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唐控西域



唐控西域唐初西域处于西突厥控制之下，唐朝要战胜西突厥，解除西北边区的威胁，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必须取得西域，即所谓“断匈奴右臂”。贞观二年（628）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引起内乱，西域震动。

贞观四年（630）西突厥属地伊吾城（今新疆哈密）主举所属七城内附，并亲自入朝长安。唐太宗于其地置西伊州，作为经营西域的第一个据点。

第二步是灭高昌。隋唐之际，西域主要有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五个王国，天山以北是西突厥人生活地区。高昌国（今新疆鄯善、吐鲁番两县地）是中原王朝通向天山南北路的出口，古代中西交通的要道。国王麴氏原为兰州汉人，北魏景明元年（500）被推为王，故高昌在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模仿和学习中原王朝，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厥（其）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葡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叠（棉花），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有文字，知书计”①。人口三万七千余，有兵一万余人。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高昌王麴伯雅遣使人贡，贞观四年（630）高昌王麴文泰入朝长安，太宗对他赠赐甚厚。高昌除贡献拂蒜狗、玄狐裘等方物外，“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双方关系协洽。时西域通内地之碛路已于隋末闭塞，西域商贾皆道经高昌，贞观六年（632）焉耆王突骑支请复开碛路以便往来，太宗许之。高昌王麴文泰闻之大怒，遣兵大掠焉酋，与西突厥乙毗陆可汗结盟，共同“遏绝西域商贾”，阻隔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对途经高昌的西域入唐贡使，任意拘留，抢掠贡品。并侵扰唐的伊州，扣留逃出西突厥取道高昌南返的汉人，傲慢唐使，挑拨薛延陀与唐的关系。

贞观十三年（639），太宗征麴文泰入朝，文泰称疾不至，于是决定出兵平定高昌。“时公卿近臣，皆以行经沙碛，万里用兵，恐难得志，又界居绝域，纵得之，不可以守，竞以为谏”②。太宗力排众议，十二月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薛万均及契芯何力部步骑数万以击高昌。贞观十四年（640）麴文泰闻唐出兵，谓其国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得有隋之比。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三万以下吾力能制之。当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若顿兵城下，不过二十日，食尽必走，然后从而虏之。何足忧也!”但出其意料，唐军很快兵临碛口，麴文泰忧惧不知所为，随即惊吓发病而死，子麴智盛继位。时高昌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③八月唐军至田城（即田地城，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晓谕不下，攻半日而克，虏男女七千余口。大军直趋其都城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哈拉和卓堡西南），击败高昌军，直抵其城下。麴智盛力图固守，侯君集命填堑攻城，以撞车毁其城堞，炮车（《旧唐书·西戎传》作抛车，四轮，可抛石）抛石，飞石如雨，又作巢车，高十丈，可俯瞰城中。城中大惧。初，麴文泰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相约，有急相助，如唐兵至，“共为表里”。侯君集出兵，乙毗咄陆遣其叶护屯兵可汁浮图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声援高昌。及唐军至，可汗畏惧，西走千余里，叶护以城降唐。麴智盛援绝计穷，开门出降。侯君集分兵略地，全部收回三州五县二十二城，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

平定高昌以后，唐太宗欲将其地置为州县。魏征等认为若置为州县，则常需千人镇守，遣兵远戍，轮番更代，往来奔走，徒耗钱财，不能从中得“撮粟尺帛”之利。应援东突厥之例，抚其百姓，存其社稷，立其子孙，长为藩翰。太宗不从，以其地置西州（治所在高昌城），并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留兵镇守，以可汗浮图城置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侯君集虏高昌王及其群臣而还。“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④。

第三步是灭焉耆。焉耆国（国都在今新疆焉耆西南四十里城市附近）“东接高昌，西邻龟兹……典王姓龙氏，名突骑支，胜兵二千余人，常役属于西突厥。其地良沃，多葡萄，颇有鱼盐之利”⑤。有户四千余，从事农牧，贞观初年焉耆王突骑支曾遣使于唐，贡献方物，并获准开通大碛商路，因而遭高昌袭掠。侯君集进攻高昌时，焉耆请为声援，高昌灭后，唐太宗诏以高昌所掠焉耆七百人还焉耆王。高昌既灭，西突厥笼络焉耆，其大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突骑支女，与焉耆结为姻亲，互为唇齿，抗拒唐朝。贞观十八年（644）唐以安西都护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三千击焉耆。焉耆城四周环水，恃险而不设备，唐军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将士浮水而渡，至晓登城，俘其王突骑支，留王弟粟婆准摄国事而还。不久于其地置焉耆都督府。郭孝恪锁突骑支至洛阳，赦其罪，后太宗葬昭陵，刻突骑支石像列于陵前。

