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时代特点

我国封建社会，如果从战国时代开始计算，至隋代建国，已是长达千年。隋唐时期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阶段。本世纪四五十年代，陈寅恪先生曾先后指出：“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线，其事虽为治国史者所得略知，至其所以然之故，则非好学深思通识古今之君子不能详切言之也。”“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陈先生的意见有力地揭示了隋唐史的时代特色。我们想沿着这一思路，以唐代为中心，上下钩索，进行考察，力求说明唐代历史所具有的重要转折性的变化。

等级制的突出特点是特权。没有特权也就不存在等级制。皇帝是等级制的主宰，皇帝个人虽随政治风云而随时变换，然皇帝制度以及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官僚机构，却长期强有力地支撑着皇权专制主义的统治。

秦统一六国，确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在朝廷和地方树立了金字塔式的等级机构。就朝廷最高机构而言，秦和西汉前期，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拥有决策大权。汉武帝以后，丞相与御史权力逐渐移于尚书，太尉实权归于大将军。三公大权由系尚书的大将军、侍中、尚书所组成的中朝所取代，三公终于转化为司徒、司马、司空一类徒具虚名的说道之官。东汉以后，尚书台地位加重，组织也日趋完备。魏晋以来，渐渐加重中书权力。中书监、令进而割取尚书令的部分相权。魏晋时创置的门下省在南北朝时期地位相当高。北朝隋唐之际，三省正式确立，中书受命，门下封驳，尚书执行。中书门下机构都设在皇宫内，中书直接参与决策，起草诏敕；门下职司封驳。二者相互牵制，不使相权过分集中，尚书负责行政。三省分立，互相制约，这是政制史长期发展的结局，同时又酝酿开展新的变化。

唐初已有政事堂会议，三省长官集中议政，集思广益，有利于加强集体决策能力和减少失误。高宗武后以来，不时选用他官参与议政，由是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以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等多人并存。唐玄宗统治时期，这一体制获得广泛发展，翰林学士也逐渐分割了中书舍人起草诏敕的权力。中唐后，三省长官渐演变为荣誉职的阶官，剥夺了参政决策权。宦官、翰林学士等参与宰相们召对延英殿的会议，成为君臣议政的重要形式。既无品秩又无定员直接由皇帝任免的使职差遣在中唐后大为盛行，出现了为使则重为官则轻的局面。中唐后似乎是朝政不纲、皇帝懦弱，实际上，建基于皇帝制度的中央专制主义体制是在增强，并为尔后的赵宋王朝所沿袭。

中央最高机构下面有着庞大的官僚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存在大量分掌各个部门职事的官员。自魏晋以来，以九品定官阶。其后，品又划分“正”、“从”，区分层次，官品便成为官员职位高低、等级尊卑的重要标志。由是，官僚们的服饰、住房以至车马、坟墓等等，都有着严格的等级，绝不允许僭越。

品官而外，各机构还有更多并无品级的吏员，他们是大量社会工作的办事人，是基层组织的统治者。官僚和胥吏组成了官僚机构，制定大大小小的各种法规并加以贯彻，进行有效的政治统治，使金字塔式的官僚机构运转正常。各级官僚机构下的众多官吏便分别享有与其职务相应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对广大民众来说，现官不如现管，处于神经末梢的众吏员对民众的生活有着不可藐视的重大作用。不妨说，地方各级官吏对广大民众统治的好坏，决定了整个政治的好坏。

治国要用人，如何选拔人才，是执政者非常关切的事。纵观我国古代用人，不外乎推举与考试两途。西汉开创察举制，沿用至魏晋南北朝时，它包括了科目试和对策。官府征辟僚属，通常是实行推举。九品官人法实施于魏晋南北朝，所在州郡县分设大小中正，负责品评人物为九等，计品授官，这也是推举。当时士族门阀实力强大，推举有利于他们把持政权，产生了以家世选官的门阀政治。科举制兴起于隋唐之际，至唐中叶开始盛行，采用分科考试，取士授官，强调按才质选用人才，这是适应门阀士族实力衰颓、庶民地主力量壮大的一种选官制度。不论是学馆生徒或是州县乡贡成员都要参加京师的吏部试，及格后，再参加礼部试。唐人非常重视进士考试，但不容易获得通过。此外，另有殿试，如武则天载初元年（689），策贡士于洛城殿。但并非经常进行。经历晚唐五代，至宋朝时，科举选人已有了重大发展，它分为解试、省试、殿试。解试以秋试最重要，后世称为乡试。省试即是唐代的礼部试，常于春季进行，明清时称为会试。殿试即是御试，已是常例，实已成为省试的复试。科举而外，唐代按父祖官资选用人的门荫制颇为完备，按官品高低分别荫子、荫孙乃至曾孙。由是官品高下，代替了魏晋南北朝时的门第贵贱，充分显示门阀士族在唐代已是衰颓。

