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重构——李锜叛乱与动乱期的终结

在标志帝国对藩政策由德宗的贞元模式向宪宗元和模式转向的政治举措中，元和二年（807）宪宗讨伐宗室李锜——这位韩滉后任镇海军节度使的战事，尽管不是唯一，但也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一次政治事件。有关这次事件的意义，陆扬先生于十多年前发表的《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文已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作者通过在特定的时空界限内理解藩镇与中央的关系，对李锜何以会叛乱，以及叛乱的性质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颇有启发性。不过由于作者主要致力于探讨藩镇与中央的关系，因而对藩镇内部的军事构造与权力网络则着墨不多。本节的目的则是希望在前辈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李锜事件中镇海军各军事集团的构成，以及它们各自与节度使李锜的关系，希望透过对藩镇内部权力组织的考察来解答李锜叛乱何以会失败，尤其是如此迅速彻底地失败这一问题。我们的研究将指出，对于江淮而言，李锜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标志着帝国的对藩政策即将发生大的转向，而且，它同样标志着一种旧有的藩镇内部构造即将成为过去时。至于取代它的会是何种新兴结构，我将在结束李锜事件的讨论后再予以解答。

一、李锜谋叛与三朝政局的变迁

有关李锜，史书称其出身于宗室之家，其祖父淮安王神通与父国贞（即李若幽）都是唐王朝的功臣。李锜以父荫起家，贞元中累至富庶的湖、杭二州刺史。史载其多以宝货贿赂当时的朝廷显贵李齐运，于是在德宗贞元十五年（799）二月，前浙西观察使兼诸道盐铁转运使李若初卒于任后，当时已任常州刺史的李锜便升任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从而成为德宗时期最后一位浙西藩帅。

据载李锜上任后，“持积财进奉，以结恩泽，德宗甚宠之”，又“恃恩骜横，天下攉酒漕运，锜得专之，故朝廷用事臣，锜以利交，余皆干没于私，国计日耗”。时浙西有布衣崔善贞“诣阙上封，论锜罪状，而德宗械送赐锜，锜遂坑杀善贞”。李锜在浙西的所作所为，虽然为“天下切齿”，但由于得到德宗的姑纵，非但没有受到惩治，反而助长了他无所畏惮、试图自立的野心。史称为“图久安计”，李锜“乃增置兵额”。本来，观察使的军队不仅人数有限，其兵额原则上也应由中央规定，因此李锜的益兵之举便自然是在德宗的姑息下进行的。据称：

（李锜）选善射者为一屯，号“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号“蕃落健儿”，皆锜腹心，禀给十倍，使号锜为假父，故乐为其用。

挽硬也称“挽强”，是拉硬弓的意思。蕃落则是从流配江南的胡、奚等少数族中选拔出来的兵士。显然，这些人并不是“官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还不能属于“增置兵额”的范畴。至于他们的来源，当然绝非良家子弟，恐怕正如后来李吉甫向宪宗所说的“乃亡命群盗”耳。但无疑，这些亡命之徒都是李锜所欲倚重的兵卒，其待遇也是一般兵士的十倍，其中也有结为义父子关系、号锜为假父的，可见他们都是李锜的私兵。李锜的扩军，应该还有增募官健或团结兵之举，但“挽硬”与“蕃落”这两支私兵对李锜来说显然是最重要的。

德宗死后，病入膏肓的顺宗即位，严重的中枢斗争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朝廷还无暇顾及藩镇。不过朝政的变革毕竟还是对远在浙西的李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执政的王叔文将李锜的盐铁转运一务收归中央，曾经有不少为王叔文集团平反的学者认为这是当时“外制藩镇”的一项重要措施，其实不然。韩愈在《顺宗实录》中曾记载道：

（永贞元年三月）景（丙）戌，诏曰：“检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检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盐铁使。以浙西观察李锜为浙西节度检校刑部尚书。”……制曰：“……起居舍人王叔文……可度支盐铁副使，依前翰林学士本官赐如故。”初，叔文既专内外之政，与其党谋曰：“判度支则国赋在手，可以厚结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权。”骤使重职，人心不服。借杜佑雅有会计之名，位重而务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为副以专之。

可见王叔文罢除李锜盐铁转运使一职，实是为了自身掌权的需要。因此为了安抚李锜，在罢去其盐铁之务的同时，又不得不给予其节度之号以示平衡。于是在时隔十八年之后，浙西又重新恢复了立节建军的情况。史载：“锜虽罢其利权，且得节度，反状未发。”朝廷既然授李锜以旌节，重建镇海军，那么军队的扩容也就理所当然了，所以后来宪宗在《讨李锜诏》中说到“授以师旅，用之以乱常”就是指此。

永贞元年（805）八月，顺宗内禅于太子李纯，是为宪宗。宪宗的即位，也就预示着新的政治规则的全面登场。当月，初登大位的宪宗即遣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其诏书中云：

顷年以江淮租赋，爰及榷税，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皇君临之初，务从省便，遂令使府，归在中朝。或恐巡院既多，职因交替，新制未立，旧纲已紊。

因此潘孟阳此行的“首要使命就是调查顺宗时将盐铁使权收归中朝后在江淮的工作交接情形。李权力之所及都应是潘孟阳此行巡视的对象”。虽然潘孟阳的巡视工作颇不称职，史称其“专事游宴，从仆三百人，多纳贿赂”，于是宪宗在元和元年（806）三月罢除了潘的度支、盐铁转运副使一职，“但朝廷的控制江淮财政的方针已开始落实为具体步骤，这对李锜无疑是个警讯”。

同年四月，盐铁转运使杜佑也向宪宗提出了解职之请，仍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自代。而此时，曾被王叔文罢去该职的李锜也在积极采取行动，图谋重新获得该职。史载其“厚赂贵幸，请用韩滉故事领盐铁，又求宣、歙”。李锜搬出了其前任韩滉的故事，让宪宗一时也无法决断，于是便向谋臣李吉甫请教。而李很果断地告诉宪宗：

昔（西川）韦皋蓄财多，故刘辟因以构乱。李锜不臣有萌，若益以盐铁之饶、采石之险，是趣其反也。

宪宗悟，乃以李巽为盐铁使。另一方面，李锜要求担任宣歙观察使的请求也遭到了拒绝。按宣、歙二州是当时有名的殷阜之地、赋税重州。且宣州驻有采石军，是“山河地襟带，军镇国藩维”的军事重地。所谓“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军事地位并不逊于润州。身为浙西节度使的李锜在此时忽然兴起求领宣、歙的企图，或许与此时外界的形势对他已越来越不利有关。

