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重构——韩滉与镇海军时代的来临

经历了代宗初年的农民起义，自安史之乱以来长期受困于外部冲击与内部动乱的江淮地区终于在大历时代迎来了暂时的舒息。代宗一朝（762—779）的江淮并非没有可资讨论的话题，至少初期的农民起义就很有值得研究的地方。不过本节会暂时将视线挪向稍后的德宗朝，挪向那个自安史之乱结束后朝藩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建中、兴元时代。对于江淮而言，德宗初年的这段时光也提供了一个与安史之乱时期颇为相似的时代背景。本节所关注的问题便是，在这样一个类似的环境下，我们是否还会看到一个与肃宗时代面相相似的江淮，在这里，是否还会有类似“永王之乱”与“刘展之乱”这样的悲剧发生。又是否，这里的藩镇会像“永王之乱”与“刘展之乱”时那样，继续弱不禁风、不堪一击。或者说，一如人们对东南藩镇惯常的认识那样，只将以一个实力寡弱而又不对帝国命运产生绝对影响的形象示人。所有的答案，都将与一个新兴藩镇的诞生及一位名叫韩滉的人物有关，并将因它们而得到最终的解答。

一、镇海军的建立

大历十四年（779）唐德宗李适即位，拉开了朝藩关系转向的帷幕。随着德宗即位之初政府财政实力的恢复，以及对西北、西南藩镇掌控措施的落实，以重新树立中央威信与权力为己任的德宗决定改变其父代宗姑息两河藩镇的政策。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德宗欲革代宗之弊，遂不许宝臣之子李惟岳袭位。八月，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死，德宗同样没有准允其子李纳的袭位要求。于是朝藩间的矛盾一触即发，成德、魏博、淄青、山南东道四镇连兵反唐，拉开了唐朝中后叶规模最大的朝藩战争“四镇之乱”的序幕。

建中二年六月，为了即将开始的朝藩战争，德宗对江东地区作了一次重要的军政安排，这就是史料所记载的：

以浙江西道为镇海军，加苏州刺史韩滉检校礼部尚书、润州刺史，充镇海军节度使、浙江东西道观察等使。

这条史料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成为我们讨论江东节镇与韩滉话题的开始，并不在于它揭示了德宗是为了即将开始的削藩战争才对江东进行这次军政调整的，而在于通过这条史料，我们发现江东这次军政调整的规模很不寻常。

其一，尽管和帝国其他地区一样，江东的节镇建置也早在肃、代时期就已出现，但是江东的军政实力却并未因节镇的设立而发生质的变化。作为江东藩镇之一的浙西镇，在肃、代两朝从未设立过“镇海军”，虽然其镇内也存在过军队建制，甚至在最多时同时设有五军，但这些军队彼此兵力分散，总体来说各军实力都不强，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更是相当有限。绝非像德宗这样，在即位之初就于浙西设立镇海军，而且在设立之初便以军名挂使职衔，奠定了镇海军在当镇的牙军地位，使浙西的军队部署就此围绕镇海军为中心进行重新组建。其二，代宗朝十余年不予江东地区设置“节度使”的惯例，也在德宗的此次调整中被更革了。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江东的疆理设置在此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史之乱后逐渐划分出来的浙西、浙东、宣歙三镇此时又合为一镇，而且浙西的治所也由苏州再次改为缘江的润州。这种种措施似乎都在提醒我们，德宗的此次江东军政调整，已经颠覆了肃、代两朝所推行的保守谨慎的江东政策。

那么，德宗朝的时局变化是否果真需要江东为此大加调整呢？虽然德宗为了此次讨叛战争，几乎动员了各地的勤王势力，正如史料所说的：

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

但无疑，平叛的主力依旧来源于北方各镇，河北的幽州、河南的淮西、永平、河东、泽潞以及神策军等才是德宗征讨四镇的主力，这一点从事后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德宗对北方进行重要战略部署当然无可厚非，但位于长江下游的江东距离叛镇尚远，而德宗对它的部署却已可与当时的中原藩镇相比。而此时其他南方诸镇军政设置的调整都远不及浙西来得明显。比如与江东具有同样财政地位的淮南道，虽然临近中原，军事地位也更加重要，但除了建中二年初德宗为加强对运河的控制，使淮南增领泗州外，并未再有其他大的调整。就这点来看，德宗的措置也与肃宗时代江淮的战略重心偏重于淮南有所不同，而是有意提高了江东的军事地位。

那么，如果我们确信德宗对江东军政设置的这次调整，是为了即将开始的削藩战争所做的准备，那么我们就又要问，德宗究竟需要江东为这次战争做怎样的准备，以至于需要他花费如此大的力气去调整江东的军政设置？要解答这个问题，我想或许从被德宗任命为镇海军节度使的韩滉这个人物着手来寻找一些线索会比较有帮助。

韩滉，字太冲，京兆府万年县人，开元名相韩休之子。安史之乱猝发，韩滉避地山南，后诏除殿中侍御史，累迁祠部、考功、吏部三员外郎，凡判南曹五年，史称其明于吏道，详究簿书。寻迁吏部郎中、给事中、兵部选事。又迁尚书右丞，知吏部选事。大历六年（771）拜户部侍郎、判度支，遂与时任吏部尚书的刘晏分掌天下财赋。史称：

自兵兴以来，所在赋敛无度，仓库出入无法，国用虚耗。滉为人廉勤，精于簿领，作赋敛出入之法，御下严急，吏不敢欺；亦值连岁丰穰，边境无寇，自是仓库蓄积始充。

德宗即位后，改为太常卿，后出为晋州刺史。大历十四年十一月，诏“以晋州刺史韩滉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在这段关于韩滉出为两浙观察使之前，也就是德宗即位以前的经历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韩滉在代宗朝与时任吏部尚书的刘晏分掌天下财赋长达九年的“判度支”经历。刘晏及其在代宗时代的财政改革是唐代经济史领域众所周知的事实，他对盐业、漕运的改革对整个唐后期的经济走向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韩滉以及他在代宗时期财政领域发挥的作用却很少提及。但很难想象，一个能与财政专家刘晏共事九年，经历过代宗朝的财政改革，且担任着全国财政中枢“判度支”一职的人物，会是一个泛泛之辈。据后来担任韩滉幕僚的顾况在韩滉死后所作的行状记载：

属国计空耗，上（指代宗）难其人，服勤九年，出利百倍，左藏之钱至七百万贯，大仓之粟至数百万斛，其边储或五六万，或十余万。

这其中或许有夸饰的成分，但结合两唐书的《韩滉传》和《资治通鉴》等的记载来看，在代宗一朝唐廷财赋逐渐恢复的过程中，除了刘晏外，韩滉的作用也绝不能低估。但或许是由于韩滉“苛克颇甚……人多咨怨”，加之他“弄权树党”，史称德宗即位，“恶滉掊刻，徙太常卿”。而“议未息，又出为晋州刺史”。

不过韩滉的时运实在不差，在他被贬为晋州刺史没多久，就由于一个人的建言而被任命去江东担任观察使，而这次调任也成了韩滉人生的转折点。建言韩滉去江东担任观察使的人叫柏良器，时任浙西都知兵马使。关于他的建言，据后来李翱所撰的《唐故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赠司空柏公神道碑》载：

建中初（柏良器）尝至京师，宰相杨炎召之语，公因言两河有事，职税所办者，惟在江东，（浙西观察使）李道昌无政，宜速得人以代之。炎许诺，其冬遂并宣越与浙西以为一，而以晋州刺史韩滉代道昌焉。

接受柏氏建言的人是另一个在德宗朝初期的重要人物，也是唐后期鼎鼎大名的推动两税法实行，同时也是将韩滉的同僚刘晏挤下台的宰相杨炎。从以上史料来看，杨炎之所以要调遣有九年判度支经历的韩滉入浙，就是看中了韩滉突出的理财能力。因为柏良器明确向杨炎指陈了“两河有事，职税所办者，惟在江东”这一点。而此时的浙西观察使李道昌无政，另选干练有为的人担任此职就势在必行，而韩滉恰恰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此外，德宗对江东进行军政调整的最根本原因，通过这条史料其实也已经揭示出来了，即此时的“职税所办者，惟在江东”。其时的另一项重大举措“并宣越与浙西为一”，从柏公碑的作史笔法上来看，似也与财税有关。但或许是考虑到此时江东辖区过大，据《新唐书·方镇表》记载，第二年（建中元年）中央又分浙东、浙西为两道。若确有此调整，其存在时间也很短，到建中二年德宗以韩滉为镇海军节度使之时，其所领浙江东西道已辖有“润、常、湖、苏、杭、睦、越、明、台、温、衢、处、婺、宣、歙”十五州，几乎囊括了除淮南道外当时最富庶的州郡。

