宾拜登华席，亲迎障。催妆诗未了，星斗渐倾斜”。诗中描绘了男方打着灯笼去迎亲，催妆诗尚未朗诵完毕，天上的星儿已逐渐倾斜下坠了。唐僖宗时，据有江西的钟传，以女“适江夏杜洪之子，时及昏暝”。杜洪家办喜事时，天已昏暗。唐人认为，婚礼若不在夜晚举行，则视为“黩礼”。如贞观年间，城阳公主下嫁杜荷。唐太宗命卜吉日，卜者说：“二火皆食，始同荣，末同戚，请昼昏则吉”。马周谏道：“朝谒以朝，思相戒也；讲习以昼，思相成也；燕饮以昃，思相欢也；婚合以夜，思相亲也。故上下有成，内外有亲，动息有时，吉凶有仪。今先乱其始，不可为也。夫卜所以决疑，若黩礼慢先，圣人所不用。”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还是在晚上举行城阳公主的婚礼。唐后期婚礼也有在白天举行的。

五代有些王朝婚礼仍在晚上举行。后唐同光二年（924）太常礼院奏皇子继岌纳妃，宗正卿摄婚主行礼，“其夕亲迎”。

五婚礼内容丰富多彩

《封氏闻见记》卷5《花烛》云：“近代婚嫁，有障车、下瑑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又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今上（唐德宗）诏令有司约古礼今仪。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中书舍人于邵等奏：‘请停障车、下婿、观花烛及却扇诗；并请依古礼见舅姑于堂上，荐枣、栗、腵修，无拜堂之仪。又毡帐起自北朝穹庐之制，请皆不设。惟于堂室中置帐以紫绫幔为之。又，除俗禁子、午、卯、酉年谓之‘当梁’，嫁娶者，云‘妇姑不相见’。”

该书所说“近代”，当包括作者所处唐德宗以前的隋唐时代。婚嫁内容除他提及者外，还有催妆、转席等。唐德宗以后，人们也没有因颜真卿等奏请停罢障车等而不复行用。隋唐五代婚礼，仍按古礼和当时习俗操办。其中新郎亲迎是整个婚礼过程的关键环节。从亲迎到婚礼完结有以下主要内容：

（一）催妆

迎亲队伍簇拥着骑马的新郎至新娘家，高声朗诵催妆诗，促使新娘尽快打扮停当，出来乘车去新郎家完婚。唐人段成式说：“夫家百余人挟车，俱呼曰：‘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登车乃止，今之催妆是也。”“妇上车，聓骑而环车三匝。”“女将上车，以蔽膝伏面”。催妆诗可以请达官贵人代作，也有新郎本人自吟。催妆诗写得诙谐、活泼、通俗易晓，朗朗上口，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欢乐喜庆氛围。陈峤《自赋催妆诗》：“峤暮年仅获一名，还闽，（年）近八十，以身后无依，强娶儒家女，合之夕，文士悉赋催妆诗，咸有生荑之讽。峤亦自成一章，其末云：彭祖尚闻年八百，陈郎犹是小孩儿。”陈峤说他虽年逾古稀，但与八百岁的彭祖相比，还是小儿郎，为自己解嘲。

（二）障车

障车的风俗，唐初就流行于上流社会。唐中宗时，安乐公主再嫁武延秀，“相王障车”。障车也流行于民间。“往者下俚庸鄙，时有障车，邀其酒食，以为戏乐”。太极元年（712）左司郎中唐绍上疏奏称：“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逾万计。”认为这种做法，“使障车礼贶，过于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既亏名教，实蠹风猷，违紊礼经，须加节制。望请婚姻家障车者，并须禁断。其有犯者，有荫家请准犯名教例附簿，无荫人决杖六十，仍各科本罪”。十一月，唐玄宗敕令“王公已下嫁娶，比来时有障车，既亏风教，特宜禁断”。此令未能遏止社会上盛行的障车风俗。建中元年（780）礼仪使颜真卿等再次奏请“停障车”。唐文宗前后，曹州刺史崔暇娶妻李氏，“令兵马使国邵南勾当障车”。僖宗时，钟传嫁女，“有人走乞障车文”，钟传幕僚汤筼“命小吏四人，各执纸笔，倚马待制，既而四本俱成”。表明直至唐末，障车的风俗仍存在于婚礼过程中。

