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唐朝文化

唐代的宗教事业十分活跃，不但佛教和道教的势力日益强盛，而且还相继传入了景教、摩尼教、祆教和伊斯兰教等多种外国宗教。

佛教在唐代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并得到了大多数皇帝的崇拜和佞信。唐太宗和唐高宗曾作《大唐三藏圣教记》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则天为佛祖修建大像，建筑天枢，致使佛教臻于鼎盛，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和代宗都曾在宫内设置道场，请僧人诵经祈福。德宗、宪宗和懿宗等帝又先后从扶风法门寺奉迎佛骨，遂成为佛坛的最大盛事。另外，佛教宗派，诸如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二论宗、禅宗、律宗、密宗和净土宗等如雨后春笋，竞相出现，使佛教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相应来说，唐代译经的质量和数量都较本朝以前大为提高，特别是僧人玄奘创立了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译经方法以后，译文不但忠于佛经原意，而且行文流畅，共译经七十五部，一千多卷。译经之余，他还将自己在西行取经途中的见闻记录下来，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成为研究中古时代中西交通和中亚、印度等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不仅如此，唐朝的佛教还对朝鲜、日本等国发生了重大影响。先后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有八起之多，被称为入唐八家，即最澄、圆仁、圆珍、空海、常晓、圆行、慧远、宗叡等，其中以圆仁和空海最为著名，为中日佛教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唐玄宗时扬州龙兴寺高僧鉴真，为了应日本僧人之邀，先后六次渡海，克服了千难万险，最终抵达日本，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在日本修建了著名的唐招提寺，讲经授法，并协助校正佛教经典。

道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尊老子李耳为教祖。唐朝皇帝也姓李，故而大崇道教。唐太宗曾下诏说：“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声称自己夜梦老子，故令人画老子像，颁布天下，并令王公百官皆习《老子》一书，并把《老子》一度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至此，道教的势力达于极盛。安史之乱后，唐代诸帝一面佞佛，一面崇道。他们大多服食道士所炼丹药，乞求长生不死，有的甚至因此而殒身丧命。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大秦（罗马帝国）人阿罗本曾将基督教的一支——景教传入中国，并在长安义宁坊建有一寺，始称波斯寺，后改大秦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景教徒宁恕等人曾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通，记述了景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此碑今存陕西西安碑林。

武则天延载元年（694），由波斯（今伊朗）人摩尼创立的摩尼教亦传入中国，并在长安建有摩尼寺院。武宗灭佛时该教亦被同时废止，但后来转入地下，逐渐成为在民间流行的秘密宗教。

祆教亦名拜火教，为波斯人琐罗斯德所创，后成为波斯国教。南北朝时传入中国，至唐时信者渐多，教派渐盛。武宗会昌灭佛时，亦同时禁止。

安史之乱后，由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亦传入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徒瓦哈伯曾在广州传教，此后，信奉者亦更加增多。

唐代的哲学虽被以各种宗教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思潮所占据，但唯物主义思想也在同唯心论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唐初唯物论的代表人物是傅奕和吕才，唐后期的代表人物则是柳宗元和刘禹锡。

傅奕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曾任太史令之职。他一生反对佛教，认为僧尼是“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的奸人。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之说，“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因此，他主张坚决废除佛教。他还认为人的寿命长短，完全出于自然。佛教宣扬由佛祖决定人间祸福，是欺人之谈。吕才曾任太常博士、太常丞和太子司更大夫等职，曾参加《本草》等书的编写工作。他继承并发展了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学说，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所谓“禄命”和“葬法”等迷信说教给予了有力驳斥。认为人的“贵贱寿夭”与人的生辰八字并无联系，人死埋葬的时间、地点也和子孙的祸福无关，所谓“禄命”和“葬法”等，都是无稽之谈。

柳宗元在唐顺宗时曾参加过王伾、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的斗争，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他在《天说》、《天对》等哲学论著中，批判了天能赏罚功祸的宗教学说。认为天地未分之前，唯有元气；天地既分之后，元气充塞其间。天地、元气和草木瓜果一样，都是自然物质，没有思想意识，根本不可能主宰人世间的功过贤能。刘禹锡也和柳宗元一起参加反对宦官的斗争，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后迁连州刺史。他在撰写的《天论》等多篇文章中，全面阐述了天与人的关系，并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命题，认为天不能干预人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胜天。

唐朝的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官修史书制度的建立，八部纪传体正史著作的产生和两部史学新著的出现等三个方面。

