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宇文恺　何稠　裴矩



宇文恺（554—612）　字安乐，源出鲜卑，先人初居昌黎（郡名，辖境相当于今辽宁辽河以西大凌河中下游及小凌河流域地区）大棘，后来迁至夏州（今陕西红柳河流域及内蒙古杭锦旗等地）。其父兄均为北周及隋朝的著名将领。父亲宇文贵在北周时期封许国公，曾任大司空、小冢宰、大司徒、太保等职；兄长宁文忻曾协助杨坚创业，大败号称百万之众的尉迟迥叛军，进封英国公。

宇文恺由于父亲乃北周功臣，故在三岁时便被赐予“双泉伯”的爵位，七岁时封为“安平公”。他的各位兄长都以骑射之术见长，从而步入仕途。但是宇文恺却酷爱读书，好学不倦，因此文才甚佳，并且擅长诸般技艺，属于同辈中的佼佼者。

宇文恺凭借着自己的才能，累迁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到北周政权末期杨坚出任丞相，执掌朝廷大权时，又加宇文恺为上开府、匠师中大夫。隋王朝建立之后，文帝大肆诛杀北周王室宇文氏的人员，宇文恺本来也在诛杀范围之内，但鉴于他家这一支与王族宇文氏并非近亲，并且宇文忻曾为创建隋王朝而立过大功，故得以赦免。嗣后，宇文恺则被拜为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宗庙建成后，又封为甑山县公。

文帝迁都，大兴土木，需要能工巧匠筑造宫殿园苑，由于宇文恺当时已以构思精巧的建筑大师而闻名于世，故被任命为营新都副监。在整个建造过程中，虽然名义上由高颎担任总指挥，但是实际的规划设计则都出于宇文恺之手。待到后来为通漕运，凿引渭水入于黄河的工程，则由宇文恺独自担任总监。其后便拜为莱州刺史，其政绩和声誉相当不错。然而，其兄宇文忻由于被文帝贬官而心怀怨恨，竟至勾结梁士彦、刘昉等人，欲图谋反，因此在阴谋败露之后被处以极刑，时值开皇六年（586）。宇文恺受此事株连，遂被罢官，多年未得调用。

开皇十三年（593）二月，文帝下诏，要求在岐州（治所在今陕西凤翔，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周至、麟游、陇县、宝鸡、太白等县）之北营造仁寿宫，令杨素监造。杨素便推荐宇文恺出任“检校将作大匠”，亦即未授正官而司理实际事务的“将作大匠”。

宇文恺既然被再度起用，便急于建功，以报答“浩荡皇恩”。他大规模地夷山填谷、开渠凿池、伐木垒石，不久就使楼台亭阁延绵不绝，豪华宫殿鳞次栉比。仁寿宫固然美轮美奂，宛如仙境，但在建造过程中由于宇文恺督工过于严峻，因此民工劳累致死者不可胜数。而宇文恺却只是将大批尸体丢入深坑，上面覆以土石，夷成平地了事。他随后因功而授仪同三司、将作少监，其荣华富贵实是建立在普通民众的生命血汗之上。

宇文恺于是重新登上了仕途。当仁寿二年（602）独孤皇后去世之后，其陵墓也由宇文恺营造。独孤皇后乃是隋文帝的元配嫡妻，文帝对皇后一向深怀情义，有时甚至言听计从，世人称为宫中“二圣”。宇文恺对此当然了然于胸，因此对于皇后的陵墓精心设计，巧妙构思，不惜工本，以讨文帝欢心。建成后，果然大受赞赏，遂得以恢复“安平郡公”的爵位。

两年后，炀帝继位。这个在享乐方面登峰造极的帝君立即下令在洛阳营建“东京”，于是，宇文恺再度与杨素合作，以营东都副监的身份（旋即升迁“将作大匠”）大展身手。他深知炀帝的心意，最喜豪华、新奇之物，因此在这些方面无所不用其极。除了恢宏壮丽的宫殿之外，他更征发大江南北、以及远至五岭（即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在今湘、赣和桂、粤等省区边境）的奇木异石，运来洛阳；又广泛搜求域外的珍禽异兽、名花仙草，装点御花园。

