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繁荣——文化受到刺激



唐初的诗文，仍是继承齐梁传统，文讲骈偶，诗重浮艳。到了高宗和武则天初年，王勃、骆宾王等开始摆脱齐梁的诗风，在题材上开拓了新的领域，在形式上探索了音韵的格律，为唐诗的独特风格开辟了道路。他们的文章还不能摆脱骈偶的格局，但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讨武氏檄》，或指陈形胜，或嬉笑怒骂，都已改变了齐梁文章的意境。

王勃（649—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市）人。

王勃的祖父王通，是隋末学者，著有《元经》《中说》行于世，去世后谥为“文中子”。叔祖父王绩是唐初著名诗人，父亲王福畤做过文职小官。

王勃自幼聪明过人，6岁时就能做文章，9岁时他得到颜师古《〈汉书〉注》，便作《指瑕》，指出注中的错误。颜师古是颇负盛名的学者，王勃敢加评论，胆识不凡。兄长王勔、王勮都很有才气，当时王福畤的友人杜易就称这兄弟三人为“王氏三珠树”。

麟德元年（664年）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王勃写了一篇《上刘右相书》，指陈朝政，主张“信赏而必罚，道德而齐礼”，提倡“重耕耘之务”，阐发了“德治”和“法治”并用的政治思想。这出自一少年书生之口，刘祥道深为赏识，称誉他为“神童”。刘祥道上表朝廷加以推荐，对策得高第，被任朝散郎，那时王勃才14岁。

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封禅泰山，王勃写了《宸游东岳颂》，东都洛阳造乾元殿，他又上《乾元殿颂》。沛王李贤听到他很有名声，召为沛府侍读兼修撰，他奉命撰写《平台秘略》10篇，沛王对他非常器重。当时，诸王之间盛行一种斗鸡的游戏，王勃戏作一篇《檄英王斗鸡文》，风传一时。此文为唐高宗得知后，斥责其意在挑拨诸王的矛盾，禁止他入府。以后他漫游江汉，客居剑南，登山远望，睹物思古，并赋诗以抒怀。

咸亨元年（670年）王勃到虢州，经友人推荐，被补为参军。这时他写了不少诗赋。但由于他耿介清高，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忌。有个官奴曹达犯了罪，逃到王勃处隐藏起来。王勃担心被人发觉危及自己，于是杀曹达以灭口。结果事泄被告发，应判死刑，幸逢上元元年八月改元大赦，得免一死。他父亲时任雍州司户参军，因受其连累，贬职为交趾令。

上元三年（676年）王勃再次前往交趾探望父亲。在渡南海时，不幸溺水，被人救起后，心悸而死，年仅27岁。王勃寿命虽短暂，但文学成就非凡，诗文在唐代及以后影响长久。

王勃一生的27年中，文章有数百篇，文集30卷，可惜多已亡佚，仅存40余篇。王勃写诗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他的作品使初唐的诗风为之一变，特别是反映社会现实而富有价值的五七言诗。七言诗代表作有《采莲曲》《滕王阁》。如《滕王阁》写道：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中借景抒情，既表现了物存人亡，又抒发了岁月无情的感慨。其风格高昂，气势雄放，与六朝的浮靡诗风迥然不同。

王勃五言律诗写得尤有特色。如：《山中》写道：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作，其曰：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王勃在长安时为去四川的友人杜某送别之作。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语言豪放，意境高雅，明白贴切，炉火纯青，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其他如《九日》《咏风》《别薛华》等也都很有特色。《全唐诗》收有王勃诗2卷，60余篇。还有杨炯所编并序的《王子安集》行于世。

骆宾王（约640—684年），婺州义乌（今属浙江省）人。

骆宾王，字观光。父亲骆履元，曾为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南）令。

骆宾王幼时天资聪明，喜欢读书，7岁就能写诗，看到群鹅游于水中，便随口而咏成《咏鹅》诗：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因此被人誉为“神童”，此诗又传世至今，家喻户晓，童叟皆知。