第四步是灭龟兹。龟兹国（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在焉耆之西，“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为业”，“学胡书及婆罗门书、算计之事，尤重佛法”，“有良马、封牛（一种高背的大牛），饶葡萄酒”。矿产丰富，是我国最早用煤冶铁的地区之一。

古代龙船唐高祖即位，龟兹遣使来朝，贞观四年（630）又遣使献马，太宗赠赐甚厚，自此每岁朝贡不绝。后臣服于西突厥，唐灭焉耆时，龟兹曾遣兵援焉耆王突骑支，至诃黎布失毕即位，断绝朝贡侵扰邻国，在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控制下，与唐为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十二月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行军大总管，契芯何力为副总管，与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唐兵及铁勒、突厥等兵合十余万击龟兹。贞观二十二年（648）九月，阿史那社尔率军先破西突厥处月、处密二部，十月，引兵自焉耆之西趋龟兹北境，五道进军。龟兹大震，守将多弃城逃走。龟兹王诃利布失毕与其相那利率兵五万拒战，大败，逐北八十里。布失毕走保都城，阿史那社尔攻克之，由安西都护郭孝恪驻守。布失毕轻骑西走，保拨换城（故址即今新疆阿克苏），社尔攻四十日，拔拨换城，擒布失毕。其相那利逃走，引西突厥兵反扑袭都城，郭孝恪守备不严，于激战中阵亡，唐军力战，那利兵败被俘。阿史那社尔乘胜连下五大城，遣使前往各城晓示祸福，“降者七十余城，宣谕威信，莫不欢服”⑥。唐灭龟兹，西域大震，各族首领纷纷摆脱西突厥的统治，服属于唐，贡使往还，通商不绝。于阗（在今新疆和田一带）王伏阁信闻阿史那社尔灭龟兹，遣使送骆驼三百峰以劳军。西突厥慑于唐军威力，亦“争馈驼马军粮”。阿史那社尔立龟兹王布失比之弟叶护为龟兹王，勒石记功而还。

唐政府为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管理，设置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个军镇，统属于安西都护府，称为“安西四镇”。高宗显庆三年（658）正月，龟兹大将羯猎颠，抗拒唐朝，遣杨胄率兵大破之，擒羯猎颠及其党与，尽诛之。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立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五月，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⑦。

高宗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陷龟兹拨换城，高宗下令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勘四镇⑧。

高宗调露元年（679），西突厥连合吐蕃侵逼安西，吏部侍郎裴行俭乘送波斯质子归国之便，途经西州，“召四镇诸胡酋长”⑨以畋猎为名倍道西进，猝至西突厥部落，擒其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而归，留副使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故址在前苏联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乃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元龟九六七）。此为四镇再置之颠未。与前异者用碎叶代焉耆”⑩。至此，碎叶始为四镇之一。高宗永隆元年（680）七月，吐蕃陷龟兹、疏勒等四镇，“会东突厥离唐独立，北方多难，无暇西顾，武后垂拱二年（686）又弃安西（全唐文一六五员半千文）。武后长寿元年（692），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命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率兵击吐番，大败之，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是为四镇之三置。是时四镇仍有碎叶而无焉耆。武后圣历二年（699），西突厥突骑施（突骑施为西突厥十箭之一）首领乌质勒移衙碎叶，其子娑葛继立，攻陷安西，四镇路绝。唐赦其罪，册为十四姓可汗，赐名守忠。守忠死，部将苏禄为酋长。玄宗开元七年（719），册拜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忠顺可汗“请居碎叶，因改以焉耆备四镇（新书二二一上），此为四镇最末次之改制”，已有焉耆而无碎叶。玄宗天宝元年（742）时，“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显然其时四镇仍有焉耆而无碎叶。

