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柳公权的生平与书法成就如何



柳公权的生平与书法成就如何柳公权（778～865），唐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字诚悬，唐代著名书法家。

柳公权自幼好学，十二岁便能作辞赋。元和初年，他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穆宗、敬宗、文宗三朝皆侍书禁中。文宗时，累迁中书舍人，有诤臣风，授谏议大夫。开成三年（838），转工部侍郎，迁承旨学士。武宗时，为集贤院学士、判院事，累官工部尚书。

柳公权为人宽厚正直，为官时多次直言进谏。为勋戚家书写碑志获金每岁达到巨万，尽付家中主藏奴仆代为收藏，被奴仆窃去大半。他曾特意收藏银器一套于笥（sì）中，后来打开发现锁匙完好而银器不翼而飞，他询问仆人，仆人推说不知道，柳公权只是笑笑说：“银杯羽化耳。”便不复追问。唯砚、墨、册簿，自己锁鐍（jué）密藏，绝不假手他人。

柳公权善书法，尤工正楷。初学王羲之，得力于欧阳询、颜真卿笔法。书体道健，结构劲挺，虽不及颜书体局宽裕，亦别自成一家，号称柳体，与颜真卿并称“颜柳”。当时贵宦家墓碑铭志非其所书，人们就认为他的子孙不够孝顺。外邦入贡，均另备货贝曰：“此购柳书。”可见当时柳公权的书法得到许多人的喜爱，影响已经超越了国界。

唐懿宗初，柳公权以太子少师致仕。咸通六年（865）卒。

白居易为什么一生仕途坎坷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太原人，后迁居于下邦（今陕西渭南北）。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贞元十八年又考中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从一开始，白居易怀着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抱负投入到政治生涯中。宪宗元和元年（806），他与好友元稹仔细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写出了《策林》七十五白居易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吏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同年四月，白居易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因对策语直，入第四等，授盩厔（zhōuzhī，今陕西周至）尉。县尉的职责是“拜送长官”，“分判众曹，收率课调”，白居易不愿去压迫百姓。元和二年，白居易被召回长安，授翰林学士。次年，除左拾遗。左拾遗为谏官，正是他乐于担任的工作，在任左拾遗的几年中，屡屡上疏针砭时弊，并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颜直谏，极言宪宗之误。宪宗心中不乐，对宰相说：“白居易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在难以忍受。”因为家贫，元和五年改任为京兆府户曹参军，第二年因母病故回乡守制。元和九年，白居易“丁忧”（守丧）期满回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赞善大夫是一个闲职，职务只是陪太子读书，却无权过问朝政，但这并不能阻止白居易。元和十年春，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此事一出，朝野哗然，宰相在京城被杀，是藩镇对朝廷的莫大蔑视，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但满朝文武惮于藩镇威势，竟无一人敢上疏提出对策。白居易出于义愤，不顾不能先于谏官奏事的朝规，首先上疏请求追捕凶手，因此激怒朝中与藩镇勾结的官吏，将白居易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是诗人仕途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白居易一直徘徊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矛盾之间，但他仍然关心社会现实，渴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元和十四年，白居易奉调回京，任司门员外郎，后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十二月，爆发了“使酒骂座”事件。李景俭等人因不满朝廷在出兵讨伐藩镇叛乱时的无能，借酒闯入中书省，直呼宰相之名，面数他们的过失。事后李景俭等人均被贬黜出京。白居易虽极力上疏营救，奈何不果。同时，他的好友元稹又因积极主张讨伐河北藩镇而开罪于权贵，被贬为同州刺史。白居易深感回天乏力，自请出为外任。长庆二年，他被任为杭州刺史。宝历元年（825）又为苏州刺史。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官员，他仍力所能及地为百姓做一些好事。会昌二年（842），白居易坚持辞去太子少傅官职，以刑部尚书致仕，结束了他长达四十年的仕宦生涯。

崔祜甫在宰相任中有何作为崔祐甫（721～780），字贻孙，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中唐宰相。天宝年间考中进士，补寿安县尉，肃宗时任起居舍人，代宗时为中书舍人。他性格刚直，不畏权贵，敢直言极谏。

代宗朝常衮为宰相，时中书省缺侍郎，祐甫以舍人摄省事，二人常遇事争执不下。于是常衮调他任吏部选事，崔祐甫每次拟定的官员人选，常衮总要驳回。恰逢朱泚上奏军中出现猫为鼠哺乳的怪事，常衮率领群臣去祝贺皇帝，认为这是祥瑞之事。崔祐甫则反驳道：“人养猫是要它捕食老鼠，为人除害。今猫不捕鼠反而养老鼠，是失其本职。犹如执法官吏不惩邪恶违法之人，边将不抵抗入侵之敌。我认为应当派人巡察地方贪官污吏，告诫边防守将要严加防范，则可以消除这种怪异现象。”代宗很赞同他的话，而常衮则更加嫉恨他。

代宗死后，在代宗灵前，为守丧事宜，两人再次冲突。一怒之下常衮欲贬崔祐甫，未征得郭子仪、朱泚的同意便在诏书上联署其名，被德宗视为欺君，遂罢贬常衮，任崔祐甫为相。祐甫为相后，选官允当，受到皇帝以及朝臣的认可。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为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上表进献钱三十万贯。德宗不知如何应对，问计于祐甫，祐甫说：“李正己献钱是行诈，不如派使者前去劳军，将所献钱转赐军内将士，李正己若承命，士卒必感谢皇恩；若违抗，则军内自乱。这样也向其他藩镇表明朝廷并不贪图地方的贿赂。”德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李正己自然是哑巴吃黄连，只得拿钱赏赐部下。因崔祐甫有一定才能，为政期间政绩颇丰。建中元年（780），崔祐甫病死，时年六十岁，追赠太傅。虽在仕途，他勤于读书撰文，有文集三十卷传世。