骆宾王从小随父到博昌。后父亲病故在任上，便随母亲迁居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过着艰苦的生活。后又流落在京、洛一带。龙朔元年（661年），骆宾王被道王李元庆辟为府属。龙朔三年（663年）朝廷诏令各地荐举人才。李元庆让他自叙所能。他在《自叙状》中却自持清高：“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腼容貌进，食禄要君，……此凶人以为耻，况吉士以为荣乎”，拒绝了推荐。后又任过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等职。

乾封元年（670年），吐蕃东犯，骆宾王以奉礼郎从军西域。他写了许多边塞诗，既记述了边塞军事生活的艰苦，又表达了自己慷慨从军戍边的壮志豪情。两年后，他又到四川，参加过姚州道大总督李义征讨蒙俭的战役。此后又在蜀中宦游多年，曾任武功主簿。

上元三年（670年）吐蕃进犯鄯、廓、河芬等四州。朝廷任命吏部侍郎裴行俭为姚州道左二军总管进行征伐。裴行俭想要骆宾王任掌书记，骆宾王以母老为由婉辞，后调任明堂县主簿。有名的长篇歌行《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并启》就是在调任之前写的。这篇长篇歌行以豪放的语言描绘了长安的繁华壮丽，“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帝居壮，安知天子尊。”同时又对王侯权臣的奢侈腐朽生活做了揭露，“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侠客珠弹垂杨道，娼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最后诗中对这些“自言千载长骄奢”的人发出警告，要他们知道会有“须臾失浪委泥沙”的那一天。这篇歌行与齐、梁宫体诗情趣迥异，它吸收了六朝乐府的格调，写法灵活，抒情叙事，运用典故，音节和谐，语言流畅，用数字对仗也较巧妙，是一篇为人持重的作品，《旧唐书》颂说“当时以为绝唱”。

仪凤三年（678年），骆宾王补为长安主簿，后为朝官侍御史。当时正值武则天以“天后”掌政，制定告密法。由于骆宾王多次上疏讽谏言语不慎，被御史弹劾，诬告他任长安主簿时贪赃而获罪下狱。在狱中他写有《狱中书情通简知己》《在狱咏蝉》《萤火赋》等篇，咏物抒怀，申诉了自己的冤屈，并流露忧国之情。其中《在狱咏蝉》最为人所传诵：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诗中以蝉自喻，托物寄情，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含蓄地表达了周围的政治气氛和自己的不得志。最后用“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的深沉有力的语言抒发了自己的清白无辜，但又难以诉说的强烈感慨。此诗以蝉自喻，情与物融为一体，对仗工整，语言精练，是五言诗的一首名作。

仪凤四年（679年）唐高宗主东都洛阳，改元“调露”，大赦天下，骆宾王获释出狱。他写了长篇歌行《畴昔篇》，叙述自己的坎坷遭遇。随后北赴幽燕，被裴行俭招为幕府，出征突厥，所写诗云：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与此同时还有《宿温城望军营》《夕次蒲类津》《边城落日》《边夜有怀》等反映边塞生活的诗篇。

调露二年（680年）骆宾王被授为临海丞。他到临海（今浙江天台）后，郁郁不得志，不久弃官而去。嗣圣元年（684）骆宾王来到扬州。当时前相国之孙徐敬业被贬为柳州司马。由于他们的处境有某些相近之处，逐渐结合成为政治上的伙伴。徐敬业与其弟徐敬猷，联络被贬为括苍县令的给事中唐之奇、贬为黟县令的詹事府司直杜求仁、出使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还有宰相裴炎、左骁骑卫大将军程务挺等人，以“皇唐旧臣，公侯家子”的身份，“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在光宅元年（684年）九月于扬州起兵，领扬州大都督，讨伐武则天。在扬州的骆宾王也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任艺文令。有名的《讨武氏檄》（即《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就是由骆宾王起草的。

讨武氏檄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机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这篇慷慨激昂的檄文，是骆宾王个人长期郁积在胸中的悲愤和仇恨的总爆发，也反映了一些具有正统观念的封建士大夫对武氏统治不满的心声。檄文言辞激烈，有很强的号召力。最后两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诘问有力，发人深思，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全篇采用骈体，辞采华丽，对仗工整，刚毅有力。无论是叙事、说理、抒情都挥洒自如。据说武则天在读这篇檄文时，看到“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句，只是微笑而已。可是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句，便矍然问道：“谁为之？”当左右的人回答说是骆宾王所写时，她说：“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可见武则天也不得不佩服骆宾王的文才。