民众服兵役是历代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以来，过去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已日趋崩坏，不时招募人员补充兵力。魏晋南朝时，世兵世将的兵户制一度盛行，兵士世代为兵，身份不自由，地位低下。南北朝后期，世兵制日趋没落。创始于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延续至隋唐前期，属于义务兵役制。兵士用于出征，或戍守边防以及宿卫京师，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自武则天以至唐玄宗时，现役府兵或死或逃，征召又无着落，兵员严重缺乏，出于需要，只好将过去的临时招募兵员方式改为全面推广实施，经五代至宋，募兵便日益系统和条理化了。兵员不论来自征召或招募，除个别人有缘进升高职而外，众多士兵处于社会底层，生活很贫困。

土地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土地私有制是战国以来日趋发展的。东汉郑玄说，“汉无授田之法，富者贵美且多，贫者贱薄且少”。说明当时的土地等级占有很盛行。西汉中后期以至东汉时，屡见以公田赋贫民，假民公田，可知社会上无地的农民为数很不少。曹魏时，分等级赐给公卿以下多少不一的租牛客户，晋朝颁行了授官品占田、占客的法令，还规定按官品分别授予多少不等的菜田。北魏田令，按官员等级分别给予公田。隋代的朝廷命官和地方高官都依官品给予职分田，低级品官所得职分田只有高级品官的五分之一。唐代，勋贵与各级官吏都拥有可以世袭买卖的永业田，还可拥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唐户婚律称：“其官人永业准品，及老小寡妻受田，各有等级。”某些贵族官僚还可法外得到若干赐田与勋田。一般百姓是在均田制下，“丁男、中男给一顷”。但这并非实际占有，可见分等级占有土地十分明显，那些仅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大为生活所迫，卖舍贴田，流浪外地。因此，隋唐时均田令虽然是面向全国广大地区颁布，实际没有触及并损害私有土地。到了唐代中叶，均田令并未明令废除，实际已不复存在。如果说，中唐以前仍不时颁布禁止土地兼并之类的诏书；那么，中唐以后再也不见有类似的敕令。不抑兼并，放纵土地买卖便成为两宋“田制不立”的根本。

税役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汉代田租三十税一，税量不多。民众负担最重的是人口税。晋代，丁男、女和次丁男分别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疋，绵三斤”，实质是计丁收租，计户征调。南朝梁、陈仍是按丁征租调。北朝至隋推行均田制，租调按床（一夫一妇）计征。唐代妇女不授田，实质仍是计丁征租，说明北朝隋唐间依然存在丁租户调。中唐后行两税法，按亩征地税斛斗，且区分夏秋。这是适应粮食生产发展所作出的税收的新变化，其时夏熟作物增多，反映在税收上，正式创新征收夏税。户税是按户等高下征收钱币，征税时往往要折征纺织品等实物。税钱要按每户资产多少区分户等，按户等高低分别征收不同数量的钱。资产包括动产与不动产，评估不易准确。田地已按亩征收了实物税，又要将它列入户资，重叠征税，很不合理。唐代两税体制还包括了商税。商人收入与季节性关系不大，它在晚唐五代，实已从两税分离为单独税收，到了宋代，两税已只是单纯田亩税，不再征收包括田产在内计算户资的户税钱。因此，唐、宋时的两税名称相同，实际内涵已有了重大的变化。

徭役极端残害人民，自秦汉至隋唐前期，国家每年征收大批民丁服现役。中唐以来，朝廷允许百姓输庸代役，国家出资雇役，使现役征发大量减少。宋朝继续沿此道路发展，它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以及经济文化的繁荣。

中古时的生产领域主要是农业，自汉至唐，黄河流域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关中富庶，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众多，耕作业发达。东汉以来，江淮地区开始垦殖，六朝时期长江下游和两浙地区乃至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域，逐渐有了较大发展。隋和唐前期的一百几十年全国大统一，在和平环境下，人们生息繁衍，纷纷采用较为先进的耕犁与铁耙进行耕作，华北不少地方，原为榛棘之地，变为粳稻之乡。南方江淮两浙乃至江西两湖地区，也有不少耕地开发，中唐人形容为“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安史之乱后，华北地区藩镇割据，生产颇受不利影响。同时期的江淮以南，仍在继续向前发展，这种趋势，经两宋至元而日益显著。

手工业产品关系国计民生甚大。家庭工业和其他种种私营工业在唐以前的整个国民经济中并不占很大比重。秦汉以来，包括盐铁、纺织、铸铁、制酒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例由官府直接控制，使用士卒、刑徒、工匠、奴隶等从事生产。这一基本状况至唐代并未根本改观。那时，少府盐、将作监、军器监的组成及其人员配备，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官府集中生产的壮阔场面。不过，生产者的身份已有了重大变化，在中唐以后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具有较高的技巧，有相当数量是来自雇佣，原来是奴婢操作的也分化出番户和杂户，他们原则上分番服役，有的还允许纳资代役。到了宋代，官府工业使用雇役尤为广泛。