唐德宗贞元六年（790）时，安西北庭为吐蕃所隔，皆假道回鹘始能入奏长安。五月，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需索无厌，与西突厥别部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率二千人奔西州，为回鹘所杀。北庭既陷，安西路绝，莫知存亡，四镇遂废。

注释①②《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③《册府元龟》卷一○○○《外臣部》《灭亡》。

④《资殆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

⑤《旧唐书》卷一九八《焉耆国传》。

⑥《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资治通鉴》作七百余城，今从《新唐书》。

⑦《资治通鉴》唐高宗显庆三年。

⑧《资治通鉴》唐高宗成亨元年。

⑨《资治通鉴》唐高宗调露元年原注：四镇：龟兹、毗沙、焉耆、疏勒四都督府也。

⑩岑仲勉《隋唐史》上册254页，中华书局1982年新版。

《资治通鉴》唐则天后长寿元年。

逗涔仲勉《隋唐史》上册259页。

《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元年。

唐复辽东唐初，朝鲜半岛仍为高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北部为高丽，南部东为新罗，西为百济。三国皆遣使与唐往来，武德五年（622）唐高祖赐书高丽王高建武，使其遣还隋末战士流亡于高丽者；亦令各州县索流亡之高丽人，遣其归国。高丽遣还中国流亡人口近万人。武德七年（624），唐遣使册高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以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三国互相攻击，唐遣使谕止。时唐朝正巩固内部，无暇他顾，唐高祖无意用兵朝鲜半岛，故说：“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①贞观五年（631），唐太宗遣使去高丽，毁高丽用隋战亡士卒尸骸所筑的京观，收葬战亡骸骨并致祭奠。高丽惧，自扶余城（故址在今吉林四平）西南行至海修筑长城一千余里，以资防御。贞观十六年（642）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②杀高丽大臣百余人，又杀国王高建武，立建武弟之子高藏为王，自任莫离支（犹唐之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专擅国政。唐遣使册高丽主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贞观十七年（643）百济攻取新罗四十余城，又与高丽连兵，谋断绝新罗入朝之路。新罗遣使求援，唐太宗遣相里玄奖出使高丽，谕以各自收兵，勿攻新罗，否则唐将出兵攻讨。泉盖苏文却说：“高丽、新罗，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罗乘衅夺高丽五百里之地，城邑新罗皆据有之。自非反地还城，此兵恐未能已。”③玄奖说：“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辽东，战国燕置郡，辖境相当今辽宁大凌河以东，汉魏皆为郡县，十六国后燕末地入高勾丽，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④泉盖苏文不听，唐太宗闻之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⑤时唐已灭东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等亦相继内属，西突厥在西域势力也已大为衰落，西北边疆渐趋稳定，国内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唐太宗开始着手解决辽东问题，转而东向进攻高丽。泉盖苏文违命与新罗求援，使其获得出兵的时机与借口。贞观十八年（644），决定亲征高丽。群臣多上书劝阻，褚遂良建议派二、三猛将率兵四、五万，即可成事，不必亲征。太宗不听，并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⑥是年七月遣将作大匠阎立德等往洪州（治今江西南昌）、饶州（治今江西波阳）、江州（治今江西九江）造船四百艘，以供运输军粮。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转运粮饷，自河北诸州皆受其节度。命太仆少卿肖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作进攻辽东的准备。前宜州刺史郑元惠，已年老致仕，太宗以其曾从隋炀帝攻高丽，特召而问之。对日：“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简短数语，道出双方的长短和战争的前途。惜太宗对此未作认真考虑，只说是今非昔比，仍然大举出兵。十一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江淮等地劲旅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渡海趋平壤；以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及部分西北胡兵趋辽东，水陆两军并进合击。又令新罗、百济、奚、契丹配合唐军分路击高丽。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太宗亲率诸军自洛阳出发至前线督战。四月李世勣军渡辽水，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李世勣、李道宗攻克盖牟城（在辽东城，即今辽宁辽阳东北）⑦俘获两万余人，粮十余万石。以其地为盖州。五月，张亮率舟师拔卑沙城（在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获男女八千口，兵抵鸭绿水。唐水陆两军皆获战果。李世勣军至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下，高丽步骑四万救辽东，李世勣、李道宗，引兵大败之，斩首千余级。时太宗率兵渡辽水，撤桥以示决心。李世勣攻辽东城，昼夜不息，太宗引精兵与其会师城下，围城数百重，喊声震天地。唐军因风纵火。焚其城楼，火延城中。将士登城，守军力战不敌，辽东遂下。杀万余人，得降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继而进军自岩城（在今辽宁辽阳东北），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矢，太宗亲为吮血，将军契苾何力中槊，裹伤力战大破高丽兵。六月，白岩城降，得男女万余口，以其城为岩州。