武则天派遣30万大军镇压徐敬业。高邮一仗，徐敬业全军覆没。关于骆宾王在兵败后的下落，各书记载说法不一。《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说骆宾王“伏诛”；而《新唐书》说：“敬业败，宾王亡，不知所之。”也有书说他“投江而死”。据孟棨的《本事诗·征异》载：“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总之，骆宾王的一生是非常坎坷，以悲剧告终的。

略晚于王、骆的，有陈子昂（661—702年），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省）人，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摆脱齐梁文风都表现了坚决态度的诗人。《感遇诗》38首，是他的代表作。他写了大量散文，不用骈偶，也为文体的革新起了先驱的作用。

陈子昂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少年时，喜好射猎、赌博，18岁时痛改前非，发愤读书。

数年之间，遂以擅长诗文著称。京兆府司功王适看到他所作《感遇诗》38首，非常叹赏，说：“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由此远近知名。

武周圣历元年（698年），陈子昂因父老病上表请辞还乡。朝廷下诏准许他保留官职回乡供养。不久父病逝，他在墓旁设庐舍服丧，每逢哀思痛哭，闻者无不下泪。射洪县令段简是个赃官，他听说陈家是县中首富，图谋勒索大笔钱财，陈子昂家属送了20万缗尚嫌少，借口把陈子昂加罪入狱。陈子昂忧愤而死，终年42岁。临终前他是未解职的朝廷谏官，但朝廷始终不过问。直到代宗大历年间，东川节度使李叔明在梓州为陈子昂立旌德碑，表彰他在振兴文学上的重大贡献。

初唐到中唐，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时期。唐初，继承南北朝时期骈体文、宫体诗的遗风，追求雕词琢句的形式美，内容却空虚贫乏，陈子昂反对这种只讲形式不重内容的文风，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大声疾呼“文章道弊五百年矣”，必须改变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采繁竞丽而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发扬《诗经》风雅颂和西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才能使文学振兴起来。他在创作中就是贯穿了“诗以言志”，文必达意古雅的新文风。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感遇诗》38首就是这样。

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新唐书》本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在他的倡导下，文体文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唐诗和古文兴起的新局面，陈子昂是促成这一重大转变的先驱人物。唐代人王适称他为“海内文宗”，是当之无愧的。

此后，唐诗的创作进入繁荣的阶段，出现了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

唐代中叶，诗坛很盛，李白（701—762年），字太白，绵州昌隆（今四川省江油市）人。他一生浪迹天下，写下了不少游历名山大川的诗篇。742年，李白42岁时，被召入长安，受到玄宗和朝臣的推重，诗名更盛。但三年的仕宦生活，使他接触了宦海的龌龊，同时也开阔了他写诗的意境。他的诗，善于以奔放的感情、丰富的想象、非凡的笔触，深深地使人感动。

李白，据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记述：“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居绵州昌隆青廉乡。

李白自幼读书，成绩卓著。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新唐书》本传说他“十岁通诗书”，《唐才子传》称他“十岁通五经”。李白少时，好任侠，且喜纵横。魏颢撰《李翰林集序》，刘全白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称其“少任侠”。《新唐书》本传也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从这些记载看来，李白自幼为学，便异于常人。此后交游，也多豪侠之士。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沿江而下，到达江陵，结识司马承祯，甚被赏识。从江陵东下，经历洞庭、庐山，到金陵，后抵扬州。在安陆与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在湖北滞留许久。在此期间，李白与当时的一般宦游士子一样，曾经多次投书长吏，干谒求仕。其后又西入长安，小隐终南。谋官不成，复返安陆。开元二十二年，到襄阳，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数年之间，与洛阳、太原、东鲁等地的道士、隐士交游，远近闻名。