和前代相比，唐朝不少工业部门，尤其是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私营工业已有了蓬勃发展，加上农业各部门生产的兴旺，便为市场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货源，随着国内水陆交通的发展，中唐以后，各地区间的贸易活动十分频繁，南北各地的城乡集市贸易有了新的发展。早市、晚市纷纷涌现，集中居住达9万人左右的经济性都市屡见不鲜，这是汉、魏六朝时所极为罕见的。

唐代社会的文化领域可说是异彩纷呈，万紫千红，蔚为壮观。

我国古代文化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经学文化。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备受尊重。汉设五经博士，待遇优厚，成为儒生进身的重要阶梯。钻研儒经的人日渐增多，魏晋时，何晏、王弼以玄理注解儒经，杜预、范宁博采众长，分别讲解《春秋》、《谷梁》，摆脱汉儒墨守成规的程式。此后，南朝治经多继承魏晋，注意讲解义疏，沾清谈风气。北朝多承汉朝治学方式，持重朴实。随着政治上南北的统一，儒学也日趋统一。唐太宗使颜师古校定五经，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正是适应政治统一的学术思想的统一。早在汉代，礼已分成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为三传（左传、公羊、谷梁），外加周易、尚书、诗经，称为九经。其后，孝经、论语、尔雅也列为儒经。唐代已正式有十二经。赵宋时再加入孟子，形成十三经。唐代科举考试很重视儒经，明经科着重贴经、墨义，进士科在贴经外，还有时务策，并加试诗赋。谈经通经成为适应时代的需要。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既注音，又训义，很便于谈经使用。

儒家长期成为官方的正统学术，在于它很重视礼仪规范和典章制度。它对社会存在的尊卑长幼、亲疏贵贱之别，很注重整体调节。儒学的本质是进行社会治理，尊重社会等级的客观存在，调和稳定社会的秩序，用以强化统治的力量。

魏晋人士以玄理治经，玄学崇尚老庄，人们把老、庄、周易合称“三玄”。它由老庄道学发展而成，崇尚清谈，猛烈抨击儒家。就其探求发挥义理而言，比汉儒琐碎治经是有进步。佛教传入我国内地后，经汉魏南北朝长期传播消化，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并获得迅速发展。南北朝时，儒、释、道三教鼎盛，彼此间进行猛烈的斗争，但又互相渗透，佛学思想影响儒学颇大。人们对经书不拘泥于训诂，可以自由讲说。中唐时，韩愈等人取佛老思想融入经学，开创了宋代新儒学的基础。

唐代佛教寺院向大众宣讲佛经故事，为了获取良好效果，力求做到通俗易懂。人们便将这种文体称为“变文”。敦煌出土的变文，既有宣传佛经的，也有一些是讲唱文学的。这一文学形式对后世的弹词、话本以及长篇白话小说的产生，都起着良好的作用。

文学诗歌的创作，唐诗与汉赋并称。唐诗现实主义的色彩很浓，反映社会真实远比只重艺术技巧的汉赋为佳。汉人开创五七言诗写作，现在传世作品不多。晋人以玄理入诗，逃避现实，表明作者在门阀政治下的苦闷。其后，山水诗开始出现，南北民歌盛行。北朝虏歌具有强烈草原气息，南朝民歌多儿女缠绵之作。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缺乏新意的宫体诗流行一时。初唐四杰（王、杨、卢、骆）与陈子昂等相继崛起，拓广了诗作题材，突破了描写宫廷享乐和应制诗的狭窄天地，诗风便由柔弱卑靡转为清新活泼，注重现实。自此直至安史之乱前，颂扬积极进取、浪漫气息浓厚的诗作增多，李白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其他如高适的《燕歌行》，爱憎分明；岑参的边塞诗，颂扬官军英勇作战，都很有时代的特色。安史之乱后，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作众多，杜甫诗，世称“诗史”。白居易公开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在汉魏乐府基点上创作了新乐府，吸收了民间文学的营养，作品通俗易懂，传播相当广泛。另有韩愈等人以散文为诗，不甚修饰音律辞藻，别具风格，北宋苏轼、王安石等人的诗作便是沿袭这一传统。还有以温庭筠等人为代表的诗作，崇尚艳丽，常以长短句入诗，经五代至宋有新的发展，开拓了词的写作。

散文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百戏等等文学艺术形式都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到了唐代，出现了五彩缤纷的盛况。所有这一切，足可充分说明，开放型的唐代社会中，精神生活的炽热活跃。例如唐代的舞蹈，在安定、强盛的社会环境中，汇集了南北朝各族民间风俗的舞蹈，又大胆吸收了国内外的各种乐舞，富于创新，既丰富了当代的乐舞，且为宋元戏曲的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