六月，太宗自辽东出发，进军攻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高丽北部耨（nòu）萨（类都督）高延寿、高惠真率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直抵城东南八里，依山布阵长四十里。李道宗建议：高丽倾国来战，平壤守备必弱，愿率精兵五千，取平壤覆其根本，余众可不战而降。太宗未用其策，亲自指挥李世勣、长孙无忌等诸军鼓噪并进，奋击安市救兵。适雷电交作，薛仁贵著奇服，大呼陷阵，所向无敌。大军猛攻，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余级。高延寿、高惠真率余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太宗对二人说：“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至于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⑧是役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一万领，高丽举国震动。薛仁贵以功拜游击将军。太宗写信给太子和留守大臣高士廉等说：“朕为将如此，何如?”⑨太宗以安市城险兵精，守将善战能守，谓李世勣曰：“建安（在今辽宁营口东南）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⑩李世勣以为军粮皆在辽东，若越安市南攻建安，恐被截断粮道，遂先攻安市。七月，太宗徙营于安市城东岭，八月徙营于安市城南。高丽凭城坚守，人自为战，唐军久攻不下。九月，高延寿、高惠真献计先取乌骨城（在今辽宁丹东西北），其他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直取平壤。群臣亦皆赞同，独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必取万全之策，建安、新城高丽军犹有十万之众，若先攻乌骨，易致腹背受敌，不如先破安市，再古代皇帝取建安，然后长驱直人，始为万全之策。诸军继续猛攻安市，李道宗督众于城东南筑土山，高出城墙数丈，俯视城中。高丽兵出城夺据土山，唐军攻之不能下，李道宗伤足。太宗以辽东气候早寒，草枯水冻，且粮食将尽，大军难于久留，九月下诏班师，渡辽水。十月太宗人临渝关（故址即今河北秦皇岛市东山海关），十一月至幽州。是役计拔玄菟、盖牟、辽东、白岩、卑沙等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人人内地，斩首四万级，战士死者近两千人，战马死者十七八。太宗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并对薛仁贵说：“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太宗始还长安。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泉盖苏文虽遣使谢罪，但仍侵攻新罗不止。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将再攻高丽，朝臣建议：高丽善守城，短期难于攻破，不如派遣偏师，轮番攻扰，使其民不得耕种，数年之间，千里萧条人心不固，鸭绿江以北可不战而得。太宗用其议，三月以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万余人，泛海攻高丽。以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三千人与营州都督兵自陆路攻扰。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见高丽困弊，准备明年发大军三十万一举灭高丽。有人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陆路难于运载，必由水运。剑南道（治所在今四川成都）百姓富庶，应令其造舟舰。于是太宗派人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长百尺，宽五十尺。剑南道所属雅、邛、眉三州僚人苦于造船之役，群起反抗，遣张士贵、梁建方率兵二万前往镇压。蜀人苦于造舰之役请纳船庸（一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雇潭州人造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死，战事暂时停止。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攻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遣使求援，高宗遣程名振、苏定方等发兵攻高丽，杀获千余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显庆五年（660）百济得高丽支援屡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上表求救。三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军十万渡海攻百济；以金春秋为蜗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兵配合作战。八月苏定方破百济兵于熊津江口，杀数千人，余皆溃走，唐军水陆并进，直指其都城。百济倾国来战，又大败，死万余人，百济王扶余义慈及太子扶余隆逃至北部边境。苏定方围其都城，国王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率众固守。太子隆之子逾城投降，百姓皆从之，扶余泰不能禁，唐军登城，扶余泰开城请降，国王、太子及诸城主皆降。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分统其原有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留刘仁愿等驻守百济，苏定方等转攻高丽。龙朔元年（661）百济人起兵抗唐，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收复大部国土，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守熊津城。龙朔二年（662）苏定方久围平壤不下，解围班师，高宗以“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令刘仁愿、刘仁轨撤往新罗。刘仁轨以为欲灭高丽，必先诛百济以牵制敌军。今平壤既解围班师，熊津又守兵尽撤，百济余烬复燃，高丽何时可灭?刘仁愿、刘仁轨守熊津城不走。龙朔三年（663）高宗遣孙仁师率兵渡海助之。百济王扶余丰引倭国救兵以拒唐军，孙仁师与刘仁愿、刘仁轨合军，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四捷，焚倭船四百艘，烟焰冲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逃奔高丽，王子等率众降。唐军占领百济全境。联合新罗威胁高丽南方，高丽处于腹背受敌之困境。

