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靺鞨内附



靺鞨内附靺鞨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居住在白山（长白山或称不成山、徒太山、大白山）黑水（黑龙江）之间。周秦时称肃慎，曾来贡中原，臣服于周。两汉至魏晋时称挹娄，曾长期役属于扶余。曹魏初年摆脱扶余的统治，向魏贡纳貂皮等物。北魏时称勿吉，势力更为强盛，逐步打败扶余，入据今松花江流域，仍臣属于中原政权。隋唐时称靺鞨，已拥有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拂涅、黑水等七大部落，其中以黑水部粟末部最为强大。棘韬人依山傍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开口向上，以梯出入。人们群聚而居，夏日出逐水草，冬天人居穴中。除以狩猎为生外，有农业，用耦耕法耕田，种植粟、麦、稳等耐旱作物。以米酿酒，饮之亦能醉人。善养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①。

粟末靺鞨以居住在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而得名，居于各部之南，较先进，有战士数千。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粟末靺鞨败于高丽，首领突地稽②率八部大众千余家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西北内附于隋，被安置于柳城（今辽宁朝阳）一带，渐与当地人融合。唐初，突地稽遣使朝贡，唐以其部落置燕州，以突地稽为燕州总管。突地稽因立战功做到右卫将军，赐姓李氏。其子李谨行，为唐高宗时守边名将，做到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他与高宗同年死，陪葬乾陵。乾陵十七个陪葬墓，已发掘的五墓中，除李谨行墓外，余皆太子、公主、中书令墓，其与唐关系之密切可以想见。

留在故地的粟末靺鞨与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诸部靺鞨人先后沦为高丽的附庸。唐总章元年（668），唐灭高丽，该部粟末人与高丽遗民数万人被西迁至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契丹人李尽忠等起事，攻陷州城据营州叛唐，造成大乱，粟末部首领乞乞仲象带领当地靺鞨人和高丽人东走，其子大祚荣以靺鞨高丽之众击败唐军，东渡辽河，回到靺鞨故地。大祚荣在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畔的东牟山（今吉林敦化东北）修筑城堡（敖东城），并于武周圣历元年（698）建立了震国。初，震国为防备唐朝的讨伐，曾依附于突厥。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唐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双方和解。开元元年（713），唐鸿胪卿崔忻奉使宣劳靺鞨，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令祚荣兼都督。自此始去棘辐之号，专称渤海。大连市至今还保留着鸿胪卿崔忻完成册封使命后于开元二年五月在旅顺的凿井刻石。开元七年大祚荣死，子大武艺立，是为武王。武艺时向周围发展势力，曾一度与唐发生军事冲突。唐宝应元年（762），第三世王大钦茂被封为“国王”后，与唐廷关系更为亲密。此后，历世诸王皆经唐廷册立，终唐之世遣使朝唐一百数十次，对唐始终和好。唐亡后，渤海继续向后梁、后唐朝贡，保持着臣属于中原王朝的关系。

古代风景渤海的疆域，初仅靺鞨故地，“方二千里”。经大祚荣、大武艺两代的扩充，领土不断扩大。被称为渤海中兴之主的第十代宣王大仁秀，更广开土宇，南定新罗，北略诸部，疆域至“方五千里”，南至朝鲜半岛北部，以泥河（今朝鲜咸镜南道龙兴江）为界与新罗相接，东至日本海，东北至乌苏里江下游与黑水靺鞨为邻，北隔那河（今松花江）与室韦为界，西抵扶余川（今吉林伊通河）流域与契丹接壤，西南达辽河流域与唐交界，全境包括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前苏联濒日本海的部分地区。境内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首都初在“旧国”（今吉林敦化一带），唐天宝末迁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西南东京城）。此后除唐贞元（785—805）时一度迁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西）外，一直定都于上京。居民以靺鞨人最多，棘鞫中又以粟末袜羯为主，另外还有高丽遗民、汉人及少量突厥、契丹、室韦人。