（三）下婿

是婿拜商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聓为戏乐”，有的戏得过分，“至有大委顿者”。

（四）转席

唐人婚礼中有转席风俗，因为新娘进门不能脚着地。春深嫁女家，“青衣传毡褥，锦绣一条斜”。新郎家门前地上铺着几条毡褥，当新娘走上第二条毡褥后，青衣（妇人）将第一条毡褥转（即传）到最后一条毡褥后，以此类推，形成一条色彩斑斓之路，直至新娘走进屋里，象征传宗接代，前程似锦。

（五）坐鞍

唐人段成式说：今士大夫家婚礼，“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新娘走过转席进门时，要从摆在门口的马鞍上跨过去，或坐一下，寓以婚后生活平平安安。

（六）青庐拜堂

唐人在新郎家外用青布幔临时搭一屋称青庐，新郎和新娘在此“夫妇并拜或共结镜纽”。“我家新妇宜拜堂”，新妇就是新娘。来贺喜的亲朋在青庐参加婚礼、饮宴、观赏歌舞。敦煌莫高窟第445窟（盛唐时修建）的嫁娶图，屋外有青庐，是帷布搭成，内有桌椅，客人有坐有站，庐中一人跳舞。

（七）新妇迹

新娘进门，“舅姑以下悉从便门出，更从门入，言当新妇迹”。新娘则“先拜猪樴及灶”。

（八）撒帐

新郎新娘并肩坐于床沿，妇人抛撒彩果金钱，供客人争抢。

（九）合

夫妻对坐同食，三饭而已，饭后以酒漱口。

（十）却扇

唐人成婚之夕新娘以扇遮脸，因有诵却扇诗之俗。李商隐曾《代董秀才却扇》：“莫将画扇出帷来，遮掩春山滞上才。若道团圆似明月，此中须放桂花开。”诗人将新娘比作芬芳美丽的桂花。黄滔则把新娘喻为国色天香的牡丹：“城上风生蜡炬寒，锦帷开处露翔鸾。已知秦女升仙态，休把园轻隔牡丹。”

（十一）弄新妇

贺喜的亲朋戏弄新娘。

（十二）拜舅姑

新娘拜舅姑是在婚后次日。“腊月娶妇不见姑”。舅坐于堂东阶西向，姑则南向，新娘执竹器笲，盛枣栗。枣是谐音，早生贵子之意。栗也是谐音，立子之意。新娘以此拜见舅姑，是表示她将给他们尽早带来贵子，以延其家香火。这是中国人早生贵子、多生贵子的观念在婚礼中的体现。从西阶上，再拜，跪奠于舅席前。然后退下又执腵修，上阶，北面再拜，跪奠于姑席前，退下。

自古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婚姻是人终身大事，备受重视。在隋唐五代上流社会办理婚事，一般都按传统“六礼”，违者，即使是天子，也会遭到非议。贞元十三年（797）六月，光禄少卿同正张茂宗，许尚义章公主，未婚，茂宗母死，遗表请终嘉礼，德宗许之。八月，起复茂宗左卫将军同正，准备完婚。左拾遗蒋乂谏，以为“兵革之急，古有墨衰从事者，未闻驸马起复尚主也’。上遣中使谕之，不止，乃特召对于延英，谓曰：‘人间多借吉成婚者，卿何执此之坚？”’蒋乂说：“婚姻、丧纪，人之大伦，吉凶不可渎也。委巷之家，不知礼教，其女孤贫无恃，或有借吉从人，未闻男子借吉娶妇者也。”太常博士韦彤、裴堪复上疏谏，上不悦，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婚。尽管臣下可以提出规谏，皇帝是否听从则是另一回事了。德宗就不顾蒋乂等的坚决反对，让张茂宗与公主完婚。

有的皇帝对婚嫁礼仪不大重视，随意而行。如唐中宗为御史大夫窦从一当“红娘”，没按“六礼”程序办理，而是简单从事，一手包办。景龙二年（708）除夕，中宗敕令中书、门下与诸王等进宫守岁。酒酣耳热之际，中宗忽然对窦从一说：“‘闻卿久无伉俪，联甚忧之。今夕岁除，为卿成礼。’从一但唯唯拜谢。俄而内侍引烛笼、步障、金缕罗扇自西廊而上，扇后有人衣礼衣，花钗。令与从一对坐。上命从一诵却扇诗数首。扇却，去花易服而出，徐视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蛮婢也。上与侍臣大笑。诏封莒国夫人，嫁为从一妻。”