乾封元年（666）五月，高丽泉盖苏文死，长子泉男生代为莫离之，其弟泉男建、泉男产起而争权。男建自为莫离之，发兵讨男生，男生遣其子献诚到唐求救。六月以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庞同善、高侃为行军总管，率兵攻高丽，使泉献诚为响导。泉男生率众与庞同善会合。十二月以李陋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庞同善、契苾何力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水陆诸军总管统归李勣指挥，河北诸州租赋悉送辽东供军用。乾封二年（667）九月，李勣军攻克新城，泉男建遣兵袭唐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破之。高侃进军金山，接战失利，高丽乘胜追击，薛仁贵引兵大破之，斩首五万余级，连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会师。总章元年（668）二月，薛仁贵率三千人攻扶余城，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克扶余城。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降服。九月李勣会诸道军进至鸭绿江，大破高丽守军追奔二百余里，沿途诸城相继逃遁或投降。契苾何力引兵先至平壤城下，李勣大军继至，围平壤月余。高丽王高藏遣泉男产率诸首领九十八人降。泉男建继续抗拒，出战屡败，唐军登城，泉男建自刺不死被擒，高丽全境皆平。计五部，八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以其有功酋帅为都督、刺史、县令。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统兵二万驻守。

总章二年（669），高丽民众起兵反唐，令迁高丽民三万八千二百户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地，留贫弱者使守安东。咸亨元年（670），高丽酋长剑牟岑立高藏外孙安舜为主起兵反唐。以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之，安舜奔新罗，此后高侃、李谨行不断用兵高丽。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逃亡民众，又占据百济故地，领导朝鲜半岛人民反抗唐朝。上元元年（674）以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李谨行副之，发兵攻新罗，新罗乃遣使入贡。仪凤元年（676）迁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迁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仪凤二年（677）以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以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遣归安辑百济余众。皆由安东都护府统率。高藏谋叛召还，扶余降不敢归故地，高丽、百济遂亡，新罗逐步统一朝鲜半岛。开元二十三年（735）新罗遣使于唐，唐赐以高丽膹水（今大同江）以南地。唐末五代初，朝鲜半岛再分裂为新罗、高丽、后百济，五代后唐时，高丽并新罗灭后百济，统一朝鲜半岛。

注释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②姓泉名盖苏文。旧传作“西部大人”。今从《实条》。

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④⑤《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

⑥《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

⑦据《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胡注及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50—51页。

另一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350页作今辽宁盖平县，《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244页作今辽宁盖县，并注明辖境相当今辽宁盖县、庄河县、岫岩县及营口市部分地区。这样盖牟城不仅跑到了辽东城西南，而且也跑到了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西南。已达渤海沿岸。李世勣军于645年四月戊戌自通定镇（在今沈阳西北辽河西岸）渡辽水，副大总管李道宗兵逼新城（今沈阳东北），他们活动于辽东城东北。四月壬子李世勣、李道宗攻盖牟城。在渡辽水后十三天，即越过辽东城、安市城南下至今营口一带去攻盖牟城，无可能也无必要，后说当误。