当然，要保证江东的财税，除了以财政专才韩滉出镇江东外，江东本身的军事实力也需要提升。这其中有两个原因恐怕不容忽视。一个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江淮已成为农民起义的高发地，在肃、代两朝发生的农民起义中，江淮地区的占了约44%，故时人曾以“中原大乱，江淮多盗”来形容当时的局势。尤其是袁晁起义，众至二十万，连陷浙东数州，使得中央不得不抽调中原军队来对付。起义虽旋即被镇压，但余波持续十余年之久，直到德宗初年，浙东一带仍有起义、骚乱的情况。因此与稳定西部的吐蕃一样，德宗显然不希望在讨叛战争期间，江东地区再次对中央的军事行动有所牵制。另外，由于江东一带长期以来薄弱的军事布防是导致当年刘展、许杲等辈进扰江淮，平卢军得以大掠当地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了防止此时战乱波及江东，保障至关重要的赋税所在地，重新恢复节度之号并建立镇海军显然还是有一定必要的。特别是当时“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埇）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的情况下，加大江淮一带的兵力，对于稳定漕运也有很大的意义。

至于德宗提升江东军事实力是否有希望江东军队参与北上勤王的军事行动，我想应该有，但不是最主要的。之所以说有，是因为浙西军队在代宗朝晚期已经有参与河南战事的实例了，而且当镇经过代宗一朝已经培养了一批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其二，从事后的情况来看，河南重地徐州、宋州在德宗削藩之初都驻有浙西的军队。即就疆理设置而言，此时浙西的治所由苏州再次改为缘江的润州，并兼及临江据险的宣州，诚如后人所云“采石之与京口……实有据险临前之势，而非止于靳靳自守者”。因此设立镇海军除了用于防御当道外，恐怕也是希望其有能力出境北上勤王。但之所以说不是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德宗削藩战争初期，也就是“泾师之变”发生前，确实没有太多关于浙西军队的记载。即使有，也只是极简略地提到浙西军队曾在河南屯驻过，但史料并未提及此时的浙西军队直接参与了与叛镇的交锋。诚如上文所说，削藩战争前期，与四镇交战的主力仍旧是幽州、淮西、永平、河东、泽潞等北方藩镇以及神策军。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德宗在建中二年六月对江东所进行的安排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军政调整，其背后有着德宗为即将开始的削藩战争进行战略部署的意图。而这个意图之于江东地区就是希望这一地区为削藩战争中的唐廷提供充足的财税保障。而要实现这一目的，一方面是要挑选一位财政专才坐镇江东，而韩滉就是最恰当的人选；另一方面，必须为实现这一目的提供必要的行政军事支持，以免当地发生骚乱或战争，阻碍财赋的供给。至于提高江东的军事实力，是否有希望江东军队出境北上勤王的目的，或许有，但当时的德宗肯定没有想到，战局的发展有一天会将远在浙西的镇海军也深深拖入其中。

二、韩滉经营下的江东

建中初年唐廷和北方藩镇间的深刻矛盾与激烈冲突，为江东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但江东在建中、兴元年间的大发展，更重要的还是与其节度使韩滉的经营密切相关。韩滉究竟是怎样经营江东的，他的出镇江东是否达到了德宗原先的期望，而江东地区在韩滉的经营下又有哪些变化？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来看一下人口。据学者考证，韩滉时期的浙东、浙西户数已基本恢复到了天宝元年的水平。其次是粮食生产。据史料记载，在德宗初年天下旱蝗的情况下，江东地区基本没有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是中晚唐江淮地区受灾最少的一个时期。其时天下仓廪耗竭，江东地区却呈现出粮食丰稔的情形，这一时期江东的粮食产量在唐后期堪居前列。再次，来看一下纺织业的发展。史载到韩滉廉察两浙时，已是“今江南缣帛，胜于谯宋”，即江南地区普通丝织品的质量后来居上，超过了河南道。此外，一向占有优势的南方造船业在韩滉统领江东时期更有显著发展，史载其时“淮汴之间，楼船万计”，而且所造船只不仅限于运输领域，战舰的制造规模也是空前的。

以上四点，主要是就江东地区经济生产而言。接下来再看一下韩滉在维护当地稳定方面的表现。其一，征剿浙东的起义骚乱。史称时“自信安洪光东阳捍狼山僧惟晓等，结连数郡，荧惑愚氓，（滉）破其巢窟，伏戎自殪，山越一清”。其二，遍惩里胥。史载韩滉赴浙后，凡镇内“里胥有罪，辄杀无贷”，其以“里胥不杖死者，必恐为乱，乃置浙东营吏，俾掌军籍，衣以紫服，皆乐为之。潜除酋豪，人不觉也”。对付胥吏，韩滉还采取了“惩人吏，皆是罚钱”的惩治措施，以致其后任王纬在贞元年间还曾向朝廷抗疏此举不当，其云：“格式：正赃流徒合免。况多杂罚，身已当辜。纵有欠系，仅存家资，估卖荡尽。”但无疑，韩滉此举在惩罚人吏的同时，也变相增加了当地的财税。其三，痛断犯令者。史称：“（滉）又痛断屠牛者，皆暴尸连日。谓人曰：‘草贼非屠牛酾酒，不成结构之计。深其罪，所以绝其谋耳。’”另，“巡内婺州傍县有犯其令者，诛及邻伍，死者数十百人。又俾推覆官分察境内，情涉疑似，必置极法，诛杀残忍，一判即剿数十人，且无虚日”。总的来说，为保持当地的稳定，韩滉采取了比较严苛的手段镇压江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和豪强势力。但韩滉的一系列严苛措施，确实也达到了“贼皆失图”的目的。以至于德宗的谋士李泌后来对逃亡中的德宗力陈韩滉之功时就有“镇江东十五州，盗贼不起，皆滉之力也”之语。

虽然韩滉在镇领两浙时“痛行捶挞，人皆股栗”，但他也“安辑百姓，均其租税”。又史称其镇浙西“政令明察”、“威令大行”，“时陈少游为淮南节度，理民有冤不得伸者，往诣晋公（指韩滉），必据而平之”。在此后“德宗幸梁洋，众心遽惑”的局势下，韩滉“控领十五部人不动摇”，故“议者以滉统制一方，颇著勤绩”。

总之，以上所论大致反映了韩滉治理江东的政绩。概括起来说就是两点，一是恢复发展当地农业等生产，二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与豪强势力。当然，治理江东的政绩不能全部算在韩滉一个人的身上，因为大历年间江南地区经济生产的恢复发展与境内的渐趋稳定，已经为德宗初年韩滉经营江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江东出现“未及逾年，境内称理”的局面，却实实在在是在韩滉的治理下出现的。这一局面，既是江东地区自安史之乱爆发后最富庶稳定的局面，同时这时期的江东，也是德宗削藩期间全国最富庶稳定的地区。明白了这两点，将有助于我们接下来讨论韩滉及其领导下的江东在德宗削藩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处的地位。

三、“泾师之变”与镇海军的崛起

建中二年爆发的“四镇之乱”，随着梁崇义与李惟岳的兵败被杀，田悦、李纳也遭受重创，削藩形势原本一片大好。然而由于德宗对有功藩臣封赏失当，建中三年（782），幽州朱滔、成德王武俊联合魏博田悦、淄青李纳再行叛乱之举。同年底，德宗大为倚重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反叛行列，于是南北叛镇遥相呼应，气势颇盛。建中四年（783）十月，受诏赴关东平叛的京西泾原兵途经长安时发生哗变，拥立朱泚为主，德宗不得不出奔奉天。随后，率兵勤王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被迫起兵反唐，致使德宗于兴元元年（784）再逃梁州。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当我们在史料中寻觅韩氏江东与德宗的关系时，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史料，甚至包括顾况所撰的韩滉行状，在记述两者的关系时，几乎都是从泾师之变、德宗出逃以后开始的。换言之，在韩滉担任镇海军之初的建中二年六月到建中四年十月这差不多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镇海军还都没有显山露水的表现。但在此之后，史料关于两者的记载却陡然增多，这不禁提醒我们，泾师之变对于导致韩氏江东此后不一般的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那么，泾师之变的发生究竟是怎样影响着江东，影响着时为江东地区最高领导者的韩滉的呢？关于这一问题，记载最详细的是时人赵元一的《奉天录》一书，据此书载：

（自关中多难，）镇海军浙东西节度使、润州刺史韩滉，闭关梁，筑石头五城，自京口距玉山，禁驴马出境。以战舰三十艘，舟师五千人，自海门扬威武至于申浦而还。拆上元县佛寺观宇四十六所，造坞壁，自建业，抵京岘，楼雉不绝。穿大井，深数十丈，下与京江平，凡数百处。滉将邱（丘）岑，严酷士卒，日役数千人，去城数百里内先贤邱（丘）墓，多被侵毁。故老以为自孙权、东晋、宋、齐、梁、陈，兵垒之故，未始有也。