六婚姻生活

（一）一夫多妻与妒妇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夫多妻是普遍现象。隋唐五代也是这样。以唐代而言，《唐律疏议》卷13《户婚律》有妻更娶条答问云：“一夫之妇，不刊之制”，同时又云“妾通买卖，等数相悬”，即纳妾合法。唐代皇帝除正妻皇后外，“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开元中，乃于皇后之下立惠妃、丽妃、华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为正一品。

开皇十六年（596），“诏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说明隋朝官方承认贵族官僚纳妾合法。有些妾还是皇帝所赐，如隋文帝赐陈叔宝妹为贺若弼妾。唐朝法律虽明文规定“一夫一妇，不刊之制”，“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但又规定“若婢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此外，唐律中关于“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妻女作妾嫁人，妾既许以卜姓为之”、“期服内男夫娶妾，女妇作妾嫁人并不坐”，《唐律疏议》卷2《名例》关于五品以上妾有犯条，同书卷14《户婚下》关于各种奸罪、逃亡、诸监临官娶妾、和娶嫁妾、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妾；同书卷22殴伤妻妾、妻妾殴詈夫父母、妻妾殴詈故夫父母等条，都是在法律上承认妾的存在，允许贵族官僚等在正妻之外纳妾。

在现实生活中，贵族官僚纳妾成风。开皇初，治书侍御史李谔“见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文帝下令“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于此也”。可见隋“诸王及朝士有妾”。皇太子杨勇，“多内宠，昭训云氏尤称嬖幸，礼匹于嫡”。晋王杨广在其父来时便将美姬匿于别室，身边只留老丑者。汉王杨谅“妓妾二十人”。右武侯大将军贺若弼，“婢妾曳绮罗者数百”。左仆射杨素“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这数百至千数的婢、妓妾中，妾当不少。光禄大夫赵元淑，妻外尚有小妻，后者当为妾。京兆人达奚通有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会而观。御史大夫张衡妾告其“谤讪朝政，诏赐尽于家”。左仆射高妻病故，独孤皇后让隋文帝劝其纳室未果，“爱妾产男”，独孤言其面欺陛下而被疏远。隋文帝下令禁酒，舒国公刘昉“使妾赁屋，当垆沽酒”。

唐人称妻为内子。妾称外妇、姬、外宅妇（得名于另置宅住妾）、侧室等。唐代贵族官僚等在正妻之外蓄养姬妾相当普遍。罗峤“多蓄姬妾”。以道术获淮南节度使高骈宠信而擅权的吕用之“侍妾百余人”。宰相王铎“侍妾成列”。太子少师李肃有“姬妾数十人”。通化府折冲都尉袁秀严，有妻任氏、李氏、杨氏。陪戎校尉崔相“夫人丁氏、苏氏、李氏”。交州都督府行参军事樊玄纪有二夫人万俟氏、范氏。白居易有侍妾绛桃、柳枝。吴通玄以宗室女为外妇。李德裕为妾谢秋娘作《谢秋娘曲》。中唐时人李涉，仕途不顺，隐居少室山，身自耕耘，经济条件可谓差矣，犹有一妻一妾。妾的来源五花八门。有买的。贞观元年（627）“长安客有买妾者”。风流才子杜牧，太和年间悦湖州一十余岁少女，以金币约定十年后来此处做官纳为姬妾。有利用职权占囚犯为妾的。显庆元年（656），洛州妇人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寺，宰相李义府“闻其姿色，嘱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特为雪其罪”。有别人赠送的。元和诗人张又新，在李绅酒筵上得一歌姬。杨行密侍其将李承嗣，史俨甚厚，“第舍，姬妾，咸选其尤者赐之”。贵族官僚可以将妾任意嫁人。尚书李翱将酒筵上一舞柘枝女，于宾馆中擢士嫁之。用妾换马，认为“一面妖桃千里蹄，娇姿骏骨价应齐”，是价格相当的“公平”交易。妾与马相提并论：“伴凤楼中妾，如龙枥上宛”。“同年辞旧宠，异地受新恩”（卢殷《妾换马》）。以妾为赌博筹码。“一掷赌却如花妾”。有的以妾殉葬。有的人“将死，命其子以嬖妾为殉”。杀妾犒军。至德二载（757），张巡守睢阳抗击安史叛军，粮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妾的生杀予夺完全操在别人手里，是妇女中地位卑下者之一。在隋唐五代贵族官僚中，不纳姬妾即视为清廉。唐文宗时宰相郑覃，“家无媵妾，人皆仰其素风”。这种人毕竟有限。不纳妾者有的是出于啬。唐宪宗时宰相王涯，“性啬，不蓄妓妾”。