刘禹锡的生平状况如何刘禹锡（772～842），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字梦得。一说他是中山（今属河北）人。武宗会昌二年（842），刘禹锡曾写过一份自传《子刘子传》，在这份自传中，他自称为洛阳人。

贞元九年（793），刘禹锡考中进士，又登博学宏辞科，授太子校书，后来又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处当记室，受到杜佑的赞赏。贞元十九年，他随杜佑入朝，授监察御史。他与当时服侍太子的翰林学士王叔文交好，王叔文“以宰相器待之”。贞元二十一年初，唐顺宗即位。由于顺宗长期生病，不能料理国事，王叔文得到重用。刘禹锡也得以参议国政，开始了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改革，因而遭到宦官和与之勾结的官僚们的嫉恨。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宦官俱文珍勾结大官僚与藩镇势力，强迫顺宗逊位，拥立太子李纯（宪宗）为帝。改革派全遭贬斥，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逐居朗州十年。元和十年（815），他被召回长安，不久又因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一诗，触怒新贵，被斥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后改为连州（今广东北部）刺史。长庆元年（821），改任夔州（今四川奉节）刺史，长庆四年，调行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大和二年（828），他被召回长安，任主客郎中，作《再游玄都观》诗，表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奋斗到底的勇气。大和五年（831），他出任苏州刺史，后又相继转为汝州刺史、同州刺史。开成元年（836），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会昌二年（842）七月病逝，终年七十一岁。赠户部尚书，他的作品主要收录在《刘宾客集》中。

白敏中是什么人?如何评价他任宰相期间的作为白敏中（792～861），字用晦，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北）。唐代诗人，白居易从父弟。

白敏中少孤，跟随诸长兄学习。长庆二年（822）中进士，辅佐义成军节度使李听，历河东、郑滑、邠（bīn）宁三府节度掌书记，试大理评事。大和七年（833），因母亲病逝守母丧退居下邦。会昌初，他以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同年夏，转为户部员外郎，回到长安。唐武宗素闻白居易诗名，及即位，想要征用他。宰相李德裕认为白居易已经是衰病之躯，不能上朝谒见，以其辞艺类似白居易，举荐白敏中。遂诏白敏中为翰林学士，改兵部员外郎、承旨学士。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牛李党争中，白敏中为牛党要员，不断诬陷、打击李德裕，及李德裕被贬，敏中抵毁甚力，议者訾（zǐ）恶。李德裕亦言“惟怨报德为不可测”，斥责白敏中。此后白敏中又历任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封太原郡公，五年之中十三迁。

等到崔铉任宰相后，企图专辅政之权，于是担心白敏中位在己上。这时恰逢西北的党项族屡次骚扰边境，崔铉趁机向皇帝进言应派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前去镇抚。朝廷于是任白敏中为邻宁节度使、招抚制置使。白敏中到任时，属下将领已打败入犯之敌。他于是劝说党项人归顺朝廷，并在终南山至黄河间设屯卫以防外患，回绕千里。第二年，又改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他在任上增骡军，完创关壁，治蜀五年，有功绩。唐懿宗即位，召他拜为中书令。咸通二年（861），出为风翔节度使。不久以太傅致仕，诏书未至，卒，赠太尉。

牛僧孺在牛李党争中充当什么角色牛僧孺（779～847），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德宗贞元时中进士，任伊阙尉，迁监察御史。宪宗元和三年（808），因对策中批评时政，为宰相李吉甫所排斥，久不得叙用。至穆宗时，累官至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敬宗时，出任武昌军节度使。文宗大和四年（830），再次还朝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武宗时，李吉甫子李德裕为相，他被贬为循州长史。宣宗时还朝，于途中病死。著有传奇《玄怪录》。

牛僧孺是牛李党争中牛党的首领之一，与李逢吉、李宗闵、杨嗣复、白敏中、令狐绚等结为朋党，与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斗争。牛党执政期间，则大力排挤李党人物；李党得势时，又排挤倾轧牛党，双方水火不相容，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朝廷政治。牛僧孺曾两次拜相，在任期间，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唯知排挤异己，勾结宦官，打击排挤裴度等正直官员，对藩镇采取妥协政策，把持朝政，“权震天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对牛僧孺曾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后世学者也认为牛党在政治上不如李党积极进取。

李德裕为什么被称为“李党之首魁”

李德裕（787～850），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宪宗时名相李吉甫之子。少年时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传》。他自以为门第高贵，耻于与诸生共同参加科举考试，所以无意于仕进。后来先到藩镇幕府任职，逐渐升任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等职。唐穆宗即位后，升任考功郎中、知制诰，转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他在翰林时，李绅、元稹等人均在翰林任职，往来密切，遂为牛党李逢吉所厌恶。元稹、裴度罢相后，当时牛僧孺与李德裕拜相的呼声都很高，牛僧孺由于有李逢吉的帮助得以任宰相，而李德裕则被排挤出京，外任浙西观察使，后又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等职。所到之处，政绩斐然，深受百姓爱戴。唐武宗即位后，早就闻李德裕的大名，遂召人京师拜为宰相。在任期间，他辅佐武宗讨平了擅自袭任泽潞节度使的刘稹，沉重地打击了跋扈藩镇的气焰。他还力主对侵犯边境的回鹘坚决回击，从而保证了唐朝北部边境的安宁。唐武宗坚持抑制佛教发展，采取措施打击佛教，也得到了李德裕的支持。武宗死后，唐宣宗即位，牛党重新得势，他被贬为崖州（治今广东琼山东南）司户，后死任上。著有《次柳氏旧闻》、《会昌一品集》等书传世。