永贞元年十二月，中央曾以刑部郎中杜兼为苏州刺史，据杜兼的墓志记载，杜兼曾任濠州刺史，因在贞元十六年（800）徐州军乱中防淮有功，入为刑部郎中，此时以能官拜苏州刺史。据称：

（杜兼）即辞行，上书曰：“李锜且反，必且奏族臣。”上（指宪宗）固爱其才，书奏，即除吏部郎中，遂为给事中，出为商州刺史、金商防御使。

而在李锜的幕僚中，也早有人对其在浙西的种种行径表示不满。李翱《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记载卢坦的事迹称：

王纬观察浙西，兼盐铁使，请坦为转运判官。及李锜代，请如初，转殿中侍御史。锜所行多不循法，坦每争之，词深切，听者皆为之惧。累求去不得，凡在锜府七年，官不改。锜恶状滋大，坦虑及难，又非可以力争，遂与裴度、李约、李棱继以罢去。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幕僚中的不少人随后进入了中央，于是李锜在浙西的种种恶行因这批人的入朝而为中央所知晓便不难理解。此时身处浙西的李锜对这些不利于他的言论想必也已有所耳闻，因此想乘新主即位之机主动提出奏请，力图改变当下不太乐观的现状。但李毕竟也不愿放弃在江南的既得利益，于是提出了换任至宣歙担任藩帅的请求。宣歙的军事、经济地位并不逊于浙西，因此对李来说，如果宪宗答应了他的要求，倒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反而显示了中央的缺乏威信。而且如果能一并获得盐铁使的职位，昔日的权势显然又近在眼前了。

但李锜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打错了，宪宗并没有接受他的请求，因为在对待藩镇的问题上，宪宗与他祖父德宗的行事显然截然不同。宪宗即位伊始，就立即表现出对藩镇的强硬态度。元和元年正月，不满刘辟求领三川的宪宗出兵东川，开始了征讨刘辟的军事行动，并于当年九月取得了平定西川的胜利。同年三月，宪宗还成功平定了夏绥杨惠琳的叛乱。夏、蜀两镇的平定，极大地提高了中央的威信，于是“藩镇惕息，多求入朝”，“锜不自安，亦三请觐”。李锜当时故作姿态，试探中央，也拟请入朝，史载：

初，浙西节度李锜请入觐，乃拜为右仆射，令入朝，既而又称疾，请至岁暮。上问宰臣，郑请如锜奏，（武）元衡曰：“不可。且锜自请入朝，诏既许之，即又称疾，是可否在锜。今陛下新临大宝，天下属耳目，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则威令从兹去矣。”上以为然，遽追之。

（而此时，已任宰臣的李吉甫亦）度李锜必反，劝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啖权贵，至为锜游说者。吉甫曰：“锜，庸材，而所蓄乃亡命群盗，非有斗志，讨之必克。”帝意决。

可见李锜虽多结交朝中用事之臣，但却丝毫未得到强硬派宰臣武元衡、李吉甫等人的好感，后者更是一如既往地劝说宪宗讨伐这些不臣的藩镇。元和二年六月十九日，中央诏“停润州丹阳军额”，九月二十五日“诏征锜为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向李锜发出了最后通牒。面对宪宗君臣如此强硬的态度，李锜计蹙而反，终于拉开了他反叛中央的军事帷幕。

二、李 叛乱中的浙西军队

有关李锜叛乱之初的情况，史料这样记载：

锜署判官王澹为留后。锜无入朝意，称疾迁延不即行。澹及中使数趣之，锜不悦，乘澹视事有所变更者，讽亲兵图澹。因给冬服，锜坐幄中，以挽硬、蕃落自卫，澹与中使入谒，既出，众持刃谩骂，杀澹食之。监军使遣牙将赵琦慰谕，又食之。以兵注中使颈，锜阳惊扈解，乃囚别馆。

李锜署判官王澹为留后本就是不情愿之举，所以当“王澹既掌留务，于军府颇有制置”时，“锜益不平，密谕亲兵使杀之”。从其“密谕”之举来看，李锜应也深知，明目张胆地诛杀其时已掌留务并获中使支持的判官，无论就道义还是体制而言，均有难自解说的地方，遂特意部署其亲兵于“给冬服”之际伺机发难。冬衣的颁发本是直接关系到当镇官健生计利益的举措，故借此机会寻找缘由诛杀王澹，并得借士卒之请实现自己不愿入朝的企图，显然就是李锜“迁延不即行”的绝好理由。而此事中直接发难的“亲兵”固然可能是李锜的亲信士卒，但既然事涉生计利益，李锜此举应也得到过润州城内其他一些官健的支持。

叛乱被挑起后，李锜对其属下的浙西军队作了一系列周密的安排。史载：

蕃落兵，薛颉主之；挽硬兵，李钧主之。又以公孙玠、韩运分总余军……属别将庾伯良兵三千筑石头城，谋据江左。

蕃落兵和挽硬兵是李锜的心腹，此时他们无疑追随主帅李锜坐镇润州。公孙玠、韩运分总的余军，应当是润州当时的“余军”，在亲疏关系上，他们应不及蕃落兵与挽硬兵，至于是李锜额外增设的私兵，还是属于镇海军等的官健，不敢断下结论。另外，李锜遣别将庾伯良领兵三千修筑石头城，同样也是为了加强治所一带的城防设施。总之，李锜对于治所方面的军事安排颇为周全，其主要目的应该是加强对自身及治所润州的保护。

再来看李锜对支州的安排，史载其“室五剑，授管内镇将，令杀五州刺史”。《资治通鉴》的记载则更为详细：

先是，锜选腹心五人为所部五州镇将，姚志安处苏州，李深处常州，赵惟忠处湖州，丘自昌处杭州，高肃处睦州，各有兵数千，伺察刺史动静。至是，锜各使杀其刺史。

姚志安等将领虽分处浙西管内五州，却并不隶属于当州刺史，而是由节度使李锜委派赴职，其掌管当地军事大权，俨然已成为当州的实权人物。至于由朝廷委派的刺史，主要是文职官员，他们对中央负责，所以李锜会在叛乱伊始就令镇将诛杀五州刺史。况且这些将校“在锜镇实多年，交有素”，可以说是李锜长期培植的将领。