妾的存在，对正妻是极大的威胁。因妾年轻、漂亮，备受宠幸，如其生子，在家中地位更是与日俱增。人老珠黄的正妻当然不能容忍来自妾的冲击，所谓“妒妇”应运而生。正妻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与丈夫抗争，虐待（有的手段极其残酷）妾，而妾往往是牺牲品。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不是正妻与妾的矛盾，而是封建社会一夫多妻的不合理婚姻制度。隋文帝独孤皇后是出名的妒妇。“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此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而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她“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薛国公长孙觅妾，是隋文帝灭齐后将齐氏嫔赐给他的。览妻郑氏“性妒，谮之于文献（皇）后，后令（长孙）览离绝（其妾）”。唐“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其实唐代妒妇并非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有妒妇，大量史载证实，大历以后至唐亡，包括士大夫在内的贵族官僚等妻，多有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就在她们脸上刺点、圆等。这种黥面破相，对妾来说，是极端要命的。因脸蛋是她们与正妻争宠的主要“本钱”，一旦印面，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还有比印面更残忍的手段。贞观年间，濮阳范略宠幸一婢，其妻任氏“以刀截其耳鼻”。驸马裴巽有一外宠。宜城公主“恚，刵（裴巽外宠）耳劓鼻，且断巽发”。广州化蒙县丞胡亮喜一妾，其妻贺氏乘他不在，“乃烧钉烙其（妾）双目，妾遂自缢死”。更有捉刀欲杀人者。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厕会客饮。召女奴歌。阎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幸免于难，这位县太爷却旋被上司考评为下等，丢了乌纱帽。妒妇们的威风，使得有些懦弱的丈夫得了惧内病。张褐尚书典晋州，外贮所爱营妓，生一子，其“内子苏氏号尘外，妒忌，不敢取归”。镇滑台的节度使李福姬侍甚多，因惧妻裴氏妒，不敢宠幸。一日乘裴氏沐发，伪称腹痛，召所喜女奴。裴氏以药投儿溺中。次日，李福对幕僚说：“一事无成，还虚咽一瓯溺，闻者莫不大笑。”对于这些妒妇，至高无上的天子也奈何不得。隋文帝如此，唐代有些天子无出其右。唐太宗赐兵部尚书任环两名国色宫女，任环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命上宫将金胡瓶酒赐她，说“饮之立死。环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妒，不须饮。若妒即饮之。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环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环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饮尽而卧”。此人宁死不容其夫多妾，使皇帝也生畏惧，说“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只得诏令别宅安置二宫女。贞观名相房玄龄妻也是宁妒而死，使得房玄龄屡辞唐太宗所赐美女。究其原因，妒妇不怕死是其一；有些天子本身同样染有惧内病是其二。最有名的惧内天子是唐高宗。他对武则天既爱其才貌，又怕其三分。武则天姊“韩国夫人及其女以后故出入禁中，皆得幸于上”。武则天妒其母女而将韩国夫人及其女魏国夫人谋害。高宗在政治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唐明皇“三千宠爱在（杨贵妃）一身”，固然在于他特别喜欢杨贵妃。而杨贵妃的妒性也不无关系。天宝五载（746）杨贵妃因“妒悍忤旨”，被送还兄杨瑑宅。闽王曦妻李氏妒贤妃尚氏之宠。闽王延翰妻崔氏“性妒，良家子之美者，辄幽之别室，系以大械，刻木为人手以击颊，又以铁锥刺之，一岁中死者八十四人”。

