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韩愈　刘禹锡　柳宗元

历史大观园隋唐气象 2020-07-23 10:52:15 0

韩　愈（768—824）　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自谓郡望昌黎（今辽宁义县），故世称韩昌黎。韩愈三岁时父母双亡，被其伯父韩会收养。他从小刻苦好学，日记数千百言，成年以后，遂通《六经》和百家之学，尤擅著文。大约从此时开始，由于受到从唐初陈子昂到天宝、大历年间的李华、萧颖士、独孤及和梁肃等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的影响，韩愈即以倡导和恢复儒学为基本内容，效法先秦两汉时期的古代散文文体为己任，轻视科举时文，故在科举考试上屡遭挫折。唐德宗贞元八年（792），韩愈曾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在公卿大臣中广为散发，获得了故相郑余庆的高度赞扬，由此知名，遂在五次落第以后，一举登进士科。不久，宰相董晋出任宣武节度使，韩愈被聘为幕僚；董晋死后，又为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宾佐，又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韩愈生性率直，嫉恶如仇。贞元十九年（803），他曾上疏数千言，极言当时的政出多门、宦官专权以及宫市掠夺等弊政，为奸臣所谗，被贬连州阳山（今属广东）令。

唐宪宗元和初年，韩愈又被召入京师，任国子博士，历任都官员外郎、河南令、职方员外郎等职。元和八年（813），韩愈为被犯赃贬官的华阴县令柳涧上疏申理，得罪当政，复为国子博士。他自负才高见妒，屡被贬黜，遂作《进学解》以自喻。不久，这篇文章传到宰相手中，执政们大受感动，都觉得他极富史才，于是韩愈遂被调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次年，又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元和十二年（817）八月，宰相裴度赴淮西前线督战，准备对割据叛乱的彰义节度使吴元济发起最后决战，韩愈以行军司马一同前往。吴元济被平定以后，韩愈以功授刑部侍郎，并奉诏修撰《平淮西碑》。由于碑文将平蔡之功多归裴度，遂引起了亲身入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活捉吴元济的大将李愬的不满。李愬之妻出入禁中，哭诉碑文不实，宪宗便诏令磨去韩文，又令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刻石。

元和十四年正月，唐宪宗派中使杜英奇与宫人三十多人，前往凤翔法门寺奉迎佛骨舍利。佛骨入京后，先在宫中供奉三日，然后又遍送长安诸寺。长安城内的王公士庶竞相奔走施舍，唯恐人后，举城若狂，甚至有破产废业、烧顶灼臂而请求供养者。韩愈素不奉佛，遂上疏进谏说：“佛是夷狄之人创立的一个教派，从东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时期闻所未闻。而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夏禹等古代帝王，皆运祚长久，寿高年丰，天下太平，百姓安乐。此时佛教并未传入，决非事佛所致。但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却乱亡相继，运祚短促。由此可见，佛不足信。如今陛下却下令群僧去凤翔奉迎佛骨，并请入宫中，又让诸寺递相供养。臣虽至愚，但知陛下并非惑于佛法，如此作为，只不过是想要祈求吉祥而已。但百姓愚昧无知，容易蒙受迷惑，见陛下如此，必谓这是真心奉佛。都会说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佛祖，百姓微贱，难道还能对佛不诚，珍惜身家性命吗？所以竞相解衣散钱，灼顶燔指，唯恐落后，甚至还有放弃生业，倾家荡产者。如不立即加以禁止，必有割股断臂，供养舍利者。如此伤风败俗，贻笑大方，绝非小事。佛徒们口不道先王法令，身不穿先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佛祖尚在，奉命入朝，陛下只要在宣政殿设宴接待，赏赐衣物，然后护送出境，即可了事，决不可令其迷惑百姓。何况佛祖早死，枯朽之骨，污秽至极，岂能迎入宫中，敬心供养？恳请将此舍利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患，岂不快哉！如果佛有灵验，能主吉凶祸福，那么全部殃灾，都应加于为臣一人之身。苍天可鉴，决不怨悔。”宪宗阅后大怒，欲加韩愈极刑，宰相裴度和崔群苦苦求情，才被从轻发落，贬为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安）刺史。