而在拉拢镇内大将的同时，李锜对待支州刺史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其“视部中良守不为己用者，诬陷去之”。元和元年担任睦州刺史的李幼清就为李锜所诬而得罪遭贬。史称其获罪时，“天子使御史按问，馆于睦。自门及堂，皆其（指李锜）私卒为卫。天子之卫不得摇手，辞卒致具”，可见李锜对镇内属州军事部署之严、亲信之众。前京兆尹韩皋自贬所量移杭州刺史，也与李锜不协，其于顺宗即位时被征召入京为尚书右丞，后出为鄂岳观察使，依旧为李锜所恶。另据史载，在李锜叛乱时浙西属州的这些刺史就任的时间均不早于永贞元年，而苏州刺史李素的赴任更是距李锜叛乱仅有十二天。这些刺史上任未久即遭李锜叛乱，不仅陷于“刺史不得隶兵马”的尴尬境地，恐怕一时连当州的军事情况都还来不及了解清楚。

因此在叛乱发生时，刺史在州郡所掌握的军队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镇将所领之兵相比。史称：

（及难作，）常州刺史颜防用客李云计，矫制称招讨副使，斩李深，传檄苏、杭、湖、睦，请同进讨。

但后来牛僧孺在记述当时的情形时却说：“颜防用李云驱市人举当，一战败走。”颜防的情况或许还并不十分清晰，但苏州方面的状况则确实极不乐观，史称：

（苏州刺史李素）为姚志安所败，生致于锜，具桎梏钉于船舷，未及京口，会锜败，得免。

又韩愈所作李素墓志亦载：“公将左右与贼战州门，不胜，贼呼入。”在“苏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战败，或被拘执”的情况下，唯湖州刺史辛秘组织起了有效的抵抗，牛僧孺在辛秘神道碑中记载：

唯公以儒雅，贼未急迫。公乃夜起，抚左右曰：“使若等有父母妻子成其家，皆天子恩也。若能随李锜为贼乎？”左右皆泣曰：“唯公命。”乃开罗城门，收湖下子弟，得人数百，公亲以衣衣之，以食食之。烝里掩出，劘垒始呼，大战川东，斩将屠营，值旦悉先歼。

牛僧孺的记述也许有所夸大，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叛乱发生后，无论是湖州刺史辛秘、常州刺史颜防，还是苏州刺史李素，史料均记载他们有“募乡闾子弟”，或是“驱市人”、“殴白徒”作战的举动。也就是说，这些刺史在当时所能统率的官健极少，所以才有临时驱募乡闾子弟或市人之举。而这些数量有限的非职业兵士显然无法与李锜以“高职重贿钩其胆”的“心腹将率壮士”对抗。湖州刺史辛秘之所以能取胜，或如其传中所言“秘以儒者，贼易之”，故赵惟忠所领之兵“未及至”，给了辛秘招募士卒的机会。或其所征虽为乡人，但很可能为团结兵一类受过训练的乡兵，亦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如《册府元龟》所载：

秘密遣牙门将丘知二勒兵数百人，候贼将动，逆战大破之。知二中流矢坠马，起而复战，斩其将，焚其营，一州遂安。

此处之“数百人”可能正为辛秘所募之士。且因提前有所安排与埋伏，并依靠丘知二这样的职业牙校奋力作战，才最终取得胜利。

由此可知，由于李锜早已委派心腹将校镇守五州，他们应李锜而反叛，便形成了与当州刺史的对峙。在两者的对抗中，虽然常、湖二州叛将蹙败，湖州的叛乱军队还立刻被刺史辛秘所击溃，但这并不表示李锜在支州的军事行动全盘皆输。事实上，李锜在支州的军事行动仍然是较占优势的，尤其在兵力方面。因此，若仅靠刺史的有限军队和募兵，是绝不足以抵抗、更不可能粉碎李锜的叛乱的。

李锜叛乱后，除了属别将庾伯良领兵三千修筑石头城、令五州镇将诛杀刺史外，另一项重要的军事举措就是出兵宣歙池。史称：

初，锜以宣州富饶，遣四院随身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领兵三千分下宣、歙、池。

宣歙地区的重要性前文已有论述，因此李锜对于出兵该地可能事先有所计划。而他所委派的张子良等人亦非泛泛之辈。此三人中，尤以张子良地位最著、职权最重，而且关于他的事迹史料也有记载（李、田二人由于史料缺乏，对他们的具体情况已无从考知），因此不妨重点来谈一下张子良这个人物。关于张子良在浙西担任的具体职务，各史料记载不尽相同，以表8示之：

表8　张子良所任军职名称表

??所任军职名称??	??史料出处??
??镇海军左厢兵马使??	??《全唐文》卷62宪宗《平李锜德音》??
??镇海军左厢兵马使（李、田二人称兵马使）??	??《册府元龟》卷128《帝王部·明赏二》（部分引自宪宗《平李锜德音》）??
??四院随身兵马使（同李、田二人）??	??《册府元龟》卷759《总录部·忠二》??
??四院随身兵马使（同李、田二人）??	??《新唐书》卷224上《叛臣上·李锜传》（同上《册府元龟》条）??
??兵马使??	??《旧唐书》卷112《李国贞附李锜传》??
??润州兵马使??	??《册府元龟》卷762《总录部·忠义三》（大致同上《旧唐书》条）??
??镇海军兵马使??	??《新唐书》卷7《宪宗纪》??
??兵马使??	??《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二年十月”条??
??润州牙将??	??《旧唐书》卷14《宪宗纪上》??
??为李锜牙门右职??	??《册府元龟》卷825《总录部·名字二》??
??牙门百职子良必兼历??	??《册府元龟》卷374《将帅部·忠五》??

上表所列张子良所担任的具体军职名，关键有二：一曰“镇海军左厢兵马使”，其出处为宪宗的《平李锜德音》；一曰“四院随身兵马使”，其出处为《册府元龟》和《新唐书》。前者是以编制番号来称呼，后者则是以所领兵职任来称呼。较为可信的是前者，一是它出于宪宗诏书中，二是唐代藩军有左右厢军、中军的建制，史料中亦多有左右厢兵马使之称。同时史料也称张子良为润州牙将，又称其兼任牙门百职，由此可见作为牙将担任镇海军左厢兵马使一职的张子良地位并不一般，其是统帅浙西牙军的将领之一。