李德裕被视为李党首魁，与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明争暗斗。总的来看，李党的政治主张更积极一些，而牛党则趋于保守。如在对待跋扈藩镇问题上，李党主张讨伐，牛党则主张姑息；在对待吐蕃、南诏等民族问题上，李党的态度比较积极，主张练兵强国，用军事手段保卫疆土，而牛党则主张姑息，以息事宁人为能事，主张消极的防御；在对待宦官问题上，两党都利用过宦官势力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牛党之人则陷得更深一些。且李党人物大都政绩突出，不像牛党人物多碌碌无为。不过李德裕以门第自高，反对科举考试，主张朝廷公卿大臣应由贵族子弟充任，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李德裕任宰相期间有什么作为李德裕一生曾两次拜相，第一次在文宗大和七年（833）二月，但是到次年九月，就被牛党排挤出朝，任镇国军节度使。第二次拜相是在武宗会昌元年（841）九月，至宣宗大中元年（847）罢相。李德裕第一任宰相由于时间短暂，很快就被排挤出朝，故没有大的作为，他的成绩主要在第二次任宰相期间。

在这期间，李德裕主要办了以下几件大事。其一，回鹘被黠戛斯击破，部族离散，无法在故地容足，余众在其乌介可汗率领下南迁，同时还带来了早年远嫁回鹘的唐朝大和公主，于会昌二年，逼近塞上，并遣使向唐朝求助兵粮，同时还要求借天德军辖区以安置公主。朝臣多主张出兵进击，而李德裕认为回鹘过去曾有功于唐朝，应该借给粮食，天德军兵寡将弱，不能抵御回鹘，先借其粮，然后静观其变，再做决定。不久回鹘发生内乱，乌介势孤，遂率军侵扰唐朝边境。李德裕命大将石雄奇袭回鹘牙帐，夺回大和公主，然后出兵击退了回鹘的侵扰，稳定了唐朝的边界。其二，泽潞节度使刘从谏死，其侄刘稹不待朝命自为留后。朝臣中不少人主张授予节钺，承认其地位。李德裕认为泽潞不同于河北三镇，力主用兵讨伐。在讨伐泽潞的过程中，太原发生兵变，驱逐其节度使李石，拥立都将杨弁为留后。李德裕主张用兵讨叛，终于平定了这次叛乱，稳定了河东地区。接着官军一鼓作气，终于攻下潞州，平定了刘稹之乱。这次胜利是唐朝自平定淮西以来，在平定藩镇之乱中最大的一次胜利，对提高朝廷威望，震慑不法藩镇，稳定社会秩序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三，在这期间，李德裕整顿朝政、吏风，限制宦官权势，发展社会经济，制定法规，使唐朝的政治气象为之一新，受到了史家的高度评价。《旧唐书·李德裕传》评价说：“德裕特承武宗恩顾，委以枢衡。决策论兵，举无遗悔，以身捍难，功流社稷”，确是比较客观的评价。

大宦官杨复光是何许人杨复光（841～883），福建人氏，本姓乔。在唐宣宗统治时期，从福建来到长安，入侍皇宫，当时只有十几岁，于是投在内常侍杨玄价门下，成为其养子，改名为杨复光。

懿宗即位以后，杨玄价以拥戴之功恩宠特异，对于军政号令、拜免将相等事都横加干预，杨复光耳濡目染，深切感到权力的重要，同时也意识到要想成就大事，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为此，他向杨玄价请求到地方担任监军。杨复光虽然身为宦官，却略涉武功，而且善于谋划布阵，所以在担任监军的期间，很多人都对他印象不错，凡有征讨作战，杨复光也一定参加。

古代名画僖宗乾符二年（875），唐末农民大起义正在如荼地发展。在此期间，杨复光历任曾元裕、宋威、王铎诸军的监军，帮助镇压农民军，维护唐廷的统治。乾符四年，王仙芝所率领的义军被曾元裕、杨复光击败。杨复光当时担任招讨都监之职，他看到农民军力量分散，就派了判官吴彦宏潜入义军内部，诱说王仙芝投降。王仙芝大为动摇，随即派大将尚君长等亲自就投降事宜展开谈判，谁知在途中被招讨使宋威派兵抢劫而去，宋威为谎报战功，奏称自己和尚君长军队在颍州西南作战，俘获了尚君长等人。杨复光向朝廷上奏，言明实情，但是宋威为了防止他节外生枝，竟抢先将尚君长一干人全部杀害，结果这一次劝降因为宋威的缘故而没有成功。