渤海在与唐朝发生密切联系之后，在中原文明强有力影响下迅速完成封建化进程，其行政组织、兵制等皆仿唐制：中央设三省（中台、宣诏、政堂，等于唐的门下、中书和尚书省），政堂省有六部（忠、仁、义、礼、智、信，相当于唐的吏、户、礼、兵、刑、工），还有七寺（殿中、宗属、大常、司宾、大农、司藏、司膳）及中正台、文籍院、胄子监、巷伯局等机构；地方有诸京、府、州、县等行政区划的建制，有节度使、州刺史、县丞等地方官；军事上仿唐十六卫制，置左右猛贲、熊卫、罴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等十卫，后期还有左右神策、左右三军等编制，兵员最多时达数十万。另外也有法律、监狱等。

在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下，渤海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五京周围及南部、西南部地区得到迅速的开发。农业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大量使用铁农具，大面积种植水稻，并培育出卢城稻这一著名品种；柞蚕与桑蚕的饲养也较普遍。畜牧业也有较大发展，猪、马、兔等皆培育出优良品种。手工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专业冶工达数千人以上，所产之铁、熟铜、金银佛和纳、布、绵以及玛瑙柜、紫瓷盆等工艺品远近驰名。随着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新兴城市，至其末年已达一百余座，其中上京城建筑宏伟壮丽，形制模仿长安，周长三十二里，为当时东北最大城市，交通相当发达，从鸭绿江入海，经旅顺至登州（今山东蓬莱），是渤海通往唐朝的水路要道，另有营州道、契丹道、新罗道、日本道及黑水靺鞨道等水陆干线，分别通往邻近地区及新罗、日本等国。渤海所产的马、铜等物，源源不绝地输往唐朝，对内地的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渤海的貂鼠皮、海豹皮、鹰（海东青）、麝香、人参等都常输入内地，与内地的“就市交易”及互市岁岁不绝。开元时渤海曾一次贡唐貂鼠皮一千张，唐朝也经常赠渤海锦、绢、缯、帛和金银器皿，如开元十五年（727）赐渤海彩练一百匹，其间赐以紫袍金带、绯袍银带、以及绢、帛百匹或数十匹者，仅玄宗时即有数十次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吉林省和龙县唐代渤海古墓中发现的不少金器，和内地唐墓中发现的金器形制相同，是为唐与渤海亲密关系的确证。由于朝贡、互市的频繁，自代宗宝应二年（763）起，唐政府在青州（治今山东益都）设置渤海馆，以接待渤海使臣，管理同渤海贸易事务。

汉族的传统文化对渤海影响很大。渤海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④。不少学生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如高元固、乌火召（照的异体字）度、乌光赞等就在唐朝进士及第，从而带回更多的内地制度和文化。渤海不时遣使写各种典籍，如开元二十六年（738）遣使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书。渤海使用汉字，许多汉文典籍得到流传。在五京周围等发达地区，按中原教育模式，建立了较系统的教育体制。在儒学、宗教、文学、音乐、歌舞、绘画、雕塑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文学家、艺术家、航海家等。其中大诗人裴颈（音挺）曾被日本同辈尊称为诗坛“领袖”；渤海王子大某则以“佳句在中华”而博得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等人的称颂。儒家思想成为渤海社会的统治思想，佛教在其境内各地也得到广泛流传。在生活习俗方面从起居行止、饮食服饰以及丧葬喜庆、体育娱乐等许多方面同汉人逐渐接近并趋向一致。故温庭筠送渤海王子诗有“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句。考古工作者在吉林敦化县近郊即渤海旧都敖东城南发掘了渤海贞惠公主墓，墓道里一对石狮具有浓厚的唐代雕刻风格，《贞惠公主墓碑》从碑制形式到碑文文体完全和内地相同。由于渤海大量吸取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制度，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在当时有“海东盛国”之誉。海东文化作为盛唐文明的一个分支而在中华民族的开发史上占有重要一页。渤海政权的建立，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以及东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都有推动作用。

黑水靺鞨因居住黑水（黑龙江）而得名，居于最北方，发展较慢，分十六部，黑水靺鞨和唐朝也有密切联系，遣使来朝，每岁不绝。开元十年（722）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入朝，唐玄宗任命他为勃利州刺史，勃力即今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的伯力（前苏联称之为哈巴罗夫斯克）。开元十三年（725）唐在黑水靺鞨地置黑水军，次年又以其最大部落为黑水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其余各部为都督府下属的州，以其首领为刺史，唐派长史以监领之。开元十六年（728）唐玄宗赐黑水都督府都督姓李名献诚，并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黑水都督府的设置使唐代中国封建王朝在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行政机构，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同内地的联系。黑水都督府连同室韦都督府的设置，使唐朝的疆域东北至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一带，包括库页岛在内。