韩愈抵达潮州以后，曾组织民伕将州城之西一个大水池决堤放水，消除了当地百姓的鳄鱼之患，并作《祭鳄鱼文》一篇，以资纪念。后转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刺史，他又废除了当地买卖奴婢的陋习，政绩斐然。

元和十五年（820），韩愈被征为国子祭酒，又转为兵部侍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发生了军人叛乱，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杀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自请留后，穆宗派韩愈前往宣慰。韩愈到达镇州后，召集军民，谕以大义，言辞恳切，使王廷凑敬畏不已。回朝复命后，穆宗大悦，升韩愈为吏部侍郎，后又历任京兆尹、御史大夫等职。长庆四年，韩愈去世，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他特别强调文采和道统的统一，认为“辞不足不可以为文”，应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次，又主张学习古圣贤的文章要“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有所创新。后来，他还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认为一切文辞就和自然界的各种声音一样，都是作者鸣不平的产物，都是现实环境的真实反映，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这些古文理论的指导下，韩愈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散文，其中以《圬者王承福传》、《祭十二郎文》、《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原道》、《原毁》、《师说》、《杂说》等尤为著称。这些散文形式多样，内容广泛，语言简练，生动自然，气势奔放，表现了全新的创作风格，在当时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大批后进都趋其门下，拜师受业，被称为“韩门弟子”。后来，有人为了彰明韩愈对古文运动的杰出贡献，把他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存世的文史著作除《文集》四十卷外，尚有《顺宗实录》等。

刘禹锡（772—842）　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一说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自言系出中山（治所在今河北定县）。他出身于世以儒学著称的书香门第，精于古文，又擅长吟诗作赋，名重一时。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刘禹锡与柳宗元同科进士及第，后又登制举博学宏辞科。贞元十六年，他由淮南节度使杜佑的幕府记典被征入京师，官拜监察御史，与吏部郎中韦执谊交谊深厚。贞元末年，王叔文在东宫专权用事，后进者多争相攀附。刘禹锡尤为叔文所器重，认为他将来必定会成为宰相之才。唐顺宗即位以后，因长期患病而不能理政，宫中文诰，皆出王叔文之手，其权势炙手可热。王叔文又将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引入宫中，与之商议政事，言无不从。不久，刘禹锡又升任屯田员外郎，掌管度支盐铁大权，并兼德宗崇陵使判官。刘禹锡与柳宗元入宫以后，凭借权势，对当朝大臣多有伤害。柳宗元素与御史大夫武元衡有隙，元衡由此被降为右庶子。侍御史窦群曾上奏刘禹锡以邪乱政，不宜在朝掌权，当日即被罢官免职。尚书右丞韩皋对王叔文多有顶撞，被出为湖南观察使。致使京师之人敢怒而不敢言，道路以目，称其为“二王刘柳”。永贞元年（805）八月，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扶唐宪宗即位，王叔文、王伾被贬杀，刘禹锡被降为朗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司马。唐宪宗盛怒之下，曾发布了对“二王刘柳”诸人“遇赦不原”的诏令。但执政宰相大都惜其才华，打算洗其罪迹，渐加任用。由于受到中书省官员武元衡和十多名谏官的极力反对，不果而止。

朗州地近西南夷，风俗僻陋，加之言语不通，举目无亲，刘禹锡抵达贬所以后，仅以吟咏诗文，自我陶醉。不久，当他看到当地居民因笃信巫神，经常举行祭祀大会，而每次祭祀时都要高唱当地俚歌，载歌载舞，欢声雷动，刘禹锡便仿效屈原所作《九歌》之体，创作了《竹枝辞》十多篇，并以新辞教唱巫神。故后来朗州附近的俚歌中多杂有他之文辞。

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刘禹锡始从朗州被召还京师，宰相们打算将他任为尚书省官员。但刘禹锡在闲游长安崇业坊玄都观时，触景生情，便当即创作了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之诗，诗中说：“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此诗传出后，有人认为语涉讥讽，故又得罪了执政，被贬播州（治所在今贵州遵义）刺史。诏书颁布后，御史中丞裴度上奏说：“禹锡有母八十余岁，播州距京道路遥远，人迹罕至。禹锡被贬，虽属罪有应得，但其母必不能相随而去，此行当成母子生离死别之情，臣恐有伤陛下孝理之风，故请屈法，稍移近处安置。”柳宗元亦请以所贬柳州（今属广西）同禹锡贬所相换，宪宗遂改易为连州（治所在今广东连县）。以后又历任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和州（治所在今安徽和县）刺史等。