唐初继承隋制，仍由著作郎修撰国史。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曾将史馆移于禁中，置于门下省之北，以宰相监修，从此，著作郎始罢史职。史馆中的史官并无定员，如有修撰大事，则用他官兼之，事毕即停。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宰相李林甫又奏移史馆于中书内省之北。天宝以后，他官兼领史职者，称为史馆修撰，初入者为直馆。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宰相裴垍又奏请将登朝官领史馆者并称为修撰，未登朝入馆者为直馆。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其余名目，并请不置。大约从史馆设置以后，纪传体正史著作始由史馆承担，私人修撰正史的现象至此废除，这是中国古代史书修撰制度的一大变更。

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即接受了秘书丞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令宰相萧瑀、陈叔达、裴矩等人负责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正史，但历经数年，未竟而罢。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诏继续修撰，并以令狐德棻与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修隋史，并令宰相房玄龄和魏徵监修诸史。至贞观十年，纪传修成，而诸志尚阙。高宗显庆元年（656），宰相长孙无忌又上《五代史志》三十卷，后置于隋史之中。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周书》、《齐书》、《梁书》、《陈书》和《隋书》，连同李延寿所修《南史》、《北史》及贞观十八年房玄龄、褚遂良等受诏重修的《晋书》，总为八史，已占中国古代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

唐朝出现的两部史学新著是《史通》和《通典》。

《史通》是唐朝著名史学家刘知幾撰写的我国古代第一部有关史学评论的专著。作者在该书中对过去的史书详加评论，深刻揭示了纪传体和编年体史书体裁以及官修史书制度的优劣得失，主张修史要据事直书，不能阿世取容。并指出史学家须具备才、学、识三长，才能写出好的史书。此书奠定了我国史学理论的基础，对后世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通典》是唐人杜佑撰写的我国古代第一部记载典章制度历史的专史著作，共二百卷，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对上起三皇五帝直至唐代宗时期的每一项典章制度，都追根溯源，详细叙述了它们的沿革变化，完备详赡，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并开创了典章制度专史的编撰体例。特别是作者把“食货”列于该书篇首，说明他已认识到了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该书的精华所在。

唐朝的教育亦很兴盛。首都长安设立的国子、太学、四门、律学、算学和书学等，是全国的最高学府，由国子监管辖，国子祭酒是最高学官。学校设博士、助教和直讲担任教学，讲授儒家经典和各种专业知识。在校学生除贵族官僚子弟以外，还接纳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贵族子弟和外国留学生。在校学生约二千多人，最多时可达八千人。地方州县亦设立州县学，开设经学和医学等科，由博士和助教任教，学校主要招收地方的官僚和富人子弟，平民子弟占极少数。次外，唐朝政府还允许“百姓任立私学”，故全国的私立学校亦为数不少，聚徒讲学，为发展唐代的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唐代的各类学校都有一套严密的教学制度。每年期末都要举行考试，口问大义十条，通八为上，通六为中，通五为下。如连续三年考试成绩均列入下等，或无故旷课一月，因事请假百日，因亲属有病请假二百天以上，都要取消学籍，放归田里。每年五月放田假，九月为授衣假，各十五日。每年十一月，国子六学、州县学和私学都要将毕业生选送于尚书礼部，参加科举考试，从州县学和私学毕业的考生称“乡贡”，从国子六学毕业的考生称“生徒”。

唐朝的文学艺术可谓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盛况空前，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上独领风骚，成就辉煌，无论是诗歌、散文、传奇，还是绘画、书法等，都是名家辈出，各树一帜，造诣高深，名闻古今。

唐代的诗歌创作最为繁荣兴盛，在中国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可与汉赋、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相提并论。据清代人所编《全唐诗》来看，共收唐代二千三百多位诗人的诗作共四万八千多首，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思想性和艺术性之高超，都是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比拟和企及的。

唐初诗坛上最为著名的诗人当属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号称“初唐四杰”。继四杰之后还有陈子昂等人，他们都极力反对齐、梁以来颓靡空洞的形式主义诗风，为唐诗的发展拓展了广阔而又坚实的创作道路。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一诗中创作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佳句，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津津传颂。