注释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

②《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将突地稽放在总介绍和黑水棘辐中叙述，《新唐书》卷二一九《靺鞨传》所谓唐初内附的黑水靺鞨渠长阿因郎实亦指突地稽。

③参阅《册府元龟》卷七九五、九七六《褒异》。

④《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唐日交往与鉴真东渡继隋代日本推古天皇朝四次遣使于隋，隋也派使臣赴日之后，唐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日本社会正处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阶段，除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之外，更加要求学习反映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唐朝的典章制度来进一步巩固社会秩序，吸收唐朝文化来丰富发展自己国家，因此它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之多，仅次于新罗。

早在日本大化改新之前的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自唐归国的日本留学僧惠齐等上书朝廷说，在唐留学生均已学业成就，应予召回，并说：“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①朝廷接受这一建议，积极准备，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派出第一次遣唐使。此后到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日本承和五年）的二百零八年间，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又准备派遣唐使，出使的主要官员已经任命，而已被任命为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上书建议中止派遣，从此遂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至894年，二百六十四年问，除上述正式遣唐使十二次外，任命而未成行的三次，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的“送客唐使”，一次是迎遣唐使归日本的“迎人唐使”，故总计为十八次②。

遣唐使团组织完备，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正式外交官员）。使团成员除约占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知乘船事（船长）、造舶都匠（造船技术负责人）、译语（翻译）、主神（掌祭神者）、卜部（掌确定航行方位、测定风力者）、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史生（文书）、船师（航海长）、杂使（杂役）以及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其职务类别将近三十种。随行人员有长期在唐居留的留学生、留学僧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生、还学僧。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是二百多人，乘船二艘，从八世纪初开始，人数倍增，一般为四艘船，五六百人。717年派出的遣唐使为557人，733年派出的为594人，838年派出的为651人。其中有的船中途遇难，入唐的也只有少数的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遣唐使的航线从七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四十年间，采取北路，即由难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日本福冈）出发，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洛阳、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以后因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紧张，于是遣唐使船在七世纪七十年代到八世纪六十年代这一百年间，航线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际的东海上，靠岸困难，危险较大。北路和南岛路航行时间都需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遣唐使后期，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迳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航行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只需三天，但风涛之险与南岛路基本相同。

古代名画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对使团人员的选任，特别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使团四官的选任是非常谨慎的。例如正使除具外交才能外，还须有堂皇的仪表，优雅的风度，及关于中国的知识和礼仪方面的较深修养。如第三次遣唐押使高向玄理曾在隋留学三十五年，后来成了大化改新的最高政治顾问国博士。第十次遣唐副使吉备真备曾留唐十七年。此外任过正使的多治比广成好文学、诗歌；藤原常嗣游大学，能“史”“汉”，谙《文选》；未成行的副使小野篁文章无双，草隶兼精；录事山上忆良是著名的万叶歌人。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总之，参加遣唐使团的或博于经史，或长于文章，或精于书法，尽皆风度翩翩的饱学之士。就是下层的医师、工匠、乐师、水手等也都是本行业的佼佼者。