天宝元年（742年），李白奉诏入京，于翰林院中待诏供奉。李白结束了漫游生涯，暂作宫廷侍从。此后未见重用，又遭谗毁，于是一年以后便上疏求去。天宝三载，又离京远游。远游之中，李白结识了杜甫和高适，三人曾经周游梁（今开封）、宋（今商丘）。同时，李白又从北海高天师，求仙学道。此间，李白前妻亡故，又再婚许氏，许氏亡后，又娶宗氏。这时身家多故，国家多事。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企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的安危，颇为关切，虽然仍事漫游，但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李白避居庐山。这时永王李璘出师东巡，邀李白入幕。至德二载，永王兵败被杀，李白被捕入狱。出狱之后，又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附近）。乾元二年（759年）于途中遇赦，乃沿江东还。至当涂，依李阳冰。宝应元年（762年），病逝于当涂。

李白一生的政治抱负极大，但他的实际成就只在文学上，诗与杜甫并称。文名虽为诗名所掩，但有些文章，亦颇为世传诵。

李白一生所作诗文甚多，丧失亦多。在他生前，曾以所作嘱托王屋山人魏万（又名颢）编集。其后，他流放夜郎、遇赦而还之时，遇到江夏倩公，又曾将他“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最后，李白将终之日，又托李阳冰编辑其集。李阳冰《草堂集序》有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殛，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太白草堂集二十卷》，称“李阳冰录”，当即根据李阳冰所编之本。李白的“千秋万岁”应此而得传。

杜甫称道他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说是“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1000多年来，他一直有“诗仙”之称，是诗坛上的浪漫主义大师。他有诗集传世。《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梦游天姥吟留别》等是最为有名的篇章。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原籍襄阳，后徙河南巩县。他博学典籍，有“读书破万卷”的经历。在安禄山叛乱的前后，他在长安亲眼看到唐统治集团的腐朽和叛军的残暴。后来又在逃难途中有较多的机会接触民众，了解他们在乱世的痛苦。他的诗写出了时代的现实，真挚地表现了他关心皇朝盛衰、民生疾苦的心情，被称为“诗史”。他是诗坛上现实主义的大师，对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他也有诗集传世。《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和《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是尤为著名的诗篇。

在盛唐诗坛的群星之中，杜甫是与李白齐名的另一伟大诗人。

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表达了李白、杜甫在文学成就上所获得的崇敬。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他的诗险怪严整，跟白居易诗的通俗易懂，适成对照。他雄健的笔力和富赡的才思，使他的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而文体的改革，后来经过韩愈、柳宗元的倡导，出现了很大的成就。

韩愈郡望昌黎（今属辽宁），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他“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可见，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又都以文章名世，这对于韩愈的成长大有影响。韩愈少时，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家道已中落。《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20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到长安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直到贞元八年（792年），韩愈25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陆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年）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十年谋官，两月即贬。“永贞革新”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年），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11年），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正当唐宪宗妄图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唐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年）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韩愈20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故于长庆四年（824年），终年57岁。

韩愈一生，积极求官，努力为文。求官不仅是为衣食，也是为了行道，为文也不仅是好古人之辞，而是为了明道。韩愈为人所行之道，及其为文所明之道，都可从他一生实践得到证明。概括起来，如下可谓：

第一，韩愈的“道”，主张“忧天下”，也是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自养”，“独善其身”。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儒家“兼济”的思想，却又有所不同，其实这在当时是相当积极的一种政治态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一篇体现韩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第二，韩愈之道也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他反对藩镇割据，不仅因为自幼身经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藩镇割据给国家造成的危害。

第三，韩愈的道又是关心社会现实、反对佛老的。在唐代，反对佛教虽不从韩愈始，但兼辟佛老，则为韩愈所为。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还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是十分激烈的主张。更激烈的言论还是他的《论佛骨表》。

第四，韩愈之道又是主张重视人才、选拔人才的。这又是韩愈为人行道的另一个突出的表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不但自己培养人才，也向别人推荐人才。《行难》一文反复说明选拔人才的重要。

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韩愈写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韩愈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他的《杂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对于人才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

韩愈文章的又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

韩愈为文的再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他的诗亦很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世的影响较大。诗就思想内容而言，韩愈为诗，亦如为文，对于国计民生，多所关切。如《龊龊》一诗，云：

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

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

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

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

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

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

　

这样的作品，与他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文，思想倾向基本一致。这样的思想内容，与安史之乱前后元结、杜甫的某些作品，一脉相承。