除了增修武备、缮甲完守外，江东的军队部署在此时也进行了一轮新的调整。我们可以通过下图对韩滉时期两浙的军队构成进行分析：

上文说过，自德宗于建中二年设立镇海军，任命韩滉为镇海军节度使后，不仅使浙江东西道的额定兵数有了明显增加，而且确立了镇海军在当镇的牙军地位，改变了长期以来两浙军队实力分散的局面。但镇海军建立后，肃、代时期设驻润州的丹阳军并未因此而废除，于是在当时的浙西便出现了作为牙军的镇海军与作为外镇军的丹阳军同驻会府的特殊情况，这无疑增加了润州的屯军数量，使润州的军事地位更显突出。在当时的浙江东西道，除了治所润州驻有镇海、丹阳两支军队外，在原浙东的会府越州驻有义胜军，应由时任越州刺史、浙东西团练副使的王密统领。另外，沿江的宣州也是当道的军事重镇，“江左多以护兵之臣镇焉”。建中三年底李希烈叛变后，“攻逼汴、郑，江、淮路绝，朝贡皆自宣、饶、荆、襄趣武关”。次年京师发生兵变，北方形势更显混乱，韩滉于是便“以其所亲吏卢复为宣州刺史、采石军使”，以加强对两浙上游重地宣州的控制。同时，为了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进一步加强江东的军事力量，韩滉还辟署了一些有能力的新将领“克镇江浒”，充实军队实力。除加强对官健的增置与训练外，韩滉又于两浙“置子弟军，大州一千，小州八百，强者习弓弩，弱者习排枪，缓则修农，急则为兵”。这种缓则农、急则兵的子弟军具有团结兵的特征，虽不属官健，但也接受教习，他们作为正规官健的补充，在军事急需时也能派赴战场。镇海军节度使在当时的兵力情况，据兴元元年德宗南走梁州，“（韩滉）命从事裴枢、李伦微巡，内兵甲麾下将士合三万人，请翊卫銮舆，收复京邑”的记载来看，当不下三万，其中应不包括作为团结兵的军士。另外，就镇海军的武备、战斗力来看，在当时各藩镇中也可算是首屈一指。尤其是该地区一向具有优势的弩兵，在德宗朝初期的战争中，更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果我们要对当时镇海军节度使的军事实力作一下总体的评价，引用唐人的论述或许比较可靠。幸好，长庆时代的著名人物元稹就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评论：

润之师故南阳韩晋公之所教训，弩劲剑利，号为难当。

所以说，乘借建中四年“德宗出幸，河、汴骚然”的时机，韩滉“训练士卒，锻砺戈甲”，培养了一支“称为精劲”的润师，从而使原本军事实力不强的两浙一跃成为当时南方实力最强大的藩镇。可以说，德宗既给予藩镇兵权，却又无法控制，是导致镇海军迅速崛起的最重要原因。江东军事力量的崛起，固然本不在德宗原先的料想之中，但德宗或许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实力强大的镇海军对于当时处于危难境地的唐廷来说，实在是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四、德宗削藩战争中的韩滉与镇海军

论及唐德宗奉天定难的功臣，收复长安的神策军大将李晟，原朔方军将、其时护德宗逃难的行在军指挥浑瑊，河东节度使马燧，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等都是榜上有名、常被提及的人物。这其中，除了刘玄佐外，其他诸位都是平定北战场的重要将领，而刘玄佐的宣武军则在平定淮西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很少在德宗的削藩战争中论及韩滉与镇海军的表现。因为我们对藩镇的常识似乎告诉我们，东南藩镇很难在唐朝后期的战争中有它表现的一席之地。然而，事实却未必真的如此。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一下在此期间韩滉与镇海军的表现。

据史料记载，泾师之变发生后，勤王诸镇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史称：“诸道未知行在，营将士无不引还。”而此时，韩滉却遣兵“镇河南冲要，坚守不退。兵马使董晏，将三千人镇徐州”。按徐州“南控埇桥，以扼汴路，故其镇尤重”。大历末徐州为淄青李正己所控，正己死后，其子李纳反唐，“先以胜兵屯埇口，绝汴河运路，然后谋东窥江淮。朝廷忧虞，计未有出”。幸李纳部下李洧以徐州归顺。但徐州无兵，无法抵御淄青、魏博劲卒二万之袭，后得宣武、朔方、神策等诸军合力相救，方解其围，运河复通。建中二年底的徐州一役，虽不见有浙西出兵的明确记载，但之后派兵镇守该地却极有必要，浙西军队在当时或许就担当了这一任务。在京师遭变、淄青再叛后，韩滉遣兵坚守徐州不退，故有“徐方既定，转检校吏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之赏。

如果说徐州遭袭漕运还能改道继续前行的话，那么建中四年底李希烈攻克汴州后则彻底阻断了运河运输。攻陷汴州后的李希烈声言欲袭江淮，以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使参谋温述由寿州送款于希烈曰：‘濠、寿、舒、庐，寻令罢垒，韬戈卷甲，伫候指挥。’”次年李希烈往攻宋州，宋州的战略地位早在张巡、许远时代就已凸显无疑，江淮得保，全赖宋州。史称其时已攻下襄邑（宋州属县），并已于白塔大败河南诸军的李希烈气焰正胜，遂引众五万猛攻宁陵（宋州属县），而守城的宣武军将刘昌仅有三千人马。幸好韩滉及时“遣兵马使王栖曜、李长荣、柏良器，以劲卒万人，溯流千里，倍程救援”，与宣武军掎角讨袭。此役中韩滉遣将“以三千强弩，涉水夜入宁陵，弩矢至希烈帐前。希烈曰：‘复益吴弩，宁陵不可取也。’解围归汴”。宁陵之围的解除，浙西军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浙西弩兵战斗力之强，使得李希烈不敢轻窥江淮，从而暂时缓解了当时的危机。

兴元元年冬，李希烈尽锐攻陈州，韩滉“命诸将与宣武军合势”，宣武军将刘昌遂从节度使刘玄佐“以浙西兵合三万人救（陈州）”，“破贼数万人”。不久汴州收复，漕运得以恢复。此后北方局势渐趋稳定，平定李希烈的叛乱也就为时不远了。

从以上两例来看，与其将平定李希烈的首功记在宣武军身上，还不如说加在韩滉与镇海军身上更恰当。宣武军在藩镇时代的名气当然远在镇海军之上，而宣武军的建立与发展也同镇海军一样，得益于德宗的削藩战争。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那就是新近成立的宣武军在建中四年底李希烈攻克大梁、永平军瓦解前，是作为前者都统的下属参与作战的。而也正因为永平军的瓦解，军事力量半是脱胎于前者的宣武军在当时实力并不强。况且宁陵之战前，宣武军与其他河南军队还刚刚遭遇过白塔之败。这也正是为什么宣武军将刘昌等人几乎是拼尽了全力守卫宁陵城。所以说，真正给于李希烈致命一击的不是宣武军，而是浙西的镇海军。当然，这支军队渡江涉淮后，领导它作战的总指挥肯定不会是非武将出身且要坐镇江东的韩滉，只可能是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所以文本的叙述常常会将它置于宣武军的名义之下。但幸运的是，史料仍旧为我们保存了细节，使我们知道这支军队并不是宣武军的系统，它的实际指挥权还应属于来自浙西的军将与韩滉。

又史载，兴元元年冬，淮南节度陈少游死，“大将王韶欲自为留后，令将士推己知军事，且欲大掠，韩滉遣使谓之曰：‘汝敢为乱，吾即日全军渡江诛汝矣！’韶等惧而让”。财税重镇淮南的局势得以稳定，对唐廷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所以史称德宗闻知此事后亦甚喜，谓人曰：“滉不惟安江东，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

总之，在泾师之变发生后，韩滉遣兵镇徐州、平淮西、安淮南，稳定了东方的局势。如此看来，说南方战场的首功是韩滉与镇海军所创的当不为过。而东方局势的稳定对唐廷最大的意义，便是保障了漕运的畅通。故史称其时“漕路无梗，完靖东南，滉功多”应该是比较公允的评价。因此在兴元元年收复京邑后，德宗再加韩滉检校尚书右仆射，进封昌黎县开国公，后改封南阳郡公，以嘉其功。

以上所谈的主要是镇海军在南战场中的作用，那么更重要的北战场又是如何呢？泾师之变后德宗赦免两河叛镇，北战场的战略重心转向关中，收复关中成了唐廷的头等大事。据顾况所撰《韩滉行状》载，兴元元年德宗南走梁州后，

