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刘知幾　吴兢　韦述

刘知幾（661—721）　本名子玄，字知幾，后因避玄宗之讳，故以字行，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知幾十二岁时，曾与诸兄从其父学习《左传》，仅一年，即通览群史，学业大进，很得其父称赞，后与兄知柔俱以文词知名。刘知幾二十岁考中进士，被授获嘉（今属河北）主簿。

武则天证圣元年（695），曾诏令九品以上文武官畅言时政得失。知幾在上疏中针对当时的种种弊政，大加讽谕，其中有云“每年大赦，或一年再赦，这是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君不虚授官爵，臣不无功而禄。臣下妄受为不忠，君主妄施为不惠。如今群臣无功者接连升官，以至都城之内盛言‘车载斗量，把推腕脱’之谚”；“刺史未能连任三年者，不可轻易升迁和调任，应严格考课，明确赏罚”等。武则天览疏称善不已，但终不能用。后来，他又以当时官爵伪滥而法网严酷，士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等弊端，作《思愤赋》以嘲讽。

长安年间，刘知幾又升任左史，兼修国史。唐中宗景龙初年，再转太子中允，依旧撰修国史。当时，在史馆任职监修官的有侍中韦巨源、纪处讷和中书令杨再思、兵部尚书宗楚客及中书侍郎萧至忠等。刘知幾认为监修官人数太多，这是国史修撰的一大弊病，加之萧至忠对史官的管理不善，妄加指责。于是，刘知幾便请求罢去自己史官之职。接着，又向萧至忠上书，条列了当时官修国史的种种弊病：“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从未听说有聚众修史之举。只有东汉明帝时始把诸儒召至东观，共撰《汉记》。但终因组织不密，条章未立即罢。而如今史馆的史官众多，各自称能，互以文轻。每欲记一事，载一言，均搁笔相视，含毫不决。故头白可期，而史册无日”；“前汉时期的郡国史书，先上太史，次上丞相；后汉公卿们的撰述，先集公府，然后总集兰台。所以史官修史时资料充足，左右逢源。但从近代以来，此道渐废。史官编撰国史之时，都要亲自询问采访。君王的起居，大臣的行状，因收不及时，阙遗无寻。要想求风俗于州郡，人力不及；欲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如今的史馆设置宫中，深居九重，旨在防止请托，杜绝颜面。但史官如林，众口难掩，一字褒贬，尚未绝口，朝野即知。常人之情，不能无畏”；“古代史官皆有倾向。《春秋》之义，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贬低处士而称颂雄奸，《汉书》则压抑忠臣而掩饰君主阙失。如今史官却只能秉承监修，而监修官志趣各异，有的喜欢直书，有的则主张隐恶，十羊九牧，莫衷一是”；“国家设置监修，原为总领史职，规划体例，划定年限，合理分工，督促检查，庶几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但如今的监修官却无所事事，史官无所适从，致使争为苟且，务相推诿，迁延岁月”。萧至忠得书，心中不悦，但惜其才能，不许其解除史任。宗楚客等人则对知幾的正直之言，大为嫉恨，曾气愤地说：“此人如此上书，想把我们监修官置于何地！”

刘知幾觉得自己的修史主张在当时很难施行，便在修史之余，退而着手编写《史通》一书，至唐中宗景龙四年（710）书成。该书共二十卷四十九篇，内篇三十六，多论史书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十三，多述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作者主张应编撰纪传体的断代史书，但须增加都邑、氏族、方物和方言四志。并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特别重视史家的史识。主张史家修史要“不掩恶，不虚美”，“良史以实录为贵”，反对“妄生穿凿，轻究本原”。并对官修史书的弊病，多有针砭。对旧史的失实和浮夸之处，也详加评论。太子右庶子徐坚阅读此书后，大加赞扬说：“职任史官者，应将此书置于座右。”刘知幾亦自负其才，曾以汉代扬雄自比。后以修《则天实录》之功，被封居巢县子。他的乡邻以其兄弟六人俱以进士及第，又以文学修史知名当世，遂改其乡里为高阳乡居巢里。