广明元年（880），黄巢义军攻入长安。不久，黄巢命令大将朱温攻打邓州，杨复光兵败，逃到许州，准备投靠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周岌曾是杨复光的部下，广明元年十一月任忠武军节度使。十二月农民军攻下长安后，周岌就投降了黄巢，但是周岌并不是一心降巢，杨复光此时也看出了周岌的观望之意，便想劝他复归朝廷。中和元年（881）五月的一天，周岌设宴，邀请杨复光赴宴，杨复光的左右侍从都认为这可能是阴谋，劝他说：“周岌已经投降了黄巢，恐怕对你要下毒手，千万不能去啊。”杨复光却认为这是个劝降的好机会，不能轻易放过，于是对部下说：“事情已到了这般地步，也只能舍生取义了!”随后亲自赴宴。酒宴时，周岌谈起了唐朝政府的一些事情，杨复光见时机成熟，对周岌说：“大丈夫应该感恩报答，你从一般的小百姓一跃成为公使，这都是当今天子给予的，为何要舍弃天子而向贼人称臣?”第二天，杨复光派他的养子杨守亮率兵在旅馆把农民军的使者杀死，周岌便公开叛变义军，投归朝廷。

之后，杨复光又成功吞并了蔡州割据者秦宗权的部分军队，并将它分为八都，自任总指挥。不久，被皇帝升任为天下兵马都监，监督诸路大军，入关镇压农民军。王重荣为东面招讨使，杨复光率兵与他会合，向长安进发。中和二年（882）夏，王重荣、杨复光进攻同州（今陕西大荔），和朱温对峙。杨复光派奸细潜人同州城，先以高官重金收买了朱温的部将胡真、谢瞳，接着胡、谢二人又极力劝朱温投降。九月，朱温公开叛变义军，举城向杨复光投降，从而使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后，杨复光又联合沙陀贵族李克用收复长安，击败黄巢义军，成功镇压了这场起义。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杨复光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长安收复以后，僖宗回到京城，下诏晋封杨复光为开府仪同三司，同、华制置使，封弘农郡公，赐号“资忠辉武匡国平难功臣”。但是杨复光还没有享受一下特权，就于中和三年六月，突然得病，死在了河中，时年四十二岁。杨复光虽然身为黄门近幸，但向来胸怀大志，善于安抚军心，战场上也常常身先士卒，屡立战功，故去世时，军中上下悲痛欲绝。

李密自愿降唐，为什么又叛唐李密率领的瓦岗军被王世充打败后，走投无路，决计投奔唐朝。早在李渊太原起兵反隋时，曾写信给李密，称他为兄，还推他为反隋义军的盟主。李密以为自己率领瓦岗军长期和宇文化及、王世充作战，使李渊无东顾之忧，才得以轻松入关，占领长安，对于唐朝的建立自己是有很大功劳的，李渊一定不会亏待自己，因而李密决定率部下前往长安投奔唐朝。李密原以为李渊一定会拜他为宰相，但是到了长安后，唐高祖虽然对他很客气，却只给了他光禄卿的官职，虽然位列九卿之一，但却属于事务性的官职，没有多大权力。最让李密没有面子的是，每当重大的朝会仪式，作为光禄卿的他还要主持廊下食，给百官供给食物。这使李密感到极大的耻辱，所以他很后悔投唐，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唐高祖决定派李密出关招降他的旧部，李密以为机会来了，决定乘机重新起事。对于李渊的这个决定，唐朝很多官员反对，他们担心李密会重新拉起自己的势力，极力劝止李渊，不要放走李密。于是李渊又改变了主意，命已经出发的李密返回长安。李密半路接到命令，以为唐高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便决意叛唐。他打算先攻下桃林县（今河南灵宝），然后收编那里以前自己的部队，补充粮饷，再北渡黄河，前往黎阳。他的旧将徐世勋仍驻守在那里，有很大的势力，他只要到了黎阳，就可以再次独树一帜，争夺天下了。十二月，李密设计攻下桃林县。在熊耳山南山道的进军途中，李密遇到唐将盛彦师的伏击，李密被杀死，死时才三十七岁。

所谓“石璧九经”是怎么回事?现收藏于何处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工部侍郎郑覃向朝廷奏称传统的经籍中颇多讹谬之处，请求召集饱学之士一起校订经典，并依据东汉蔡邕刊碑的前例，勒石于太学。文宗准其所奏。

郑覃遂奏请以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订《九经》文字，然后刻于碑石。所谓“九经”，指《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粱传》。接着，文宗又下令由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校字体。开成三年（838）十月十三日，郑覃奏称国子监《石经》修成，并《孝经》、《论语》、《尔雅》共有一百六十卷，是为“石壁九经”。

“石壁九经”现保存于陕西省碑林博物馆内，又名《开成石经》，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石刻儒家经典书籍，为国宝级的珍贵文物。

“上巳”是什么节日“上巳节”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因为是在夏历三月初三，所以又被称为“三月三节”。在唐朝，上巳节的娱乐活动主要有修禊、踏青游宴、曲水流觞等，内容丰富，妙趣横生。

修禊也就是上巳春浴。据《荆楚岁时记》载：汉代人徐肇，在某年三月初连得了三位千金，可是在三月之内又都夭折了。人们以为是有邪魔附身，于是争相到水边洗涤，来驱逐邪怪，从此以后，就相沿成习。在唐代，在上巳这一天，人们也要结伴到郊野水畔，用清水洗涤污垢，以驱除病魔。加上这时春光无限，人们相携漫游时，常在风景秀丽的地方坐下，戏水赏花，饮酒作乐。长安周围的风景名胜区，像杏园、曲江、乐游原等，成为唐人聚会的首选之地。大诗人杜甫在他的《丽人行》一诗中，描绘了盛唐时上巳日士女游春的盛况：“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此外，游人在河边谈笑取乐的同时，还常常将酒杯放在托盘上面，让盘顺水漂流，人则顺水游走，酒杯漂到谁的面前，那人就倾杯而饮。因为流水弯曲，所以称之为“曲水流觞”，又因长安的游人常在曲江聚会，所以又有“曲江流饮”的美称。