《册府元龟》与《新唐书》所载张子良“四院随身兵马使”一职名，不见于其他史书，不过从其名称“四院随身”几字上来看，倒是颇值得关注的一个军职。按“院”是牙兵居住的营地，也可称为“牙院”，因此以院名兵的多为牙兵。但牙兵也有层次性，其中也可分为随身的亲军牙兵与普通牙兵。而张子良的“随身”二字，恰恰体现了李锜颇有引张子良为重的意图在内。从上表最后一栏所引《册府元龟》称“牙门百职子良必兼历”的记载来看，很可能张子良除了担任“镇海军左厢兵马使”这一镇海军系统中正式的官方军职外，还担任与节度使李锜私人关系较为密切的“四院随身兵马使”一职。而史料所载的李奉仙、田少卿两人也与张子良同为四院随身兵马使，由此可见，此三将在浙西的地位不同一般。至于其所率军队的驻地，应该不会在五个支州，而应该在治所润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张子良等三人虽是李锜的亲任将校，但他们所率军队与李锜所招募的挽硬、蕃落兵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其一，论同李锜的亲疏关系，显然后者更为李锜所亲信。其二，论性质和地位，前者是作为镇海军正规官健的牙军，而后者则是节度使李锜的私兵，原则上来说，后者是不被中央所承认的。其三，论职责，尤其在李锜叛乱中，张子良等人所率的部队主要被李锜用来充当叛乱的马前卒，因此无疑是李锜浙西军队中最具战斗力的部队，而挽硬、蕃落兵则是被李锜留在身边作为自卫用的。

按《资治通鉴》的记载，从李锜杀留后、诛大将，表言军变，到朝廷“制削李锜官爵及属籍。以淮南节度使王锷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征宣武、义宁、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东兵出杭州，以讨之”，时间不足一周，可见在得知李锜叛乱后，中央的行动也颇为迅速。

概括李锜叛乱之初的军事部署情况我们发现，叛乱由李锜挑唆少数亲兵发起，并应得到过其他一些将士的支持。在其后的军事部署中，李锜将最为亲信的私兵留在身边自卫，令长期培植的心腹镇将诛杀各州刺史，并派遣所信赖的牙军将校率领精锐部队进兵宣歙池。不过颇为讽刺的是，在中央调遣征讨李锜的军队还没有采取什么正式行动之前，李锜所派遣的分下宣、歙、池的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的部队就已经回戈趣城、返攻润州，并在一夕之间擒拿了李锜，平定了叛乱，此举令朝廷都意料不到。

关于张子良等人的倒戈，《旧唐书》载：“三将夙有向顺志，而锜甥裴行立亦思向顺，其密谋多决于行立，乃回戈趣城，执锜于幕，缒而出之，斩于阙下。”《新唐书》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使我们对当时的情形能有比较具体的了解，其文曰：

（李锜）遣四院随身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领兵三千分下宣、歙、池，锜甥裴行立虽预谋，而欲效顺，故相与约还兵执锜，行立应于内。子良等既行，其夕，谕军中曰：“仆射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镇将干首通衢，势蹙且败，吾辈徒死，不如转祸希福。”部众大悦，遂回趣城。行立举火，内外合噪，行立攻牙门。锜大惊，左右曰：“城外兵马至。”锜曰：“何人邪？”曰：“张中丞也。”锜怒甚，曰：“门外兵何人也？”曰：“裴侍御也。”锜拊膺曰：“行立亦叛吾邪！”跣足逃于女楼下。李钧引兵三百趋出庭院格斗，行立兵贯出其中，斩钧，传首城下。锜闻之，举族恸哭。子良以监军命晓谕城中逆顺，且呼锜束身还朝，左右以幕缒而出之。锜以仆射召，数日而反状至，下诏削官爵，明日而败，送京师。

按《资治通鉴》的记载，锜甥裴行立亦为牙将。史载其“重然诺，学兵有法”，其家自北魏至唐均有人仕官，亦可称为大族，故与宗室联姻。张子良等人的倒戈与裴行立在润州的呼应密不可分，所谓“其密谋多决于行立”，可见他们的军事行动事先有过一定的计划。他们之所以会回攻李锜，总的来说，是预见到了李锜叛乱失败的必然性。所谓“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镇将干首通衢，势蹙且败”应该是比较正确的时事分析，因此裴、张等浙西将领审时度势，倒戈以叛李锜，并不难理解。

但是，平叛之势得以如此顺利，李锜精心安排的军事计划在一夕之间就宣告失败，且毁于自己的部将手中，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张子良能够在行中谕军士而部众大悦；其后入润州，以监军命晓谕城中逆顺，又如此顺利，除了李锜豢养的挽硬兵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可见其在浙西必定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就是下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三、浙西牙军与张子良的“徐州军”

张子良其人，由于留有元稹所作的碑文，使我们可以对他的生平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张子良出生世宦之家，其祖上既有文臣，也有武职者。张子良本人虽以武功出于郭子仪帐下，但其少读经、史、子，因此并不是一般的武夫。其一生功绩颇著，然最重要之二事，诚如元稹所概括的，为“全徐完润”。“完润”即指张子良平定李锜叛乱一事，无须多言，而“全徐”则有必要略作解释。因为张子良的“全徐”一事，直接促成了徐州兵的入驻浙西，从而改变了浙西军队的结构。

徐州是德宗贞元初年为保障漕运安全而设立的河南藩镇。李泌曾曰：“东南漕自淮达诸汴，徐之埇桥为江、淮计口。”此前徐州屡受其东面强藩淄青所扰，所谓“地迫于寇，常困不支”，所以李泌向德宗建言：

（徐州）脱为（淄青）李纳所并，以梗饷路，是失江、淮也。请以（张）建封代之，益与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劲，若帅又贤，即淄青震矣。

于是在贞元四年（788），中央任命此前平定淮西李希烈有大功的原濠寿庐观察使张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徐州复为雄镇，从此亦不再为淄青所扰。

徐州当时地位甚重，不仅因其境内的埇桥控制汴河航运，而且此时濠州亦隶于徐州。所谓“濠有涡口之险”，当年埇桥为淄青李正己控制时，江南漕运不得不改道异行，其改道途径为经淮水西运，自涡口北上，涡口左近虽仍旧属徐州辖境，但淮水之南则属濠州（濠州非李正己所能轻易染指）。即便如此，在李正己死后，其子李纳还曾与魏博田悦一起以兵驻守涡口，导致“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

因此，贞元四年张建封担任徐泗濠节度使，其辖区中其实已流经有汴河和淮水两条水路运线，埇桥与涡口并为漕运重地。（参见图5）张建封既以濠寿庐观察使升任徐泗濠节度使，便移军至治所彭城（即徐州），于是便有了将涡口三城授予张子良之举。按《册府元龟》记载，张子良“贞元末为徐州兵马使”，指的就是张子良当时为徐州将，驻守涡口之事。涡口既然亦为漕运重地，其守将张子良自然也就不是一般的人物，从其在“建中中，以骑五百讨希烈于蔡”来看，张子良也是平李希烈的将领之一，其后属张建封，被委派镇守涡口三城，可以说也是张建封知人善任之举。