（滉）命从事裴枢、李伦微巡，内兵甲麾下将士合三万人，请翊卫銮舆，收复京邑。上深嘉叹，特加检校尚书右仆射。

实际上，如果韩滉真的派人微巡，并将微巡的状况传到德宗的耳中，那多半也只是一种表忠心的姿态，因为江东的军队在当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跑到关中去作战的。而且德宗诏加韩滉检校尚书右仆射也绝不是因为在逃亡途中感闻镇海军的忠诚。韩滉之封，实要到兴元元年京师收复以后。不过顾况在这里所撰的韩滉事迹也并非只是对韩滉的吹许。行状撰文，模糊时间界限也情有可原。江东的军队跑去收复京师固然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韩滉在前后河南用兵之际，遣锐卒“解宁陵睢阳之围，全彭城要害之地”却是实情。而对于北战场来说，镇海军的意义恐怕也确实并不在于它在军事方面能提供唐廷多大的帮助，而更重要的是在畿甸路断之时，如何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及关中等地。实际上，正是由于江东强大的财赋保障，使得平叛战役得以持续，同时也维系着命悬一线的唐廷的生存。这才是镇海军对于北战场最大的贡献。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兴元元年春夏之际，由于李怀光叛乱，德宗自奉天再奔梁州后的记载。史称因为仓促出逃，朝廷的物资供应极度匮乏：“六军从官，扈跸千里，时属维夏，未颁春衣”，且“时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输，所在艰阻”。五月，盐铁转运使包佶集江淮缯帛五十万匹，遣判官王绍“督缘路轻货，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德宗深赖之。而其时，镇海军节度使韩滉亦“命判官何士幹领健步七百，负绞练十万匹，上献天子”。据称“表至行在，众情大悦”。更可贵者，“滉闻奉天之难，以夹练囊缄盛茶末，遣健步以进御”，可见其所虑之细。

相较于衣帛，粮饷的问题在当时更为重要。当时的神策军将李晟方屯渭北，欲复京师，但苦于粮饷不继，幸赖韩滉“运米百艘以饷李晟”。此处之“百艘”并不是一个泛称，因为史载为保障沿途运输安全，韩滉以“艘置五弩手以为防援，有寇则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至渭桥，盗不敢近”。可见当时韩滉馈运李晟的军粮确有百船之多。时人赵元一在评价韩滉时亦以为：

时滉以中国多难，翠华不守。淮西、幽燕并为敌国，公虑敖仓之粟不继，忧王师之绝粮，遂于浙江东西市米六百万石，表奏御史四十员，以充纲署。淮汴之间，楼船万计。中原百万之师，馈粮不竭者，韩公之力焉。

再来看一下兴元元年七月德宗还京后的情况。虽说此时关中已复，但大盗之后，又值天下旱蝗，国用尽竭。关中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此时“米斗千钱，仓廪耗竭”。而两河一带除了淮西等地的战乱尚未完全平息外，也遭受了严重的饥荒侵袭，同样“米斗千钱”，非但不能调拨此处粮饷入都，中央还要额外诏赐其米，“由是国用益窘”。幸而此时韩滉“运江、淮粟帛入贡府，无虚月”，才逐渐转危为安。《资治通鉴》载关中乏粮：

（韩滉）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既而陈少游闻滉贡米，亦贡二十万斛。上谓李泌曰：“韩滉乃能化陈少游亦贡米矣！”对曰：“岂惟少游，诸道将争入贡矣！”

《韩滉行状》亦称：

关中初复，公以为国无年储，何御荒俭？陈围已解，汴路即通。抗表请献军粮二十万斛，从本道直至渭桥。公命判官元友直草创运务，部勒趋程，河中阻兵，坚城未拔，关河蝗旱，军食不足，船至垣曲，王师大振……连岁蝗灾，仰在转运，公自晨及暮，立于江皋，发四十七万斛，舳舻所至，近远慰安。

而也正因为如此，韩滉“恩遇始深”，

时右丞元琇判度支，以关辅旱俭，请运江淮租米以给京师。上以滉浙江东西节度，素著威名，加江淮转运使，欲令专督运务。

遂于贞元元年（785）七月“以镇海军、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江淮转运使”，不久又进封国公。

到了贞元二年春，关中的饥荒进一步加剧。于是德宗不得不下诏紧缩朝廷开支、军马粮草。但杯水车薪之举实在无法缓解险情，所谓“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禁军的军粮问题解决不了，京师的危机就不会解除。于是中央急令南方各道转输漕粮入京：

诏浙江东西，至今年入运送上都米七十五万石，更于本道两税折纳米一百万石，并江西、湖南、鄂岳、福建等道先支米，并委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处置船运。数内送一百万石至东渭桥输纳，余赈给河北等诸军及行营粮料。其淮南及濠寿等道先支米，洪、潭屯米，并委淮南节度使杜亚勾当船运，数内送二十万石至东渭桥，余支充诸军行营粮料。

当年夏季，由于漕粮未至，关中仓廪竭，军士已露哗变之态，

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若无韩滉的及时运粮，又一个泾师之变恐怕就近在眼前了。而在“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师”，由江淮转输至长安及河北的米粮总计约二百万石，创下了唐代历史上南粮北运的最高额。如此大功，德宗自然不忘赏誉韩滉，史称：

德宗嘉其功，以滉专领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

由此也开创了有唐一代藩帅兼领盐铁转运使的先河。

以上所示，应该足以证明韩滉与镇海军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了。可以说，若没有镇海军的支持，不仅平藩战役无法持续，就是唐廷的生存在当时都无法保障。

五、从雄藩到权相——韩滉的政治巅峰

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有意识地将韩滉在德宗削藩战争中的表现与他的晋升一并提及。正如镇海军的崛起得益于削藩战争，尤其是泾师之变的爆发一样，在德宗即位之初原本以贬官身份被任命为两浙观察使的韩滉，也因为建中、兴元年间的战事，地位逐步上升，权势日趋显赫，终于在战争结束后，成为唐后期历史上权势最重之宰辅。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随着贞元二年秋天战争的结束，身为镇海军浙江东西道节度使的韩滉也于当年十一月入朝觐见。然而和安史之乱后不少手握强兵、雄踞一方的节度使害怕被解除权力而不愿入朝相反，韩滉不仅赴朝参见，而且入朝后权势有增无减。史载：

韩滉自浙西入觐，朝廷委政待之，至于调兵食、笼盐铁、勾官吏赃罚、锄豪强兼并，上悉仗焉。每奏事，或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过不能暇，无敢枝梧者。

可谓“总将相财赋之任，颇承顾遇，权倾中外”。野史称：

滉至京，威势愈盛，日以橘木棒杀人，判桉郎官每候见皆奔走，公卿欲谒，逡巡莫敢进。

此说虽不免夸诞，却也着实突显了其权相的本色。

其时秉政当国的韩滉何以能独掌中枢大权，有着如此之盛的权势呢？首先说来，以下三个原因恐怕是不能忽视的。第一，这应当源于韩氏家族在朝中的政治影响力与广泛的政治脉系。第二，当源于韩滉同时身兼度支、盐铁转运两务，尽掌国家出入计量之大权。第三，因为此时入朝辅政的韩滉仍旧领有镇海军浙江东西节度一职，是继开元天宝年间的萧嵩、李林甫、杨国忠后，又一位“宰相遥领节度”者，因此亦非一般强藩的“使相”可比。或以为有唐一代宰辅权势之重者，莫出其右。

不过在这里我更要强调的是，韩滉在朝中的强势地位，与他在当时与手握强兵的两大节度使——关东的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关中的凤翔节度使李晟关系密切也有关。前文已提及，宣武军是德宗削藩战争期间涌现出来的又一雄藩，其居东诸侯，“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时它也是平定淄青、淮西叛乱的主力。贞元二年秋，其出师屯境上，又制止了义成军的叛乱，是当时河南一带最强大的藩镇。宣武军的崛起，显然成了战后德宗的又一大心头之患。此时其节度使刘玄佐在汴，“习邻道故事，久未入朝”，于是德宗密诏当时准备入朝的韩滉讽之：

韩滉过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属吏礼谒之。滉相约为兄弟，请拜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见之。酒半，滉曰：“弟何时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但力未办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帅诸妇女往填宫也！”母悲泣不自胜。滉乃遗玄佐钱二十万缗，备行装。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赏劳，一军为之倾动。

刘玄佐敬重韩滉的才望，当然与韩滉曾以浙西军队助刘玄佐讨平淮西有关。果然不久后，刘玄佐与陈许节度使曲环俱入朝。小说家言：

（韩滉离镇，）过汴州，挟刘玄佐俱行，势倾中外。

而韩滉与凤翔节度使李晟的关系则更不一般，史载：“韩滉素与晟善。”早在韩滉初判度支时，“李晟以裨将白军事，滉待之加礼，使其子拜之，厚遗器币鞍马”。建中、兴元年间，李晟统率神策军收复京师，终成大功，亦赖韩滉运米相助。长安收复后，李晟出为京西重镇凤翔节度使。此时入朝觐见的李晟与德宗的信臣张延赏不合，德宗因韩滉“尝有德于晟”，“命滉移书道意”，“邀晟平憾”。其后吐蕃遣使求和，“（李晟）奏曰：‘戎狄无信，不可许。’宰相韩滉又扶晟议，请调军食以给晟，命将击之”。其曰：