（二）休妻

隋唐五代一般按古礼“七出”休妻。所谓“七出”，就是丈夫在妻子“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等七种情况下，均可出（休）妻。但在唐代，法律又规定，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丈夫不得出妻，即“三不去”：“持舅姑之丧；娶时贫贱，尔后富贵者；有所受无所归。”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有按也有不按上述规定办的。武则天时，凤阁舍人李迥秀，因其妻“尝叱其媵婢，母闻之不悦，迥秀即时出之。或止云：‘贤室虽不避嫌疑，然过非出状，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承顺颜色，颜色苟违，何敢留也’，竟不从”。这是以“不事舅姑”为由出妻的。有人以“妻于姑（公婆）前叱狗”而出之。“甲出妻，妻诉云无失妇道。乙云：父母不悦则出，何必有过”。此二人也是以“不事舅姑”为由出妻的。以“无子”作借口出妻的例子有“景娶妻三年无子，舅姑将出之”，其妻“诉云归无所从”，即以“三不去”中的“有所受无所归”的法律为据，请求不出。其实，这些人虽按“七出”出妻，理由并不充分。如白居易认为妻于姑前叱狗，“若失口而不容，人谁无过？虽敬君长之母，宜还王吉之妻”。“乙在田，妻饷不至，路逢父告饥以饷馈之，乙怒，遂出妻”。此人出妻理由也不充分。

所谓有些人不按“七出”出妻，是说他们没有正当理由，而随心所欲地抛弃妻子。贞观初，豳州都督张亮，“弃其本妻，更娶李氏”。武则天时酷吏来俊臣“弃故妻”。开元、天宝时诗人崔颢，“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李白《去妇词》（一作顾况诗），述一女子年十五而嫁，十年后一夫有新宠，将其遗弃。

唐代，妇女也可提出离婚。唐代法律明确规定：夫妻“义绝则离”。即如果夫妻感情破裂，合不来，允许离异。有些人离婚不是出于“义绝”，而是其他原因，有的出于政治原因。天宝年间，宰相李林甫将不利皇太子李亨，其妃韦氏兄韦坚被李林甫害死后，李亨惧，上表“言与妃情义不睦，请离婚。玄宗慰抚之，听离”。有的迫于天子命令。隋滕穆王瓒妃宇文氏，与独孤皇后有隙，及其夫坐事，“郁郁不得志，阴有咒诅”，隋文帝“命瓒出之”。有的因病。开成三年（838），左卫兵曹萧敏“心疾乖忤，因而离婚”。有的为侍养亲人。刘寂妻夏侯氏，父眼失明，“乃求离其夫，以终侍养”。

隋唐五代，复婚是允许的。会昌六年（846），萧敏病愈，向前妻乞求复婚，经前妻叔右庶子吕让向朝廷进状，得到唐武宗批准。

（三）婚姻观念比较开放

从一而终的封建贞节观念不很强烈，一嫁再醮，人不为怪，从平民百姓到皇室贵族，莫不如是。唐代公主的婚姻在这方面是较典型的。据《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记载，从高祖至昭宗，传中有名的公主212名。其中初婚者104名，二嫁者25名，三嫁者2名。此外婚姻情况缺载者39名，早薨者29名，未嫁者1名，出家为女道士者12人。公主二嫁的原因：1.原配寿终。2.原配被贬、杀。3.原配战殁沙场。4.原配情况不明。前三种改嫁应属大体正常，而非闺门失礼淫乱所致。三嫁的唐中宗女定安公主，原配王同皎获罪后，定安改嫁韦濯，韦濯被诛更嫁崔铣。唐玄宗女齐国公主原配“张垍，又嫁裴颍，末嫁杨敷”。据《旧唐书》卷97《张说传附张垍传》载，安史之乱中，“张垍与陈希烈为贼宰相，垍死于贼中”。可见齐国公主改醮，可能与原配张垍任安禄山伪官并死亡有关。她为何再醮杨敷，史载阙如。唐代公主中，也有原配死后不改适他人的。如唐高宗女高安公主，其夫王勗被武则天杀后，她始终未嫁。唐代公主中淫乱者只有唐太宗女高阳公主、唐中宗女安乐公主、唐肃宗女郜国公主及唐顺宗女襄阳公主。公主二嫁、三嫁集中在唐前期，唐玄宗朝最多（9人）。唐代宗至唐亡不见公主再醮事。唐宣宗以后无公主改嫁，与宣宗“诏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有关。