唐睿宗景云年间，刘知幾官至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依旧修国史。唐玄宗开元初年，又迁左散骑常侍，修史如故。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刘知幾说：“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这是何故？”知幾回答说：“史才须有三长，但世无其人，故史才少。所谓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如有史学而无史才，就像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筐，而使愚人经营，最终只能穷困潦倒，决不会发财致富。如有史才而无史学，就如同想当一名能工巧匠，而家中却无一件木锯铁斧，最终也不会筑成一座宫室。但最重要的还是史识，如果史家具备正直不阿的修史品质，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见而知惧，就会如虎添翼，所向无敌。如果无此三长，切不可尸位史任。”时人都很佩服他的这番议论，称其为至理名言。

开元九年（721），刘知幾长子刘贶任太乐令，因犯罪被判流刑。刘知幾亲至宰相处申理，玄宗闻讯大怒，当即将其贬授安州都督府别驾。次年，刘知幾死在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后追赠工部尚书，谥曰文。

吴　兢（670—749）　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从小勤奋好学，博通经史，曾得到时人魏元忠和朱敬则的器重。武则天圣历年间，元忠、敬则相继任相，他们先后以史才荐举吴兢，武则天遂令其在史馆供职，修撰国史。不久，又拜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神龙初年，迁右补阙，与韦承庆、崔融、刘知幾等撰成《则天实录》，以功转起居郎。神龙三年（707），皇太子李重俊发难被杀，有人诬陷相王李旦参与密谋，中宗大怒。吴兢上书为李旦鸣冤，言辞恳切。

唐睿宗李旦即位不久，吴兢因父亲亡故解职。服丧期间，仍在家继续修史。开元三年（715），丧期终止之时，唐玄宗诏令复职。吴兢上疏说：“臣所修国史已成数十卷，在家服丧期间，仍笔札未断，请求终其余功。”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遂拜以谏议大夫，允许依前修史。不久，又兼修文馆学士，历任卫尉少卿、左庶子等职。开元八年（720），吴兢为了总结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为政经验，遂着手分类编撰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文武百官的问答、诤谏和奏疏，以及种种为政设施等，总成十卷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旨在以后当政者“克尧前轨，择善而从。”玄宗览书大悦，倍加称赞。这时，玄宗初立，励精图治，总揽权纲，勇于决断，群臣畏服。吴兢担心玄宗滋生骄奢，又上疏进谏，以历史为鉴，要玄宗作一个肯纳忠谏的明君。

开元十四年（726），关中地区继春旱之后，又出现风灾，玄宗诏令群臣畅言为政得失，吴兢又上疏说：“风是天地之阴，为大臣之象。臣恐陛下身边有奸臣擅权，怀篡逆之心。陛下承武后、中宗之乱，府库空虚，官员伪滥，户口流散，政出多门，贿赂公行。这些弊政不革，实为政事之阙。愿陛下退奸佞，绝巡游，减宫女，裁御马，明选举，慎刑罚。虽有旱风之灾，不足损害圣德。”

吴兢先后任史官近三十年，叙事简要，甚获时人称赞。但其晚年失之太简，史书多有疏误，是其一失。开元十七年（729），由左庶子被出为荆州司马。吴兢奏请携带史册，于任所续修，玄宗诏从。这时，张说亦被罢相职，在家修史。有人认为国史不宜在史馆以外修撰，玄宗遂诏令吴兢和张说在馆编写。吴兢前后编成《国史》总六十五卷，藏于秘府。天宝初年，吴兢又任恒王师傅。这时，吴兢已年老病笃，犹请为史官，宰相李林甫因其年高不用。天宝八载（749），病逝于家，享年八十。