国家若令三数良将，长驱十万众，于凉、鄯、洮、渭并修坚城，各置三万人，足当守御之要。臣请以当道所贮蓄财赋为馈餫之资，以充三年之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河陇二十余州，复之可翘足而待也。

又荐刘玄佐可任边事。德宗“甚纳其言”，遂坚不许与吐蕃盟会，并“趣使进兵”。

可以说，从贞元二年底到三年（787）初的短短数月，韩滉完成了从雄藩到权相的转变，入朝后的他秉政当国、统筹出入、兼领藩维，可谓人臣之极莫过于此，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

六、君臣矛盾与德宗的妥协

上文我们谈过了，自韩滉出任两浙节度以来，转输粮饷、出兵两河，帮助中央顺利度过了建中、兴元年间的战争危机，因此也屡受德宗的奖赏。但是检阅史书，在这对看似关系颇为融洽的君臣间其实也并非毫无芥蒂，完全信任。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在德宗对韩滉的每次赏誉背后似乎都夹杂着不小的顾虑与猜忌。

这种猜忌首先来源于物议对韩滉在战时聚兵修城的不满。时议以为：

韩滉闻銮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

这自然也引起了刚从山南还驾长安不久的德宗的疑虑。于是德宗便向刚从江东赴京的谋士李泌询问，幸赖李泌多方解释、百口保滉，并令韩滉速运粮储转输进京，方才化解了这场危机。其实自建中、兴元之际京师遭遇朱泚之乱的变故，德宗被迫出逃奉天、梁州以来，原本勤王的诸藩就纷纷返回本境，修堑垒、缮甲兵，这种增设武备的情况在当时并不止江东一地，史称：“时南方藩镇各闭境自守。”此前德宗的谋士陆贽就曾对德宗说过：“凡在恋主之诚，各怀徯后之志，是以（张）延赏奉迎于西蜀，韩滉望幸于东吴。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礼。”而李泌也以为：“所以修石头城者，滉见中原板荡，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与陆贽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

韩滉虽没有“阴蓄异志”的野心，但在当时确也有过越权的举措。比如其在闻知京师发生变故后，便以“亲吏卢复为宣州刺史、采石军使”就是一例。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一举措并不完全违背大历十二年（777）整顿地方军制时规定的“令诸使非军事要急，无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职务，差人权摄”的政令，但毕竟是对本意于削弱藩镇对州刺史控制权的一种挑战。

如果说这种擅召刺史的举措主要是因时事所迫，并且不止韩滉一人，因此无须深加苛责的话，那么韩滉拘留两税盐铁使包佶一事则较此严重多了。史载：

（建中）四年十月，驾幸奉天，度支汴东两税使包佶在扬州，尚未知也。佶判官崔沅遽报（陈）少游，佶时所总赋税钱帛约八百万贯在焉，少游意以为贼据京师，未即收复，遂胁取其财物。先使判官崔就佶强索其纳给文历，并请供二百万贯钱物以助军费，佶答曰：“所用财帛，须承敕命。”未与之。勃然曰：“中丞若得，为刘长卿；不尔，为崔众矣。”长卿尝任租庸使，为吴仲孺所困，崔众供军吝财，为光弼所杀，故言及之。佶大惧，不敢固护，财帛将转输入京师者，悉为少游夺之。佶自谒，少游止焉，长揖而遣，既惧祸，奔往白沙。少游又遣判官房孺复召之，佶愈惧，托以巡检，因急棹过江，妻子伏案牍中。至上元，复为韩滉所拘留。佶先有兵三千，守御财货，令高越、元甫将焉，少游尽夺之。随佶渡江者，又为韩滉所留，佶但领胥吏往江、鄂等州。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强夺转运使包佶财物之事，德宗在当时便以“或防他盗，供费军旅，收亦何伤”为由而不加治罪，虽然时议以为这是“圣情达于变通，明见万里”，但实际上却并不能掩盖在“方隅阻绝，国命未振”之际，德宗不敢得罪藩镇，又无法制约藩镇的尴尬处境。陈少游后因上表归顺李希烈之事败露而惭惶发疾，死后德宗也未再穷究其罪。而有关韩滉拘留包佶一事则更未见有何下文，或以为若不是史家有所隐讳，那么在当时藩镇截留中央财赋据为己有或许本就不值得小题大做。况且韩滉转输粟帛入京不遗余力，如此有大功于朝廷，对于拘留转运使一事德宗恐怕也就不会再多加计较了。

虽然韩滉的某些越职之举在当时的情势下并非完全无法理解，甚至还有一定的必要，但确实在无形中加深了其与中央的矛盾。面对江东的强势崛起与中央威信的衰退，此消彼长，德宗自然就会心生韩滉坐大而对自己造成威胁的疑虑。不过德宗虽有疑藩之心，在当时的情况下却也不得不向韩滉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以求取得韩滉对朝廷的支持。同样，韩滉虽没有反叛之意，却也必须依靠李泌的屡次释惑和通过本镇的及时进贡才能打消德宗的顾虑。可见两者间虽有矛盾，但终究还是保持着一个相对均衡的态势，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除了上述这些矛盾外，德宗与韩滉的分歧更主要的还是围绕利权，即漕运问题而展开的。德宗还驾长安后，立即着手对财政体制进行改革，

（兴元元年九月，）以前岭南节度使元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

此时的关中正面临着由旱蝗灾害引起的饥荒肆虐与钱重货轻导致的钱两短缺两大问题。于是元琇便请运江淮租米以给京师，并令韩滉转送江东钱入关。德宗随即便诏加韩滉江淮转运使，欲令专督运务。事实证明，韩滉也确实未令危机中的德宗失望，源源不断地转输江淮粮饷入京师。与此同时，

琇以京师钱重货轻，切疾之，乃于江东监院收获见钱四十余万贯，令转送入关。滉不许，乃诬奏云：“运千钱至京师，费钱至万，于国有害。”请罢之。上以问琇，琇奏曰：“一千之重，约与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所运，费三百耳，岂至万乎？”上然之，遣中使赉手诏令运钱。滉坚执以为不可。

姑且不论韩滉是否诬奏元琇，但其执意不肯运钱进京，甚至无视德宗的诏令，却也令德宗无可奈何。究其原因，就在于关中当时对江淮的漕粮依赖已相当严重，所以绝不敢因为韩滉的不肯运钱而深加责问，唯恐因此而祸及漕粮的运输。

贞元二年初，京畿乘兵乱之后，“仍岁蝗旱，府无储积”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德宗任用崔造为宰相实行财政改革，史称：

德宗以造敢言，为能立事，故不次登用。造久从事江外，嫉钱谷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两税钱物，委本道观察使、本州刺史选官典部送上都；诸道水陆运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并停；其度支、盐铁，委尚书省本司判。

（又）造与元琇素厚，罢使之后，以盐铁之任委之。

这次试图将财政大权还职尚书户部的改革刚一出台就遭到了韩滉的反对，原因就在于崔造的改革首先触动了“方司转运”而“朝廷仰给其漕发”的江淮转运使韩滉的利益。面对这一情况，德宗采取了折中的措施，即在维持崔造其余改革条奏的前提下重新恢复韩滉的江淮转运使一职。但这一举措无疑给其时已被委任盐铁转运之职的元琇带来了尴尬，

元琇以滉性刚难制，乃复奏江淮转运，其江南米自江至扬子凡十八里，请滉主之；扬子已北，琇主之。滉闻之怒，掎摭琇盐铁司事论奏。

为了安抚韩滉，德宗不得已，只能罢除了元琇的判使之职。而在当年秋初，韩滉所运的江淮漕米大至京师，及时缓解了关中的粮食危机。于是德宗嘉赞其功，以韩滉专领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正式将全国的财政大权全部交付于韩滉。其后崔造、元琇二人由于韩滉的排挤而被罢职，崔造的改革也全被废除，围绕利权问题而展开的矛盾最后还是以德宗向韩滉的妥协宣告结束。

如上所言，韩滉对崔造改革的失败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改革本身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史书对崔造的改革就还曾有过这样的记载：

议者谓造举不适时，方用之乏，不能权济大事，虽据旧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所以说，“不适时”与“不能权济大事”才是改革无法顺利推行的根本原因。其实在德宗即位后，并不止一次试图将财权收归户部。早在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就有“罢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代之”的改革，只是不到几个月，就不得不重新以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杜佑权江、淮水陆转运使，皆如旧制。这一次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固然与当时财政专家刘晏遭杨炎罢黜有关，但史料却也记载在杨炎改革后“省职久废，耳目不相接，莫能振举，天下钱谷无所总领”。