张建封倾心王朝，其“治徐凡十年，躬于所事，一军大治”。但是贞元十六年张建封死后，徐州军却出现了叛乱。史载：

初，建封卒，判官郑通诚权知留后事，通诚惧军士谋乱，适遇浙西兵迁镇，通诚欲引入州城为援。事泄，三军怒，五六千人斫甲仗库取戈甲，执带环绕衙城，请愔（建封子）为留后，乃杀通诚、杨德宗、大将段伯熊、吉遂、曲澄、张秀等。军众请于朝廷，乞授愔旄节，初不之许，乃割濠、泗二州隶淮南，加（淮南节度使）杜佑同平章事以讨徐州。既而泗州刺史张伾以兵攻埇桥，与徐军接战，伾大败而还。朝廷不获已，乃授愔起复右骁卫将军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团练使，知徐州留后；仍以泗州刺史张伾为泗州留后，濠州刺史杜兼为濠州留后。

直到永贞元年王叔文执政，赐徐州军“武宁”之号，以张愔为节度使。元和元年，张愔被疾，上表请代，以东都留守王绍为武宁军节度，复隶濠、泗二州于徐，“徐军喜复得二州，不敢为乱”。

在贞元十六年的徐州军乱中，作为徐州兵马使的张子良表现颇为特殊。其既没有拥立张愔为留后之举，也没有加入征讨的行列。驻守涡口的特殊地位，也使他避免了被卷入叛乱的中心。或许诚如元稹碑文所言，张子良的这一行径出于其既“不义其（指张愔）所为”又“不忍讨”的复杂心理。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还在于，张子良本非徐州旧将，其所率之士兵抑恐非全为徐州旧卒。按元稹碑文所记，张子良于大历末始以戎事服郭子仪于邠，建中年间两河骚乱、德宗出逃，张子良参与勤王讨伐李希烈的五百骑也很可能仅是他的亲随部队，还未见得与张建封或其他藩镇有何隶属关系，其属张建封应是后来之事。以当时中央新立徐州藩镇之需要，以及张建封礼贤下士、广纳贤才的慷慨气度，张子良后被任命为徐州兵马使不难想见。张建封以涡之众托付张子良，一来必是因为张子良有可堪此任之才，再有恐怕就是张子良本就领有自己的部众，而且毕竟不属张建封之嫡系，不便同赴彭城，而作为外镇军留在涡口，倒是一支实力不弱的防御力量。何况，对张子良的安排或许也有中央的因素在内。因此，张子良既以客军身份入徐，其不愿搅进徐州的军事冲突也就能够理解了。

我们之所以能够作这样的判断，还因为在贞元十六年徐州军乱时，张子良以涡口之众尽弃去，带着二万部众渡淮涉江远离徐州而进入浙西。按碑文所记，张子良此时以二万之师归于润，而《册府元龟》却只载“其众千余”。《新唐书》称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领兵分下宣、歙、池，也只说领兵三千，而这三千恐怕就是碑文中称记的“明日，与二将誓所部回讨”的“所部”了。因此，随张子良来浙的士卒人数应以千余为确。那么，何以会与元稹所说的“二万”相差约有七倍，是否元稹所书过于夸大了呢？恐怕也不是，以当时职业军人家属多半随营的情况来看，这二万或许指的是士兵及其家属的数字。这些人选择跟随张子良不远千里而南下，若非多数是长期追随张子良征战的部兵及其家属，原属河南当地的土著士兵恐怕轻易是不会这样做的。因此这些部众随张子良离镇，张愔也无可奈何，元稹碑文所谓“由是泗濠之守皆据郡。愔不能令卒帖徐，由南阳王（指张子良）之断其臂也”，虽不免有夸大张子良作用的意图，但徐州少了张子良这一支军队，实力有所减弱亦应是事实。

贞元十六年，张子良率其部众由徐至润，其本人也就由徐州兵马使转而成为浙西兵马使。张子良之所以会率众远归浙西，而不是邻近的淮南等镇，或许与贞元十六年浙西戍兵过徐有关。此事史料虽绝少记载，但按当时的惯例，这里的浙西戍兵当指防秋兵而言。徐州军士谋乱，适遇浙西兵迁镇，故留后郑通诚欲引入州城为援，后事泄被杀。按《新唐书·李吉甫传》记载，李吉甫劝宪宗加讨李锜时曾言：

昔徐州乱，尝败吴兵，江南畏之。若起其众为先锋，可以绝徐后患。

因此徐、浙两军在当时有过交锋。但不管怎样说，张子良率众归浙的这一举措也必然得到过中央的认可，碑文中就有张子良以师归润，“德宗异之，诏召至京，授侍御史，复职于浙西”的记载。而以当时德宗宠昵李锜的情形，以及浙西防秋兵由于被搅进徐州军乱而受到损失的状况来看，也就不免让人联想到李锜借此机会“增置兵额”，将张子良的徐州兵纳入浙西。

按浙西军在德宗朝初年也是堪称精劲的军队，故元稹有“润之师，故南阳韩晋公（指韩滉）之所教训，弩劲剑利，号为难当”之语。当然，韩滉死后情况已有所变化，但总体来说实力应不算太弱。不过从上引李吉甫之语来看，与当时的徐州兵相比，可见仍处于下风。按李吉甫后又言：

韩弘在汴州，多惮其威，诚诏弘子弟率兵为掎角，则贼不战而溃。

可见不仅浙西兵不敌徐州兵，连宣武之兵当时都多惮徐人之威。

张子良所率部众虽非徐州牙军，但也应该是当镇实力不俗的外镇军。这支军队随张子良入浙西，之后归属于镇海军左厢建制，所以宪宗在《平李锜德音》中称：

镇海军左厢兵马使、兼御史中丞子良等……其左厢官健等，素闻效顺，亦宜沾赏，并从另敕处分。

由此可知，在李锜时期的浙西军队中，有一支编入镇海军左厢建制的徐州军。更为有意思的是，其以客军身份入浙，却一跃成为浙西的牙军，颇为节度使李锜所倚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却并不是节度使李锜所能完全控制的，他们虽名为镇海军的官健，实际上却直接对兵马使张子良负责。