在任职夔州刺史时，刘禹锡看到天下学校大多被废，遂向宰相上书说：“贞观之时，国子六学有生徒三千，周边及外夷贵族遣子弟就读者有五国之多。如今天下学校的校舍多有废弃，生徒大减。究其原因，并非生源不足，实为无钱兴学之故。玄宗时宰相李林甫曾主持制定了各州县每年须以衣物牲牢在学校举行释奠的礼仪，并作为诏令颁布全国。此后，州县遵行无违，至今不改。仅夔州四县每年释奠所费，就达十六万贯。以此推算，天下州县每年此项费用就要超过四千多万。故请将此项制度予以废除，将其一半费用留在州县，另一半拨归太学，使其增筑校舍，招聘学官。那么，贞观之风，指日可待。”但上书未被执政采用。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刘禹锡又从和州入为主客郎中。不久，他又作《再游玄都观》一诗，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落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并在诗序中写道：“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该诗传出后，人们大多嘉其诗才而薄其所行。只有宰相裴度深识其才行，故将刘禹锡又荐为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裴度被罢相后，刘禹锡又被出为苏州刺史，后迁太子宾客，故世称刘宾客。

刘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经常诗酒唱和。居易曾把他以“诗豪”相称，认为他的诗作“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尤其是“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以及“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诗句，更可谓“神妙”无比。

刘禹锡的哲学著作有《天论》三篇，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驳斥了当时的“因果报应”论和“天人感应”说，还提出了任何事物都不能“逃乎数而越乎势”的命题。

柳宗元（773—819）　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解州镇）人，故世称柳河东。柳宗元从小聪明绝伦，博闻强记。下笔为文，构思新颖，词语生动，论说严谨，风格独特，大受时人推崇。唐德宗贞元九年（793），柳宗元进士及第，后又中博学宏辞科，授校书郎、蓝田尉等职。贞元十九年，他升任监察御史里行。二十一年正月，唐德宗驾崩，顺宗即位，王伾和王叔文执掌朝政，柳宗元被升任礼部员外郎，并与刘禹锡、韩泰、陈谏、陈晔、凌准、程异、韦执谊等一起入宫辅政，将为大用。但为时不久，顺宗被迫禅位，宪宗登极，王伾、王叔文被贬杀，柳宗元等人均被贬为边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被贬永州（治所在今湖南零陵）以后，心情抑郁，戚戚寡欢，遂放情于山泽，沉湎于笔砚间，曾仿效屈原《离骚》之体，为文数十篇，抒发愤懑之心，读后令人悲伤不已。

元和十年（815），宗元被量移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当时，该地有一陋习，如有借债者到期不能偿还本息，借债人就要被没为债主奴婢。宗元到任以后，就千方百计将被没为奴婢者全部赎归。特别贫困而无力偿债者，则令其为债主打工，待工钱与债务相当时，则解除债务关系。因故而不能打工者，宗元则以私钱赎回，归其父母。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宗元死在柳州。

柳宗元是继韩愈之后又一位致力于古文改革运动的主将。他一生曾创作了大量优秀散文，其中以《捕蛇者说》、《三戒》、《永州八记》等最为著称。其中有的散文揭露社会矛盾，批评时政，尖锐有力；有的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的篇幅精短，笔锋犀利。风格峭拔矫健，说理透彻。正是在柳宗元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创作下，遂使古文在唐代文坛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后人遂把他列入“唐宋八大家”之内，与韩愈并称“韩柳”。另外，宗元还撰有《天问》、《天对》等重要哲学著作，认为“元气”是物质的客观存在，否认在“元气”之上还有最高的主宰说。有《河东先生文集》存世。

评：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皆文才横溢，为丰富和发展唐代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他们在倡导的改革散文文体的古文运动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创作的大量优秀散文，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