这一工程的规模远远超过十年前的仁寿宫，例如，仅“西苑”一处就方圆二百里，中央的一个湖泊则方圆十多里；此外，还用人工筑成“蓬莱”、“方丈”、“瀛洲”三山，即模仿神话传说中东海的三座神山。诸山高出水面一百多尺，上建台、观、殿、阁，星罗棋布。苑北开凿“龙鳞渠”，曲折回绕，最后注入湖内。沿着龙鳞渠则建有十六座殿院，院门临渠，各院内都有许多穷极华丽的楼阁。

宇文恺为了讨得炀帝的欢心，不仅竭思殚虑，精妙设计，并且加紧督工，以期工程早日完成，所以每月役使的劳工数竟达二百万之多。在如此倾注大量人力、物力的情况下，西苑的完工仅历时两月，即使整个东都也在十个月后就已建成。炀帝果然“龙心大悦”，便进宇文恺为开府仪同三司，拜为工部尚书，赏赐的财帛等物不计其数。

宇文恺对君皇的“忠心”得到了回报，其卓越的技艺才能也得到了充分展示，所以此后更为积极主动地为炀帝制作各种新奇的事物。

例如，大业三年（603），炀帝打算“北巡”，旨在向北方域外的“戎狄”（尤其是突厥人）夸耀隋王朝的强大、富裕，显示他本人的“贤明”，宇文恺便专门设计了一种硕大无比的穹帐，可供数千人同时聚会其中。当炀帝设置巨帐，备列仪卫，大张鼓乐而宴请启民可汗及其他突厥酋帅时，着实令这些“夷狄”吃惊不小，纷纷拜伏，高呼“万岁”，对中国的文明赞叹不绝。炀帝的虚荣心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宇文恺为炀帝建造的另一种奇巧之物是“观风行殿”。顾名思义，此物即是“用以视察各地民风，并可移动的宫殿”。它的形制宛若金銮宝殿，金碧辉煌，气派非凡，只是规模较小，但也足以容纳数百人。此“行殿”由许多部件构成，可以迅速装卸，并在殿下配有轮轴，运行起来十分方便。普通百姓与域外胡人见到后都惊叹不已，赞为神工所成，炀帝当然大为得意。

然而，宇文恺最为惊世骇俗的一个作品，乃是所谓的“行城”。此城模仿城寨的形制，但是如“行殿”一般可以移动。整座行城一百二十步见方，高达四丈二尺。城设南、北两门，四角则设望敌楼。城内载有枪车，每逢休息停顿之时便使车辕向外，作为第一道护卫线。在此围内则布有铁菱角，是为第二道护卫线。再向内一层，乃是许多弩床，每只弩床长六尺，宽三尺，床上插满长为五寸的钢锥，方向朝外。弩床上设有旋机，与绳相连，一旦有人触动绳子，便会引发弩机旋转，从而向来者连续发射钢锥。在行城的外围还设有一圈丝线，依托在间隔为二丈的立柱上，并与铃相连；行城的南、北两门则设槌、磬，也与丝线相连。如若有人触动城周的任一处丝线，便会立即导致众铃发响，槌击两磬，也就发出了警报。

宇文恺撰写过《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等著述，均流行于世，其才艺确实在世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何　稠（？—621）　字桂林，源出西域胡人，其祖先原属“昭武九姓”之一的何国人，后来进入中国，遂按汉人习惯，以国名“何”作为其姓。他的祖父最初在蜀中经商，遂在郫县安家定居，此后为梁武陵王司理金帛，从而巨富，号称“西州大贾”。其父亲何通，擅长玉石雕刻；叔父何妥，颇有学问与口才，曾任隋朝的国子祭酒。

何稠禀承父辈的传统，为人也很聪慧，思虑周密，尤其在技艺制作方面特别见长。十多岁时跟随叔父何妥来到长安，在北周政权中任御饰下士。杨坚主理朝政后，何稠则补参军，兼掌细作署。隋朝建立的初期，何稠被授予都督，历任御府监、太府丞。

何稠由于祖居“昭武九姓”之地（即“粟特”或“索格底亚那”，约相当于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一块地区），因此不但通晓西域的某些语言文字，而且比内地汉人更为熟悉和了解西域的种种特产。他甚至掌握了若干域外器物的制造工艺，因而成为当时隋朝廷中绝无仅有的能工巧匠。例如，波斯曾经贡献过一种金绵锦袍，华丽异常，有些性能胜过了中国的同类锦袍。文帝十分喜爱，希望中国也能仿制。何稠奉旨织锦，在波斯织法中更融合进中国的传统技术，因此令最终的产品竟然超过了波斯锦袍。文帝龙心大悦。

