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隋朝经济

开皇二年（582），文帝颁布关于均田和租调的新法令：一对夫妇分田一百四十亩，每年交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合四丈）、布一端，丁男每年服役一月。翌年，则下令将成丁的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丁男服役期由一月减为二十天，调绢由一匹减作二丈，并且，不役者可以纳庸。开皇十年又规定，丁年五十，便免役而收庸。由于成丁的年龄虽然提高，但原先年满十八岁者可受田的规定却未改变，因此每人便能获得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的利益。隋王朝初期，这类纳庸代役及租调徭役的减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当有利。

开皇三年，朝廷开始在山东地区大规模地检查隐漏的户口，即所谓的“大索貌阅”：按照户籍簿上登记的年龄，与本人的体貌核对，查验是否有人谎报年龄、诈老诈小。一旦发现户口不实，连当地的保长、里正都要发配远方。同时，还鼓励百姓间相互检举。经过这样一个运动，户籍簿上有四十万人查实为壮丁，并有一百六十多万人新编入籍。

在此之后，文帝采纳高颎的建议，实行输籍之法：为了使广大农民易于离开豪强，做国家的编民，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称为“输籍定样”，颁布至各州、县。每年一月五日，由县令派人赴乡村，以三百家至五百家组成一团，依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这样一来，大量隐漏、逃亡的农民纷纷成为国家的编民。

减轻徭赋、大索貌阅和输籍之法实施之后，由政府控制的户口得以迅速增加，从隋初的四五百万户增加到开皇九年（589）的七百万户左右，而到大业二年（606），则更增至九百万户。恰当的政策与措施，以及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促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民间固然较诸以前富裕，而国家的粮仓则更为充实。西京的太仓、东都的含嘉仓、洛口仓、华州的永丰仓、陕州的太原仓所储积的米粟，多的有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长安、洛阳和太原府库的布帛，各有数千万匹。除此之外，其他各地也都有储备，据称可供全国五六十年之用。

除农业之外，手工业也十分兴盛。河南、河北诸郡与蜀郡一带，都是隋代重要的丝织品产地。而今河北磁县则是当时北方地区重要的青瓷产地之一。长安和洛阳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内，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大业三年（607），河北诸郡的三千多户艺匠被迁到洛阳。

开皇元年（581）九月，文帝鉴于民间流行的货币名目繁多，形制不一，因此下令禁用古钱与私钱，而由政府统一铸造“五铢钱”。这一举措对于商品的流通极为有利，从而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促进商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大运河的开凿，它尤其推动了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间的商业交往。

当时，长安与洛阳是最大的商业城市。长安有二市，是为国内外商旅的荟萃之所。洛阳则有三市，其中的丰都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市的四壁有邸店四百多。丹阳（今南京）也是市场繁荣，店肆林立，可与北方的两京相媲美。至于蜀郡（今成都），则是水陆辐辏之地，长期以来是巴蜀地区的政治和商业中心。此外，尚有长江下游的江都（今江苏扬州）和京口（今江苏镇江），两城隔江对峙，正对大运河与长江的会合点，也是交通频繁、商业兴盛之地。尤其是江都，由于炀帝屡次游幸该地，所以更成为天下商人趋之若鹜的地方。

炀帝营建东都和开凿大运河，固然与他个人的贪图享乐游玩有关，并且确实糜费过度，然而，其客观上产生的经济意义却也不容否认。炀帝曾说，洛阳之所以成为古都，乃是因为它“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简言之，这里既便于各地运送贡赋，也便于辐射至全国，有效控制各地。而关中的西都却比较僻远，一旦其他地方发生动乱，难以迅速地出兵镇压。这些话并非没有道理，所以规模恢宏的东都洛阳建成后，对控制和沟通全国的漕运发挥了巨大作用。

为了便利漕运和军事运输，炀帝下令利用天然河流与旧有渠道，开凿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大业元年（605），一百多万劳工开凿通济渠，从洛阳通到淮水；同年，又有十几万人开邗沟，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到扬子（今江苏扬州之南），入长江；大业四年（608），一百多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610），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通到余杭（今浙江杭州）。这条大运河总长四五千里，成为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于日后全国南北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