上巳节这一天，皇帝也常常参加游宴活动。据康骈《剧谈录》记载，每逢上巳这天，皇帝就在曲江大宴群臣，并有乐舞助兴。此时，湖中彩船荡摇，皇亲贵戚、翰林学士泛舟湖中，颇为壮观。

唐代社会风气开放，青年男女也往往趁此机会，在水边自由结交，彼此中意的就互表衷肠，定下终身，留下了许多佳话。上巳节传到日本以后，发展成为后来的“女儿节”。在中国，则逐渐合并到清明节中了。

“寒食节”是什么节日“寒食”是冬至以后第一百零五日，一般多在夏历清明节前一两日。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晋国名士介子推而创设的一个节日。介子推对晋国公子重耳有恩，重耳当了国君（晋文公）后，欲请介子推出山做官，介子推不愿，遂躲入山中。重耳为了逼他出山，遂放火烧山，结果介子推宁愿被烧死，也未出山。后来为了纪念他，就把这天定为“寒食节”，即要禁火，吃冷食的意思。据唐人徐坚《初学记》卷四《寒食》条所载：禁火的传统可能在周代就已经存在。寒食节原先延续时间较长，大约一个月左右，后来天数逐渐减少，一月只有数天。唐代诗人元稹《连昌宫词》云：“初过寒食一百天，店舍无烟官舍绿。”描写的就是寒食节的情景。

由于寒食节过后就是清明，两个节日紧紧挨在一起，节日风俗又大同小异，所以人们常常把这两个节日相提并论。白居易诗《寒食望野吟》就已经把寒食和清明节连在一起了，描绘了时人思念亡亲的画图：“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离别处。冥漠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可见，寒食拜扫的风气在当时已经非常盛行了。

在初唐时期，寒食上墓游乐是遭到明文禁止的。直到开元二十年（732），玄宗针对寒食拜扫、浸已成俗的情况，才下旨允许上墓，但不得取乐。可是在“行乐不违亲”的观念下，饬令的严格还是禁不住人们游乐的欲望。尤其时值仲春，冷暖适宜，空气清新，树绿草青，正是踏青郊游的大好机会，元稹《寒食日》一诗云：“今年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韦庄《丙城年鄜州寒食》诗亦云：“雕阴寒食足游人，金风罗衣湿麝薰”，“开元坡下日初斜，拜扫归来走钿车。可惜数株红艳好，不知今夜落谁家。”这些诗句都是描写寒食节期间举家外出旅游的情景。

唐朝制造并使用过哪些天文仪器要想制定准确的历法，就需要发明和制造精良的天文仪器以观测天文，并取得尽可能准确的数据。唐朝制造并使用过的天文仪器，最主要的有如下数种：

贞观年间（627～649），李淳风发明的浑天黄道铜仪。它吸收了北魏铁仪设有水准仪的优点，又新设了一个三辰仪，加在古浑仪的六合仪和四游仪之间，使浑天仪由二重变为三重。三辰仪由黄道环、白道环和赤道环三圆环组成，分别用以测量太阳、月亮和恒星的位置。经过改进后的浑天仪，可以直接用来观测日、月、星辰在各自轨道上的运行情况。可惜此仪不久就亡佚了。

开元九年（721），僧一行与梁令瓒共同研制了一台仪器，开元十一年制成，铸为铜仪，并取名为“黄道游仪”。其基本结构与浑天黄道铜仪一致，但较之更为合理，同样用于天文观测。

开元十一年，僧一行与梁令瓒还制成了另外一件天文仪器，即“水运浑天俯视图”。其主要功能就是演示天象，同时还可以计时。其结构是：浑象球体安置在一个开口向上的木柜中，一半呈现在外，一半隐藏于内，柜内有许多互相交错的齿轮，木柜上缘立两个木人，一位每辰敲钟，一位每刻击鼓，十分精妙。此仪以流水为动力，类似后世出现的自鸣钟。

此外还有一些小的天文仪器制造，由于不重要，就不赘述了。

“梨园”何时建立?它是什么性质的场所梨园是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年间（713～741）为自己设立的内廷乐舞机构，因为它设置于禁苑内的梨园而得名。梨园分男、女两部，男部三百人住在梨园，女部数百人住在蓬莱宫旁边的宜春北院。这些人员都是从坐部伎和宫女中严格挑选出来的优秀乐舞人才，统由指派的中官梨园使主管，人称“皇帝梨园弟子”。白居易《长恨歌》一诗中有“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之句，便是指这批人。玄宗所创作的作品常常交由梨园演奏，并且经常亲自指导排练。此外，宫外还有梨园别教院约一千人，隶属长安太常寺；洛阳太常寺也有梨园新院一千五百人，都是“散乐”机构，他们的演技水平相对较低，其中优秀人才可以选人教坊坐部伎。

“安史之乱”以后，代宗于大历十四年（779）解散梨园，其中部分人留在太常寺。开元时期著名的宫廷乐师李龟年，在“安史之乱”以后也流落江南，在逢年过节及喜庆日子时，才为人弹唱几段，在坐众人无不为之落泪。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诗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后人称戏曲表演场所为“梨园”，艺人为“梨园弟子”，戏曲行业为“梨园行”，戏曲表演世家为“梨园世家”，都溯源于此。