何稠的卓越技能更在琉璃的制作上体现出来。琉璃是产于“西域”的一种珍宝，最初只是一种天然矿石，它很早就输入中国内地，不过始终被视为珍品。大约在西汉武帝以降，中国逐步出现了人工合成的琉璃；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24—451）在位期间，大月氏（其居地即在今中亚的阿姆河两岸流域）商人前来中原，“铸石为五色琉璃”，人造琉璃的制造技术便传入中国。

但是，这项技术并未在中国普及开来，因此到隋文帝之时，仍然无人知晓琉璃的制作之法。有的工匠虽然很想一试，但由于把握不大，也不敢贸然在文帝面前献技，以免弄巧成拙，反而落个“欺君大罪”。何稠却显然胸有成竹，主动请求制作琉璃。据说，他用“绿瓷”作为原料，经过一番加工，制造出来的琉璃光彩夺目，与天然产品不分伯仲。何稠的这项技艺可谓独步天下，他因此深受文帝青睐，旋即拜为员外散骑侍郎。

何稠的才干还不仅仅限于制作奇巧器物方面，他在运筹帷幄、司理军务时，也有其独到之处。例如，开皇（581—600）末，桂州（辖境约相当于今广西龙胜、永福以西及荔浦以北地区）的土著俚族人李光仕聚众造反，文帝便命何稠率军前往讨伐。何稠抵达衡岭后，派遣使者对叛军中的一个酋帅莫崇洞主晓以利害，令其归降。当他见到莫崇后，则立即予以宽待，非但为他松绑，还设酒食宴请，并当场宣称：“是州县的地方当局没有很好地安抚百姓，故而导致民众骚乱滋事，这不能归罪于莫崇。”

莫崇听了非常高兴，获释归去之后也就放松警惕，不再戒备。但何稠却在黎明时分突袭莫崇，将其部属全部制服。同时，又利用投降的莫崇军队再攻击其他叛反的武装力量。结果，未隔多少时间，当地的各支叛军被一一降服，如象州的杜条辽、罗州的庞靖等人都表示归降。何稠诛杀了几个酋帅，以立朝廷之“威”，然后则任命各土著首领为州、县的官吏，以示朝廷之“恩”。其恩威并施的做法果然甚为见效，当地民众心悦诚服，也就不再闹事了。

何稠对于边区“蛮夷”诸族，更多的是采用怀柔之道。例如，最初也参与叛反的钦州（辖境约相当于今广西钦州、灵山等地）刺史甯猛力后来心怀恐惧，请求赴京师入朝。何稠见他身患重病，并已年迈，遂放他归州，约他八九月间再诣京师。哪知甯猛力不久病卒了，于是文帝埋怨何稠道：“你先前纵虎归山，如今甯猛力一死，朝廷还能控制得了钦州吗？”何稠却答道：“陛下但请放心，越人十分忠厚耿直，甯猛力既然与我有约，他死后，其子孙也会有人赴京。”事实果如何稠所言，甯猛力在临终前谆谆嘱咐其子，不可失信于朝廷，因此甯长真遂在父亲的丧事办妥之后赴京入朝。文帝大受感动，盛赞何稠为当世“著信于蛮夷”的第一人，并立即授予开府。

仁寿二年（602），独孤皇后去世。何稠由于在工匠制作等方面具有特长，故与宇文恺一起负责皇后陵墓的建造工程。何稠不惯于夸夸其谈，但对文帝的想法却往往能心领神会，贯彻在实际行动中，所以渐获文帝的好感和信任。文帝在病重之时曾对何稠说道：“皇后的安葬之事，你办得很好。如今我也快要离开人世了，你也应当替我妥为安置。假若确有灵魂这类东西，那么异日我将与你欢聚于地府。”文帝还轻拍着太子杨广的背道：“何稠既有见识，又很忠诚，我将后事托付于他，你日后可与他共同商讨政务。”于是，何稠以其良好的品德和卓越技艺作为基础，安然地从第一代帝君过渡至第二代帝君。