所以说，士大夫之间的个人恩怨，或是中央与藩镇间的矛盾，并不是导致这两次改革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而“诸使之职，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可谓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关键所在。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尚书户部四司职能的衰落与使职体系的兴起便是大势所趋，所以韩滉以“司务久行，不可遽改”而建言德宗，也并不能简单地看作藩镇向中央邀权的跋扈行为。事实上，作为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财政体系改革，尤其是使职体系确立的最初实践者，韩滉与刘晏一样，都深谙其理；而且在实际运作中，韩滉也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极强的能力。既然还职部司已不合时宜，适逢战乱、凶荒之岁，更“难为集事”，而改革又恰巧触犯了朝廷正仰给其漕发的浙江东西道观察使韩滉的直接利益，那么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德宗作出让步。德宗最后权衡利弊，不仅废除了改革，而且诏加韩滉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将全国的财政大权委于韩滉，如此优宠，固然有些许无奈，却也是时事使然，并且，确是着眼于大局的正确选择。

韩滉于贞元二年冬自浙西入朝，此时已集将相财权于一身，不仅满朝公卿不敢得罪韩滉，德宗也是“虚己待之”，对其“言无不从”，野史更称此时的韩滉是“威势胜于王者”，因此在对待一些有分歧的问题时，德宗常常是不愿意违逆韩滉的意见的。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两者对于吐蕃遣使求和，究竟是许还是不许这一问题上。当时韩滉力扶大将李晟的建议，以为戎狄无信，不可许和，并且主张调军食以峙边，命将击之。但是德宗的本意却是倾向于与吐蕃盟和，史料中有“上方厌兵，疑将帅生事邀功”之语，就是最好的佐证。但最后德宗还是听纳了李晟、韩滉之请，没有答应吐蕃盟和的请求，这就说明德宗对韩、李二人，尤其是韩滉，是有所顾忌和畏惮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德宗与韩滉之间的分歧，固然与德宗的猜忌、韩滉的刚愎自用等两者性格有一定的关系，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德宗与韩滉的矛盾，更多的还是朝藩矛盾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新兴的使职体系代替旧有的省部职能这一制度变革的体现。但不可否认，在中央与藩镇、中央政务机构与新兴使职系统的竞争中，前者都落了下风，因此德宗不得不屡次向韩滉作出妥协，也就是势所必然的结果。

七、韩滉之死与德宗的贞元改革

如上所言，虽然德宗在与韩滉的关系中屡次让步妥协，但镇海军的壮大与韩滉的权势日盛毕竟不是德宗所愿意看到的。然而，正当德宗对韩滉的骋志似乎无可奈何时，贞元三年二月，入朝未久的韩滉却薨逝于京师私第，结束了其短暂的权相生涯。韩滉的去世，无疑给了德宗调整政策的机会，德宗于是立即着手对中央体制与江东政局进行改革。我们在这里则主要来谈一下韩滉死后江东的变化。

（一）行政区划的调整。史称：

（贞元三年二月，）分浙江东、西道为三：浙西，治润州；浙东，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

德宗在韩滉死后立刻分割江东地盘，显然旨在削弱江东的军政实力。在这次调整中，德宗对江东诸州的归属进行了新的安排：浙江西道，治润州，领常、湖、苏、杭、睦五州；浙江东道，治越州，领明、台、温、衢、处、婺六州；宣歙池，治宣州，领歙、池二州。（见图32）自德宗此次改革后，浙西、浙东、宣歙池三镇的疆理设置持续到唐末，就未再进行过调整。所以说，此次改革实际上是结束了自安史之乱爆发后两浙（尤其是浙西）、宣歙等地行政区划一直比较混乱的局面，从此江东地区进入一个行政区划长期较为稳定的时期。大泽正昭先生以为，德宗在贞元三年二月韩滉去世之际，对其所领旧地浙西、浙东、宣歙三道的划分，与贞元元年三月任命李澄为郑滑节度使、二年七月任命曲环为陈许节度使、四年（788）十一月任命张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的举措相类似。这些措施构成了贞元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江南、河南漕运沿线藩镇的细分，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漕运沿线藩镇的实力，确保江淮漕运的安全。

图32　贞元三年之后的江东三镇

（说明：池州乃分宣州置。韩滉统辖江东时池州是否并入宣州，史书无载，推测很可能是的。）

（二）镇海军的废除。在韩滉死后，德宗立即废除了镇海军，降节度为观察，令新设的浙西、浙东、宣歙池三道“各置观察使以领之”。由于观察都团练使的法定兵额比节度使要少，此举自然也就意味着当地兵力的削减。贞元三年闰五月，度支又奏请：

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自建中年已后，供军资费赏设等，每年续加当钱六十一万六千贯，准今年五月五日敕，近日甲兵止息，无别征求，此是常税，先有成例。宜令浙西观察使白志贞、浙东观察使皇甫政，各据道本元额，依旧每年两税征收发遣，其钱物到别库收贮。每有给用，皆先奏取进止，其钱旧例每年六月举征，如秋限送纳。今京西师旅颇众，经用尤多，望令依税限纳，市轻货送上都。从之。

这则奏请显示出，中央曾将建中年间的一部分增税额拨给使级预算支用，这应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有关。不过作为“成例”，最终仍收归中央财政。因此在韩滉死后，增拨的使级预算重新收归中央，是中央控制两浙军费的一项重要举措。这或许也与当地兵额数减少有一定关系。

（三）大将的离镇。德宗朝初期的江东，尤其是浙西的军队组成人员，主要是延续了代宗朝的班底，军队的主要将领是自代宗朝伊始就长驻两浙的北下军人，王栖曜、李长荣、柏良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位将领。由于这些将领参与过平定安史之乱及其后诸多的战役，屡受朝廷赏赞，因此在江东的地位相当尊崇。虽于藩帅手下担任都知兵马使，却深受历任浙西观察使的礼重，甚至对藩帅的选任都能产生很大影响。如上文揭示的，当年建言韩滉去浙西担任观察使的就是当地的大将柏良器。虽然放诸全国来看，柏氏说不上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将领，但是于浙西，他却是一个地道的实权人物。况且他如果没有一定的资历与威望，也不可能得到宰相杨炎的召见，并向杨炎建言重择当镇的藩帅。

在韩滉担任镇海军节度使后，这批将领受命北上作战，并屡立战功。兴元元年汴州收复之际，朝廷诏封王栖曜为琅琊郡王、李长荣为祁连郡王、柏良器为平原郡王。贞元二年淮西平，诏书又称：“戎籍乃为裨将副，非所以褒功宠德也”，因此对这批将领的晋升就势在必行。于是在贞元二年底，王栖曜、李长荣、柏良器三人便随节度使韩滉一同入朝。随后分别被任命为左龙武军将军、右神策军将军、左神策军将军，且知军事，这应是贞元三年五月之事。据《唐会要》记载：

贞元三年五月，左右神武等军各加将军一员。上以诸道大将有功劳者，将擢掌禁兵，故增其官员以待之。仍以浙西大将王栖曜、李长荣，河东大将郭定元、符璘充之。

德宗此举一为褒奖功臣，另外则为强化中央对禁军的控制，史称：

上还长安，颇忌宿将握兵多者，稍稍罢之。（兴元元年十月）戊辰，以（窦）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右厢兵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而以诸道大将代替禁军宿将擢掌禁兵亦是另外一项重要手段，所谓“德宗立禁军，精择元帅”就是据此而言。而其时宦官虽分典禁旅，却还未形成实质上的专政局面。直到贞元八年（792）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因募才勇之士以易贩鬻者而得罪监军窦文场，左迁右领军，“自是宦官始专军政”。贞元十二年（796），德宗又以窦文场、霍仙鸣二人出任左右神策军中尉，宦官专掌禁军遂成定制。

大将的离镇对中央的意义可谓是多方面的。除了可以加强中央对禁军的控制外，中央还可以依仗这些久历战阵的将领镇守边境、抵御戎事。贞元四年，德宗以王栖曜为鄜坊丹延等州节度使，其后镇守塞垣十四年。又以李长荣先后为河阳、泽潞两地节度使，亦长期出守要镇。而就浙西方面来说，大将的离镇削弱了当地军将层的势力，使得中央在任命新的浙西观察使时不用再受地方将校的掣肘，因此可谓一举多得。

（四）新藩帅的选任。韩滉死后德宗对新藩帅的选任，当然是江东政局调整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其中浙西镇因为地位最重，对其廉帅的选任便尤需多费思量。德宗特别安排其心腹，时贬官果州的原神策军使白志贞担任浙西观察使一职。其时，宰相柳浑以“志贞一末吏憸人……不当顿居重职”，“累疏以闻而止”。然而德宗并没有接受柳浑的建议，而是执意以白志贞担任浙西观察使这一重职，这显然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对浙西的控制。只是仅过了三个月，白氏便卒于任上。于是宰相李泌拟请以给事中王纬为浙西观察使，其言：“浙西赋入尤剧，纬清而忠，能惠养民，故请遣之。”诏可。王纬任职十一年，其死后由原浙东观察使李若初继任，李氏曾在刘晏手下任过职，也是善于吏道、精于财赋、“有名于时”的官员。史称王纬、李若初两人，一人清洁、一人善理，所以中央特别安排这样的官员来出任浙西观察使仍旧是有一定的财政上的考虑的。只是他们在担任观察使期间的权力与韩滉时期相比已有相当的削弱。史载王纬任观察使时，