遣唐使在完成外交使命的同时，还担负着进行文化和贸易活动的任务，他们既是文化使者，又是国家商人。在文化上他们要进行考察、学习和引进，唐帝国则热情提供方便。如唐玄宗命朝衡陪同遣唐使参观府库藏书，又应遣唐使的要求，令四门助教赵玄默去鸿胪寺为其讲课“授经”。他们大量采购图书，吉士长丹等因从唐朝带回很多书籍和宝物而得到天皇赏赐③。使团中技术和艺术人才在唐期间也努力学习，准判官藤原贞敏善弹琵琶，人唐后拜琵琶名手刘二郎为师深造，并与刘二郎之女成亲，回日本后，贞敏出任雅乐助和扫部头，成为日皇宫廷音乐的负贡人。遣唐医师菅原棍成，在唐期间就教于名医，回国后任针博士，后来做了御医。其他木工、锻工、铸工等都是人唐参观学习该行业最新技艺的。至于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不少人后来在朝廷中任重要职务，由于他们能不同程度地接近朝廷政治中枢，便能将在唐朝期间学得的知识变通融会于日本各项制度和政治施策中去。总之，遣唐使在学习和引入唐文化方面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遣唐使同时也是贸易代表团，它把日本的大批“国信物”（对唐的赠品）船载以来，又把唐朝的大批“回赐”（对日本的答礼）船载以归，实质上承担了唐日之间产品交换的任务，遣唐使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绝等贵重礼品，1970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和同开弥”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唐政府回赠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保存的唐代珍贵文物中，有一部分就是遣唐史带回去的。这样的赠品和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为吸收中国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这些留学生若以学习方式和年限为准，可区分为一般留学生、请益生和还学生。请益生类似今之进修生或访问学者，在国内已有所长，入唐求教和深造。还学生亦如此，不过他们是与遣唐使同去同还。他们在史籍上留下姓名的计二十六人，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大部进太学学习。一般留学生学习年限较长，动辄十年二十年，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深厚友谊；有的参加唐朝科举考试“及第”而步入仕途。留学生在学习之余，还搜购中国典籍、书画、乐器、工艺品、文具、衣服甚至武器等，以便归国时带回。唐昭宗大顺二年（891），据藤原佐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日本保存的汉籍计分易、诗、乐……共四十家，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卷。这些汉籍大部分是遣唐使和留学生带回的。留学生回国后，由日本朝廷安排在教育、医药、刑律、艺术等不同部门工作，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学术和技术特长，在日本社会的进步和文化发展上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和日本人民群众一起，为这个原本落后的岛国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加强中日友好作出了历史贡献。著名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朝衡或晁衡，十七岁入唐，进国子监的太学学习，成绩优秀，通过唐朝的科举考试，踏上仕途，长期居留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左拾遗、左补阙、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卫尉卿兼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等职。天宝十一年（752）藤原清河出使长安，朝衡再一次提出回日申请（第一次提出在开元二十二年，未获许可），终于得到玄宗允许。他留恋自己生活多年的中国和中国友人，写下了“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的诗句。王维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

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在诗序中盛赞唐日友好并期待朝衡重返中国。但他乘的船只途中遇风暴，漂流到安南，人皆以为该船已失事，李白写了《哭晁卿衡》的动人诗句：“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④但经历千难万险，朝衡又回到长安，终老于唐。在他逝世一千二百多年后，中日两国人民分别在西安和奈良为他树立纪念碑，表彰他为中日友好所做的历史贡献。吉备真备二十二岁人唐，在中国留学十七年，研习经史、历算、阴阳、天文等学科，并携回大量中国书籍和器物。一行和尚所造的大衍历，在吉备真备带回不久即为日本所采用。他由留学生而任日本遣唐使节归国后官至左大臣，极力推广唐代文化，是早期中日交往中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遣唐留学僧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人。他们和留学生一样也分为一般留学僧、请益僧和还学僧。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了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回国时带回一百八十多部佛经。他除研究佛经外，广泛吸收中国文化，是成绩卓著的文学家、书法家和教育家。由其弟子编成的《性灵集》（十卷），收录了他的诗赋、表文、碑铭等支学作品，他给最澄的亲笔信被称为《风信帖》，被定为日本国宝。他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字有深刻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和圆仁留唐十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

如同阿倍仲麻吕等日本人在唐作官、从事文化和宗教活动一样，也有不少唐人在日本作官和从事文化、宗教活动。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前后共八次，每次常常数十人。使者完成使命后即应回国，但由于航行艰险，也有不少人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维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十八人。沈维岳被授从五位下，作了美作权椽，袁晋卿叙从五位上，作大学音博士，历任大学头、安房守等官职。这些唐人在介绍唐文化和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方面都有所贡献。

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本的，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最杰出贡献的是唐高僧鉴真。