大业元年（605）八月，炀帝游幸江都之前，对何稠说道：“如今天下太平，我继承了这一大好江山，但是发觉有关服饰车驾等等的典章制度尚有不够完善之处。你可查阅古籍，精心设计，将营造好的舆服羽仪送到江都来。”当天，何稠被拜为太府少卿。何稠奉旨行事，迅速、有效，未几即营黄麾三万六千人，其他还有车舆辇略、皇后卤簿、百官仪服，一应俱全，所有这一切都如期送到江都。而奉旨查核这些器物的兵部侍郎明雅及选部郎薛迈等，却足足花了数年时间才告完成，而其结论是：规模形制均合规范，丝毫无讹。何稠在这些方面的超凡才能遂为满朝文武所钦佩。

对于服饰车舆的形制，何稠并未仅仅停留于模仿古制，而是参照古今，更有创新。例如，自从魏、晋以来，百官上朝所戴的礼冠都用皮弁，上面只设缨而不设簪。何稠说道：“皮弁乃是古代在田猎、战伐时的礼冠，如今戴着它上朝堂，却有所不妥，故应改变其形制。”于是在此冠上再设置象牙簪导。

又如，按照先前的形制，天子所乘的各种车舆，都是在辕上架设一个车厢，帝君与伴乘的侍臣则都处于同一车厢中。何稠说道：“君、臣同处一所，则臣下过于逼君，大为不宜，应予分处。”于是重新设计，用栏干将侍臣所乘之所与天子的主厢隔开，主厢中更设一高大舒适的御座，供帝君独坐。何稠所进行的这类增损修改为数甚多，全都言必有据，似皆合情合理，因此颇得炀帝的赞许，一一予以允准，并擢升他为太府卿。三年后，又兼领少府监。

大业八年（612），炀帝调发大军征讨高丽，何稠摄右屯卫将军，率领御营弩手三万人。在渡辽水之时，工部尚书宇文恺先在西岸建造浮桥，但是当浮桥建成，架设到水面上时，却短缺了一丈多而未能接通东岸。高丽兵趁机出击，遂令隋军损失惨重。何稠奉炀帝之命重新造桥，二日之内即已完工，使中国大军得以迅速渡河，消灭东岸的高丽兵达万人。何稠因功加金紫光禄大夫。

何稠于大业十二年（616）跟随炀帝前赴江都，加右光禄大夫。在宇文化及作乱而弑炀帝后，何稠被任为工部尚书。但是宇文化及不久后败亡，何稠遂为窦建德所得，也被任为工部尚书，封舒国公。窦建德失败后，何稠则仕于唐王朝，出任将作少匠，旋即去世。

裴　矩（？—627）　字弘大，河东（郡名，辖境约相当于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闻喜人。其祖父裴他，曾任北魏都官尚书；父亲裴讷之，曾任北齐的太子舍人，但是去世甚早，当时裴矩尚在婴孩时期。

裴矩从小就聪慧异常，喜欢读书，爱好文学。伯父裴让之曾经对他说道：“按照你目前的聪明才智看来，你将来足以成为才子。但是你若希望当官，在宦途上飞黄腾达，那么还得熟悉政务，学会如何处世待人。”裴矩感到此言十分中肯，因此开始留意世事。后来，他出任北齐北平王的司州牧，为兵曹从事，又转高平王的文学。在杨坚为定州总管期间，裴矩的才能得到初步赏识，任记室，并逐渐受到信任和重用。

北周末期，杨坚攫得朝政大权，成为“大丞相”。他认为裴矩是个可用之才，因此遣使将其迅速召来，任为相府记室。待到隋王朝正式建立，裴矩便升迁给事郎，奏舍人事。至开皇九年（589）大举伐陈之时，文帝则将裴矩推荐给身为远征军元帅的儿子晋王杨广，出任元帅记室。于是，裴矩给杨广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平陈之后的翌年，裴矩奉旨巡抚岭南（其境包括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等地），恰逢高智慧、汪文进等相聚作乱，吴、越通道被阻。裴矩不畏艰险，继续南下，在南康郡（辖境约相当于今江西南康、赣县、兴国、宁都以南地）召集到数千名士兵。当时，俚族酋帅王仲宣已经逼近广州，遣兵包围东衡州。裴矩便与大将军鹿愿以奇兵击破屯驻大庾岭的叛军，吓得敌人撤了东衡州之围，退据原长岭。裴矩又击败之。他接着连战连捷，终于令王仲宣的叛军一败涂地，不可收拾。裴矩抚平二十余州，后又任命当地的酋帅出任各州、县的刺史、县令，从而保证了地方上的安宁。