尽管改嫁比较自由，但大多数妇女对爱情是专一的。夫殁后，她们仍一如既往地钟情于死者，终身不改嫁，以照顾舅姑等亲属、抚育子女或拜佛为务。杨三安妻李氏，“及舅姑亡没，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贫窭。李昼则力田，夜则纺缉，数年间，葬舅姑及夫之叔侄兄弟者七丧”。樊会仁母，生会仁而夫丧，“事舅姑姊姒以谨顺闻”。抚育稚子，后母兄屡逼其改嫁，均誓死不从。冀州女王阿足，无子而夫亡，求聘者甚多，王阿足“为姊年老孤寡，不能舍去，乃誓不嫁，以养其姊”。

有些妇女在丈夫去世后，到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吃斋念佛，不再化妆打扮。如贞观十四年（640），右骁翊卫翟瓒妻刘氏，“良人捐背（死），以贞洁之操，逮孀孤之始。遂乃融精觉道，肃虑真源，照生灭于禅心”，“证空有于法性”，“宁俦专一”。贞观二十二年（648）处士淳于才死后，其妻陈恭“蓬首孀闺，铅华不御，柏舟自勗，之死靡他，廿余年，克终贞元”。武则天时，朝议郎周绍业妻赵氏，丧夫后，“屏绝人事，归依法门，受持金刚、般若、涅槃、法华、维摩等西部尊经，昼夜读诵不辍”，“又持戒行”。开元时，张氏夫死后，“精心释门，使二子出家，家如梵宇”。吴真妻夫死后“遵崇圣教，常读涅槃，惠悟一乘，智周万物”。严氏夫死后，“深悟因缘，将求解脱，顿味禅寂，克知泡幻。数年间能灭一切烦恼，故大照和上摩预受记，号真如海”。天宝年间兖州瑕丘县令妻朱氏夫死后“精心道门（指佛教）”，“舍钱十万，克修胜果，造端不二，深悟业缘”。朝议郎妻万俟氏夫死后，“永断荤血，便习禅行，夜分而寝，将觉悟无生，昼分而食，必归依圣果”。汝州刺史妻韦氏夫死后，“禅悦为心，尝依止大照禅师，广通方便，爰拘有相，适为烦恼之津；暂证无生，因契涅槃之境”。房陵郡太守妻杨氏夫死后，“服缦，饭蔬食，焚炉香，专禅诵，将以誓志，期于终身”。唐德宗时汝州鲁山县丞妻王氏夫死后，“发罢香油，面绝铅粉，经佛在心”。秦州上邽县令豆卢喆妻魏氏，在夫等亲人死后，“仰苍昊而罔极，嗟人生如梦幻，欻然自悟，归信释门，斋戒不亏，卌（四十）余载。顷曾授指趣心地大圣善寺大聓褝师”。京兆杜氏，丈死后数十年何，视粉黛如瓦砾，唯亲经佛，以道自乐。

（四）几种不同一般人的婚姻

1.宫人

唐代宫人众多，玄宗时后宫多达四万。宫人从二八红颜入宫，直至青丝堆雪，能为天子宠幸者寥若晨星。绝大多数宫人数十载春秋，过着幽闭生活，故宫人怨多见于唐人诗文。《妾薄命》成为抒发唐代宫人怨的诗歌体裁。“虽入秦帝官，不上秦帝床。夜夜玉窗里，与他卷罗裳”。这里说的秦帝，实喻唐皇。“草绿长门闭，苔青永巷幽。宠移新爱夺，泣下故情留”。有的宫人有幸被天子宠幸，不久天子又去宠幸更年轻貌美的宫人。被遗弃者被冷落于清幽永巷，空有长门之怨。即使那些“常矜绝代色，复恃倾城姿”的宫人，在粉黛如云的女儿堆里，仍难逃“流景一何速，年华不可追。解佩安所赠，怨咽空自悲”的悲惨命运。她们感叹“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争得一人闻此怨，长门深夜有妍姝。早知雨露翻相误，只插荆钗嫁匹夫”。早知一入深似海的宫闱误了豆蔻韶华，还不如头插荆钗嫁给寻常布衣。