但韩愈为诗的新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例如《山石》一诗发端有云：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又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有云：

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

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

……

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

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韩愈、柳宗元是伟大的散文作家。他们对两晋以来那种用美丽词句、典故和成语堆砌起来的骈体文，予以沉重的打击，夺取了它们的阵地。韩愈大力发展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首先要求有充实的内容，同时强调独创，反对因袭，强调“捶字坚而难移”，“文从字顺各识职”。他的作品，如长江大河，浩瀚、曲折而明畅。《师说》《原毁》《讳辩》《进学解》《论佛骨表》《祭十二郎文》等，都是有名的代表作。他有《昌黎集》传世。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他在文体改革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韩愈。他的散文长于理论上的阐述。而山水游记，清新精美，于曲尽物态的同时，流露着作者沉郁的心情。他有《河东集》传世。

韩愈、柳宗元提倡的新文体，比起骈体文来，大大接近于口语，成为记事、表情、达意的重要武器，对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在唐初已出现的传奇，是以奇异故事，主要以爱情故事为内容的作品。自新文体盛行以后，传奇就兴盛起来，在《太平广记》一书里，保存了大量的这种作品。李朝威的《柳毅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都是有名的代表作，而《莺莺传》更成为后来文学作品广泛使用的题材。唐代僧人为了宣扬佛法，向群众宣讲佛经中的神奇故事，叫作变文。当时的民间艺人，也用变文的形式来讲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变文，是改变原来情节的意思，有如后来的“演义”。有的学者认为，以采取通俗语言为特点的变文的出现，也是受到韩柳新文体活动压力的结果。传奇和变文，从文艺形式的发展上看，是后来的话本、讲史、戏曲、小说等的先驱。

韩愈、柳宗元。在散文创作的实践和宣传中，是重要的伙伴，但在哲学上是有分歧的。韩愈在佛教大为盛行的时候，站出来反对奉迎佛骨等迷信举动，进行反对佛道的宣传。但是韩愈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首先提出道统的观点，强调对儒家思想的维护，以儒家的“仁”、“义”进行说教。他也相信天命论，认为封建统治是天命所归，是符合天的意志的。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唯物的。他认为宇宙是由运动着的元气构成的。而天地、元气等，都是自然生成的，并不是什么神秘之物。他认为人类从最初不能自奉自卫，到能够假物以为用，最后又出现了君长刑政，这都是由势所决定的。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是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他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进步的。

柳宗元，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故人称“柳河东”。

柳宗元，唐代宗大历八年出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县令，父柳镇历任地方官职，贞元中为殿中侍御史，曾因触犯窦参而被贬，为人号称廉直。柳宗元随父到过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经历过河北诸镇和李怀光等的叛乱。在动乱的年代，他开始立志学习，在后来写的《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

贞元九年（793年），21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贞元十四年（798年），又中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与韩愈相比，柳宗元仕途可称顺利。但他对自己要求甚高，并不自满。因为他志在“远大”，所以对于科举的得失不很在意。正如他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说：“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

贞元十九年（803年），柳宗元调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等同官，这时结识了王叔文。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顺宗即位，改元永贞，王叔文等当权，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参与革新活动。唐顺宗不久逊位，改革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注定要失败的。果然，唐宪宗八月即位之后，王叔文等便相继被贬。柳宗元也一贬再贬，初贬邵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贬永州司马。这是柳宗元根本不曾想到的。遭贬之后，柳宗元处境十分险恶，从此发愤著书为文，不再求仕进，这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也曾见到。穷愁著书，本是历代文人的一个传统。柳宗元既不得志，于是也要著书以贻后世。又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一面读书，一面著述，《非国语》诸作，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写出来的。

元和十年（815年）时，柳宗元与同时遭贬诸人被召回到京师，但不久又出为柳州刺史。

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时，虽然仍属远谪，但比司马官职高，这时可以做些分内可行之事，尽管不得大“兴尧舜孔子之道”，而变革“土俗”，改易“乡法”，使贫人儿女免为奴婢，也是稍遂其“辅时及物”之志了。与此同时，他也曾希望有人给他援助。元和十三年（818年），李夷简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柳宗元以为其人可托，曾有《上门下李夷简相公书》说：“及今阁下以仁义正直人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故敢致其辞以声其哀。若又舍而不顾，则知沉埋踣毙无复振矣。”这大概是柳宗元最后一次向人求援了。此书最后又说：“生死通塞，决在此举。”果然，此后不久，元和十四年（819年）十月，柳宗元卒于柳州。