当裴矩返回京师，奏报这一系列事迹后，文帝大为高兴，立即召他上殿，亲自予以慰劳，并对高颎、杨素等朝廷要员说道：“当初韦洸率领二万精兵，尚未能及早越过五岭，我还觉得他的兵将太少。但是如今裴矩只用三千普通士卒，却能够横扫岭南。我有如此能干的大臣，还有什么忧愁？！”于是拜裴矩为开府，赐爵闻喜县公，出任民部侍郎，不久后又迁内史侍郎。

嗣后文帝在位的十余年中，裴矩曾经出任史万岁的行军长史，大破突厥达头可汗；又曾奉旨抚慰突厥启民可汗；历任尚书左丞、吏部侍郎等职，都干得相当出色。

炀帝继位夷始，就大兴土木，营建东都，而裴矩则成为他亲信的大臣之一，在这项靡费巨大的工程中扮演了一个相当积极的角色。此后，由于来到张掖（郡名，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永昌以西、高台以东地区）通商的西域胡人愈来愈多，炀帝便令裴矩前赴该地掌管其事。

裴矩善于察言观色，很快地揣摩到炀帝的真实意图，知道他迫切希望扬威异域，令天下臣服于大隋，令四海称颂他这位“圣明天子”。于是，裴矩花费大量时间，向形形色色的商胡了解域外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撰成《西域图记》三卷，上奏炀帝，并怂恿他“混一戎夏”，“以表威化之远”。这些奉承的言辞和做法，当然使炀帝心动，因此经常将裴矩召至御座旁，亲自询问有关西域的事宜。裴矩投其所好，大讲西域有怎样怎样的珍宝，以及吐谷浑等如何如何地易于吞并。炀帝遂下定了“西巡”的决心，并将经略“四夷”的事务都委托给裴矩，任命他为黄门侍郎。

裴矩既奉圣旨，便更无顾忌。他再至张掖，以优厚的经济利益为诱饵，劝使域外的商胡来中原“入朝”。这样一来，从遥远的西北边境直到中原腹地的一路上，确实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显示出“万国来朝”的一派繁华景象。然而，沿途的郡县却必须无偿地供应西域商胡的衣食住行，百姓疲于迎送，国库日逐耗空。裴矩对此弊病却视而不见，因为他只要讨得炀帝的欢心就可以了。

由于裴矩事先的张罗，所以当大业五年（609）六月，炀帝击破吐谷浑后来到武威郡（辖境相当于今甘肃黄河以西、武威以东等地区）燕支山时，包括高昌、伊吾政权及西域二十七国之酋帅在内的大小君王都已拜谒于道左，恭候圣驾光临。这些君主中，有的是贪图裴矩允诺的巨额钱财，有的则是迫于武力的威胁，所以纷纷会集于此，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甘愿臣服的样子。

在裴矩的精心布置下，武威、张掖的男女老少都穿戴起最鲜艳的服饰，乘着最华丽的车马，前来迎接炀帝，庆贺“太平盛世”。一时间，香烟缭绕，鼓乐齐鸣，歌声飞扬，舞蹈不绝，周围数十里地全是一片“莺歌燕舞”的景象。炀帝陶醉于诸国君王和万民百姓的称颂声中，并未忘记了裴矩的“绥怀之略”，于是进其位为银青光禄大夫。

翌年春天，裴矩又设法召集了更多的域外“朝贡者”来到东都洛阳。为了向“蛮夷”展示中国的富裕，展示百姓神仙般的“幸福生活”，裴矩劝炀帝下令在全城演戏、宴饮。于是，在端门街开辟了方圆五千步的戏场，从全国征来各种各样的戏班，献出奇技异艺。当时吹奏器乐的人就有一万八千名之多，至于其他演员更是不计其数。在场之人均须穿锦衣、佩金玉，人数达几十万，熙熙攘攘地挤在预先搭建的棚阁中观戏，不得擅自离开。此外，所有的店肆都奉命开张，并增设帷帐，盛列酒食，免费供应来此“贸易”的域外胡人，任其醉饱而归，谎称“中国富裕，酒食向来不必花钱”。而卖菜者用龙须席铺地、街树上挂满彩色丝绸，其用意也在于显示中国的“富裕”。以劳民伤财、国虚民疲为代价，换来了一片虚假的“繁荣”和外国人装模作样的赞叹称颂，炀帝对此却感到十分满意。他对裴矩大加褒扬，称赞其忠心可嘉，他对群臣说道：“裴矩真不简单，能够清楚地了解我的心意。他所奏禀之事，都是我刚想去做的；我才想到，他就说了。若非一心为国，尽忠于我，怎么能达到这一地步呢？”裴矩因此更获炀帝的宠幸。