鉴真（688—763）日本常称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其父以经商为生，笃信佛教，曾就扬州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学禅。家庭对鉴真影响极深，十四岁（一说十六岁）时随父入大云寺朝圣，见佛像而动心，请求出家，父奇其志而允许，遂就智满禅师剃发出家为沙弥（初出家的童僧），配住大云寺，鉴真是其法号。从此开始佛学研究生涯。十八岁受菩萨戒（表明已具备作为僧侣的基本条件），此后青年时期的鉴真曾巡游东都、长安，遍投名师，潜心钻研佛教经典。同时对佛教艺术、建筑、医学等苦心钻研，极富素养。二十一岁在长安受具足戒（受戒仪式完成即具备僧籍）。在两京六年切磋，使鉴真成为知识渊博的僧侣。开元元年（713），二十六岁的鉴真自两京回扬州，定居扬州大明寺（今扬州法静寺）。其后四十余年间，在江淮一带宣讲律藏，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先后达四万余人，其中著名僧侣有二百三十余人，江淮问尊鉴真为授戒大师。同时他主持修崇福寺、奉法寺等大殿，主持建筑寺院八十多处，并指导塑造、绘制大量佛像和壁画，抄写上千卷佛经，鉴真成为德高望重名扬四海的高僧。

当时，佛教在日本受到封建朝廷的推崇，颇为兴盛。但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受戒仪式受戒，一般都只受过菩萨戒或自誓戒，没有“三师七证”由十位僧侣证明一位僧侣僧籍的具足戒。很多人不经一定手续就“自度”、“私度”作了僧尼，不少农民逃入寺院，剃发为僧以求免税免租，使封建朝廷失掉纳租人；上层僧侣凭借朝廷威势，为所欲为，腐化堕落。因此建立严格的受戒制度，控制憎侣人数的盲目增多，使僧侣遵行应守的清规戒律，抑制违法行为，提高佛学修养，成为整顿日本僧侣制度的急务。

古代名画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天平五年），日僧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学习戒律，拜谒名僧，代表日本圣武天皇邀请高僧去日本传授戒律，天宝元年（742）冬，荣睿、普照至扬州大明寺，顶礼（五体投地用头去顶尊者的脚，以示尊敬）鉴真足下，具述来意曰：“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愿和上东游兴化。”⑤众弟子以日本太远，沧海茫茫，狂风巨浪，百无一至，咸表沉默。鉴真表示为兴佛法“何惜身命”?毅然应请，决心东渡，时年五十五岁。弟子祥彦、道杭、恩乇等二十一人愿同心随去。

鉴真、荣睿、普照、道杭等加紧准备远航用具、食品等，道杭曾是唐朝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的家僧，因请李林宗代办从扬州出发经潞至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朝圣证件，以便出海后直航日本。因唐代未经政府批准私人不能出国。至于航船，李林宗也写信给侄子扬州“仓曹”李凑，命其协助。筹备工作正顺利进行之时，天宝二年（743）四月突生意外。因道杭说：此去日本，为传戒法，需德高望重者，高丽僧如海少学，不宜同行!如海怒，至官府诬告道杭勾结海贼，正造船备粮，致使道杭、荣睿、普照等被捕，船只、干粮被没收。后虽获释但第一次东渡失败。

荣睿、普照获释后至大明寺准备再次东渡。鉴真以全部积蓄买军舟一只，雇水手十八名，备办海粮、佛经、袈裟，并招聘工匠八十五名。天宝二年（743）十二月，鉴真、荣睿、普照、思乇等一百余人，同驾一舟，举帆东下。由扬州出发，出大运河口入长江，至狼沟浦（今江苏太仓浏河口附近的狼港），遇风暴，浪击舟破，离船登上浅滩，潮水逆涌，水过腰深。时值隆冬，寒风刺骨，冷水浸身，艰辛备至。第二次东渡，未曾远航，即遭失败。

鉴真亲自组织指挥抢修船只，修复后，一行人重新登船，开始第三次东渡，出长江口直指日本，不幸到舟山海面船触暗礁，人虽上岸，但船沉海底，粮水俱尽。一百余人于荒凉小岛上在饥渴寒冷中度过三昼夜，后获救安置在朗州（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第三次东渡又遭失败。