盛唐和中唐时期是唐代诗坛上最为光辉的创作时期。先后涌现了诸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王昌龄、王之涣、白居易等一大批诗作明星。他们有的以描写田园山水诗见长，有的则以撰写边塞诗著称，可谓风格各异，相得益彰。而以李白、杜甫、白居易最负盛名。李白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他的诗气势磅礴，手法夸张，语言奔放，形式多变，读后令人荡气回肠，体味无穷。特别是他创作的描写祖国名山大川的诗作如《蜀道难》、《将进酒》等，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圣”和“诗史”之称。他的诗深沉凝重，浑郁雄厚，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读后使人肺腑俱摧，情发于中。他创作的诸如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垂老别》、《无家别》、《新婚别》）等经典名篇，不仅具有浓郁的社会意义，而且也具有绝伦无比的艺术价值。白居易生活在李、杜之后，他的诗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纯朴自然，寓意深刻，入木三分，其中最精华的是那些讽喻诗，如《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中的《重赋》、《卖炭翁》、《杜陵叟》等，或讥讽官府的横征暴敛，或指斥权贵的骄奢淫逸，或抨击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等，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喜爱。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等，也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

为了改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空洞无物、僵硬死板的骈文体裁，唐代文坛上还先后发起过改革文风的古文运动，旨在继承古代散文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以自由质朴、内容充实的新散文体代替已走入绝境的骈文。陈子昂是这一运动的奠基者，韩愈则是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提出的“文以载道”的主张，强调文章的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深刻地揭示了这一运动的实质。根据这一宗旨，他撰写了大量气势雄健、热情奔放的优秀散文，诸如《师说》、《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进学解》、《原道》、《原毁》、《杂说》等，当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使他也获得了“文起八代之衰”的称誉。此后，柳宗元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文学主张，并创作了诸如《天说》、《捕蛇者说》、《童区寄传》、《种树郭橐驼传》等四百多篇散文，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因此，他和韩愈被后人同时推为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之列。

传奇小说也是唐人创作的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无论在语言、情节和人物的塑造上都较过去的志怪小说有了新的发展，标志着中国的古典小说开始摆脱了萌芽状态，渐臻成熟。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李朝威的《柳毅传》、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沈既济的《枕中记》和陈鸿的《长恨传》等。这些传奇作品大多被后来的宋元文人改编成了戏剧作品，有的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唐代的绘画和书法同样是人才辈出，各领风骚。唐初的阎立德和阎立本兄弟，以善画人物著称画坛，现存的《太宗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等，相传便是阎立本的作品。吴道子原为民间画家，后来供奉内廷。他的人物、山水画，都名冠一时，有“画圣”之称。次外，还有以山水画知名的王维、李思训，以仕女画著称的张暄、周昉和善画马匹的曹霸、韩幹，善画耕牛的韩滉、戴嵩等，都名驰古今，精美绝伦。敦煌千佛洞是世界文化艺术的宝库之一，洞内保存至今的大量壁画，大多是唐时绘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近年来在乾陵陪葬墓中发现的大量壁画，有出行图、打马球图以及宫女图等，也都无不栩栩如生，生动传神。

唐代的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人，笔法潇洒飘逸，端严遒劲，继承了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体风格。唐中期的书法家颜真卿把篆、隶、行、楷四体兼容并蓄，创立了正方敦厚、沉稳雄浑的新书体，称为“颜体”，对后世影响极大。怀素的草书刚劲有力，奔放流畅，是古典浪漫主义书法艺术的珍品。唐后期的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以楷书见长，自成一家，世称“柳体”，与颜真卿合称“颜柳”，把唐代的书法艺术推到了顶峰。

唐朝的科学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以天文学、医学和印刷术的发明等成就最大。

僧一行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他在唐睿宗时曾依沙门悟真学习佛法，后被玄宗召入宫中。他曾通过观察黄道游历，发现了恒星移动的现象，并用自己设计并制造的复矩图，计算出了地球南北相差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合今129.22公里），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地球子午线的科学测量。开元十五年（727），他还修订了当时最先进的历法——《大衍历》，对后世影响很大。

孙思邈是隋末唐初最为著名的医药学家。他一生潜心研究医学，著有《千金方》和《千金翼方》两书，共收药方五千三百多个，并记载了八百多种中草药的形状、性质，奠定并发展了我国的中医理论，被后世称为“药王”。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唐朝科技方面的重大成就。唐朝初年，唐太宗曾雕版印刷过长孙皇后的《女则》一书。玄奘从天竺返回国内后，又印刷过大量佛像。唐后期雕版印刷逐渐推广，元稹、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的诗作被大量印卖于市，雕印的历书也在民间广泛流传。到了唐末，成都已能大批印刷书籍。流传至今的印制于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残卷，是现存兼有插图的最古刊本，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院。国内现存的最早雕版印刷品，是公元1949年在成都东门外一座晚唐墓中出土的印本《陀罗尼经》。唐朝发明的印刷术，以后逐渐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化作出了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