炀帝征调百万大军征伐高丽，导致了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而征高丽之起因，却是源于裴矩的一番进言。他告诉炀帝道，高丽曾遣使突厥，有不愿臣服于大隋的迹象，因此必须对高丽王晓以利害，逼令入朝。如若高丽王仍然不服，那么就应以武力讨平之。结果，高丽王并未屈服于隋廷使者的威胁，于是遂有此后的征伐之举。

隋王朝末期，裴矩跟随炀帝前赴江都。至宇文化及乱起，炀帝被弑后，裴矩则归降宇文化及，仍获亲用，出任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国公，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宇文化及失败后，裴矩又归窦建德，并因是“隋代旧臣”而颇受优待，任吏部尚书，后转尚书右仆射，甚得窦建德的欢心。及至李渊建立唐朝，裴矩则由于献出山东之地的功劳，被授予左庶子，寻转詹事、民部尚书。

裴矩在唐太宗继位（武德九年八月）的一年后去世，在此期间，他曾博得唐太宗的极高评价。唐太宗对官吏受贿深恶痛绝，便想检测一下各人的真伪，于是暗暗命人假装行贿，一一试探。结果有司门令史收受一匹绢，太宗便令处死。裴矩则据理力争，说道：“作为官吏而受贿，固然其罪当死。但是陛下故意命人贿赂，却是诱使他人犯罪，恐怕与孔子提倡的‘道之以德’的教诲不相符合。愿陛下三思。”唐太宗于是完全接受了裴矩的劝告，并特意召集五品以上的高级文武官员，宣布此事，说道：“裴矩做得很对，知道我有过错，敢于犯颜直谏，而不是曲意附和。倘若你们在每件事上都能如他这般，那么还愁不能天下大治吗？”裴矩最终能获如此评语，确是他的莫大幸运。

评：宇文恺在土木建筑、器物制作方面确实有其过人之处，才学技艺诚非他人所能企及。然而，他在为文帝营建仁寿宫，为炀帝建造东都及“行殿”、“行城”之时，却因邀宠的私心而不顾国家钱财之大量耗费、民间百姓之不堪重负，一味追求作品的穷侈极丽和匠心别具，从而间接地鼓励了帝君们沉湎于享受玩乐之中。所以，宇文恺实际上并未真正忠于君主，更未忠于国家和人民。

何稠源出西域胡人，并又精于汉学，故在将域外文明传入中国之时，更能融汇古今中外之制，屡有创新之举。仅此一项，功莫大矣。何稠在处理中央朝廷与边区“蛮夷”的关系时，并未只以武力镇压，而是比较注重抚慰，尽可能建立相互间的信任。这与许多坚持“大汉族主义”的官员相比，显然高出不止一筹。这恐怕与他本身源出胡人有关：遇事能设身处地而作考虑。文帝和炀帝虽属专制君主，却颇有度量重用来自域外的“异族”，并取得较好效果。此事对于后人当有某种启发。

综观裴矩一生，在隋文帝治下曾立有抚平岭南的奇功，被文帝赞为“有臣若此，朕亦何忧”，确是一个卓越的人才；在炀帝治下时，其“业绩”不可谓不巨，但大多出于阿谀奉承，结果也是劳民伤财，称之为“佞臣”，决不为过；而在唐太宗治下，裴矩又成耿耿忠臣，竟然成为百官的榜样。同是一人，为何在不同时期有如此迥然不同的表现？恐怕根源还在于君主：古语谓“君明臣直”，君王贤明的话，臣属便敢于直言，政治自然清明；俗语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一旦上级肆意胡为，而又专制独裁、刚愎自用，则下属必定多为阿谀之徒，事业的失败也就在意料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