第三次东渡失败后，鉴真等暂居明州阿育王寺，巡游附近诸州讲律授戒。越州僧知鉴真欲东渡，告州官曰：“日本僧荣睿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荣睿被捕人狱，病重始获释。鉴真以荣睿、普照为求佛法，历尽艰辛而终不退悔。钦佩其志向，故东渡弘法决心益坚。天宝三年（744）又准备第四次东渡，遣法进等到福州办粮买船，拟从福州登船，以避江淮一带官府耳目。鉴真率门徒祥彦、荣睿、普照、思乇等三十余人，辞别阿育王寺，开始巡礼佛迹，进入天台山。朝圣佛迹后，去福建途中，又生意外。鉴真在扬州的弟子灵祜向各寺僧侣说：“我大师和上，发愿向日本国，登山涉海，数年艰苦，沧溟万里，死生莫测，可共告官，遮令留住。”⑥出于对大师的爱护，众僧共同署名，向官府呈递阻止鉴真东渡请求书。江东道采访使下令追踪，到黄岩县禅林寺扣留鉴真一行。派兵防卫，送回扬州崇福寺。第四次东渡失败。鉴真呵责灵祜，灵祜日日忏悔，每夜一立至五更谢罪，连立六十天方得鉴真谅解。

天宝七载（748）春，荣睿、普照从同安郡（今安徽安庆）再来扬州崇福寺，鉴真虽已六十一高龄，但东渡壮志不减，决定即行造船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年所备。僧祥彦、荣睿、普照、思讬等一十四人同行，水手十八人，及其他相随者共35人。当年六月廿七日自崇福寺出发，出长江口，扬帆出海，开始第五次东渡。为等候顺风，在越州界三塔山（今定海海中的小洋山）停住一月。得好风，发至暑风山（当指舟山岛附近）停住一月。十月十六日，风起出发，突见东南海面出现一座岛山，至日中，岛山骤然消失，继而天色昏暗，阴云密布狂风突起，巨浪滔天。岛山实为积聚之蜃气，预兆飓风将临。鉴真一行，不识气象，继续航行，至风暴来临，已远离暑风山，无法返航。时风急浪峻，水黑如墨，船飘怒涛间，忽而被涌上高山，忽而被摔人深谷，人皆晕醉，船在大海上漂流，三日过蛇海，蛇长一丈余，小者五尺余，色暗有白斑，满泛海上。一日过飞鱼海，白色飞鱼，长一尺许，遮蔽海空。一日经飞鸟海，鸟大如人，飞集船上，船重欲沉，以手推之，鸟即衔手。船上淡水用尽，每餐由普照发每人生米少许，嚼米，喉干咽不下，吐不出，饮海水，即腹胀。众人干渴欲死。次日，酐南空中云来覆船上，落雨，人皆以碗盛水，饮之甘美，始解危难。次日又降雨，人皆饱足。如此海上漂流十四天，始在南海中一岛登陆，其地虽当冬十一月，仍鲜花竞艳，树实竹笋。经四经纪人引道，经三日到振州（今海南岛南端崖县）。此后在地方官迎接护送下，鉴真从海南经雷州半岛，绕广西、广东、江西而北返。天宝十载（751）返回扬州。第五次东渡又归失败。先后有三十六名中日人员牺牲。荣睿几经囚牢，又遇险漂流，积劳成疾，在端州（今广东高要）病逝。鉴真哀恸悲切，送丧而去⑦。北逗途中，普照见鉴真长年颠簸，体质日衰，不忍师父晚年再遭苦难，决定忍痛分离，去阿育王寺等待归国便船。鉴真执普照手，悲泣说：“为传戒律，发愿过海，不到日本国，壮志不息!”师生分手，无比感念。跟随鉴真多年的祥彦也不幸逝世。鉴真悲恸万分，抚遗体连呼“彦!彦!”由于长期艰辛熬煎，又频轻炎热，鉴真视力日减，虽经治疗，不见成效，终于双目失明。