张子良既率部众归润，其在浙西的地位自然不同于一般的浙西将领。按张子良碑文的记载来看，其率涡口之众弃徐，

德宗异之，诏召至京，授侍御史，复职于浙西，就加御史中丞，又加国子祭酒，是元和之元年也。

又按《册府元龟》的记载：

仍厚抚其军士，牙门百职子良必兼历焉。

可见张子良与其军队在浙西的地位非同一般。因此可以说，李锜虽能在其境内自行辟署一些将领，但张子良的兵马使之职，则是由中央任命的，其在浙西担任的职务亦非李锜所能随意左右。元稹碑文中还说“南阳王喜养士，又能为逆顺言”，又称其后“在振武时（张子良后为振武节度使），以检俭同士卒劳苦”，可见张子良在士卒中亦颇有威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似可以解释张子良何以能迅速平定李锜之乱了。张子良作为一个颇有功绩的将领入驻浙西，不仅拥有自己实力雄厚、久经沙场的部众，而且在浙西地位、威望颇著，其能够“为逆顺言”，迅速克定李锜之乱，都应与此有关。张子良出境所率之众多为随其南下的徐州兵，中央调集平定李锜的军队中，武宁、宣武都是中原劲兵，他们若从宣州出，张子良所部首当其冲。李吉甫所谓以徐州兵为先锋，以宣武兵为掎角，则贼（指李锜）不战而溃，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史载“诏下，锜众闻徐、梁兵兴，果斩锜降”。张子良处徐州多年，徐州兵强其自然知晓，其选择倒戈以擒李锜，从审时度势的角度来说，与这一点恐怕也不无关系。于是在“徐、梁兵兴”及“常、湖镇将干首通衢”的背景下，张子良与原本预谋的裴行立等人选择倒戈李锜、转祸希福，在“全徐”的功绩之外，又为自己及左厢官健平添了一道“完润”的荣誉。

李锜叛乱平定后，宪宗褒奖有功之士，史载：

擢子良检校工部尚书、左金吾将军，封南阳郡王，赐名奉国；田少卿检校左散骑常侍、左羽林将军，代国公；李奉仙检校右常侍、右羽林将军，邠国公；裴行立泌州刺史。

按史料记载，李奉仙于元和十年（815）以右金吾将军为丰州刺史、天德军西城中城都防御使；裴行立亦于元和年间为桂管观察使，后终于安南都护之任；张子良则“寻迁检校刑部尚书、充振武麟胜等州节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复以刑部尚书兼左金吾卫将军、御史大夫。历左龙武统军鸿胪卿，就加检校兵部尚书，转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这些浙西将领其后屡有晋升，或镇西陲，或守南疆，或驻皇城，皆不失为王朝之重任。

至此，我们可以对李锜时期浙西军队的构成情况，以及这些军队在李锜叛乱中各自所体现的作用作一个总结了。在浙西的军队中，“挽硬”、“蕃落”是李锜所增募的私兵，不属于中央规定的正式建置。作为李锜所蓄养的心腹之兵，他们多为在当时社会结构中没有地位的亡命徒，或在广义的意义上和亡命徒相同的流散在内地的异族人。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追随李锜左右，充当节帅及其家人的护身兵，甚至还与李锜结成了有模拟血缘性质的义父子关系。然而，尽管他们是李锜最为亲信的士卒，但毕竟不是正规的官健，并不具备很高的战斗力，在与裴行立交战的过程中，李钧所率的三百挽硬不堪一击。而在李锜被擒后，

其“挽硬”、“蕃落”将士，或投井自缢，纷纷枕藉而死者，不可胜纪。

诚如堀敏一先生所言：“这是除去和藩帅的个人关系就不能存在的家兵的命运。”

李锜军事势力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是分置在五州的外镇军。由于这些镇将及其军队都是李锜在支州长期培植的军事力量，所以李锜叛乱后，他们都能响应李锜而起兵。于是五州的镇兵与润州的李锜亲兵遥相呼应，形成了内外合围的态势。同时，五州镇兵也是各属郡的军队核心，因此叛乱发生后，当州刺史基本没有什么可利用的职业兵能与这批官健作战。在这些镇将的军队与代表中央的州刺史的对峙中，双方互有胜负，不过都难以成为左右叛乱成败的决定因素。并且在得知李锜叛乱失败后，这些镇将的军队亦“急卒不暇走死”，可见亦是一群乌合之众。

左右叛乱成败的决定因素是张子良、田少卿、李奉仙所领之兵。这支被李锜委派攻取宣歙的军队与润州城内的裴行立遥相呼应，倒戈回城，并在一夜之间平定了李锜的叛乱。考察他们的身份，我们发现，张、田、李、裴等人都是浙西的职业牙校，而他们所率领的军队也都是浙西最为精锐的牙军。元稹后来在提到这段历史时说：

夫李锜据吴楚之雄，兼榷管之利，选才养士，向十五年。独以张子良为腹心不贰之将，故授以锐健先锋之兵；又以裴行立为骨肉不欺之亲，故授以敢死酬恩之卒。

元稹此语出于《代谕淮西书》中，自然不免有夸大之意，但参引《册府元龟》等所谓李锜以张子良等三人为“四院随身兵马使”一说，则李锜欲引张子良等人为心腹亦可想见，况裴行立亦为李锜之甥。由此来看，他们所率领的军队应该是李锜军事集团中的中坚力量，他们虽未必是李锜最亲信的军士，但却是浙西军队中最为重要的官健。

分析张子良的碑文铭及相关史料可知，张子良作为镇海军左厢兵马使，在浙西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参与平定过李希烈之乱，后又担任徐州兵马使，驻守涡口三城，其后以客军身份携众入浙，南下的士卒被编为镇海军左厢官健，进而成为浙西的牙军。对于中央来说，他是一个颇有功绩的将领，因此中央对其屡有褒赏，其镇海军左厢兵马使的职务也是中央认可的。正因为如此，李锜对其也颇为倚重。但是张子良毕竟不是普通将领，若说李锜欲引之为心腹，也是基于张子良本身在浙西的地位与他所掌握的实力不俗的徐州兵而言的。其后之所以会遣张子良等三人远下宣州，与张子良所率之“锐健先锋之兵”不无关系。这些“锐众”之中，自然应包括张子良的徐州兵。而这部分军队，李锜显然是不能直接调动的。虽然在名义上，他们应接受节度使李锜的调遣，然而实际上，他们却直接受到张子良的领导和指挥。元稹所谓“授以”一说未必恰当，但“锐健先锋”自应是徐州兵的真实写照。至于张子良、田少卿、李奉仙三人最终会倒戈，李锜恐怕也未曾料到。而张子良其后能够迅速平定李锜叛乱，在润州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抗，并安抚好浙西大部分军士，也与其在浙西的重要地位及其军事实力有很大关系。