有些不甘花容玉貌白白憔悴的宫人，为追求爱情与自由，题诗于红叶，从御沟中浮出，以求宫外的知音。唐玄宗时，那些不备掖庭的宫人“常书落叶随御水而流，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诗人顾况闻而和诗，朝廷因而“遣出禁内者不少”。卢渥考科举，偶于御沟见一红叶，上吟有绝句，置于巾箱或传观于人。唐宣宗简省宫人，卢渥于范阳获一宫人，宫人见卢渥所藏红叶，正是她所书绝句“水流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慇懃谢红叶，好去到人间”红叶。唐末，儒生于祐在长安于御沟边得题诗秋叶，存书笥中。并赋诗“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于红叶，从御沟飘入宫中，以求知音。宫人韩氏拾得，和诗一首：“独步天沟岸，临流得叶时。此情谁会得，肠断一联诗。”珍藏箧里。后僖宗放宫女三千余出宫。韩氏住河中贵人韩泳家。于祐因累考科举不中，往依韩泳门馆。韩泳从中帮助于祐与韩氏联姻。在婚席上，韩氏吟“一联佳句题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却成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

像韩氏等这样喜结良缘者究属凤毛麟角。其他宫人，或当皇上驾崩，被驱入寺刹，削发为尼，在单调的木鱼声中，念经礼佛修功德，为已故天子乞求冥福，直至默默无闻地消逝。像武则天那样入感业寺，数年后又奇迹般地入主正宫，毕竟罕见。或被强制送到皇陵，侍奉地下亡灵。或人老珠黄打入冷宫，苦度长阳白发人式的凄凉时光。或被安置寺观，有些宫人连个姓氏都没有留下，“卒于坊所”。

2.戍卒妇

在唐人婚姻中，征夫戍卒之妻怨在诗文中多有反映。唐代疆域辽阔。成千上万的将士，长年轮流上番，或屯田戍边，与妻儿常相离别，难以团聚。“谁家夫婿不从征”。“自从离别守空闺”，“北斗星前横度雁，南楼月下寒衣。夜深闻雁肠欲绝，独坐缝衣灯又灭。暗啼罗帐空自怜，梦度阳关向谁说？”刘元淑的这首《妾薄命》诗，充分显示了戍边将士妻的离情别绪。尽管她们“不愁寒无衣，不怕饥无粮”，对于夫婿“君爱龙城征战功”的志向能够理解，并表示“与君一日为夫妇，千年万岁亦相守”的坚贞不渝爱情，只是“所嗟不及牛女星，一年一度得相见”，更是“惟恐征战不还乡，母化为鬼妻为孀”。有的人还说，记得当年纳彩求婚时，夫君“不言身属辽阳戍”。“早知今日当别离，成君家计良为谁？男儿生身自有役，那得误我少年时。不如逐君征战死，谁能独老空闺里”。

一旦国家有事，发生战争，夫婿被征入伍上沙场，他们的妻子就更加为前方的亲人担心了。“老母别爱子，少妻送征郎。血流既四面，乃一断二肠”。天宝年间，杨国忠派兵打南诏，强行征兵，“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爷）孃（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阑（一作桥）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杜甫这首《新婚别》，则抒发了安史之乱中，新郎被征发抗击叛军，新婚妻子复杂的心情。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朝廷日弱，地方割据势力不断膨胀。为了削藩，从唐德宗起，朝廷相继调兵讨伐桀骜不驯的藩镇，战事连绵。吐蕃乘机侵占河西陇右，逐渐成为唐后期唐王朝主要边患之一。为遏止吐蕃秋高马肥时掠扰西北及剑南一带，唐统治者从关东等地征调大批将士“防秋”。尽管这些战争是被迫进行的，有利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但长年累月的征战、戍边，不仅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将士伤亡，而且使其家属、尤其是妻子饱尝生离死别的痛苦。因此在唐人诗歌中，以卒妻怨为题材者屡见不鲜。“一朝嫁得征戍儿，荷戈千里防秋去。去时只作旦暮期，别后生死俱不知”。“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回。家有半菽食，身为一囊灰。官吏按其籍，伍中斥其妻。处处鲁人髽，家家杞妇哀。少者任所归，老者无所携”，“其夫死锋刃，其室委尘埃”。诗中所说的河湟戍卒，也是一位“防秋”兵。戍卒们“一半多不回”。这些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妇人，其夫为国捐躯，官府还粗暴地对待她们。家家有悲哀的村妇，老少无依靠，死难的卒属只有死路一条。