⑧⑨⑩《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

⑩《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资治通鉴》唐高宗龙朔二年。

诸城位置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50、5l页。

唐代“职官未实授之时、则上冠‘试’、‘摄’、‘权’、‘判’或‘检校，等字样以示别……中唐后，‘检校’犹之虚衔，用法与初唐不同。”（岑伸勉《隋唐史》下册557页）例如《资治通鉴》6323—6338页载：661年三月“诏起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因功于663年9月“加仁轨六阶正除带方州刺史”。实施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均田制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北齐、北周沿袭采用，隋更将其推广至江南地区，经历各朝的发展变化，集中表现于唐朝。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颁布新令，继续均田①。“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间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查焉。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四十亩（《通典》作三十顷）。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即一夫受露田八十亩，一妇受四十亩，奴婢受田数与良人同。奴婢受田者亲王限三百人，逐品递减，八品以下至庶人限六十人。丁牛即壮牛一头受田六十亩，牛数不得多于四头。又每丁受永业田二十亩种桑或麻。齐制奴婢不受永业田），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六品二顷五十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②。

农民受田，一夫一妇合计为一百四十亩。其中露田，计口分配以种植谷物，必须还受，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永业田，分给男子以种植桑麻树木，作为世业可传于子孙，不在还受之限，相当于北魏的桑田、北齐的桑田或麻田。按北魏桑田得买卖有余或不足部分。永业田在一定限度内可以买卖。当然，法令规定的农民受田数额，只是受田的最高数额，实际受田都不足。

官吏受田除永业田及其所拥有的奴婢受田外，另有职分田也称“职田”，以其田租收入作为官吏俸禄的一部分。还有公廨田，始于开皇十四年（594），时“台、省、府、寺及诸州皆置公廨钱，收息取给”③。工部尚书苏孝慈以为官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④。拟以公廨田所收地租充作官署办公经费以代替公廨钱的放债扰民。职分田、公廨田只充作在职时的俸禄和办公经费，要更代相付，不准买卖。

按上述规定隋代官吏受田最多的如亲王，计永业田一百顷，职分田五顷，奴婢三百人假定男女各半可受田一百八十顷，合计二百八十五顷，相当于一对普通农民夫妇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二百倍。此外，皇帝还常将大量田宅赐予官僚贵族，官僚贵族并进而掠夺农民的耕地。如隋文帝因杨素平陈有功，“拜（杨）素子玄奖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公田百顷，宅一区。……（开皇末年），并赐（杨素）田三十顷，绢万段……索（贪）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⑤。正因官僚地主占地过多并继续掠夺农民的耕地，而封建政府的屯田和营田又占去大量土地，并不是把所有的官田荒地都用以均田进行还受分配，故农民受田不足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开皇十二年（592），因天下户口日增，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地区地少人多，衣食不给，“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⑥。均田制施行得很不彻底，但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兼并和豪族势力的发展。如大贵族宇文述掠夺民田，李圆通“判字文述田以还民”⑦。杨索的田宅多在华阴，左右放纵不法，华州长史荣毗“以法绳之，无所宽贷”⑧。对农民按口受田，狭乡分田虽少，但亦聊胜于无。隋文帝时经济繁荣，均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诏天下均田，均田情形史籍无载，诏书恐是一纸空文。

唐朝建立之初，承隋末大乱之后，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灾荒遍地，农业凋残。贞观六年（632）魏征谏阻太宗东封泰山时说：“……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⑨就是到高宗显庆二年（657），许州（今河南许昌）、汝州（今河南临汝）一带，还是“田地极宽，百姓太少”⑩。为安辑流亡，重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巩固封建统治，武德七年（624）四月，沿袭魏、齐、周、隋的均田制，加以修改，颁行了均田令。开元时，再次修改均田令，重予颁行。唐代均田制主要内容如下：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造户籍时，里正责成户主呈送“手实”，报告本户人口、年龄和土地亩数，并保证没有隐漏。计账是依据户籍等编造的，向尚书省报告州县户口及来年要征的课役；征税数目，皆需“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引者注）

古代战争“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原注：中男年十八以上者，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田分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凡官户（据《唐六典》六都官郎中员郎条：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又称官户，再定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引者注）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以上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其口分、永业不与焉（原注：若京城及州县郭下园宅，不在此例）。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毕十二月。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