韦　述（？—757）　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高宗时司农卿韦机曾孙，其父景骏官至州刺史。韦述从小聪明伶俐，尤喜文学经史。家有藏书二千多卷，述在孩提之时，即阅读殆尽。唐中宗景龙元年（707），韦述之父调任肥乡（今属河北）县令，韦述随至任所。当时的洺州（治所在今河北肥乡西北）刺史元行冲是韦述表兄，时称大儒，学问渊博，经常载书数车以自随。韦述曾入其书斋，看见丰富藏书，喜不自胜，并伏案阅读，以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元行冲惊奇不已，与之交谈，韦述又口若悬河，经史无所不通，让他作文，下笔即成，一挥而就。元行冲兴奋地说：“此人必是吾外家之宝。”

景龙二年（708），韦述从肥乡西入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主考官、考功员外郎宋之问看到韦述在举人中年龄最少，身材矮小，就笑着向他问道：“韦学士童年都有何爱好，写过哪些论著？”韦述回答说：“性好著书。曾编写《唐春秋》三十卷，恨未完稿。至于文章诗赋，只待明试。”宋之问惊奇地说：“本求异才，果得迁、固。”这一年，韦述果然以上第登科。

唐玄宗开元五年（717），韦述任栎阳（今陕西高陵东北）县尉。不久，秘书监马怀素受诏编写图书目录，韦述受邀与元行冲、齐澣、王珣、吴兢等二十多人，同赴秘阁编录四部书目。历时五年，共编写目录二百卷。在检索书目时，韦述曾见常侍柳冲所撰《姓族系录》二百卷，遂于抄写书目之余，手自誊录，回家后又随即整理。一年以后，竟撰成《开元谱》二十卷，由此姓氏源流，更加详赡。

开元十三年（725），宰相张说将韦述引为集贤院直学士，又迁起居舍人。后历任屯田员外郎、职方吏部二郎中、国子司业、左右庶子等职，兼知史任。在此期间，唐玄宗曾诏令修撰《六典》一书。徐坚奉诏构思岁余，体例尚未确立。韦述被邀参加编写以后，遂以《周礼》六官之制为纲目，使该书的体例得以最后确定。

韦述一生掌管图书四十余年，居史职二十年，刻苦嗜学，至老手不释卷。唐之国史从令狐德棻到吴兢，虽屡有修撰，但终未成一家之言。到韦述担任史官以后，始定体例，并拾遗补阙，校证史实，编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文简而事详，充分体现了韦述的良史之才。时人萧颖士曾把他和著名史家谯周和陈寿相提并论。

韦述性格纯厚，淡泊寡欲，唯以聚书为乐。家有藏书二万余卷，皆手自校正，装帧一新，为皇家秘阁所不及。他还广泛收集古今名人字画和古碑、古器、药方、玺谱以及题额、书匾等，无不视为奇珍异宝。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东西两京相继陷落，韦述独抱国史隐藏终南山中，家中资产和经籍、字画损失殆尽，后被叛兵抓获，被迫接受伪职。唐肃宗至德二载（757），两京收复后，大理三司对接受伪官者量刑判罪，韦述被流放渝州（治所在今四川重庆）。后因受到刺史薛舒的凌辱欺侮，绝食而死。广德二年（764），韦述外甥萧直曾向唐代宗上疏，请求能以其舅保存国史之功，弥补过失。代宗诏准，追赠右散骑常侍。

韦述一生除撰有《国史》和《开元谱》以外，尚有《唐职仪》三十卷、《高宗实录》三十卷、《御史台记》十卷、《两京新记》五卷等，皆刊行于世，但至今已多有散佚。

评：刘知幾和吴兢、韦述诸人，均毕生致力史学，撰写了大量的唐朝国史、实录。流传至今的《贞观政要》（吴兢撰）和《两京新记》（韦述撰）残卷等书是研究唐初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和历史都城地理的珍贵资料，《史通》（刘知幾撰）一书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有关史学评论专著。他们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杰出贡献，亦应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