唐初的“十道”是根据什么划分的?后来有什么变化“道”在唐代有多种含义，在唐前期主要是指监察区。贞观元年（627）太宗分天下为“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都是按自然山川形势而划分的地理区域。但此后所置的巡察等使，并不按“十道”分遣，直到天授二年（691）以后，“十道”才成为定制。唐初的道没有固定的职官，贞观八年（634）仿照汉代十三部刺古代风景史的形式，派李靖等十三人为黜陟大使，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以施赏罚，并询访下情。对经过战争或受过水旱灾的地区，则另派大使巡视，以安定社会秩序，安抚人心，称为安抚使。到高宗神龙二年（706），以五品以上官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又称存抚使，其职责是考察各道官吏的政绩，巡视道辖的灾区。此时的“道”已是名副其实的监察区。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又新置京畿道、都畿道、黔中道，并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分山南道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是为开元十五道。每道置采访处置使，并有了固定洽所，这个时期的“道”仍是一种监察区，采访使属于监察官员。

“安史之乱”以后，道的数量越来越多，名称也变化颇多。至德（756～757）以后，改采访使为观察使，天下道增至四十余，其中大道辖十余州，小道仅辖二三州，基本上以军事、行政需要划分。观察使一般兼节度使，或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观察使成为道的基本使职，掌监察，并兼理民事。其长官带节钺者为节度使，不带节钺者为观察使，掌管军事、民事、财货。道的性质也就由监察区逐渐变成凌驾于州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遂使唐代的行政区划由州县二级制发展成为三级制。

此外，在唐代还有其他性质的道，如作为军事行军路线的道，如引月道、金牙道等；作为军事防御区域的道，武德中（618～626）分关中为十二道；还有作为行台省统领的区域，比如武德年间的陕东道大行台省、河北道行台省等。

乾陵前的六十一宾王像是怎么回事乾陵是唐高宗和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位于今陕西乾县城北六公里的梁山上，距西安市八十五公里。乾陵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是唐代十八座帝陵中最具代表性和迄今保存最好的陵墓。

唐高宗于弘道元年（683）十二月病逝，文明元年（684）八月葬于乾陵。武则天于神龙元年（705）病逝，神龙二年五月与高宗合葬于乾陵。乾陵的营造时间约有二十几年，原有大量地面建筑，其中六十一宾王像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批。

六十一宾王像，又称“蕃臣曾侍轩禁者”像，位于乾陵陵园朱雀门前两侧，东西对称。西三十二尊，东二十九尊，两群体均作四行八列。群像曾遭破坏，如今绝大多数均首残或缺上半身。石像穿紧袖衣，腰束宽带，足踏皮靴，两手前拱，以示祈祷。石像背部刻有其人所属国名、官职和姓名。目前能辨识的有七个，他们大都是各少数民族羁縻国的首领，这些国家的位置分别在今伊朗、阿富汗和新疆一带。六十一宾王像反映了唐朝国力强盛，边疆各族和中亚各国与唐友好往来的历史。

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唐朝国力强盛，统治势力影响所及北逾大漠，西跨葱岭，达到中亚各地。周边少数民族与唐的往来十分频繁，“四夷酋长”多被任命为唐朝的地方官，或在朝中担任十二卫大将军之职。因此，高宗下葬时，有六十一个友邦和少数民族曾派特使前来参加葬礼。武则天为了纪念当时的盛况，下令雕刻了六十一宾王像，置于陵前。另一说法认为，神龙二年唐中宗在埋葬武则天时，把当年曾在朝廷中担任职务的少数民族首领六十余人雕成石像，置于陵前，以反映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文治武功以及各民族对唐王朝的臣属关系。无论哪种说法，六十一宾王像都反映了唐朝的强盛以及各族之间的友好往来的历史事实。

为什么说敦煌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敦煌位于甘肃省的河西走廊之上。河西走廊是一条东西方向的狭长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从中原通向西域的孔道。它南临青藏高原，北界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古林沙漠，南北宽度从十几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降雨量稀少，年平均降水量约五十毫米，主要依靠祁连山的雪水才形成片片绿洲，而敦煌就位于走廊的最西端。古玉门关在敦煌西北一百公里处，而阳关则在敦煌西南约二十公里处。出了玉门关和阳关，就进入了广大的西域，在古代中原人看来就已经是异域。而敦煌以西则是蒲昌海（即罗布泊）和库姆塔格沙漠，所以这里也是西进商旅的最后一个休憩地，或者说是迎接西域来客的前哨。

早在新石器时代（前10000～前4000），敦煌就有人类活动，以后历代在此居住的有塞种人、乌孙人、月氏人等等。到汉代时打通了河西走廊并在此地建立了四郡：武威（今甘肃武威）、酒泉（今甘肃酒泉）、张掖（今甘肃张掖）以及敦煌（今甘肃敦煌西）。汉代时有两条路可从中原到达西域，分为南道和北道。南道经过楼兰（今若羌东北）、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一带，向西到达阿拉伯半岛上的条支和地中海一带的大秦（今意大利罗马）；北道经车师前（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到大宛、康居，直抵安息、大秦。两条丝绸之路的走向说明西方商人要想来到中原，无论走哪条道，都必须经过敦煌，此后所设的阳关和玉门关就有扼两道咽喉的重要作用。敦煌是丝绸古道上最大的交通枢纽，在宋代新开海外贸易之前，它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联结中原和西域、中亚以及欧洲的咽喉之地，当时被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它成为中外文化交汇之地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

关于“敦煌”的得名或解释，东汉应劭认为：“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唐李吉甫也认为：“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而近代学者认为这是匈奴语的音译，日本学者则认为是吐火罗语的音译，总之说法不一。