至于史书中记载的当时被李锜安排在润州的公孙玠、韩运所分总的余军，以及被李锜派筑石头城的别将庾伯良所率的军队，由于缺乏史料，我们对这些军队的情况无法进行深入的了解。这些将领估计也是浙西的职业牙校，而他们所率领的军队也有可能是浙西的牙军，但牙军也有层次之分，不同的牙军在镇内的地位与职责也不相同。因此与这些普通的、基本没有卷入叛乱中的官健相比，更能确信张子良等所率军队应该是当时镇海军的精锐之众了。

综上所述，节度使李锜虽是镇海军统帅，其居浙多年，豢养亲兵，委任心腹，军事实力似乎颇为强大，但诚如李吉甫所云：

锜，庸材，而所蓄乃亡命群盗，非有斗志，讨之必克。

而在浙西左右其军事大局的决定性力量，乃是以兵马使张子良所率的徐州兵为轴心的左厢军。从表面上看，这支南下的中原军队确受李锜所统率，但这批“锐众”实际上由大将张子良直接领导，他们在根本上左右着浙西的政局，是浙西军队中的武力核心，正是这支军队在关键时刻的临阵倒戈，平定了李锜叛乱。

四、“平静期”中的江淮动向

乘借平定李锜叛乱的成功，宪宗开始对江淮地区实施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李巽的漕运盐法改革（元和元年至三年）、裴垍的两税改革（元和四年至六年），以及江南的军事改革（元和五年至六年）。元和初期的这些改革，以江淮地区为实施对象，且着眼点主要都在财政领域，即使军事改革也是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南方藩镇在李锜叛乱平定后已为中央成功控制，而宪宗对北方藩镇的制裁其时还未完全展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其时的江淮正受困于严重的水旱灾害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之中，因此中央亟须通过改革来缓解这一紧张局面。改革的成功不仅缓解了江淮的经济压力，帮助宪宗在此后利用江淮财赋完成他对北方藩镇的打击，造成所谓“中兴之业”，而且也进一步奠定了江淮作为帝国财赋来源地的稳固地位，以及军事力量寡弱并得为中央牢固控制的军政面貌。

松井秀一先生曾将李锜叛乱结束到宣宗大中末年这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视为江淮的一个“平静期”。在此时期内，江淮的官僚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藩帅任期已缩减至平均只有二到三年的同时，中央高级文官出任江淮藩帅，或由后者升迁入中央的比例也大为增加。通过实现对江淮廉帅、刺史等地方主要官员的有效掌握，从穆宗到宣宗时代，这一地区再没有出现过类似李锜叛乱这样的事件，甚至颇为强悍的藩帅都很少见。与此同时，这些朝命藩帅的从政心态也已由关注地方转向希冀获得中央的奖擢，因为这是他们保证自身财富累积与仕途官界荣达的根本途径，于是通过克扣军饷、停废兵额等手段来向中央进奉更多财赋的事例频频发生。比如史称：

自大中十二年（858）后，藩镇继有叛乱。宣州都将康全泰逐出观察使郑薰，湖南都将石再顺逐出观察使韩琮，广州都将王令寰逐出节度使杨发，江西都将毛鹤逐出观察使郑宪。

在这几起南方藩镇兵乱发生后，右补阙内供奉张潜就上疏以为：

藩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余多为课绩，朝廷亦因而甄奖。窃惟藩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停废将士，减削衣粮，则羡余何从而致！比来南方诸镇数有不宁，皆此故也。

在官僚体制强化的同时，军士层也在发生重要的转变。一方面，作为藩镇军事中坚的将领层，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南下的中原将校集团正在逐渐退出江淮的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地方军人集团则以“骄兵”的面貌渐渐崭露头角。就藩帅与军士的关系而言，为了保证地方军人集团的稳定，藩帅不得不满足甚至迎合士卒的经济要求，但这本身又与中央对江淮日益增长的财赋索取以及藩帅本人希冀获得中央认可的企图形成矛盾。这在穆宗长庆二年（822）的一起浙西未遂兵乱中可以看得很明显。另一方面，就藩帅与将领层的关系而言，原本融洽的江淮节帅与地方将领的关系，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向矛盾与冲突的方向发展。诸如在大中十二年的湖南军乱中，像诗人韩琮这样的文官已经成为唐廷任命江淮藩帅的自然人选，但他们与那些早已不再具有儒雅气质的武将间的隔膜却在日益增大。于是一种身份与身份认同感的转变，最终导致了两者的决裂。

其实，在江淮藩镇中出现的这种节帅与军士身份以及两者关系的变化，与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宪宗“元和中兴”后河南藩镇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化趋势极为相似。但是，江淮藩帅对待手下军士的态度远没有他们的河南同僚那样小心谨慎。另一方面，一旦他们与军士产生冲突并引发动乱，其后果也远没有河南的军乱那样严重。即便在宣宗朝末期，数起南方藩镇军乱在一年内同时爆发，中央对这些动乱的平定仍然是较为容易的。个中的原因就在于，经历了宪宗元和改革以及穆宗长庆削兵后的江淮诸藩，其军队数量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所以说，虽然江淮在“平静期”中也有军乱发生，但这些未遂的或可控的军乱始终没有对帝国造成威胁。或者换句话说，尽管江淮藩帅与军士间的矛盾相当突出，但这种矛盾实际上并不构成江淮政治社会发展的主流。那么，真正在元和时代以后左右江淮政治社会发展的主流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在地方权力结构的重组中，江淮将与河南存在明显的不同？个中的答案就在于这样一个新兴阶层的崛起，他们通常被日本学者称为“土豪”，或者“在地有力者”。

何为“土豪”？这是我们在探讨土豪层的崛起时首先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然而，对这一阶层进行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其一，确定这一阶层的概念用语在史料中的使用本身就相当混乱；其二，基于各自的学术传统，不同语言世界学者定义这一阶层的概念术语也不同。针对后一问题，本文采用的是日本学者惯常使用的术语“土豪层”。原因在于，作为日本战后唐宋史研究的学术焦点之一，对“土豪层”的研究早已在日本学界积累了厚实的基础，学者对“土豪”的内涵及外延均作了相当深刻的探讨。而相较于日本同仁，中文及英文世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则相对薄弱，或者说，在学术层面上并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