（苏州刺史于）虽为政有绩，然横暴已甚，追憾湖州旧尉，封杖以计强决之。观察使王纬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后累迁，乃与纬书曰：“一蒙恶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迁陕虢观察使，自以为得志，益恣威虐。

观察使弹劾管内刺史而不果，这与韩滉任职之时可自择管内州县长吏的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正是藩镇实力衰弱的一个表现。

德宗在贞元年间对江东地区观察使的任命上还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值得注意。为了便于分析，特列表示之：

表7　唐德宗贞元时期江东三镇观察使转迁表

（此表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5《浙西》《浙东》《宣歙》作。）

从表中来看，首先，这些观察使的任期普遍较长。浙西王纬的11年，浙东皇甫政的10年，宣歙刘赞、崔衍的9年都是本镇在唐朝中叶连任时间最长的观察使。而且这些观察使几乎都卒于任上。其次，这些观察使几乎多由刺史，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刺史改任当地观察使。除白志贞、王纬外，其余诸人在任使之前，都有在两浙一带担任刺史的经历，更如李若初、李锜、皇甫政、刘赞等人，更是长期在江南执政。这表明，在德宗朝，江东诸道观察使的换任其实并不频繁，且多由本地刺史升任，少有中央官员出任的情况。而他们在当地的留任时间又过长，大多是至死不易其地。这种政策的积极方面在于，有过任职经验的官员较为熟悉当地的发展情况，有助于提高施政绩效，而且任期较长也利于稳定地方的行政体系，保持地方政策的延续性。但它的消极一面也很明显，它并不利于中央对藩镇的控制，容易使久居其地的藩帅形成自己的势力。事实证明，后来在宪宗朝初期发生的浙西李锜叛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德宗这一政策埋下的隐患。

（五）浙西观察使仍兼盐铁转运使。论及德宗对江东政局的此番调整，最后还有一点不得不谈，这就是在贞元十年（794）后重新由浙西观察使兼任盐铁转运使一职。盐铁转运使操掌天下榷酤漕运，其中重点在江淮，主要管理东南海盐的专卖与工商税等事务，以及负责江淮一带两税米、上供财物的漕转入京，因此职权甚重。有唐一代共有六位藩帅兼领过该职，其中德宗一朝就有韩滉、王纬、李若初、李锜四人，且都来自浙西，可见这一时期浙西藩帅兼领盐铁转运几成定制。浙西藩帅兼领盐铁转运，延续了韩滉以来的传统，与地缘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与当时浙西观察使突出的财政能力有关。如史称“方整理盐法，颇有次叙”的李若初，就是浙西廉使兼领盐铁转运颇有成绩者。

但是这一措施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学者以为，“德宗朝三司分掌制的一个明显缺陷，是缺乏一个可统筹中央财政收支全局的核心。本来这个核心应由度支充任，可是，盐铁转运使倚恃掌握丰沛的盐利并操持唐廷的粮食命脉——漕运，亦足以与度支分庭抗礼”。贞元初期，作为江淮转运使的韩滉之所以能凌驾于中央的度支元琇之上，正是因为在关中粮荒之时，其操持着作为唐政府粮食命脉的东南漕运。

其实，在此后韩滉一人身兼度支、盐铁转运两职，并于贞元三年去世后，中央原本是可以解决所谓“缺乏一个可统筹中央财政收支全局的核心”的问题，并将财政大权重新控制在手中的。但是继韩滉之后，要在中央找到一个像韩滉一样财政能力突出，又颇能服人，尤其是要为德宗所信任的大臣却不容易。在韩滉死后，度支、盐铁转运并未由原副使班宏掌管，而是由宰臣窦参兼掌，史载：

参许宏，俟一岁以使职归之。岁余，参无归意；宏怒。司农少卿张滂，宏所荐也，参欲使滂分主江、淮盐铁，宏不可；滂知之，亦怨宏。及参为上所疏，乃让度支使于宏，又不欲利权专归于宏，乃荐滂于上；以宏判度支，以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仍隶于宏以悦之。

（此后）张滂请盐铁旧簿于班宏，宏不与。滂与宏共择巡院官，莫有合者，阙官甚多。滂言于上曰：“如此，职事必废，臣罪无所逃。”

于是德宗只能命宏、滂分掌天下财赋，如大历年间刘晏、韩滉故事。这种互不相统的混乱局面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财政运转体制，成为当时最严重的财政问题。贞元八年班宏死后，司农少卿裴延龄专判度支，有宠于德宗，盐铁转运使张滂因陈延龄矫妄而遭罢职，时为贞元十年。或许是鉴于这种矛盾，此后度支权归中央，而盐铁转运一职则重新由浙西藩帅兼任，再次回到了韩滉的故事之中，终德宗一朝未再改变。

这样一来，两职分掌的矛盾又凸显出来了。即使此时中央对东南漕粮的依赖已不似先前那样严重，但因为这一时期巨额的盐利收入仍归盐铁使自掌，就是说“盐铁使也兼具管理收支的双重职能”，所以同样能与度支平起平坐，这也就是班宏与张滂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既然盐铁转运一职如此重要，那么中央理应加强对它的控制，而不应该将其下放于藩镇。况且盐铁转运使及其属下巡院本是限制藩镇财赋的重要机构，可使藩镇因受制于财赋而难以养兵逞强（所以为了获取财赋，藩镇有时也会掠夺转运使、巡院财物，如前述陈少游、韩滉夺取转运使包佶财物之事就系如此），那么，将本是遏制藩镇财权的盐铁转运使委于藩镇，不仅无助于加强中央对藩镇的控制，反而便利了藩镇的养兵图强，导致颇有用心的藩帅利用掌握的财赋扩充军队、谋求自立，此后的李锜就是这样。

纵观德宗在贞元初期对江东所进行的改革，主旨还是在于弱化当地藩镇的势力，加强中央对江东的控制。就这一目的而言，改革总体上看来还是比较成功的，尤其是军政方面，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现在研究中唐历史的学者，大都已经不会再说德宗的削藩战争是彻底的失败，以及德宗在贞元年间对藩镇实行的是全然的姑息政策，并且因此质疑德宗的执政能力了。的确，我们从德宗在韩滉死后对江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上也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不可否认，这次改革并不彻底，一些安排也有失妥当，如在藩帅选任、财权分配上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而这些都将为此后的李锜叛乱埋下伏笔。

八、韩滉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解读文本中的韩滉形象

本节围绕韩滉这个人物展开论述，因此在本节行将收尾之际也拟再对韩滉的历史形象作一番粗浅的回顾，看看其中是否还有一些有趣的问题值得探讨。

韩滉事迹，详见于顾况所作《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晋国公赠太傅韩公行状》中。顾况曾长期在江东担任韩滉幕僚，两人关系密切，虽说行状之辞难免夸饰溢美，但所撰事迹应大致无误。而有关韩滉在德宗朝的转迁情况，我们还可以从当时陆贽所起草的《韩滉加检校右仆射制》《韩滉检校左仆射平章事制》《韩滉度支盐铁转运使制》三篇制文中得到印证。目今两唐书本传以及《资治通鉴》有关韩滉的内容，大体也是本于《韩滉行状》的记载。除此之外，唐宋时人的笔记小说中也有不少有关韩滉的逸史逸事，其中不少也为两唐书、《资治通鉴》所采纳，因此也是研究韩滉的重要资料。

关于韩滉在史料中的形象，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奉天录》一书。《奉天录》是现今所存关于奉天定难之役最完备之杂史，其作者赵元一与韩滉一样都是德宗时人。赵氏对韩滉的评价，几乎是除了官方文书与行状等外，目今所见唯一保留的当时人对韩滉的议论。关于赵氏的身份，有学者疑其为奉天定难功臣浑瑊的幕府记室。黄永年先生则认为，赵元一当为史馆中人，至少在奉天之难结束后，其应该在史馆供职。不过就其本人而言，当与韩滉并无多大关系。从是书的记载看，赵元一对韩滉的评价相当高，称其在奉天之难中的馈粮不竭是“与夫汉之酂公各一时也”。而这种赞誉之词，与官方在韩滉死后所作制文中称述的“虽郑亡子产，卫失柳庄，憯悼之怀，岂过于此”，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实际上，赵元一对韩滉的这番评价，很可能就是取材于韩滉死后，后者幕僚顾况代太常博士李谿畅所作韩滉谥议中所比拟的“昔萧何转漕关中，寇恂资用河内，皆以勤王干蛊，推功第一”。总之，这些物议应该表明，在德宗时代，不管是官方还是私人，都不仅承认，而且高度推崇韩滉匡扶唐室中兴的功绩。在唐人著述中，与以上诸论持相同态度的还有元和时人李肇所撰的《唐国史补》，以及时代更晚一些的李冗的《独异志》。