3.商人妇

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活跃，交通的便利，商业也不断发展，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和成都等地商业相当发达。逐利的商贾足迹遍天下。由于“商人重利轻别离”，嫁与他们的妇人，与商人夫“见少别离多”。“嫁与商人头欲白，未曾一日得双行。任君逐利轻江海，莫把风涛似妾轻”。浔阳江头的一位贾人妇，在船中孤苦伶仃地等待“前月浮梁买茶去”的丈夫。但是，她们的愿望往往落空。有的丈夫还变了心。一位富家女资助贫贱夫。她虽“惠好一何深”，而“夫富贵多宠新”。经商在巴东的丈夫迟迟不归。“巴东有巫山窈窕神女颜，常恐游此山，果然不知还”。有些“愁水复愁风”的商人妇，只好求神庇佑：“扬州桥边小妇，长干市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

七冥婚

在唐代，上起皇帝，下至平民，男女未成年而夭折者，父母等为其择已殁者配为夫妻、合葬，名曰冥婚。唐人认为，这是“古之遗礼”。古人已有冥婚，今行之符合礼仪。同时认为“父母哀其魂孤，为结幽契”，冥婚能使这些年幼的亡人，在另一个世界里“幽途琴瑟”和谐，同穴而安。有的甚至认为，这“等秦娥之奔月，□同萧史之□仙，岂谓共归于蒿里”。冥婚实际上是对死者和生者都是一种精神安慰。

张楚贞观十九年（645）死，年20，显庆六年（661）“冥婚马氏”。贾元叡，显庆五年（660）死，年17，“娉卫氏女为暝婚”合葬。同年，尚书都事故息颜子，年16死，与“文林郎刘毅故第二女结为冥婚”。张氏垂拱元年（685）死，年21，次年与永淳二年（683）年20死的陈冲“冥婚合葬”。清庙台斋郎王豫，延载元年（694）死，年28，“冥婚梁吴郡王孙邢州司兵萧府君之第四女”。淮阳郡王韦洞，如意元年（692）死，年16，因是韦皇后弟，唐中宗制令“冥婚太子家令清河崔道猷亡第四女为妃而会葬”，并赙赠“物□千段，米粟五百石，衣等九袭”，“赐东园秘器，葬日给班剑州（四十）人，羽葆鼓吹仪仗送至墓所。往还长由调卒，将作穿土”，极为隆重。大足元年（701），邵王李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婿魏王武延基等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恣入皇宫，被武则天杖杀。唐中宗即位，“追赠皇太子，谥曰懿德，陪葬乾陵。仍为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李瑑天宝四载（745）死，年27，其父母“娶同县刘氏为夫人”，合葬。《太平广记》记载了以下几则冥婚故事：其一，天宝初年，会稽主簿季攸外甥女，恨其舅只嫁亲生二女而不管她的婚事，结怨而死。死后勾引季攸手下胥吏同寝，要求季攸成全他们，季攸不得已，“乃设冥婚礼”。其二，长洲县丞陆某之女，死后托人传语，云临瑑李十八求婚，望其父许之。陆某“竟将女与李子为冥婚”。其三，临汝郡人王乙，曾与李氏庄一女有私情，后王乙得官再过其庄，闻该女已亡，遂至殡宫祭奠，亡魂来会，王乙痛哭而卒，“二家为冥婚”。三则故事均属子虚，却是唐人冥婚习俗流行的曲折反映。

安史之乱至唐亡，见于史载的冥婚数量大为减少。笔者仅见建宁郡王李倓冥婚事。李倓为唐肃宗第三子，安史之乱中被张良娣、李辅国诬死。大历三年（769），唐代宗下诏“追谥曰承天皇帝，与兴信公主第十四女张氏冥婚，谥曰恭顺皇后”，葬顺陵，祔主奉天皇帝庙。这个时期也有反对冥婚的。如李卅（三十）三娘元和三年（808）死，年17，祔葬外兄之墓，其家人认为：“若神而见知，幽魂有托，生为秦晋，没也岂殊，何必卢充冥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