敦煌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所拥有的巨大石窟群及其中包涵的丰富文化艺术内容，而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藏经洞的发现，更是开启了一座宝库。由于清政府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大量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英、法、日、俄等国家盗劫和破坏，分散于世界各地，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形成了一门新的世界性学科——敦煌学。

敦煌石窟艺术中，到处可以看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中外文化交融的痕迹。比如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大量的梵文佛经写本，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出现了萨珊的艺术风格，在新发现的丝织品上也有伊朗风格的图案，等等。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方面源源不断地传送着从中土来的丝绸、瓷器、汉文典籍等；另一方面又迎来络绎不绝的自西域而来的使者、商人。它不断从内地吸收传统文化，同时又汲取西域、印度的文化，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融合性文化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唐代为例，敦煌石窟中唐代壁画人物的风格，既有印度犍陀罗式的外形，骨子里又渗入了中国的写实手法，生动雄健中又有圆润柔和的风格。敦煌壁画、遗书中关于音乐、舞蹈的记载，既有西域、印度的特点，又有中原本土的特色。从敦煌壁画所反映的内容来看，也有许多是有关丝路贸易以及植物、动物、珍奇物等。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丰富了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敦煌还对中外科学技术的交流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是我国西部著名的文化宝藏。

何谓“六部二十四司”?有何职权“六部二十四司”是指尚书省下设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其下属的二十四司，负责处理全国军政、财务、兵刑、钱谷等一切事务。六部的主要工作是发布政令，也管理部分实际事务。其中吏部，主要掌文官的铨选、考课、封爵、勋级等事。开元以前，科举考试也由吏部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移归礼部。户部，掌全国户口、田赋、仓储等民政、财务方面的政令。礼部，掌全国礼仪、祭祀、教育、科举等政令。兵部，掌管军籍、武官铨选、军训讲武等。刑部，掌全国刑法及徒隶、勾复、关禁的政令，刑部的长官还与大理寺及御史台长官共同参加“三司”推鞫。工部，掌土木、水利工程及国家农、林、牧、渔业的政令。

六部长官称尚书，龙朔中（661～663）曾改为太常伯，正三品。其次官称侍郎，龙朔中曾改为少常伯，吏部侍郎为正四品上，其余五部侍郎均为正四品下。

六部之下各设有四司，共二十四司。司的正长官称郎中，从五品上；副长官称员外郎，从六品上。其下还有主事、令史、书令史、掌固等官员。其中吏部下统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吏部司掌文官阶品、朝集、禄赐、给假、告身、假使；司封司掌封诰、爵位、赐予之级；司勋司掌官吏勋级；考功司掌文武百官功过、考课及其行状。

户部下统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其中户部司掌户口、土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婚姻、继嗣之事；度支司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实即掌管国家财政预算；金部司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管理两京市、宫市等交易之事，并供给宫人、王妃、官员奴婢衣服，其中最主要是掌管国库出纳；仓部司掌天下库储、出纳租税、禄粮、食禀之事，即掌管国家粮库出纳。

礼部下统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其中礼部司掌礼乐、学校、衣冠、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铺设及百官、宫人丧葬赠赙之数；祠部司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膳部司掌陵庙之牲豆、酒膳；主客司掌外国及少数民族朝觐之事。开元二十四年（736）开始，玄宗诏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大大提高了礼部的地位。

兵部下统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其中兵部司掌兵马名籍、武官阶品及选授、军戎调遣；职方司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防人道路的远近及周边少数民族归化之事；驾部司掌舆辇、驿传、马牛、杂畜等的簿籍；库部司掌兵器、卤簿、仪仗之政令。

刑部下统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其中刑部司掌辅佐尚书、侍郎掌律法及按复大理寺及全国各地上报的大案；都官司掌配没之隶和俘囚簿录，给其衣粮医药，并理其诉免；比部司实际上是中央财务审计机关，负责勾会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勋赐、赃赎以及军资、器械、和籴、屯田所入；司门司主管天下诸关门禁出之政令，以及各地上缴失物的处理。

工部下统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其中工部司掌城池、土木、工程之政令；屯田司掌全国屯田及在京文武官员的职田、公廨田；虞部司掌京都衢巷、苑囿、山泽、草木及百官、蕃客的蔬果、薪炭的供给及畋猎之事；水部司掌渡口、桥梁、陂堰、沟洫、渔捕、运漕诸事，是国家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

何谓“三省制度”其详情况如何“三省制度”是指以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为国家最高决策和政务机构，其中，中书省负责提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议封驳，尚书省负责政务的执行。三省分工明确，相互制约，是古代中央官制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

古代名画中书省，设中书令二人，是中书省的长官，正二品（代宗以前为正三品）。高宗龙朔元年（661）改中书省为西台，中书令称为右相。光宅元年（684）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为内史。开元元年（713）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为紫微令。不久均又恢复旧制。中书令总体负责中书省的事务，安史之乱以前，是当然的宰相，在政事堂议事，决策国家的大政方针。又设有侍郎二人，正三品，也参议朝廷大政，临轩册命，若四夷来朝，则受其表疏而奏之。又有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书省的骨干官员，掌侍从进奏，参议表章，草拟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他们可以就省内所讨论的军国大政及上报的奏状，发表自己的意见，并署名，称为“五花判事”。专门负责执笔草诏的称为“知制诰”。中书舍人中选出一个资格最老的，称为“阁老”，负责处理本省杂事。六名中书舍人还分押尚书省的六部，辅佐宰相判事。此外还有起居舍人二人，从六品上，掌记言记事，季末送往史馆；通事舍人十六人，从六品上，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导其进退，告以礼节，并接受呈进四夷贡物；有主书四人，从七品上；主事四人，从八品下；右散骑常侍二人，右谏议大夫四人，掌供奉讽谏之事。