不过唐人对韩滉的态度并非全如上文所示仅有赞誉的一面，因为在唐人著作中也有不少是对韩滉持贬抑态度的。如《戎幕闲谈》记载的一则有关韩滉的传闻就颇具讽刺意味：

唐丞相韩滉自金陵入朝。岁余后，于扬子江中，有龟鳖满江浮下，而悉无头。当此时，滉在城中薨。人莫知其故。

实际上细读此段传闻我们或许会有这样的体会，即仅仅说此文具有讽刺意味恐怕还不足以道尽个中的深意，在讽刺的背后似乎还隐约透露着韩滉之死并不自然的重大隐情。如果联系一下韩滉的权相生涯仅仅持续了四个月，韩滉与德宗间的矛盾，德宗在其死后对朝政及江东政局所作的调整，以及其实早在德宗上台伊始便已埋下的他们君臣不和的种子等事实，就不免会让人对韩滉的薨逝产生种种疑窦。当然，没有史料的证实，这些揣测和联想也仅仅只能停留在揣测和联想的层面。而真实的历史却是，在唐末的一些笔记小说里，韩滉的功臣形象确已发生变化了，诸如“势倾中外”、“威势胜于王者”等语已经见诸其中。晚唐五代杜光庭编撰的《神仙感遇传》中还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称韩滉原是孔子弟子子路的转世，因“常有不轨之志”，孔子担心他在人间触犯刑法，因此托人带信给他，让他“谨臣节、勿妄动”，韩滉因此而“恭黜谦谨，克保终始”。更是将韩滉描绘成了一个有不臣之心的藩帅。

韩滉的形象何以会在唐人笔下有如此大的出入？仔细分析一下上述文本我们发现，其实唐人笔下韩滉形象的出入并非无迹可寻，其中其实存在着一个渐变的过程。据上文分析来看，韩滉功臣形象的转变似乎最早是从《戎幕闲谈》的记载开始的。而至晚唐，虽然也有像《独异志》这样的态度，但总的趋势是韩滉的负面形象越来越突出，至《神仙感遇传》而达极致。

窥探这其中变化的原因，或许还需要从《戎幕闲谈》这本书入手来寻找一些线索。此书的作者韦绚在大和年间曾担任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的巡官，《戎幕闲谈》便是记当时李德裕所谈。因此也可以说，此书中的记载多少能反映一些李德裕的态度。众所周知，李德裕与其父李吉甫是唐代中后期“抑藩振朝”政策重要的支持者与推广者。唐后期不少骄藩被裁抑与打压就是在这两人手中完成的。其中在元和初年帮助宪宗平定西川、浙西两镇叛乱，为宪宗后来的“元和中兴”打下基础的就是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而被镇压的叛帅李锜则是韩滉的后任。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李锜得以叛乱的军事、经济基础半是靠韩滉时期的经营继承得来的。当然，没有资料表明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与韩氏家族的人有什么过节，但他们对于悍帅的反感显然是无可置疑的，而从上文的分析来看，韩滉恰恰也是一位悍帅。

以上所说，并非意在得出韩滉形象的转变与李德裕有关这样的结论。而是想说明，导致唐人对韩滉舆论转变的原因，或许还应该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中来寻找更为恰当。具体来说，就是当宪宗上台后，采取了与德宗后期对待藩镇不同的态度，尤其是原本强悍的南方藩帅们在宪宗的打压下一个接一个地垮台，南方藩镇的性格也因此发生彻底的改变，而相应的，舆论导向自然也就要发生变化。如此，可能才能解释为何在德宗时期备受敬崇的功臣韩滉，其形象在宪宗以后的历史记载中会显现出愈来愈浓重的被诋毁的意味。加之笔记小说的记载本就大抵出诸传闻，往往又要经文人润色加工而辗转相抄，韩滉由功臣一变而成为叛帅或许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史料中所体现出来的唐人对浙西藩帅态度的游移不仅体现在韩滉一人身上，陆扬先生在讨论韩滉的后任李锜叛乱的问题时就已经指出了，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李锜的身上。并且认为这正是中晚唐时期士人价值观紊乱的征兆，而这种价值观的游移不定又恰恰是由于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而造成的。

正因为投射在文本中的唐人的政治价值观和判断是模糊的，因而据行状为蓝本，但又综合唐人笔记小说记载而成的两唐书本传对韩滉的评价自然也就不会高了。旧传作者以为“滉杀元琇，奏瑞盐，逞斡运之能，非贞纯之士，刻下罔上，以为己功。幸逢多事之朝，例在姑息之地，幸而获免，余无可称”。新传虽未就韩滉的生平事迹进行评价，但观其行文，对韩滉的贬抑态度似乎更甚于旧传。如称韩滉在德宗驾幸奉天之时“握强兵，迁延不赴难”，并认为韩滉之所以会被德宗委以度支、盐铁之职，乃是因其“献羡钱五百余万缗”之故。当然，后世史家对韩滉评价不高，甚至抹杀其中兴之功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由于学者对藩镇体制心存芥蒂而不满韩滉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因为学者对当时韩滉与德宗、与中央间的矛盾认识得不够准确，误以为韩滉的骋志就必然是藩镇跋扈的体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相较于两唐书，《资治通鉴》在这方面相对就比较中肯和客观，这也正是司马光在史学造诣上更胜一筹的地方。当然，韩滉本身也并非一个无可指摘的人物，其诬劾元琇、弄权树党在当时应该确有其事。其“以前辈早达，稍薄后进。晚岁至京师，丞郎卿佐，接之颇倨，众不能平”应该也是较为可信的论述。但诚如新传作者所说“盖自其性云”，这主要还是他性格方面的不足。因此不能因为这些记载就否认他的奉天定难之功，甚至谬言其心怀异志。

有趣的是，学者对韩滉的评价到明清时期依旧未达成一致。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在他的著作《读通鉴论》中以为：

德宗之初，天下鼎沸，河北连兵以叛，李希烈横亘于中，朱泚内逼，天子匿于褒、汉，李楚琳复断其右臂，韩滉收拾江东以观成败，其有必亡之势者十九矣。

将韩滉与李希烈、朱泚、李楚琳等反唐之臣相提并论。但清末学者李慈铭却认为：

刘晏、韩滉，皆唐功臣之最也，天宝、贞元之不亡，二人之力也。

又将韩滉重新放到了一个左右唐室命运的勋臣位置上。

韩滉究竟是一个匡扶唐室的功臣，还是一个包藏祸心的野心家？经过上文的一系列分析，我想已不难得出结论，如果没有韩滉及其所领江东十五州的支持，德宗便不可能在建中、兴元年间的战争中化险为夷，而此后的贞元之兴更无从谈起。然而遗憾的是，历史上韩滉的真实形象投射到文本中时却被歪曲了。这并不是说文本的作者要有意歪曲韩滉的形象，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叙事态度与韩滉时代已经不同了。正如陆扬先生所指出的：“和唐前期相比，唐后半期的社会更是一个各种社会力量聚会纷争的场所，因而也是一个价值观念冲突而颇为混乱的时代。这并不表示这一阶段的社会在政治文化上不再具有共识和凝聚力，而是说这种共识因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而变得游移不定。”于是文本中的韩滉形象自然也就由于这种价值观的游移不定呈现出了不相统一的特点。而这种不相统一的特点实际上也正代表了贞元、元和两个政治规则不尽相同的时代各自的政治面貌。

而对于唐以后的人们来说，我们对藩镇时代东南藩镇性格的认识，即东南藩镇应该是养兵少、实力弱的印象，也恰恰是以元和时代以后东南藩镇的性格为认识对象的（尽管我们在做这样的选择时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既然我们对东南藩镇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特定的认知，那么我们对待韩滉——这个东南藩镇藩帅的认知也必然如此。我们先验性地认为，韩滉也应该是一个于当时时代而言不怎么显山露水的人物，他于境内治理可以有不俗的表现，于书、文、乐、画也可以有很高的才性（正如中晚唐时代不少江东廉帅一样，而且韩滉也确实是一个在书、文、乐、画领域有很高造诣的人物），只是不能左右朝政走向、决定唐廷命运（宪宗以后出任江东地区观察使，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是官员转迁的一种资历。而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甚至是朝廷党争、排除异己的理想去处），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他作为东南藩镇藩帅的身份。但实际上，韩滉根本不是，较之那个被后人熟知的创作《五牛图》的画家韩滉，韩滉在他的时代，其意义却毫无疑问首先而且必然在政治领域。作为一个具有杰出气概，但同时也颇为强悍的东南藩帅，韩滉是一个站在当时政界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所以我们矛盾了，我们对韩滉的历史认知出现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了。然而幸运的是，我们总算还可以通过对史料的爬梳，通过对韩滉与德宗间种种细微关系的剖析，通过对韩滉历史形象转变原因的条理，还原一个还算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韩滉。同时，也为作为后人的我们去认识唐人的价值观，或者还有宋人、明清人，甚至我们自己对待藩镇问题的价值观提供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