“凡官人受永业田。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二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二品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十一顷（《通典》作十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五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一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原注：其地并于宽乡请授，亦任隔越请射莅帅，皆许传之子孙，不在此收授之限。若未请授而身亡者，子孙不合追请。若袭爵者，祖、父未请地，其子孙减初受封者之半。按《通典》尚有‘其六品以下永业，即听本乡取还公田充，愿于宽乡取者亦听’，则六品以下官，悉有永业田）”。另外，中央和地方官吏还有职分田，以其地租作为俸禄的补充，一品官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各级官府还有公廨田，以其地租作为办公费用。中央官署最高二十六顷，最低二顷；地方官署最高四十顷，最低一顷。“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所受者，一减宽乡口分之半。其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

“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

“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田（原注云：卖充住宅、邸店、碾铠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其卖者，不得更请”。

“其赐田欲卖者，亦不在禁限。其五品以上，若勋官永业田，亦并听卖”。

唐代均田办法与前代相比，重要变化如下：

一、受田对象不同。寡妻妾以外的一般妇人、官户以外的一般奴婢和牛不再受田，而增加了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等新的受田对象。这些变化是由于隋末农民役，减凋绢一匹为二丈”。开皇十年（590）“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以上是隋炀帝横征暴敛破坏课役法之前，隋代租调力役制的主要内容。

唐初承袭隋的租调力役制，发展成租庸调法。《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说：“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绝各二丈（据《唐律疏议》二及《陆宣公集》二二为岁输绫或绢或绝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据《唐律疏议》引赋役令及《陆宣公集》二二作布加四分之一，应从后者，输绫绢绝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原注：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原注：布加五分之一。按《通典》卷六说：“布则三尺七寸五分。”折算亦应为布加四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原注：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

“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凡丁新附于籍账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免”。“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原注：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王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老行闻于乡间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

唐代上述赋役办法，唐人陆贽说它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故称为租庸调法。第四项杂徭亦称色役，名目很多，如守陵墓人、营墓夫、类似近世胥役的防閤、白直等，不是唐代赋役的重要部分。四项之外还有杂征，如按户等高下所征收的户税。武德年间按资产多少，分户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后不断加税，大历四年，（769）上上户四千，以下每等减五百，至下下户为五百。另外还有按亩征税的地税。贞观初戴胄建议按隋义仓办法，王公以下每亩交税二升，贮备凶年，不得杂用，后以国用不继，挪借他用了。

“租庸调之制，以人丁为本”，即以丁为征收单位。从均田制的每丁给田一顷出发，只问丁身，不问财产，规定每丁应纳田租、户调和役庸。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受田后，纳租调并服役，成丁后服兵役。

隋朝的“免役收庸”或“输庸停防”只限于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唐朝把“输庸代役”制度化，适用于一般力役。如纳绢六丈或布七丈五尺，即可代替全年二十天的力役，加上服役往返时间，用来从事自己耕地的经营，必然会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徭役征调局部转向实物征敛，避免劳动力与土地脱离，对农业劳动力的相对稳定，对生产力的发展，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注释①《册府元龟》卷四八七《赋税》：“（开皇）二年，颁新令。”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作“公元581年（开皇元年）”，今取前者。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

④《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⑤《隋书》卷四八《杨素侍》。

⑥《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二年。

⑦《隋书》卷六四《李圆通传》。

⑧《隋书》卷六六《荣毗传》。

⑨《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六年。

⑩《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关于六品以下官员永业田，汪锾《隋唐史论稿》50页、55页有如下论述可参阅：“至于六品以下的官员，则从唐田令和唐律疏议来看，他们的应受田是和一般人同样的”。“唐制六品以下的职事、散官，虽无官人永业田，却可以通过叙勋或赐勋得受勋田。“《新唐书》五五《食货志》有‘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的记录，与《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等较为原始的资料俱不合，不知其所据。今不取”。

《通典》卷三五《职官职田公廨田》。

《通典》卷二《食货典》《田制》下。

《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上。

《册府元龟》卷一。五《惠民》。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隋书》卷二《高祖纪》下作“人年五十，免役收庸”。

隋制丁男一床，桑土调绢绝一匹（四丈）或麻土布一端（五丈）。开皇三年（583）正月减调绢一匹为二丈，正好减半；布一端亦当减为二丈五尺，虽史文漏载，但以理推之，布一端不应减为二丈四尺，《唐律疏议》作“布加四分之一”为是。

陆贽《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