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隋炀帝

隋炀帝杨广（560—610）　亦名英，小名阿，为隋文帝的次子，与其兄杨勇一样，也是独孤皇后所生。杨广从小就相貌俊美、聪明伶俐，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因此甚得父母的欢心，在独孤氏所产的五个嫡子中，他是最受宠爱的一个。开皇元年（581），杨广年仅十三岁，就被立为晋王，拜柱国，出任并州总管；不久后则授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

杨广年纪轻轻就获如此崇高的地位，一方面固然出于父皇文帝的荫庇，但另一方面显然也与他本身的机敏、善解人意（尤其是巧妙迎合父母之爱好）有着密切的关系。青少年时代的杨广学习十分认真，才思敏捷，常常能写出上乘的文章，同时又不恃才傲物，显得相当谦和，这更增添了父母和朝野人士对他的好感。有一次，杨广在观赏围猎时下起了倾盆大雨，侍卫立即递上油布衣，但杨广却推辞不穿，一本正经地说道：“如今将士们都浑身淋湿，我怎么好意思独善其身？你们快把油衣拿走吧！”此语片刻间传遍全军，众军士为之热烈欢呼。杨广诸如此类的做作很多，尽管并非出自真心，但是普通士卒和百姓却信以为真，纷纷称道，于是杨广的声誉便超过了其他弟兄。

开皇六年（586），杨广转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同年又拜雍州牧、内史令。开皇八年冬天，隋廷决定大举征伐江南陈王朝时，杨广被任命为三大行军元帅之一，并任其首，九十名总管、五十一万八千水陆军士都受他的调度。待到生擒后主，击灭陈朝之后，杨广便下令将原陈政权中五名臭名昭著的奸佞之臣（湘州刺史施文庆、散骑常侍沈客卿、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景）斩首示众，以平江南的民愤。随后，北军又封存江南府库，对当地资财丝毫不取。此举果然大得民心，杨广因此一时间达到“天下称贤”的地步。

杨广的所有这类作为和表现，都有助于提高他的声誉，加深他在父皇与母后心目中的良好印象，从而增强他夺取杨勇太子之位的实力。在精心策划，诱令父母偏听偏信而废黜杨勇之后，杨广终于如愿以偿，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戊子日，他被立为皇太子。四年以后，杨广的伪善面目被卧病在床的文帝发现，由于其心腹同党尚书左仆射杨素采取了断然措施，隔绝文帝与一切亲信之人的接触，才使杨广免遭废黜，并在父亲暴卒之后登上皇帝的宝座。

继位的炀帝一旦大权在握，便暴露出本来面目。他在文帝崩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强逼父亲生前宠爱的陈夫人就范，当夜成为自己的枕边玩物。第二件事乃是假传文帝遗诏，将被囚禁的兄长杨勇缢杀。第三件大事则是调发大军，讨伐“叛反”的五弟汉王杨谅，并最终生擒杨谅，将他幽禁至死。

在将包括嫡亲弟兄在内的“政敌”清除之后，炀帝便开始了其规模宏大的“建设”。大业元年（605）三月，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以及将作大匠宇文恺在洛阳大兴土木，营建“东京”，每月役使的劳力多达二百万人。他的理由是：一个好的君主必须直接听取各地民众的呼声，而如今的京师长安则过于偏僻，远隔中原，不利于君皇视察民情。因此之故，应该建造东京，以便亲自治理全国百姓之事；他日后还将巡视大江南北，观察民俗，寻觅忠言，为民除害，以求“四聪以达，天下无冤”。

一旦有了“为民”的美好借口，则一切靡费铺张、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似乎都能理直气壮地进行了。为了东京的“繁荣”，炀帝下令将豫州及其他各州的数万户居民和富商大贾迁来洛阳；又征集大江之南、五岭之北的奇材异石，运至洛阳，建造宫舍；更求天下各方的奇草异木、珍禽怪兽，充实东京皇宫的园苑。

与此同时，又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的百姓一百多万，开凿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通达黄河；从板渚引黄河与汴水相通；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水，连接淮河。又征发淮南民间十余万人开凿邗沟，从山阳到扬子，入长江。所开的水道宽四十步，岸旁筑有御道，道边种植柳树。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到江都（今江苏扬州）的一路之上，建立离宫四十余所。为了炀帝的赴江南“观省风俗”，制造的龙舟和其他杂船就达数万艘。由于工程浩大，限期紧迫，督工的官员又严厉残暴，因此服劳役者十有四五死于非命。这就是炀帝登基后的第一项“业绩”。

当年的八月，炀帝前赴江都。他所乘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间房，全都以金玉装饰。皇后、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以及域外宾客等各有专门舟船，因此，挽船的纤夫达八万余人，船队首尾相接，延绵二百余里，船队所到之处五百里内的百姓都必须供献上佳酒食、水陆珍品。耗用的财物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大业三年（607），炀帝又想“安辑河北，巡省赵魏”，于是再次调集天下无数劳力，凿道筑城、搜奇献珍。由于突厥启民可汗奴颜婢膝地“朝见”炀帝，西域诸国胡商也纷至沓来，炀帝得意非凡，不惜动辄赏赐巨额丝帛，以换取“万国来朝”的宏伟场面。

炀帝一心要成为“威震天下”的雄主，故而对高丽王不来朝见一事，耿耿于怀，于大业七年（611）正式下诏讨伐高丽。于是，造舟车、制兵器、征粮草、召军士，立即天下骚动。翌年，调发二十四支军队，共计一百数十万人马，御驾亲征，浩浩荡荡，杀奔高丽而去，结果却徒然损兵折将，只能无功而返。次年再征高丽，中途却闻国内杨玄感造反，因此匆匆撤军，又丧失辎重无数，而被迫从征的兵卒也乘机大量逃亡。隋王朝的天下已经处于大崩溃的前夜。

杨玄感之乱刚被镇压，吴郡刘元进等人又聚众造反。此后，章丘的杜伏威、扶风的唐弼、延安的刘迦论、东海的彭孝才、齐郡的左孝友、上谷的王须拔、朔方的梁师都等等相继起兵，所谓“拥众十万”成为寻常之事。天下大乱之势已经形成，隋王朝的灭亡已不可避免。

最后的一击来自太原的李渊。先前，炀帝命唐公李渊镇压“盗匪”，李渊亦颇尽力。但是，避至江都的炀帝后来却因李渊抵御突厥不力而欲加罪，这便迫使李渊铤而走险。当时身为“河东讨捕使”的李渊于是先发制人，与突厥达成互利的协议，共同进军京师长安，不久后成功克城。李渊接着在长安拥戴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皇帝，史称“恭帝”，时在义宁元年（617）十一月壬戌日。李渊自任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

荒淫日甚的炀帝已无意于收复中原，竟欲长期苟安于江南，但是随从官员及宿卫禁军中却颇多北方人，于是渐生叛离之心。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将作少监宇文智及（均为当初帮助杨广篡夺太子之位的宇文述之子）、虎贲郎将司马德戡等人煽动老家在北方的军士闯入宫内，指责炀帝“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得“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至此，炀帝只能承认对不起天下百姓，引颈待毙，最终被缢而死。时在大业十四年（618）三月丙辰日。

评：炀帝并非无能之辈，他曾经南平江东，北抚突厥，他也曾期望将大隋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然而，他残杀弟兄，阴谋夺权，已见其心术不正；恣意享乐，劳师远征，更远离治国之道。身为人君，不首先顾及天下的安危与百姓的疾苦，却一味追逐所谓的“国威”与个人的虚荣。这类统治者大多不得其死；他们控制的政权，也就难保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