柳宗元文章著作之成就，主要得力于贬斥之时。处于贬斥的地位，不仅可以发愤读书，而且可以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对历史对现实都可以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柳宗元文章的深度也就由此得来。韩愈和刘禹锡说柳宗元之文“深博无涯涘”，“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是看出了柳文的深度的。

柳宗元文章之最有特色者大概可分两类：一为论说杂文，一为讽喻杂文。

杂文的代表作品是《贞符》和《封建论》。《贞符》动笔于被贬之前，写成于既贬之后。贬前贬后写这样的文章都是不合时宜的。被贬之后向天子献上这样的文字，尤其不识时务。当时唐宪宗初继帝位，识时务者应该歌颂当今，而不要上论前代。柳宗元则是从上古说起，驳斥了前人关于帝王受命于天的言论。这是柳宗元一篇文以明道的典型作品。在他看来，这里所说的，都是本之六经的孔子之道。文章内容的特点和传统的符命之说相反，驳斥了董仲舒以来的许多天人感应的说教。这样的文章是有见解的，不但超过了前代的董仲舒等，也不同于当代的魏徵诸人。与同辈的韩愈相比，更为独特。在他以后，这样的文章也就无人再写，可以说是一篇空前绝后的文字。

柳宗元另一篇重要的论说文章是《封建论》。这也是一篇推原“圣人之意”的明道之文。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封建非圣人意”。《贞符》和《封建论》，是柳宗元论说文章两种类型的代表作品，这两篇之外，与《贞符》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尚有《天说》《?说》和《非国语》中的一些片断以及《永州龙兴寺息壤记》等，这些文章都论证古今，学究天人，敢破传统，独立不惑。与《封建论》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还有《六逆论》《晋文公问守原议》《伊尹五就桀赞》《梁丘据赞》以及《非国语》中的另一些篇章。这些文章也是论证古今，破传统之见，且针对时弊，不为空谈。

柳宗元的讽喻杂文所包甚广。一类是杂说、杂感，有的近似寓言、小品。这类文章为世传诵者有《三戒》《捕蛇者说》。此外，还有《敌戒》《鞭贾》《吏商》《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等。《鞭贾》近似寓言，其文谓鬻鞭者以高价欺人，富家子以高价受欺。这样的文章不仅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公卿，而且触及了最高统治者。中唐以前少有这样的文字，旁敲侧击，实开晚唐小品之先例。

另一类是骚体杂文，这是杂说杂感之外别具特色的作品。骚体杂文在柳宗元的全部文章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与他身遭贬逐不屈其志、一寓于文颇有关系的。柳宗元这部分文章也被后人看作“变骚”或“续楚辞”，以为与续骚之文同列，现在看来，这类骚体杂文还可分为两组：一为赋体之文，一为文体之赋。柳宗元主张“兴西汉之文章”，他在这里确实继承了西汉这类文章的传统。当然，柳宗元这类文章都有新的特色，与后人所谓“文必西汉”者不同。

柳宗元的赋体之文的代表作品有《瓶赋》《牛赋》《惩咎赋》《囚山赋》等。《牛赋》是一篇短制，其文虽名咏物之赋，实为讽喻之文。写牛的一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羸驴对比，一则有功无赏，一则不劳而获。前人论文，以为本篇与《瓶赋》皆有所托，或谓为王叔文而发，或以为自喻之辞。这样的文章寓意是比较深广的，可能有感而言，不必为一人一事而发。

柳宗元的文体之赋的代表作品有《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憎王孙文》，以及《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这些作品名虽为文，实皆赋体。柳宗元之文最为世间传诵者是几篇山水游记。但在柳宗元笔下，山水游记，实亦骚体。山水游记中最著称的，是“永州八记”。这几篇作品尤其带有骚体的特点。游记而带骚体，这是柳宗元文章的新特征，与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例如《水经注》一书，固然是集山水记之大成的著作，但其中有关山水的刻画，都是一些片段，不是独立的篇章。柳宗元虽然有时也发表观感，却与永州诸记不同。永州诸记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多写骚人的感受。柳宗元于论说杂文和骚体杂文之外，还写过一些传记，这也是同他欲“兴西汉之文章”有关系的。