大泽正昭先生考察了部分唐代文献中有关“土豪”的称呼，除了“土豪”一语外，还有“豪富”、“商贾大族”、“上农大贾”、“富商高户”等，当然，可补充的称呼还有不少。对“土豪层”本质的理解，松井秀一先生提出的“大土地所有者”的说法，大致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如大泽先生对史料整理所显示的，土豪的活动内容不仅与乡村、土地或农业生产有关，也与经营邸店、高利贷、盐、茶买卖等商业活动有很大关系，这也正是“豪”“富”常常并称的原因所在。所以大泽先生认为，对土豪层应当将其作为包括地主、富商层的这样一个整体来进行理解。

“土豪层”概念的使用，潜在地是与另一个概念的使用相对应的，这个概念就是“官僚层”。虽然官僚和土豪都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前者拥有政治特权，换言之，他们的形象是在官界中得以显现的，在地方任职或待选不过是寄住而已。但后者不同，他们虽也会在州县担任一定的职务，但权力来源还是在地方。其实，这组对应概念的使用并非只是日本学界的传统，英文与中文世界的学者同样有这样的共识，尽管他们在概念的表述上不尽相同。

与其他阶层一样，“土豪层”内部也存在着位阶的差异，大姓豪强在乡里拥有大片土地，对地方民众或地方事务能产生较大的影响，中小型的土豪可能只能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施加其影响，且影响相对较弱。这种差异有时还相当巨大，以至于一些财势雄厚的豪强甚至可以与衣冠户中的名族、望族相提并论，而一部分中小土豪的生存状况则与农民相差无几。不过，无论土豪层内部的差异有多大，其权力来源及利益所系均落脚于地方这一点是共通的。而这也正是他们与权力及利益所系来源于中央的官僚层最为本质的区别。我想，这也应该就是日本学者又将“土豪”称为“在地有力者”或“在地势力”的原因所在。

在对“土豪层”的基本概念与学术背景进行简单的介绍后，我们将回到对土豪活动的历史考察中来。如大泽先生的统计所揭示的，从出现“土豪”概念的地域而言，江淮无疑是最集中的区域，而“土豪”活跃的时期，则多为9世纪前半段。不过江淮土豪在中晚唐的崛起，其实并非直待“平静期”到来后才开始的事情，周殿杰先生的研究已经指出，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江淮农民起义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其领导者往往并非普通的农民，而是被史书称为“土豪”的一类人物。州县富人“皆去为盗贼”是肃代之际江淮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实际上，袁晁起义的领导者袁晁，就是一名被韩滉称为“乡县豪黠”的下级胥吏。不过基于袁晁等起义的影响，代、德之际是政府惩治豪强，同时也是土豪层相对式微的一个时期。而土豪势力的再次崛起，则确实是“平静期”到来后的事情。

有关“平静期”中江淮土豪的活动，松井秀一先生已作了相当详细的考察。概言之，9世纪后江淮土豪的势力不仅重新抬头，而且发展迅猛，其发展趋势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豪强富室的大土地私有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二，富豪层从事商业，比如高利贷、盐、茶贸易的势头越来越明显；其三，江淮土豪充任州县下级官吏或冒为衣冠户的情形突出；其四，地方富户假职于诸军诸使的现象在当时也很普遍。换言之，江淮土豪已经成为兼具农、商、吏、军等多重身份的一个地方势力集团。

面对土豪势力的这种膨胀趋势，尤其是其利用从事色役、摄职州县官、假职军使的特权来谋求广置资产、规避赋役、寻求影庇等行为，中央并非没有予以重视和限制。在文宗时代以后的唐廷诏令中，就频频出台了遏制豪富之家的举措。但是，虽然政府屡下诏令试图打压豪强的上述行为，但实际效果却并不显著。而另一方面，政府对是否打压豪强本身也存在着重重顾虑。之所以产生这种矛盾，其根源就在于唐代后半期国家的正常运作已越来越要依靠土豪层的支持。土豪富商作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与政府实行基层控制的重要力量，它的迅速发展迫使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妥协和让步。而政府不敢尽全力惩治豪强富室，也是意识到这一阶层潜在的巨大破坏力。于是政府对土豪层就形成了一种既利用依靠又限制打压的态度。

只是随着唐后期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每况愈下，土豪层的生存空间也开始面临严重的挤压。于是在相对沉寂了约半个世纪后，到了文宗末期，尤其是武宗之时，两者间又开始呈现出相互对抗的倾向。而由于此时的江淮土豪相对于安史之乱时来讲，不仅外在条件更为有利，他们本身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也更加牢固，尤其是得到了一大部分破产农民的支持，因此他们对政府的威胁也就更大。走私茶盐的“江贼”组织与村落武装的出现就是这种土豪集团崛起的表现。当然，由豪强富户组织的走私茶盐群体并非都是“盗贼”，土豪富商本身也会成为“盗贼”攻击的对象。而拥有兵仗的村乡聚落也并不都与“盗贼”结托，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自卫武装正是他们为抵御“盗贼”而组织的，甚至两者间本来就具有相互转换的可能。同样的，那些曾经从事私贩茶盐等的江淮土豪，也可以成为协助政府应对动乱的得力帮手。但不管他们的角色如何在“正”“反”之间摇摆，这种以地方豪强雄健之徒为首、集合村乡居民并拥有相当经济及武力背景的聚落组织，已经以相当自立的面貌出现在江淮的历史舞台上了。

“平静期”结束于大中末年。上述的几起发生于大中十二年夏秋的南方藩镇军乱是标志“平静期”结束的重要事件。这几起军乱的规模并不大，并且也很快就被宣宗派兵平定了，不过松井秀一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敏锐地指出，这些看似无关大局的南方军乱，其意涵实际上并非其表面显现的那样简单。比如当年七月发生在宣州的康全泰叛乱，就是一起处在平静与动乱期转换点，并且已然揭示全局根本的重要事件。因为康全泰叛乱不仅暴露了江淮在“平静期”中所积聚的各种矛盾，更“揭示了唐代后期地方一级权力结构发展的重要方面”。而就在此事件平息后的次年，裘甫起义爆发，江淮“平静期”正式宣告结束。但是与“平静期”前的那个江淮相比，新动乱期中引起我们注意的人物，已经不可能再是李璘、李峘、韩滉、李锜这样的皇亲贵胄，也不是季广琛、柏良器、王栖曜、李长荣、张子良这样多少带有点文儒气质的外来将领，在动乱年代的最后，登上并成为江淮舞台新主人的是庐州的杨行密以及杭州的钱镠——一个曾经的“盐贼”、乡里武装的首领、协助唐朝镇压起义并借此发家的江淮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