经过十二年的努力，鉴真终于在天宝十二载（753）冬，以六十六岁的高龄率弟子二十多入搭乘日本遣唐使团的船东渡，同行弟子中包括尼三人和胡人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力、占婆人善所。鉴真所乘船于次年一月十七日（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到达萨摩国川边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县川边郡秋目浦），一个多月后在盛大隆重的欢迎下进入首都奈良，留居著名的东大寺。当年鉴真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为日本圣武上皇、皇太后和孝谦天皇授戒。日本僧人在称为“三师七证”的十位和尚参加下出家受戒，此为日本正规授戒之始。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成为日本律宗始祖。在他的亲自设计和领导下，奈良修建了唐招提寺。寺中金堂采用三层斗拱，房脊两端鸱尾高挺，整个建筑简朴优美，是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物，反映了当时唐朝建筑技术的最新成就，是研究唐代建筑最珍贵的“标本”建筑物之一。唐招提寺的佛像雕塑也是在鉴真主持指导下由他的弟子和日本匠师完成的。传播了唐朝雕塑艺术干漆夹聍法，鉴真的弟子塑造的鉴真干漆夹聍座像是十分杰出的艺术珍品。鉴真携带佛经八十四部共三百余卷，大批佛像、佛具，并凭他的精深学识对日本经疏的错误一一订正。鉴真虽双目失明，但凭手摸、鼻嗅、口尝鉴定了正仓院所藏草药。唐肃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日本天平宝字七年）鉴真圆寂，安葬于奈良唐招提寺，他被称为“日本文化的恩人”。他的干漆夹聍像一直安放于该寺，被定为日本“国宝”，一千二百余年来始终受到日本人民的景仰。1980年，日本送这座塑像短期来华，回故乡扬州探亲，又到北京巡展，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

通过以上交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发展到空前广泛深入的新阶段。先进的唐文化给日本文化以积极、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政治方面，贞观十九年（645），日本进行大化改新，长期留学中国的高向玄理和僧曼被任命为国博士，参议国家大事。他们参照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考隋唐律令，制订了《大宝律令》、《养老律令》。

二、教育方面，不少是照搬唐制，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寮，以后学制逐渐完备，设明经、纪传、明法、书、算等科，各科均设博士、助教进行讲授、教科书为中国儒家经典。由于日本的门阀政治，高官必出权门，因而并未原封不动地接受唐的科举制度。

三、语言文字方面，日本古代无文字，八世纪前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汉字标音的基础上，创造了两套“假名”（即字母），吉备真备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片假名”（“片”即“偏”），空海采用汉字草体全字造成“平假名”（“平”即“全”）。这些新体文字的发展，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汉文仍被尊重，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四、文学方面，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学被移植到日本并获得蓬勃发展，尤以唐诗影响最大，上至天皇下至一般贵族，皆以欣赏和写作汉诗为时尚。自居易诗尤为日人所喜爱。留学生晁衡、吉备真备、小野篁、橘逸势等对中国诗文都有很深的造诣。用汉文写成的《怀凤藻》、《凌云集》、《经国集》等文学著作不断出现。

五、艺术方面，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等也纷纷传入日本。日本吸取唐朝的乐制，并派留学生入唐学习唐乐。日本宫廷请唐乐师教授音乐，唐的乐书、乐器陆续传入日本。唐朝绘画给日本绘画影响极大，日画家摹绘唐人绘画的作品称为“唐绘”，日本高松壕古墓侍女群壁画与唐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侍女壁画十分相似。鉴真将王羲之父子真迹带到日本，引起日本学习书法的热潮，出现了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等所谓“能书三笔”。由于学习了唐工艺的先进技术和设计，日本许多手工艺品（家具、食器、文具、乐器等）甚至无法确定是唐制还是日制。

六、科学技术方面，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版印刷陆续传到日本。

七、生活习惯方面，唐人打马毬、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先后传入日本。茶叶传入日本，兴起喝茶之风。唐服传入日本，为日本人所喜爱，端午节，七月十五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亦由唐朝传入日本，中日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一斑。

注释①《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

②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写作十九次，是把667年日本派伊吉博德等送回唐驻百济镇将刘仁愿的使者法聪也算作一次。实际上这次仅为送客而且只到百济，并未入唐，以不计为宜。

③《日本书纪》白雉五年七月条。

④苍梧山亦名九疑山，在湖南省宁远县东南，虞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即此。

⑤［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40页。

⑥［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60页。

⑦［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