跟韩愈同时的柳宗元、刘禹锡都是诗人，但风格不同，而韩愈、柳宗元的诗，又为他们自己在文坛上的盛誉所掩。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跟柳宗元接近。他在《天论》一文中探讨了天人关系，认为天和人都有自己的能和不能，天能生万物，人能治万物，天与人的关系是“交相胜”、“还相用”的关系。刘禹锡有《刘宾客集》传世。

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祖籍洛阳，曾任监察御史，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称柳宗元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柳宗元文章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立论新颖，打破传统；一是牢骚太盛，出言多讽。这两大特征，也是其人的个性特征。

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与韩愈相似，主要在文；但他作为诗人，也是一代名家。柳宗元的诗风，亦如其文，多骚人之气，迁客之音。

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连、封四州刺史》一诗，云：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远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这是柳宗元贬居柳州的一篇名作。对于此诗，前人评论甚多。严羽《沧浪诗话》云：“深得骚学。”

再看《别舍弟宗一》，诗云：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重别泪越江边。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

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这也是柳宗元的一首名篇。所言“去国”、“投荒”，自是迁客骚人的遭遇；“荆门郢树”，犹多楚人怀土之思。手足分离之际，满腔忧愤，倾泻无余。凄清孤寂之感，是表达得淋漓尽致的。

柳宗元还有一些小诗，如《江雪》，所抒孤寂之情，尤为深至。此诗云：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短短四句，孤寂、凄冷，诗人的身、心、处境，尽在其中。

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还有：

孟郊（约751—814年，现存诗歌500多首，以短篇的五言古诗最多，代表作有《游子吟》。元和九年因病去世）、卢仝（约795—835年，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人，生于河南济源市武山镇，今思礼村，是韩孟诗派重要人物之一）、贾岛（779—843年，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人。早年出家为僧，号无本，自号“碣石山人”。据说在洛阳作诗发牢骚，被韩愈发现，后受教于韩愈，并还俗参加科举，但累举不中第）、李贺（790—816年，河南福昌人。字长吉，世称李长吉、鬼才、诗鬼等，与李白、李商隐三人并称唐代“三李”，一生愁苦多病，做过3年从九品微官奉礼郎，是中唐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又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重要人物，代表作有《高轩过》《雁门太守行》《罗浮山人与葛篇》等）等有名诗人，都走着同一的创作道路，成为诗坛上另一个流派。

在唐代中叶后期，韩愈和白居易是风格迥然不同的两个大诗人。

白居易（772—846年），原籍太原，后徙居下邽（今陕西省渭南县）。他是跨唐代中叶和后叶的人，但他的主要诗篇多写于中叶。他的作品特点，一是通俗易懂，一是明显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发展了杜甫现实主义的传统，写了大量的讽喻诗，善于用典型的事例，揭露官场的腐败和人民的困苦。他的许多诗，也都有诗史的特点，可以补史书的不足，他的《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更是有丰富的现实内容的组诗。他的两篇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在艺术上造诣很高，得到广泛的流传。他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著名诗人元稹（779—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洛阳人，今河南洛阳，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作有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为后来《西厢记》故事所由。有《元氏长庆集》60卷，补遗6卷，存诗830多首，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100卷）、王建（约767—830年，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王建一生沉沦下僚，生活贫困，了解人民疾苦，写出大量优秀的乐府诗。他的乐府诗与张籍齐名，世称“张王乐府”。其诗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厚，思想深刻，爱憎分明。如《十五夜望月》《田家行》《簇蚕辞》《当窗织》《织锦曲》《促刺词》《去妇》《水夫谣》《海人谣》等，反映了劳动人民备受残酷剥削压迫的痛苦生活，特别对劳动妇女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羽林行》《射虎行》等，揭露了君主荒淫、权豪凶横和藩镇混战等黑暗的社会现实），都跟白居易走着同样的创作道路，成为诗坛上的一个流派。