门下省，置有侍中二人，为其省长官，正二品（代宗以前为正三品）。高宗龙朔二年改门下省为东台，改侍中为右相。光宅元年，改侍中为纳言。垂拱元年（685）改门下省为鸾台。开元元年改门下省为黄门省，侍中又称黄门监。不久均又恢复旧称。侍中与中书令一样，在安史之乱前都是当然的宰相，政事堂会议的参与者，负责本省事务。有侍郎二人，正三品，一度称为东台侍郎、鸾台侍郎，为门下省之副属。门下省的属官有左散骑常侍二人，正三品下，掌规讽过失；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掌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则驳正违失。凡是诏敕有不便者，涂而奏还，谓之“涂归”；起居郎二人，从六品上，掌记录天下起居。此外，门下省还设有录事四人，从七品上；主事四人，从八品下，分掌各类事务。左补阙六人，从七品上，掌讽谏。城门郎四人，从六品上，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之开关；符宝郎四人，从六品上，掌天子八宝及国家之符节。

尚书省是朝廷的最高行政机构，主要负责具体政务的执行。龙朔二年改尚书省为中台，光宅元年改为文昌台，垂拱元年又改为都台，不久又恢复旧称。尚书省置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领百官。由于太宗李世民曾在即位前任此职，故此后不复置，即以原副长官左右仆射为本省的实际长官。左右仆射各一人，从二品，唐初也是当然的宰相，总理六部，纲纪庶务。另有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主持省内的日常事务。有左右司郎中各一人，从五品上；员外郎各一人，从六品上，为丞之助手，分判本省六部诸司的事务。以上都是尚书都省的官员，尚书省下设有六部二十四司，分别由左右丞来统摄。唐代宰相名号是什么?是如何演变的唐代宰相名号之多，为历代所仅见。唐承隋制，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皆为宰相。中唐以后，同平章事和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正规的宰相名称，三省长官若不带同平章事（或同三品），也就不是宰相。

三省长宫中书令（中书省）、侍中（门下省）和尚书令（尚书省）在唐初皆为宰相，但尚书令因位高权重，并不轻易授人，有唐一代仅李世民未登基前曾为之。这样，武德（618～626）、贞观（627～649）年问，尚书省副长官仆射不仅是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同为相职，而且在众宰相中还具有超出他相的首席地位。

武德年间还没有以三省长官之外的官员任宰相的。太宗时期，以他官参预宰相事的记载逐渐增多。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资历较浅的官员加“参议朝政”、“参知政事”之类名号行宰相之权。另一种情况是给一些老资格的功臣元勋加“平章事”或“同三品”的名号，使其继续参与宰相事务。

高宗时期，以参知政事、参预朝政等名号行宰相事的逐渐减少，安史之乱后则几乎绝迹。而“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高宗时则相继成为正式固定的宰相名号。高宗后期，“同平章事”的使用更加广泛，而“同中书门下三品”则渐渐减少，代宗之后，“同三品”的名称最终绝迹了。高宗后期，三省长官作为宰相职官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武德贞观之世，左右仆射具有实际首席宰相的地位。高宗即位时，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仆射本来是从二品，为宰相正官。高宗此举开了一个先例：此后，凡除仆射者，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方为宰相。也就是说，官员只被任命为左右仆射而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称号便不是宰相，不能参与宰相事务。

开元（713～741）、天宝（742～755）之后，中书令和侍中也不再轻易授人，“安史之乱”后，两省长官已基本停止单授。大历二年（767），中书令、侍中升为正二品，只有藩镇勋臣才带此称号，但只具有荣誉性质，已失去作为宰相职官的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唐代宰相名号，纷繁复杂，大约在代宗大历（766～779）以后，已基本统一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来了，终唐之世不变。不论是哪一种职官，只要有“同平章事”之号，均为宰相之任。什么叫“宫市”?为什么当时人对它大加指责白居易的《卖炭翁》云：“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黄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正是中唐之世扰民的宫市的真实写照。什么是宫市呢?我们都知道京城的皇宫住着皇帝、皇后、皇子、皇孙，还有数不过来的妃子、宫女、宦官，这么一大帮人每天肯定要消费很多东西，吃、喝、用等等，而这些东西皇宫内不可能全部自产，也不可能全靠贡献，所以就要派人到集市上采购。起初有专门负责为皇宫置办物品的官员，但从天宝末年开始出现宦官代为采买的现象，而且随着“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的逐渐扩大，到德宗贞元末年正式改由宦官为宫市使，负责为宫中采购物品。宫市使采购多压价强买，仗势欺市，因此“宫市”就是指唐时宦官承办宫中用品、在市场上以低价强购掠夺商品的方式。后来宫市使干脆又设置“白望”数十人于长安东、西两市及闹市区，凡见所需之物，则强迫卖主送到皇宫，所付价钱甚至不到十分之一。卖主把货送到宫门口时，还要被征收进门的钱。名为宫市，实为劫掠。

正因为宦官打着为皇宫采购的旗号，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市行抢、勒索，致使怨声载道，所以顺宗皇帝即位后，在王叔文等人的建议下，罢去宫市，长安市民为之欢呼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